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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曾描述了孙策力排众议，怒杀于吉之事，读来令人回味。于吉作为太平道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在江东数十年来并无过恶，并能解围济困，却惨遭屠戮。于吉之所以有此厄运，其实与当时的时势和道教的流变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反映中国早期道教在江东的传播和影响。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解析。

一、孙策处斩于吉的由来和演绎

于吉(？-200)，一作干吉、干室。道士。三国时琅琊(今山东胶南)人。传初居东方，后在吴郡、会稽一带，烧香读道书，制符水以治病，甚得民心。相传曾得神书于曲阳泉上，目前论者多以《太平青领书》为其著。后为孙策以幻惑人心为由斩之。

　　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①中，小说作者对孙策怒斩道士于吉作了较多的描述，而且描述得绘声绘色。如孙策在宴请袁绍的使节陈震之时，于吉恰时来到。孙策看到不仅诸将群起欲往拜之，而且百姓对于吉“俱焚香伏道而拜”，大怒道：“是何妖人？快与我擒来。”当听到诸将对于吉的赞美和崇拜之语时，“策愈怒，喝令速速擒来，违者斩”。当于吉被带到跟前时，孙策厉声斥责道：“狂道怎敢煽惑人心？”当听到于吉的辩解后，孙策怒责道：“汝毫不取人，衣服饮食，从何而得？汝即黄巾张角之流。今若不诛，必为后患。”并“叱左右斩之”。虽听到谋士张昭说于吉“在江东数十年，并无过犯，不可杀害”之语时，孙策反驳道：“此等妖人，吾杀之何异屠猪狗！”虽经众将和使节陈震的苦谏，“策怒未息，命且囚于狱中”。策母吴太夫人听到此事后，也劝孙策不可妄杀于吉，孙策却不为所动：“此乃妖人，能以妖术惑众，不可不除！”当看到连狱卒也“皆敬信于吉”时，孙策“大怒，痛责狱吏，仍将于吉械系下狱”。面对张昭等数十人联名作状，“乞保于神仙”之情形，孙策指斥众人道：“公等皆读书人，何不达理？昔交州刺史张津听信邪教，鼓瑟焚香，常以红帕裹头，自称可助出军之威，后竟为敌军所杀。此等事甚无益，诸君自未悟耳。吾欲杀于吉，正思禁邪觉迷也。”即使孙策言明必杀于吉之因时，仍有臣下千方百计地为于吉开脱，如吕范建议在干旱季节“令其祈雨以赎罪”，孙策不便拂其意，勉强应允，在于吉祈雨成功之时，当孙策看到“众官及百姓共将于吉扶下柴堆，解去绳索，再拜称谢”，而且看到“官民俱罗拜于水中，不顾衣服”之时，对众人崇信于吉如神仙的状况十分忧虑和愤怒，如小说描写道：“(孙策)乃勃然大怒，叱曰：‘晴雨乃天地之定数，妖人偶乘其便，你等何得如此惑乱？’掣宝剑令左右速斩于吉。众官力谏，策怒曰：‘尔等皆欲从于吉造反耶？’众官乃不敢复言。策叱武士，将于吉一刀斩头落地。……策命将其尸号令于市，以正妖妄之罪。”小说中又描写了于吉被杀后的种种怪异之事，这从侧面又反映出孙策对于吉至死不渝的必杀之心。

　　关于于吉事迹，早见于[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六《吴书一·孙破虏讨逆传第一·孙坚孙策》下注《江表传》：

　　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县首于巿。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

　　《志林》曰：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师于吉所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白素朱界，号《太平青领道》，凡百余卷。顺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岁，于吉是时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礼不加刑。又天子巡狩，问百年者，就而见之，敬齿以亲爱，圣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谬诛，非所以为美也。

　　小说与《江表传》中所记载很类似，都认为是于吉因触犯了孙策的忌讳而被杀，这与孙策吸取历史教训对太平道这一早期道教颇多忌惮有关。但《志林》从中国古代敬老这一传统习俗的角度出发，对孙策诛杀年近百岁的于吉颇有微词。但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判定陈寿认为于吉是妖妄之徒的观点是正确的：

　　又孙策出行，为许贡客所射中，创而死。《江表传》、《志林》、《搜神记》皆以为策杀道士于吉之报。寿作策传，独以为妖妄，削而不书，亦见其有识。

　　其后，在不同的史籍和笔记中多有记载。如[晋]干宝《搜神记》卷一《于吉》对孙策诛杀于吉事也有类似记载：

　　孙策欲渡江袭许，与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熇厉。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见将吏多在吉许。策因此激怒，言：“我为不如吉耶？而先趋附之！”便使收吉。至，呵问之曰：“天旱不雨，道路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态，败吾部伍，今当相除。”令人缚置地上，暴之，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视，不知所在。

　　策既杀吉，每独坐，仿佛见吉在左右。意深恶之，颇有失常。后治疮方差，而引镜自照，见吉在镜中，顾而弗见。如是再三。扑镜大叫，疮皆崩裂，须臾而死。(吉，琅琊人，道士。)②

　　[晋]干宝《搜神记》卷一《于吉》所记载孙策与于吉事，与《三国演义》、《江表传》、《志林》出入较大。据《搜神记》所述，于吉死于孙策袭取许昌途中，而且是孙策与于吉同行。干宝将于吉描绘成吴军中的一员，并将于吉被杀的原因归咎于孙策痛恨于吉不和他同心协力，共度难关，反而败坏军纪。作为笔记小说，《搜神记》并没有像《三国志》那样，重视历史史实，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对于吉的作为进行评判，对于吉被杀的同情成分大大减少，当然作者对孙策之死的一些传说也加以附会，并与《三国演义》一样，赋予一些神异色彩。

　　[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一《洞仙传·于吉》记载：

　　于吉者，琅琊人也。其父祖世有道术，不杀生命。吉精苦有逾于昔人。常游于曲阳流水上，得神书百余卷，皆赤界白素青首朱目，号曰《太平青领书》。孙策平江东，进袭会稽，见士民皆呼吉为于郎，事之如神。策招吉为客在军中，将士多疫病，请吉水喷漱辄差。策将兵数万人，欲迎献帝讨曹公，使吉占风色，每有神验。将士咸崇仰吉，且先拜吉后朝策。策见将士多在吉所，因怒曰：“吾不如于君耶？”乃收吉，责数吉曰：“天久旱，水道不通，君不同人忧，安坐船中作鬼态，束吾将士，败吾部曲，今当相除。”即缚吉，暴使请雨。若能感天今日中大雨者，当相原；不尔，加诛。俄而云兴雨沴，至中漂没。将士共贺吉，策遂杀之，将士涕泣收葬。明旦往视失尸，策大怆恨。从此常见吉在其前后，策寻为许贡伏客所伤，照镜见吉在镜中，因掊镜大叫，胸创裂而死。世中犹有事于君道者。③

　　《云笈七签》是一部道教经典，它所记载的孙策与于吉的内容与《搜神记》卷一《于吉》比较一致，都对以前史籍的记载做了一定的加工和改编，故而与《江表传》、《志林》的记载出入较大。《云笈七签》简要地描述了于吉的生平事迹，将于吉放在道教人物系统里，对其怜惜生灵、神异道术加以颂扬，如孙策为其神异道术和广受民众爱戴所吸引，“招吉为客在军中”，于吉为吴军治病，作法，“每有神验”，因而受到吴军将士的爱戴，“将士咸崇仰吉，且先拜吉后朝策”。为此引起孙策的嫉恨，于吉虽祈雨成功，但仍免不了被杀的结局。即使如此，吴军将士仍不顾一切地为于吉“涕泣收葬”。《云笈七签》对于吉持着颂扬的态度加以肯定其行为，并对他被妄杀持惋惜之情，却对孙策不顾于吉为吴军立下不少战功而违约斩杀他，作者用文中语言暗表不满之情。《云笈七签》还把孙策之死归因于他妄杀于吉而得的果报，孙策受伤其实是在他斩杀于吉之前，为吴郡太守许贡家客所刺才是孙策之死的主要原因，而《云笈七签》则把次序颠倒，将吴郡太守许贡家客行刺孙策之事放于孙策诛杀于吉之后。

　　还有一些记载于吉事迹的史籍和笔记，他们多引自《江表传》，如《册府元龟》卷九百二十一《总录部·妖妄》、《册府元龟》卷九百四十一《总录部·残虐》、[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焚香始于汉》、《能改斋漫录》卷四《精舍》等，在此不再赘述。

　　从以上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道士于吉在江南一带颇具影响力，作为早期道教的一支，太平道在江南一带得到广泛传播，信仰的基础由民众扩大到上层官僚，乃至宫廷。为此引起孙策的忌恨，于吉被杀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早期道教的发展和孙吴政权对其抑制

中国的早期道教虽产生于东汉后期，但它是中国先秦以来崇巫术、重淫祀传统和神仙方术盛行的有机结合体。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对中国道教的产生条件作了令人信服的概括：“就道教而言，当时崇尚黄老的社会思潮，与传统的鬼神崇拜、神仙思想、阴阳数术逐步合流，则为道教的形成，准备了必要条件。”④道教是中国本土化的宗教，它对下层民众具有强大的磁性效应。

　　东汉后期，自桓、灵二帝始，皇帝昏庸，宦官干政，吏治腐败，豪强欺民，加之自然灾害频发，民不聊生。这为中国早期道教的产生提供了生存和发展土壤，作为中国早期道教的主要分支——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就应运而生。五斗米道由张陵在四川鹄鸣山(一说鹤鸣山、鹄山)创立，后又称为正一道。张陵(34～156)，沛国丰邑(今江苏丰县)人，后改名为张道陵，道教徒敬称之为张天师、正一真人、祖天师等。尊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言为经典，自称太上老君，授为“三天法师正一真人”。制作道书24篇，建立24治区，各治立道官祭酒，以统治道民。道民有犯小过者以悔过自新为奉道之主旨，并用符水咒法为道民治病。张陵与其子张衡、孙张鲁均以五斗米道管辖和教化治民，并被教徒分别称为祖天师、嗣师、系师。子孙世袭天师道号，历代帝君皆加有封号。太平道以《太平经》而得名，虽肇始于于吉、宫崇一系的“太平青领道”，但成一严密组织实创于张角，《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

　　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兗、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⑤

　　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创自于天灾人祸肆虐的东汉后期，它们的教义和布教方法得到了众多民众的崇奉和拥护，其中太平道受《太平经》中的思想影响很大，从目前流传下来的《太平经》来看，内中蕴含了“致太平”思想，倡导建立理想的“太平”世界。《太平经》的作者认为天下大乱，难致太平盛世实因与统治者的不施仁政导致阴阳失和而致：

　　今天地阴阳，内独尽失其所，故病害万物。帝王其治不和，水旱无常，盗贼数起，反更急其刑罚，或增之重益纷纷，连结不解，民皆上呼天，县官治乖乱，失节无常，万物失伤，上感动苍天，三光勃乱多变，列星乱行；故与至道可以救之者也。吾知天意不欺子也。天威一发，不可禁也。获罪于天，令人夭死。……今帝王居百里之内，其用道德，仁善万里，百姓蒙其恩。父为慈，子为孝，家足人给，不为邪恶。帝王居内，失其道德，万里之外，民臣失其职，是皆相去远万万里，其由一也。习善言，不若习行于身也。⑥

　　《太平经》作者倡导道德仁治，并具有朴素的民本思想。《太平经》主张统治者应以“道德仁治”治理国家，不能仅靠严刑峻法对待臣民，只有这样，才能使君、臣、民三者相辅相长，“致太平”：

　　故古者上君以道服人，大得天心，其治若神，而不愁者，以真道服人也；中君以德服人；下君以仁服人；乱君以文服人；凶败之君将以刑杀伤服人。是以古者上君以道德仁治服人也，不以文刑杀伤服人也，所以然者，乃鄙用之也。上君子乃与天地相似，故天乃好生不伤也，故称君称父也。地以好养万物，故称良臣称母也。人者当用心仁，而爱育似于天地，故称仁也。此三者善也，故得共治万物为其师长也。夫欺刑者，不可以治，日致凶矣，不能为帝王致太平也，故当断之也。⑦

　　《太平经》作者认为治国之道，当以民为本：

　　故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无民，君与臣无可治，无可理也。是故古者大圣贤共治事，但旦夕专以民为大急，忧其民也。若家人父母忧无子，无子以何自名为父母，无民以何自名为君也。故天之法，常使君臣民都同，命同，吉凶同，一职一事失正，即为大凶矣。⑧

　　《太平经》的这些思想对于东汉后期处于水深火热的民众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也与民众渴望太平盛世的理想相一致，早期道教布道者的言行对民众乃至官员、士绅也有很强的粘附性。由此不难明白于吉为什么能在江东一带颇受爱戴的原因。早在于吉之前，张角就以太平道为外衣，发动起义，民众一呼百应，以致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的统治根基，从此使汉室走向衰微：

　　(张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素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着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亦名“蛾贼”。杀人以祠天。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⑨

　　作为割据江东的孙策，他历经黄巾军起义对东汉政府的巨大冲击，眼见强大的东汉朝廷在黄巾军起义的打击下，瞬间土崩瓦解，对此不能不有所感触；其二，于吉在江东深受爱戴，连他的臣民无不顶礼膜拜，这无疑对他的内心震动很大，前车之鉴，犹在眼前，为此他绝不希望东汉朝廷的悲剧在江东重演，这也是他不顾群臣和其母吴太夫人的强烈发对，坚决处死于吉的原因。

　　张鲁虽以道教立国，实行政教合一，却被曹操大军所灭；交州刺史张津因信教而为敌军所杀，这些惨痛的教训，时刻警醒着孙策，他清醒地认识到，在这乱世之中，崇奉宗教并不能使通过父子历经生死磨难才得以割据江东的这一局面得到长远的维持，更谈不上立足于群雄逐鹿的乱世之间，反而会恰得其反。有鉴于此，孙策力排众议，决心除掉于吉，如小说中他对群臣所言：

　　公等皆读书人，何不达理？昔交州刺史张津听信邪教，鼓瑟焚香，常以红帕裹头，自称可助出军之威，后竟为敌军所杀。此等事甚无益，诸君自未悟耳。吾欲杀于吉，正思禁邪觉迷也。

　　如何对待早期道教，孙策采取了与曹操不同的策略，后者在逼降张鲁后，对张鲁君臣采取了安抚和防范相结合的政策：对张鲁一家及其旧臣优礼有加，如对他们封以高官厚禄，并与张鲁结为姻亲，如《三国志·魏书八·张鲁传》记载：“鲁尽将家出，太祖逆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为子彭祖取鲁女。鲁薨，谥之曰原侯。”⑩除了优礼张鲁一家及其旧属外，曹操又对张鲁为代表的五斗米道采取防范瓦解的措施：将张鲁一家及其许多旧属带往北方邺城，并将大量的汉中属众迁往北方。而孙策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方式，试图通过处死于吉，使太平道、五斗米道等早期道教形态失去上层统治者的支持和怂恿，从而使早期道教在江东的发展势头得到减弱乃至消亡，以确保江东在孙氏的统治下长治久安。

三、孙策斩杀于吉反映了太平道在江南一带的发展状况

通过阅读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推断：以太平道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道教在孙策割据江东之前，已在江南一带广泛传播。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虽分别兴起于北方和巴蜀，但由于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军起义受到东汉朝廷和各路诸侯的残酷镇压，以之为旗号的太平道众一度被官方追缉；五斗米道因张鲁政权被曹魏政权所灭，而张鲁降后，被曹操挟持至北方，巴蜀一带的道众因失去了季师张鲁的领导，群龙无首，处于松散状态。一部分五斗米道众遂张鲁迁往北方，另一部分除了继续留在巴蜀以外，一些道众恐怕也会随着巴蜀张鲁政权的破灭散布于南方各地，尤其是在晋统一全国后，五斗米道在东南一带发展迅猛，杜子恭一派的天师道蔚然而兴，其后孙恩、卢循就以五斗米道为外衣，发动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东晋王朝。起义失败后，五斗米道一度衰微，但仍在江南一带有所传播。

　　我们将[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六《吴书一·孙破虏讨逆传第一·孙坚孙策》下注《江表传》和《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相参看，就不难看出太平道在江东一带的传播情况。《江表传》所载和《三国演义》所描写的孙策斩杀于吉的情节相似，只是后者对故事细节的描述更加详细而已，这是因为后者是小说的缘故。比较见下表。

　　

　　《江表传》《三国演义》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左右告曰:“此人姓于,名吉,寓居东方,往来吴会,普施符水,救人万病,无有不验。当世呼为神仙,未可轻渎。”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策大喜,即日会诸将于城楼上,设宴款待陈震。饮酒之间,忽见诸将互相耳语,纷纷下楼。策怪问何故。左右曰:“有于神仙者,今从楼下过,诸将欲往拜之耳。”策起身凭栏观之,见一道人身披鹤氅,手携藜杖,立于当道,百姓俱焚香伏道而拜。策怒曰:“是何妖人?快与我擒来!”张昭谏曰:“于道人在江东数十年,并无过犯,不可杀害。”策曰:“此等妖人,吾杀之何异屠猪狗!”众官皆苦谏,陈震亦劝。策怒未息,命且囚于狱中。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孙策归府,早有内侍传说此事与策母吴太夫人知道。夫人唤孙策入后堂,谓曰:“吾闻汝将于神仙下于缧绁,此人多曾医人疾病,军民敬仰,不可加害。”策曰:“此乃妖人,能以妖术惑众,不可不除。”夫人再三劝解。策曰:“母亲勿听外人妄言,儿自有区处。”原来狱吏皆敬信于吉,吉在狱中时,尽去其枷锁;及策唤取,方带枷锁而出。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张昭等数十人连名作状,拜求孙策,乞保于神仙。策曰:“公等皆读书人,何不达理?昔交州刺史张津,听信邪教,鼓瑟焚香,常以红帕裹头,自称可助出军之威,后竟为敌军所杀。此等事甚无益,诸君自未悟耳。吾欲杀于吉,正思禁邪觉迷也。”

　　《江表传》和《三国演义》都言太平道代表人物于吉曾常来江东布教：“寓居东方，往来吴会。”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人信奉者甚多。《三国演义》言其“救人万病，无有不验”，被世人呼为神仙。《三国演义》又借张昭之口，言于吉“在江东数十年”，这说明太平道早在孙策割据江东之前就已有所传播。《三国演义》描写了孙策在城楼上会同诸将宴请宾客时，看到诸将“纷纷下楼”，趋拜于吉，而百姓也“俱焚香伏道而拜”；《江表传》也记载此事，并云“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三国演义》还描写了孙策要斩杀于吉时，上自策母吴太夫人，下至群臣，无不谏止，就连狱卒也是瞒着孙策而善待于吉。在于吉祈风祷雨后，“于是众官及百姓，共将于吉扶下柴堆，解去绳索，再拜称谢。孙策见官民俱罗拜于水中，不顾衣服，乃勃然大怒，叱曰：‘晴雨乃天地之定数，妖人偶乘其便，你等何得如此惑乱！’”《江表传》也记载了孙策要处死于吉所遇到的阻力之大，吴太夫人、群臣的劝谏也说明于吉在自上层统治者至下层民众之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太平道在江东的影响之深。而且《三国演义》和《江表传》都提到了于吉曾在吴军中的活动，为军民治病，如《三国演义》言道：“此人多曾医人疾病，军民敬仰。”《江表传》云：“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于吉为代表的太平道在江东的影响之大。《江表传》之后的文献资料，也多曾提及于吉在吴军的活动及其在江东深厚的民众基础，请参见本文第一部分所辑资料，在此不赘。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所描述的孙策怒杀于吉之事，在《三国志》及其以后的诸多文献资料中多有记载。它反映了孙策为维护孙氏政权的长治久安所采取的重大举措，即消除中国早期道教在江东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早期道教早在孙策割据江东之前就已在江东流布和太平道对江东统治者及其民众的影响之深。

　　注：

　　① [明]罗贯中著，毛纶、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② [晋]干宝《搜神记》卷一《于吉》，参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页。

　　③ [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一《洞仙传·于吉》，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415-2416页。

　　④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一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第20页。

　　⑤⑨ 《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99、2299-2300页。

　　⑥⑦⑧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卷十八至三十四《解承负诀》，第23-24页；卷三十五《分别贫富法第四十一》，第32页；卷四十八《三合相通第六十五》，第151页。

　　⑩ 《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版，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