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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冬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辑发表《施耐庵生平探考》，揭开新时期施耐庵考证的序幕，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此文由“查元史辛未无科举，则施耐庵何得而为辛未进士”，首次提出《浙江通志》“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之疑：

　　这是作者当时自己提出的疑问，也是近人戴不凡证明无施耐庵其人的重要证据。查《元史》确是辛未无科，但是我近来查《浙江通志》却明明记载着：“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张宗元(开化人)，刘基(青田人，御史中丞)，徐祖德(青田人，中书省管局)，叶岘(青田人)。”不仅辛未，也记载着上一年庚午王毕(？)榜，赐进士者有陆景能等十三人，下面是至顺三年壬申，有宇文公谅。综观该府志科举记录，自至元二十二年，到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杨榜共二十三次。时间间隔，极为紊乱。余阙《元史》有传，云元统元年(一三三三)进士。但《浙江通志》为什么有同时四人“辛未(一三三二)进士”的记载呢？

　　三十一年过去了，除《明清小说研究》第一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8月)陈建华《施耐庵“元朝辛未科进士”试证》，谓“辛未科进士”实为乡贡进士外，竟无问津者。窃以为此案不仅与施耐庵史料鉴别大有关连，且涉及元代科举史的复杂情况，不应持视而不见的态度。因不揣浅陋，对《浙江通志》著录之元代科目略加董理，兼辨“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之由来。

一

元代科举之大端，《元史·选举志》有明确记载：“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辄用耶律楚材言，以科举选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鹗献计，许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间，始斟酌旧制而行之。”《选举志》记录的首次廷试为：

　　延祐二年(1315)春三月，廷试进士，赐护都答儿、张起岩等五十有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元史·百官志八》“选举附录·科目”记录的末次廷试为：

　　(至正)二十六年(1366)三月，廷试举人，赐赫德溥化、张栋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有差，凡七十有三人。

　　有元一代，廷试凡16科，中进士1139人。而乾隆《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九“选举·元”，录本省进士23科，较《元史》所录多出9科，实有可疑之处。为便辨析，开列于后(《元史》未录者标以◎号)：

　　◎至元二十二年乙酉(1285)：4人

　　◎至元二十六年己丑(1289)张栋榜：4人

　　◎大德十一年丁未(1307)：1人

　　◎至大年：1人

　　◎皇庆二年癸丑(1313)：1人

　　延祐二年乙卯(1315)张起岩榜：10人

　　延祐五年戊午(1318)霍希贤榜：6人

　　◎至治宋本榜：3人

　　至治元年辛酉(1321)林仲节榜：4人

　　泰定元年甲子(1324)张益榜：12人

　　◎泰定二年乙丑(1325)：3人

　　泰定四年丁卯(1327)李黼榜：7人

　　至顺元年庚子(应为庚午，1330)王文烨榜：13人

　　◎至顺二年辛未(1331)余阙榜：4人

　　◎至顺三年壬申(1332)：1人

　　元统元年癸酉(1333)李齐榜：3人

　　至正二年壬午(1342)陈祖仁榜：5人

　　至正五年乙酉(1345)张士坚榜：11人

　　至正八年戊子(1348)王宗哲榜：6人

　　至正十一年辛卯(1351)文允中榜：7人

　　至正十四年甲子(1354)牛继志榜：7人

　　至正十九年己亥(1359)魏元礼榜：1人(据“选举附录·科目”，魏元礼榜在至正二十年)

　　附：年分无考进士：12人

　　查《浙江通志》多出的年份，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为延祐以前的5科，一为至治-至顺间的4科。

　　先看第一时段的5科。

　　《浙江通志》记录的第二科，标“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张栋榜”，《元史·百官志》“选举附录·科目”明白记载：至正“二十六年三月，廷试举人，赐赫德溥化、张栋等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有差”。据此可以判定，《浙江通志》误将“至正二十六年”(1366)认作“至元二十六年”(1289)，提前了77年。《浙江通志》此榜所取之四人：蔡元道(常山人)、汪元善(江山人，提举)、吴倡(江山人，国子博士)、叶余庆(开化人)，其科举皆可在有关县志中查到：

　　1. 蔡元道。光绪《常山县志》卷四十“选举”：“至元十一年己丑张栋榜。”

　　2. 汪元善。同治《江山县志》卷七“选举”：“至元二十六年己丑科张栋榜。见省志。”

　　3. 吴倡。同治《江山县志》卷七“选举”：“至元二十六年己丑科张栋榜。见省志。”

　　4. 叶余庆。乾隆《开化县志》卷六“选举”：“癸巳，官罗源县尹。”

　　《江山县志》于汪元善、吴倡的科目，都注明“见省志”，其误即源于《浙江通志》，《常山县志》更错成“至元十一年己丑张栋榜”。张栋榜在至正二十六年，其年干支应为丙午，“己丑”是错认至元二十六年后换算造成的。

　　叶余庆的“癸巳，官罗源县尹”，却提供了进一步辨析的线索。按元代有两癸巳，一为至元三十年(1293)，一为至正十三年(1353)。据乾隆《福州府志》卷三十三“职官”：

　　罗源县尹 叶余庆：开化县人，至正间任。

　　则叶余庆确是至正间进士。不过，至正十三年(1353)没有廷试，定为至正二十六年(1366)张栋榜，应该没有问题。这样，便可将《浙江通志》所标“至元二十六年张栋榜”，整体移作“至正二十六年张栋榜”，正好填补了末一次廷试之缺。

　　认同了这一点，《浙江通志》所录第一科至元二十二年乙酉(1285)之误，亦可得到合理解释。

　　按，此科浙江进士有：吾阐(开化人)、郑通夫(开化人)、翁道久(遂昌人)、郑元祐(遂昌人)，此四人的科名，亦可在方志中查得。雍正七年(1729)《开化县志》卷四“选举”：

　　吾阐 至正，见府志，旧志漏。

　　郑通夫 至正。

　　都说是至正进士，原本不错。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开化县志》卷六“选举”，却写作：

　　吾阐 至元二十二年。

　　郑通夫 同前。

　　显然根据《浙江通志》作了改动，其情形与《江山县志》录汪元善、吴倡注明“见省志”相似。

　　另外两位遂昌人，光绪《遂昌县志》卷七“选举”载：

　　至元 翁道久 乙酉科，官江山教谕。

　　郑元祐 乙酉科，官江浙提举，见文学。

　　元代有两乙酉，一为至元二十二年(1285)，一为至正五年(1345)。查《遂昌县志》卷八“文学”：“郑元祐，字明徳。元初，父石门高士字希逸，徙家钱塘。十五能诗赋。是时咸淳诸老犹在，元祐遍游其门，质疑稽隐，充然有得。父殁，侨居平江，从学者众。省台交荐，丁酉，除平江路儒学教授，转江浙儒学提举，居九月，疾终，年七十三。”传记只说丁酉因“省台交荐”，除平江路儒学教授，未说乙酉科得中进士。他之为平江路儒学教授，究在哪个丁酉？《四库全书》子部十二《遂昌杂录》提要谓：“元祐字明徳，至正丁酉除平江路儒学教授，移疾去。后七年，复擢江浙儒学提举，卒于官。本遂昌人，其父希逸徙钱塘，元祐又流寓平江，其集以侨吴名，而是录仍题曰遂昌，不忘本也。元祐以至正二十四年(1364)卒，年七十一。”则郑元祐生于前至元二十九年(1292)，他中进士的年份，当为至正五年乙酉(1345)，故能在至正丁酉(1357)除平江路儒学教授。由此可知，《浙江通志》除了将“至正”误为“至元”外，还在将乙酉落实到具体年份时，犯了换算的错误，这就是至元二十二年乙酉(1285)错误的由来。

　　确认了这一点，《浙江通志》所录至元二十二年乙酉(1285)，便可归并到至正五年乙酉(1345)张士坚榜了。

　　《浙江通志》历来称佳志，其主纂者沈翼机，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傅王露，浙江会稽人，康熙五十四年(1715)探花，授编修，撰有《西湖志》；陆奎勋，浙江平湖人，康熙五十八年(1719)，江西巡抚白潢聘其修通志，以生员资格与翰林院编修查慎行同列主纂，翌年乡试中举，康熙六十年(1721)始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道其体例特点有三：所引诸书，皆具列原文，标列出典；其近事未有记载者，亦具列其案牍；其有见闻异辞者，则附加考证于下方，“视他志体例特善”，且下了一个“信而有征”的断语。那么，出于这班撰志高手之手的《浙江通志》，为什么在著录廷试科目时，会发生这类错误呢？

　　第一，是沿袭旧志之误。嵇曾筠《浙江通志序》提到：“元明十一郡先后皆有府志”。《浙江通志》的错误，系据旧志“见闻异辞”而来。乾隆《开化县志》卷六“选举”，曾提出对旧志的质疑：

　　按纲鉴：元仁宗皇庆二年癸丑十一月诏行科举，明年甲寅，改元延祐，二年乙卯春三月，赐进士护都沓儿等及第出身有差。则元以寅申己亥乡试，子午卯酉会试无疑。查府县所志，多与科试不合，若府志至元五年及县志至元辛卯，尤属可疑。盖世祖至元，则议而未行；顺帝至元，则罢而未复。大抵昧其制科之时，遂至讹以传讹。今既别无考证，仍照旧书之，亦夏五郭公之意云尔。(旧志)

　　“夏五”、“郭公”，均为《春秋》经文脱漏之处。《春秋·桓公十四年》：“夏五。”杜预注：“不书月，阙文。”又《庄公二十四年》：“郭公。”杜预注：“无传，盖经阙误也。”后遂以“夏五”、“郭公”喻文字有残缺。《开化县志》的编纂者发现“府县所志多与科试不合”，“大抵昧其制科之时，遂至讹以传讹”，但“既别无考证”，只能“照旧书之”。民国《台州府志》卷二十三“选举表”，更对旧志提出批评：“诸县旧志，科分错杂，真伪难凭，康熙府志，较得体要。今略用其例，取其可信者。而其可疑者列附注，以示别焉。”

　　但“照旧书之”，却有一层好处，即为后来者的考证提供了便利。如《浙江通志》著录的大德十一年丁未(1307)的李济(金华人，端溪尹)，万历《金华府志》于李济不列年榜，惟曰：“李济，字巨川，号竹所，汤溪汤塘市人，大德间进士，除龙游主簿，再调温州永嘉县，升抚州录事参军，改端溪县尹。”又如《浙江通志》著录的皇庆二年癸丑(1313)的翁复吉(仙居人，黄岩州判官)，民国《台州府志》卷二十三：“万历《仙居志》皇庆二年有翁复吉，字符善，黄岩州判官。按是年尚未设科，殊不足据。康熙府志入附注，雍正府志仍载。”

　　第二，是编纂意识之误。《元史》既已明确指出：“至仁宗延祐间，始斟酌旧制而行之。”《浙江通志》所载延祐前的廷试，为什么会达5次之多？原因在编纂者节略《元史·选举志》的疏忽。《元史·选举志》原文云：

　　世祖至元初年，有旨命丞相史天泽绦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而未果行。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矧先朝故典，尤宜追述。”奏上，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议立程序，又请：“依前代立国学，选蒙古人诸职官子孙百人，专命师儒教习经书，俟其艺成，然后试用，庶几勋旧之家，人材辈出，以备超擢。”十一年十一月，裕宗在东宫时，省臣复启，谓“去年奉旨行科举，今将翰林老臣等所议程式以闻”。奉令旨，准蒙古进士科及汉人进士科，参酌时宜，以立制度，事未施行。

　　《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九节略为：

　　《元史·选举志》：至元十一年十一月，议行科举，分蒙古进士科及汉人进士科。

　　将“事未施行”的至元十一年，误为“议行科举”的开端，遂以至元二十二年为首次，且认可了旧志误录的延祐以前的5次廷试。

二

再看第二时段的4科。

　　这一阶段的问题，集中在至治-至顺间。为考察方便，将《浙江通志》相关廷试列举于后：

　　◎至治宋本榜：3人

　　至治元年辛酉(1321)林仲节榜：4人

　　泰定元年甲子(1324)张益榜：12人

　　◎泰定二年乙丑(1325)：3人

　　泰定四年丁卯(1327)李黼榜：7人

　　至顺元年庚子(应为庚午，1330)王文烨榜：13人

　　◎至顺二年辛未(1331)余阙榜：4人

　　◎至顺三年壬申(1332)：1人

　　元统元年癸酉(1333)李齐榜：3人

　　上面所列的廷试，错误也相当明显。

　　首先，至治只有三年(1321-1323)，不可能于“至治元年辛酉(1321)林仲节榜”外，又有一个“至治宋本榜”。据“选举附录·科目”：至治元年春三月，廷试进士达普化、宋本等六十有四人，故“至治宋本榜”，应名正言顺地称“至治元年辛酉(1321)宋本榜”。

　　另一个“至治元年辛酉(1321)林仲节榜”，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林仲节为福建人，《霞浦县志》有传：“林仲节，字景和，少聪慧，一览成诵。中浙省解元，举泰定进士。有《书经义》、《四灵赋》载程文。授州判。以才见忌降句容司税，升华亭尹，迁知吴江。”故《浙江通志》所载陶泽、李开先、岑士贵、吴成夫等四人，实为泰定元年(1324)张益榜之进士。

　　其次，泰定元年(1324)之次年，《浙江通志》又载泰定二年廷试，亦是沿袭旧志之误。此科浙江所取进士为：吴暾(淳安人，经历)、项仲升(永嘉人，贵池尹)、郑僖(平阳人，台州同知)。查光绪《淳安县志》卷七“选举”：“元泰定二年 吴暾。”与《浙江通志》一致；然卷十“文苑”云：“吴暾，字朝阳，八岁能诗文，不属稿而成。泰定间登第，出丞鄱阳。时邑赋云南叶金，民患之，暾言于朝，始得输常金，民赖以甦。历转峡州路经历，未几归，解印归里，授徒讲学，从之者户履云集，若方道壡辈皆其门人。所著有《齐城集》、《麟经赋》并诗文二十卷。”只含混言“泰定间登第”。康熙《鄱阳县志》卷五“职官·丞”：“吴暾，文宗天历间任。”

　　另外二人亦有考。光绪《永嘉县志》卷十一“选举”：

　　元泰定元年甲子(张益榜，按旧志作丙子，误)

　　项仲升 癸亥乡举，是年第三甲登第，终池州路贵池县尹。

　　明确说项仲升是元泰定元年甲子(1324)第三甲登第。又隆庆《平阳县志》“选举”：

　　泰定丙子 郑僖，字宗鲁，父鸣凤，宋进士，仕元衢衙教授。僖幼好学，从父宦游，博览经史，尤长诗歌、古文骈俪。癸亥，中乡试，是科登第，同知黄岩。

　　此志说“泰定丙子”，然泰定无丙子，当为“泰定甲子”或“泰定丙寅”之误。按其元年为甲子(1324)，三年为丙寅(1326)，二者必居其一。查光绪《黄岩县志》卷十“职官”，郑僖同知黄岩，时为泰定二年(1325)，则确为泰定元年甲子(1324)进士。

　　所以，应将《浙江通志》泰定二年吴暾、项仲升、郑僖，归并于泰定元年甲子(1324)张益榜。

　　最不可思议的是，《浙江通志》记录了至顺元年(1330)、至顺二年(1331)、至顺三年壬申(1332)、元统元年(1333)连续四年的廷试，即：

　　至顺元年(1330)王文烨榜

　　◎至顺二年辛未(1331)余阙榜

　　◎至顺三年壬申(1332)

　　元统元年癸酉(1333)李齐榜

　　事实证明，中间两科是不存在的。“至顺二年辛未(1331)余阙榜”，共记录4人：

　　张宗元(开化人)

　　刘基(青田人，御史中丞)

　　徐祖德(青田人，中书省管局)

　　叶岘(青田人)

　　“至顺三年壬申(1332)”记录1人：

　　宇文公谅(归安人，国子监祭酒)

　　兹就诸人的为何年进士，逐一考索于后：

　　1、张宗元：

　　《元史》不载。

　　《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九“选举·元”：“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

　　《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一“文苑”：“至顺初进士。”

　　雍正《开化县志》卷六“选举”：“至顺二年，仕至秘书监。余阙榜。有传。”

　　雍正《开化县志》卷七“文苑”：“张宗元，字仲亨，至顺初进士，高古博雅，罕与俗交，以文词名，仕为秘书少监。至正间，部使者余阙行县，为立兴贤坊以旌之。”

　　乾隆《开化县志》卷六“选举”：“至顺元年，秘书监。府志缺榜，旧志缺年。”

　　乾隆《开化县志》卷五“文学”：“张宗元，字仲亨，至顺初进士，高古博雅，罕与俗交，初任青州守，历官至秘书少监。至正间，部使者余阙行县，为立兴贤坊以旌异之。”

　　载《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

　　2、刘基：

　　《明史》：“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丞。”

　　《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九“选举·元”：“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

　　雍正《青田县志》卷九“选举”：“至顺癸酉：刘基(九都南田人)。”

　　载《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

　　3、徐祖德：

　　《元史》不载。

　　《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九“选举·元”：“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

　　雍正《青田县志》卷九“选举”：“至顺癸酉：徐祖德(十八都石帆人)。”

　　载《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

　　4、叶岘：

　　《元史》不载。

　　《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九“选举·元”：“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

　　《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六“孝友”：“母终，举进士。”

　　雍正《青田县志》卷九“选举”：“至顺癸酉：叶岘(十一都富川人)。”

　　5、宇文公谅：

　　《元史》：“至顺四年，登进士第，授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

　　《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九“选举·元”：“至顺三年壬申。”

　　《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五“儒林”：“至顺四年登进士第。”

　　光绪《归安县志》卷三十五“儒林”：“至顺四年登进士第。”

　　载《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

　　以上5人中，宇文公谅《元史》本传载：“至顺四年，登进士第。”又载《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五“儒林”亦谓：“至顺四年登进士第。”其为至顺四年(1333)之进士，确定无疑。

　　张宗元、刘基、徐祖德，俱载《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雍正《青田县志》卷九“选举”均载三人为至顺癸酉进士。

　　《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一“文苑”谓：张宗元，“至顺初进士”，《明史》谓刘基，“元至顺间，举进士”，用语似觉游移，但不能说是至顺二年辛未进士；甚至连余阙本人，也不是至顺二年辛未进士，而是元统元年(即至顺四年)癸酉科进士。

　　问题就在这里：既然“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不存在，一班浙江出生的硕学之士、撰志高手，总不会连“子午卯酉年会试”都不懂，连“至顺二年辛未”和“至顺三年壬申”不曾会试都不知，竟冒冒然将同乡张宗元、刘基、徐祖德、叶岘录入“至顺二年辛未”，将宇文公谅录入“至顺三年壬申”。

　　窃以为：《浙江通志》将张宗元、刘基、徐祖德、叶岘录入“至顺二年辛未”，将宇文公谅录入“至顺三年壬申”，依据的是“元明十一郡”的旧有府志；而“元明十一郡”的旧有府志所以如此著录，亦必有其复杂情由。问题的关键，就体现在举行了会试的1333年，此一科得中的进士，或称“元统元年进士”，或称“至顺四年进士”。这一年号上的细微差别，反映了时局与心态的双重变化。

　　年号称为“奉正朔”，是帝王正统的标志。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为六年。此后，新皇登基，便要改变年号，称为“改元”。百姓一般多不记皇帝名字，而以年号代之，如“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类。

　　要弄清元代1331-1333年间年号的变化，须从泰定帝之立说起。

　　泰定帝名也孙铁木儿(1293-1328)，为世祖忽必烈嫡孙，显宗甘麻剌之长子。至治三年(1323)八月，铁失发动南坡之变，杀拜住，弑英宗，九月，奉也孙铁木儿为帝，是为泰定帝。十二月，下诏改元，以明年为泰定元年(1324)。三月，册立八八罕氏为皇后，阿剌吉八为太子。泰定五年(1328)七月，崩，年三十六。

　　

　　倒剌沙此时在上都，立泰定子阿剌吉八为皇帝，改元天顺，诏天下。在燕铁木儿与其弟撒敦、子唐其势的猛攻下，上都兵皆溃，倒剌沙乃奉皇帝宝出降，天顺年号只两个月，便告结束。

　　文宗倒是喜欢改元的皇帝。天历三年没有过完，五月乙卯，就将年号改为至顺，故1330年既是天历三年，又是至顺元年。《浙江通志》所录至顺元年王文烨榜，《元史·选举志》则称“天历三年(1330)春三月，廷试进士笃列图、王文烨等九十有七人”，可能更为恰当。

　　改元并没给文宗带来好运，至顺三年(1332)八月，崩于上都。文宗皇后命立明宗次子懿璘只班，十月即位，是为宁宗。十一月壬辰，宁宗崩。七岁的懿璘只班，只做了43天皇帝，也没来得及改元。

　　其后，以文宗皇后命，迎明宗长子十三岁的妥欢贴睦尔至京，久不得立，国事皆决于燕铁木儿，奏文宗后而行之。及燕铁木儿死，方于至顺四年(1333)六月己巳即位于上都，改元元统，是为顺帝。

　　顺帝在位38年，共享三个年号：元统、至元、至正。元统虽说有三年，其实两头都与别的年号搭界：1333年本为至顺四年，至冬十月戊辰方改元，以至顺四年为元统元年，故其元年只得两个多月；1335年为元统三年，到了十一月辛丑，因太史上言，星文示儆，下诏改元，道是：“弭灾有道，善政为先。更号纪年，实惟旧典。惟世祖皇帝在位长久，天人协和，诸福咸至，祖述之志，良切朕怀。今特改元统三年仍为至元元年。”这一别出心裁之举，闹得元朝有两个至元，给后世治元史者带来不少麻烦。

　　张宗元、刘基、宇文公谅参加的会试，是在1333年春二月，所用的年号仍是至顺，称“至顺四年进士”，并无不当；顺帝虽于是年六月即位，但改元元统，却在十月，实不应称作“元统元年进士”。

　　令人尴尬的是，会试之时，宁宗已死，顺帝未立，从至顺三年(1332)十一月到至顺四年(1333)六月的七个月间，皇帝的大位是空缺的。燕铁木儿派人迎妥欢贴睦尔入都，并亲至良乡迎接，陈述迎立之意，妥欢贴睦尔年幼畏惧，“一无所答”，燕铁木儿疑忌，恐其即位之后追究，故迁延不立达六个月。在皇位空缺期间，一切军国重事，均决于燕铁木儿，实际上是没有名号的皇帝。

　　最最糟糕的是，燕铁木儿是董卓式的权臣。他取泰定帝后为夫人，先后娶宗室女达四十人，“后房充斥，至不能尽识”；“明宗之崩，实与逆谋”。文宗再次即位后，以燕铁木儿为右丞相，乃不置左丞相，使独掌政务；甚至命艺文监刊行《燕铁木儿世家》，诏于红桥南为其建生祠，树纪功碑。燕铁木儿“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

　　燕铁木儿死，顺帝始得即位，乃以其养子撒敦为左丞相，其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至元元年(1335)三月，立燕铁木儿女伯牙吾氏为皇后。唐其势见右丞相伯颜独用事，与撒敦弟答里潜蓄异心，于六月三十日伏兵东郊，身率勇士突入宫阙。伯颜掩捕获之，唐其势及其弟塔剌海皆伏诛。乃迁皇后出宫，鸩之于开平民舍，遂簿录唐其势家。至此，燕铁木儿家族的势力方从政治舞台消失。

　　进士向号“天子门生”，被引为无尚荣光。至顺年号所代表的文宗，在至顺三年(1332)八月已经驾崩；至顺四年(1333)会试时，秉政者正是那悖逆比董卓更甚的燕铁木儿。这班进士，欲以“天子门生”骄人，已经没有底气了。

　　《元史·选举志》又谓：

　　元统癸酉科，廷试进士同同、李齐等，复增名额，以及百人之数。稍异其制，左右榜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其余出身有差。科举取士，莫盛于斯。

　　此一年“科举取士，莫盛于斯”之所谓“盛”，表现在“复增名额，以及百人之数”；若转换一个角度，正反映了科举之“滥”。而这种“滥”，恰因皇帝的缺位与燕铁木儿的专权显得尤为触目。

　　元统三年(1335)秋七月，右丞相伯颜杀皇后伯牙吾氏(燕铁木儿之女)于开平民舍，从此独揽朝政。十一月，顺帝袭世祖年号，改元统三年为至元元年，即从伯颜之议，诏罢科举。

　　伯颜废科考之举，后世有很多说法；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即对政敌残余势力的彻底摧毁与扫荡，而其冠冕堂皇的口号，就是反对科场的舞弊与腐败。

　　罢停科举之议，创自彻里帖木儿。据说他任江浙平章时，恰好碰上举行科举，见驿请考官，供张甚盛，心颇不平，故一入中书，以罢科举为第一要事。要说这是泄他的私愤，亦不无道理。试想，从一品的一省主官平章，竟不及考官之吃香，不正从侧面揭示了收贿行贿、夤缘苞苴的腐败景象？

　　彻里帖木儿之议，虽然遭致猛烈反对，却得到伯颜强力支持。罢科举诏已书而未用宝，参政许有壬入争之，于是爆发了一场争论：

　　许有壬说：“科举若罢，天下人才觖望。”伯颜说：“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许有壬说：“科举未行之先，台中赃罚无算，岂尽出于举子？举子不可谓无过，较之于彼则少矣。”伯颜说：“举子中可任用者唯参政耳。”许有壬说：“若张梦臣、马伯庸、丁文苑辈皆可任大事。又如欧阳元功之文章，岂易及邪？”伯颜说：“科举虽罢，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学，岂有不至大官者邪？”许有壬说：“所谓士者，初不以衣食为事，其事在治国平天下耳。”伯颜又说：“今科举取人，实妨选法。”许有壬说：“古人有言，立贤无方。科举取士，岂不愈于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岁余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医、控鹤，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太师试思之，科举于选法果相妨邪？”

　　伯颜心然其言，然其议已定，不可中辍，乃为温言慰解之。翌日，崇天门宣罢科举诏，特令许有壬为班首以折辱之。许有壬惧及祸，勉从之。治书侍御史普化诮道：“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许有壬以为大耻，遂移疾不出。

　　伯颜岂不知科举取士之合理性，许有壬所言头一科状元张起岩，字梦臣，同榜马祖常，字伯庸，欧阳玄，字原功，及丁文苑等，都是可任大事之人？但仍抓住“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将矛头直指由燕铁木儿主持的至顺四年会试，从而达到彻底否定、打压政敌的目的。燕铁木儿将进士名额扩至百人，无非是为了“市恩”，以充己力，又可广收贿赂，以肥其家，必然会留下把柄，让伯颜抓到了。

　　在这种大气候下，“至顺四年进士”，就不是什么桂冠，而是臭名四溢的恶谥了。当此之际，得中进士的心理状态，已经没有多少文献可供钩索；他们最本能的反应，便是模糊了之：既不否认进士身份(这是十分要紧的)，又不确认在至顺四年考中。

　　如张宗元，乾隆《开化县志》卷六“选举”载录为：“至顺元年，秘书监。府志缺榜，旧志缺年。”旧志为什么会“缺年”？可能是本人不愿说明。至顺元年庚午(1330)确有一科，但应称“天历三年”，实非张宗元应考的那科。因恐经不起追问，《开化县志》卷五“文学”便来了个通融之法，作“至顺初进士”。然至顺通共不过四年，怎能把至顺四年说是“至顺初”呢？

　　又如刘基，《明史》本传作：“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丞。”亦用了个“至顺间”，含糊了之。叶岘，《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六“孝友”有传，中云：“母尝病心痛，扶持不离侧。母怜之，令外息。岘夜潜入间壁扪心达旦。母终，举进士，历官南安尹。”通过叙事，巧妙地回避了中进士的年代。

　　但是，《浙江通志》“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又确是据旧志著录的。如雍正《开化县志》卷六“选举”：“张宗元，至顺二年，仕至秘书监。余阙榜。有传。”问题是，旧志又依据什么著录的呢？

　　按理而论，首先依据的是档案。《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的发现，就提供了可资考证的材料。

　　乾隆六十年(1795)，黄丕烈在苏州崇善堂书肆购得《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钞本，并请钱大昕作跋，是《录》遂有闻于世。钱大昕跋云：“是年岁在癸酉，以十月改元，故列传或书至顺四年，其实一也。元自延祐设科，赐进士五十六人，嗣后递有增广，无及百人之额者，是科增至百人，史家以为科举取士，莫盛于斯者也。廷试进士，例以三月七日，是年顺帝以六月即位，故廷试移在九月三日，此亦当书于《选举志》者，可以补史文之阙。”钱大昕称“科举取士，莫盛于斯”，乃附和《元史》之说，并不足异。惟“是年顺帝以六月即位，故廷试移在九月三日”之说，虽有《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为证，仍不能使人无疑。试想，二月会试合格的百名进士，要在大都守候六七个月等待廷试，简直难以想象。况且其时正是燕铁木儿飞扬跋扈之际，谁能料到他会马上就死？顺帝会马上即位？退一步说，廷试即使移在九月三日，还是至顺四年，改元元统，是在冬十月戊辰，故仍应称《至顺四年进士题名录》。

　　这些暂置不论。可以肯定，《浙江通志》编纂者，没有看过这本《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否则，就不会将录中彰明较著写着的张宗元(乡试浙江第二十六名，会试第十名)、刘基(乡试浙江第十四名，会试第二十六名)、徐祖德(乡试浙江第四名，会试第二十二名)写成“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将宇文公谅(乡试浙江第二十二名，会试第十六名)写成“至顺三年壬申”了。

　　既非依据档案，则当依据本人所写履历或后人所写行状，要皆出于自身之口。赵升《朝野类要·入仕》云：“初入仕，必具乡贯户头、三代名衔、家口年齿、出身履历；若注授转官，则又加举主、有无过犯。”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云：“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为了个人荣誉与官位升迁，履历造假者，历代皆有，而“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李翱《百官行状奏》)，更道出了客观实情。其间最紧要的，莫过于在政治上与“奸党”划清界限；对至顺四年的进士们来说，就是要撇清与燕铁木儿的关系，千万不要留下“附逆”与“行贿”的恶名。

　　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宇文公谅和刘基，竟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先说宇文公谅。《元史》列传第七十七本传载：

　　宇文公谅，字子贞，其先成都人，父挺祖，徙吴兴，今为吴兴人。公谅通经史百氏言，弱冠，有操行。嘉兴富民延为子弟师，夜将半，闻有叩门者，问之，乃一妇人，公谅厉声叱去之。翌日，即以他事辞归，终不告以其故。至顺四年，登进士第，授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丁内艰，改同知余姚州事。夏不雨，公谅出祷辄应，岁以有年，民颂之，以为别驾雨。摄会稽县，申明冤滞，所活者众。省檄察实松江海涂田，公谅以潮汐不常，后必贻患，请一概免科，省臣从之。迁高邮府推官，未几，除国子助教，日与诸生辩析诸经，六馆之士，资其陶甄者往往出为名臣。调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以病得告。后召为国子监丞，除江浙儒学提举，改佥岭南廉访司事，以疾请老。

　　宇文公谅登进士第后，所任官职，大半在浙江，且任过江浙儒学提举。儒学提举司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每司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一员，从七品。他说自己是“至顺三年壬申”进士，还会有谁出来反驳？

　　刘基的登进士第，《明史》已含糊处理，道是“元至顺间，举进士”。他在元代，任过江浙儒学副提举，在江浙有极大影响。刘基连同张宗元、徐祖德、叶岘，不承认是“元统癸酉李齐榜”，而说是“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可能都是刘基的主意。

　　值得思考的是，据《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余阙乡试河南第二名，会试第二名，怎么会出来一个“余阙榜”？

　　钱大昕称：“此百人之中，《元史》有传及附见者，凡十人，余阙、月鲁不花、李齐、聂炳、塔不台、明安达耳、丑闾皆以忠义显名，而成遵之政绩、张桢之傥直、宇文公谅之文学，亦卓卓可称，斯足征科举得人之数矣。”是只看到局部现象。再腐败的贿考，所取者也不全是草包。余阙先世为唐兀人，世居河西武威，属于色目人。元朝科举，蒙古、色目称右榜，汉人、南人称左榜。从某一角度看，这对蒙古人、色目人是“政策倾斜”；但对于确有真才实学的应试者如余阙来说，又含有贬损的意味。癸酉科右榜第一名为同同，蒙古部族，那歹氏，乡试大都第四名，会试第二十三名，名次都在余阙之后，廷试却得第一，授集贤院修撰，官封承务郎。同同其人，实无足道者，既无著作传世，亦无业绩骄人，遍查《元史》，亦惟“元统癸酉科，廷试进士同同、李齐等，复增名额，以及百人之数”一句。让此滥竽充数的同同居余阙之前，不要说余阙不服气，连其他同榜者也觉得丢份。

　　余阙中进士后，任泗州同知，召为翰林文字，转任刑部主事，官至浙东廉访司佥事。以事被劾，归隐庐州青阳山。宋濂《余左丞传》说：“阙在位，知无不言，言峭直无忌。人劝阙少避祸，其曰：'吾纵昏，岂不知披麟为危。委身事君，身虽杀，弗悔也'。”又说：“公文与诗皆超逸绝伦，书亦清劲，与人相类。”(《宋学士文集》卷66《题余廷心篆书后》)余阙与浙江发生关系，在出任浙东廉访司佥事。出于同样的心理，亦讳言是至顺四年进士，故《浙江通志》卷三十三官师志之十三《余阙传》为：“至顺中进士。”

　　元季兵起，余阙任淮西宣慰使，守安庆。至正十七年(1357)，陈友谅攻安庆城，余阙坚持数月，至次年一月，城陷。余阙引刀自刭，时年五十六岁。朱元璋称誉道：“自兵兴以来，阙与褚不华为第一”，谥“忠宣”。刘基曾作《沁园春》词以吊之：

　　生天地间，人孰无死，死节为难。念英伟奇才，世居淮甸；少年科第，拜命金銮。面折奸贪，指挥风雨，人道先生铁肺肝。生平事，扶危济困，拯溺摧顽。 清名要继文山，使廉懦闻风胆亦寒。想孤城血战，人皆效死；阖门抗节，谁不辛酸？宝剑埋光，星芒失色，露湿旌旗也不干。如公者，黄金难铸，白璧谁完。

　　“少年科第，拜命金銮”，推崇余阙之意，至为明显。为了与“至顺四年进士”彻底撇清，刘基等刻意制造了“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并得到了多数江浙籍进士的认同，写进了自己的履历和行状。

　　由此可见，《浙江通志》录入“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不是讹以传讹，而是别有隐情。只有放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才会作出合理的理解。

四

“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因施耐庵而起，最后还得落到施耐庵生平考证上来。

　　施耐庵为“元至顺辛未进士”，见录于《施氏家谱》、“施氏族谱世系”、施氏宗祠“苏迁施氏宗”神主与《兴化县续志》所载《施耐庵墓志》等。《施氏长门谱》施封之序，署乾隆四十二年(1777)，中谓“自明迄清，相延不堕”，可知第一世耐庵公为“元至顺辛未进士”之说，其来有自。

　　《施氏家谱》附淮安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系1919年《兴化县续志》坐办兼分纂人刘仲书从《施氏家谱》中抄得，载入《兴化县续志》。方志大家李详审订后以为：“施耐庵先生因为著《水浒传》而坐过大牢，也因为著《水浒传》享了大名，可惜他的生平事迹，不独胡欧张梁四种县志未采入载明，就是他的子孙谈到他的真相，也是讳莫如深。现在民国成立，文字既不为科举所束缚，人物又不为专制政体所限制，县志有所记载，从此更没有什么顾忌，那末，大文学家的施耐庵，我们可以从宽采访他的古迹和遗闻，一一载入'补遗'栏中。”(刘仲书：《施耐庵历史的研究》，藏兴化市图书馆)1952年10月文化部调查组《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谓：“我们在兴化王益谦(续修兴化县志委员会职员，任书记员)先生手，得到续修《兴化县志》时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原稿两份。”经鉴定：“原稿《施耐庵墓志》和《兴化县续志》上所载的原文是毫无出入的。”(《明清小说研究》第4辑，1986年12月)

　　后人怀疑至顺辛未进士的理由，不出《元史·选举志》至顺二年未开科，故断言是“好事者的捏造”。其实，只要反过来一想：若真是造假，何不一查《元史》？吴世昌1982年“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说：“辨伪容易认真难。文物说是假的，很容易；认真，要困难得多。很早有人说墓志是假的，理由是不合规格的，因此是假的；这种证据，反过来也可以，造假的人可以查规格。很潦潦草草，倒无可能证明是假的。明朝的墓志铭，有一半以上不合规格。对一个问题的真假，要研究一下动机，什么人，什么时候，为什么要造假，犯罪的动机。这么一个假的，别的材料来证明，那个材料是不是真的？”现已明白“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不是讹以传讹，而是别有隐情，则施耐庵的科第，亦当有充分的依据。兹以外围材料，描述大致之经历。

　　朱希江《水浒外传后记》云，明洪武间郓城周庄举人周文振，曾知江南袁州府，著有《周铎笔记》，中曰：“施耐庵于元朝泰定年间曾赴元大都科考，满以为一举成名，不料名落孙山。当时大都有他一位好友名叫刘本善，官居国子监司业。施耐庵投奔他后，便百般周旋。恰逢山东郓城县训导有缺，便去赴任。”

　　周铎其人，崇祯《郓城县志》有传：“袁州知府周铎字文振，邑人。洪武丙子举人。初授礼部给事中，升江西袁州府知府，刚毅正直，廉能有声。兴学校，重农桑，厘革弊政，见《袁州名宦志》。”康熙《袁州府志》亦有传：“周铎，郓城人。永乐中知府。刚毅自与，廉能有为。兴学崇文，革奸厘弊，卒于官。”其所言泰定间会试有二，一为元年(1324)，廷试进士捌剌、张益等八十有六人；一为四年(1327)，廷试进士阿察赤、李黼等八十有六人。施耐庵之应试，当在此时。落第后得刘司业荐，至郓城任训导，验之《元史》本纪第三十：泰定元年，“三月丁亥朔。……戊戌，廷试进士，赐八刺、张益等八十四人及第、出身有差。会试下第者，亦赐教官有差。”及《元史·选举志》：“泰定元年三月……下第者悉授以路府学正及书院山长。又增取乡试备榜，亦授以郡学录及县教谕。”连会试下第荐为教官之事，在时间、地点、事由上都有了根据。

　　郓城吴店村刘司业先茔龙头碑碣、石人、石马，至今俱存。碑立于泰定元年(1324)，铭文为国子监祭酒蔡文渊撰。蔡文渊《元史》有载，为集贤侍读学士、亚中大夫、国子祭酒，曾为曲阜孔庙《赠中议大夫袭封衍圣公孔治神道碑记》撰文，《农桑辑要》作序。以祭酒之身分，为司业刘本善先茔碑作铭，亦正相宜。则施耐庵之中举，当在泰定元年(1324)之前的延祐、至治年间。

　　至顺元年(1330)或至顺四年(1333)，施耐庵赴大都会试，他之中进士，应为至顺四年(1333)。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明明中的是至顺四年(1333)进士，为什么要说成是“至顺辛未进士”？因为他任职的地方是钱塘，要和以刘基为代表的江浙行省同科进士在履历上保持一致。

　　类似的例子还有杨观。钱惟善《江月松风集》卷十二有《杨隐君挽诗》，小序曰：“君讳亮，字明叔，上饶人。其子观，登至顺二年进士第，授饶州录事，再授翰林检阅而君卒，学士揭公志其墓。”诗云：

　　铭章读罢泪如波，高士云亡奈若何。

　　身入风涛亲在念，恩沾雨露子登科。

　　明经数世传家学，会葬千人息巷歌。

　　昨日西楼游宴处，佳城郁郁枕松萝。

　　杨观事迹又见《汉阳府志》卷之七“宦迹志”：“汉川县知县：元，杨观，上饶人。由翰林检讨出宰。敦本务农，轻徭薄赋，去奸弭盗，修学讲礼，百废咸兴。”则杨观确有其人，他登第后授饶州录事，再授翰林检阅，复任汉川县知县，毫无疑义。杨观为上饶人，隶信州路；其任职的饶州路，至元十九年(1282)改属江西行省，至元二十年(1283)复属江浙行省，故其履历，亦得从众书登至顺二年进士第。作为杨观的父执，官至儒学副提举的钱惟善，非不知其间的真相，但他是钱塘人，自然认可了至顺二年的科第。这不是学历上的造假，而是在特定时空下社会心理的折射。否则有人问起：“恩沾雨露子登科”，沾的是谁人的恩？可就没法回答了。

　　或以施耐庵之名不见于《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是亦不足为疑，盖档案散佚之故也。钱大昕《元进士考》(《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五册58-6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载：元统元年(即至顺四年)癸酉科进士百人，自同同、李齐、余阙，至虎理翰、张兑，共41人，内中包括《浙江通志》已录为“元统癸酉(1333)李齐榜”的许广大，录为至顺三年壬申(1332)的宇文公谅，录为至顺二年辛未(1331)余阙榜的刘基、叶岘，尚缺59人，包括《浙江通志》已录的徐祖德、张宗元、徐益、程元善。杨观、施耐庵不在其列，不足为异。

　　能证明施耐庵钱塘为官的材料，有1952年10月文化部调查组得自顾明府石荪手抄先人九苞公遗墨的施耐庵迁兴化诗和顾逖赠施耐庵迁兴化诗。施耐庵迁兴化诗曰：

　　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好住家；

　　愿辟草莱多种树，莫教李子结如瓜。

　　顾逖赠施耐庵迁兴化诗曰：

　　君自江南来问津，相逢一笑旧同寅。

　　此间不是桃源境，何处桃源好避秦。

　　按顾逖为至正间进士，嘉靖三十八年(1559)《兴化县志》(胡志)《名贤列传》谓：“顾逖，字思邈，至正兵后，同知松江府事。”他至正十九年至二十二年(1359-1362)任松江同知，后迁嘉兴路同知，都在张士诚治下，传中晦不明言。施耐庵后亦投张士诚，适可称为“同寅”。

　　施耐庵辞官后，一度在江阴祝塘大宅里徐家坐馆。以聂绀弩为首的施耐庵调查组，在江阴祝塘区河北乡北庄村徐洪春处见到一副奚黼恩写的对联，对联是：

　　读宋学士赞言，高风世仰；

　　观施耐庵卜兆，大地名扬。

　　调查组查得写这幅对联的人叫奚黼恩，见《江阴青衿录》，为同治五年(1866)秀才。

　　按，徐麒(1361-1445)，字本中，号心远，为梧塍徐氏第九世，洪武间应招出使西蜀，立了大功，洪武帝亲授一品朝服，名震朝野。徐麒功成身退，归隐故里，辟陌累田，重农贵茧，富甲江南。

　　宋濂(1310-1381)，金华府浦江人，字景濂，号潜溪，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徐霞客故居《晴山堂石刻》有宋濂《送徐生》，为宋濂七十岁时送给徐麒的，叙曰：

　　生，江上故族也。学古储今，以诗文从余。今为郡举送之京，均贡成都，诗以送之。

　　诗云：

　　文辞又睹古西京，马影凌风逐宦尘。

　　且说相如今到郡，百花城上茶花新。

　　江浦诗成风自在，七十西去影相亲。

　　新都定见文翁问，为说颠毛白似银。

　　“读宋学士赞言，高风世仰”，即出此典。

　　至于施耐庵，相传曾被徐麒请来坐馆，在东林庵一边讲学，一边写书。闲暇时候，常和徐麒论诗下棋，纵谈国事，宾主相处，甚为融洽。施耐庵懂地理，曾给徐家看过两块地，一块是香山(在祝塘北三十多里)，一块是砂山(在祝塘东北十多里)。香山出才子，出了个徐霞客；砂山出人丁，所以人丁旺。“观施耐庵卜兆，大地名扬”，即出此典。徐家后人说，这副对联每年只挂一次，就是在夏历三月初十，徐家上墓祭祖那一天。可见重视之程度。一副楹联实物，将当地望族徐麒，与宋濂、施耐庵两位历史的人物挂上了钩。

　　“读宋学士赞言，高风世仰”，今有宋濂《送徐生》碑帖为证，当为信史。则观施耐庵卜兆，大地名扬，亦非虚言。

　　及世平，施耐庵“寻得阳山好住家”，遂有了顾逖的“君自江南来问津，相逢一笑旧同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