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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交流学术成果，促进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内江师范学院、《明清小说研究》杂志社、中国古代小说网联合主办了“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继15年前《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和内江师范学院联合主办“96明清小说研讨会”后的又一次盛会。整个研讨会表现出代表广泛、规格高、水平高的特点。

　　研讨会论题鲜明，突出了“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这个主题。把中国古代小说放在大的文化背景中来考察，拓宽了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有从文献角度研究小说概念和小说功能的，也有从文学原形角度，追根溯源，研究某种文学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的；有从文化政策、宗教信仰、神秘文化、民俗文化等角度研究小说生成的，也有从哲学思想、女性文化、城市文化、水文化等角度研究小说的；也有从传播角度研究小说影响的，还有从变性人现象与文化角度研究小说的，等等，小说研究呈现出立体感。

一、版本目录和作家研究

河南大学张进德通过《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序文的研究，发现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四库馆臣在继承并理性辨析前人观点的基础上，追溯小说的起源，表达他们对小说虚构性质的认知理念，辨析小说流派，阐述小说的价值功用，从中也可看出《四库全书》不收唐传奇与通俗小说的原因所在。西南交大罗宁《古小说之名义、界限及其文类特征》重新对“古小说”概念进行界定，认为古小说就是指汉唐小说；进而提出应将古代小说研究建立在尊重古人小说概念的基础上，并期望更多的学者投入到汉唐小说以及其他文言小说的研究中来。廊坊师院许振东考察了古今《三国演义》版本载录和补遗及衍变的情况，对版本的载录、渊源、分类等问题进行翔实的分析，展示不同阶段对本书版本的认识和前后间的承继关系，为更全面地研究这部古典名著提供了借鉴。福建师大欧阳健《古代小说作家考证的信与疑》，通过“《周均韬金瓶梅研究文集》读后”、“评刘世德《金瓶梅作者之谜》”、“包容曹雪芹异质思维，激活《红楼梦》研究因子”和“如何看待罗贯中材料”等问题的评论阐释，说明对古代小说作者的考证是非常有意义的科学研究；应该客观科学地研究古代小说作家，以材料说话，科学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江苏兴化历史学会莫其康通过对历史上兴化的地理风貌、历史文献、地下文物、乡土风物、民间传说、作品语言等方面的考查，构成了一个相互印证的整体，证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里籍为江苏兴化白驹场是可信的。济宁学院周晴对《绿野仙踪》作者李百川籍贯做了考索，在郑振铎先生“泰安说”的基础上，通过对泰安发生的故事及方言的研究，指出李百川为“山东泰安人”的可能性极大。暨南大学陆勇强对《西湖二集》的作者进行了考辨，提出了两个“周清原”的不同说法。首都师大周文业交流了对古代小说名著版本数字化研究成果。

二、《三国演义》研究

四川省社科院沈伯俊《〈三国演义〉思想内涵新论》针对近年来有关《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若干误解，在长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对国家统一的强烈向往；(2)对封建政治和政治家的评判选择；(3)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4)对中华智慧的多彩展现；(5)对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进一步论述了《三国演义》的主题是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兰州大学张同胜《〈三国演义〉“本主”现象试论》探究了“各为其主”或忠于本主的意识被小说中的人物所广泛认可的现象及原因。认为这种本主现象更多出现在乱世的春秋、三国、宋金元等历史时期。而《蒙古秘史》中的本主意识、本主原则以及本主现象更为单纯和浓烈，可能成为蒙元时期的时代精神之一，从而在小说叙事等文学艺术中有所反映。《三国演义》中的本主现象，则是蒙古族本主文化与三国故事相结合的产物。武汉大学鲁小俊比较研究了《红楼梦》、《三国演义》中的赤子之心与英雄情结，认为英雄情结与赤子之心不无统一处。把两部名著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其误在于把权谋和成败当成了《三国演义》的终极价值。天津外国语大学张淑蓉《论“空城计”的历史真实性》通过《三国志》、《晋书》中相关人物传记，说明“空城计”不但在三国历史上实有发生，而且确实是由诸葛亮自导自演的一个充满惊险色彩的战争传奇。西华师大李培健等研究了《三国演义》中的天命观，认为天命观作为小说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情节发展，决定人物命运，解释历史演变规律的重要因素。然后从命由天定、天命可知不可违、天人合一、天命转移等方面探讨《三国演义》中的天命思想。乐山师院何晓苇研究了明清《三国》批评呈现出由论事至论事析文的演变轨迹。认为早期的《三国》论者以史家的眼光看《三国》，李卓吾评本发论事析事之端，至明末清初毛宗岗父子全面地开掘《三国》历史与文学的价值。毛氏父子超越此前的形骸之论，深刻地揭示了《三国》信与奇、真与幻结合的文本特征。

三、《金瓶梅》研究

深圳市文联周均韬《重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在台湾魏子云先生否定鲁迅的《金瓶梅》初刻本问世于万历三十八年的权威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四十五到四十七年间，提出了“万历末年说”。云南民族大学曾庆雨《论〈金瓶梅〉叙事艺术的思维特征》在自已提出的《金瓶梅》叙事建构的“借用、延展、脱颖出新几个过程以及对比和互衬等叙说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创作主体在文本建构形成中所具有的思维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效果。湖南文理学院周勇《从场面呈现看〈金瓶梅〉的小说艺术》认为小说作者主要使用细节连缀的叙述方式，小说的叙事空间精彩，而叙事时间则时常紊乱，留下遗憾；而夸饰性和写实性场面的结合，是《金瓶梅》人物塑造的重要方法之一。复旦大学陈维昭则考论了清代南词《绣像金瓶梅传》的作者可能是嘉道年间的废闲主人马永清；这部南词在江浙南词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具有由说唱艺术向戏曲艺术表演趋近的鲜明倾向。而在性表现方面，也达到了书场艺术史上空前露骨的程度。

四、《聊斋志异》等文言小说研究

大连外语学院王立《〈聊斋志异〉中印溯源研究的学理依据及意义》探究了在佛经文学影响下，中国传统小说构成了文言为主、偏重实录和承袭题材类型等特色。至《聊斋志异》乃融会贯通，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小说题材类型稳定化、注重传承依傍、人鬼灵怪全方位思维、而以普通人之人生为本位的民族特色。西华师大蒋玉斌研究了清人笔记对《聊斋志异》的多维观照，认为清代文人主要从文学鉴赏、实用功利、娱乐解颐、纪实征实等视角来观照《聊斋志异》，他们的观照视角与当时的学风、小说观念有着密切关系。

　　武汉大学陈文新的《〈阅微草堂笔记〉：一个经典文本和一个小说类型》指出，《阅微草堂笔记》不仅在于其自身的成就奠定了它作为一个经典文本的地位，更在于它是子部小说这样一种文类的标本，所以应当采用子部小说的原理来阐发其文本及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南京审计学院韩希明研究了《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涉讼文人，指出纪昀极其反感这些涉讼文人，将其归为道德水准低下的那一群落，由此反映作者的道德观以及强烈的息讼思想。

　　内江师院孟光全以《剪灯新话》为例，研究了小说中的园林，认为小说里的园林可以构成人物活动与情节发展的空间背景，可以构成尘世与乐园的对比观照，可以寄托作家的情意，可以让小说空间呈现更加多样化，还可以让古典小说更诗意化。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刘建明探究了明代洪武至弘治年间文化政策与文言小说创作的关系，指出：此时君主强力推行的文化政策与政权高效运作的政治环境牢牢控制着文言小说创作，故而朝廷所倡导的文学观念得以推行。

五、神魔小说研究

海南大学邓百意《明代神魔小说的叙事范型及其发生机制》认为，《西游记》和《封神演义》分别代表了明代神魔小说“以幻写真”和“以幻求奇”的叙事范型。《西游记》追求神异性和人性的融合，渗透其中的是作者对时代文化的深刻理解。《封神演义》专注于神异性的展示，体现作者通过锐意求新来娱乐读者的创作诉求。徐州师大赵兴勤《〈封神演义〉艺术探索》研究了《封神演义》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情节模式的借鉴和艺术探索，指出《封神演义》除了情节模式的借鉴和叙述格局的蜕变，还包括艺术追求的创新。广东培正学院李建武论述了《封神演义》的“重复”与“反重复”，《封神演义》确有模式化叙述，让读者误以为它就是绝对的模式化打斗，但实际它却时不时地跳出和打破这种套路，让读者感到新鲜意外，保持较旺盛的阅读精力与兴趣。南京大学苗怀明《论明清时期的齐天大圣崇拜》研究了明清时期，特别是《西游记》面世之后，齐天大圣崇拜在民间广泛流行，尤其是南方福建、湖北等地盛行的现象，指出官府及正统文人虽将其视为危害地方安定、伤风败俗的淫祀进行查禁，但这样查禁的成效是暂时的，并不能使齐天大圣崇拜绝迹。

六、女性形象研究

大连大学高日晖《〈任侠十三戒〉与〈水浒传〉女性观的再认识》，认为《水浒传》落后的妇女观来自于宋元以后侠与色的对立，元代罗春伯的《任侠十三戒》是宋元以来侠义观念的集中体现，是造就《水浒传》中这样的三位女英雄形象和缝制三顶绿帽子的根本原因。牡丹江师院阮素芳探讨了《三言二拍》中女性的雷同形象，并探究其美学价值。内江师院李厚琼探究了《东周列国志》与《三国演义》中的贞节女性，指出小说对她们或赞许，或同情，表现了作者对女性贞节观的矛盾态度，折射出女性贞节观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发展轨迹。《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徐永斌《〈镜花缘〉的女子形象》把小说描写的女子分为仙道、才女、帝王三类，进而论述小说打破“神魔小说”常规，把才女作为描写的主体，篇幅最大，形象饱满，而这种描写正是建立在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基础上。仙道、帝王女子的描写主要穿插于描写众才女故事情节之中，为才女作铺垫，或者说是为描写众才女起背景作用。陕西理工学院雷勇则研究了《隋唐演义》中的“再世姻缘”及其意义，隋炀帝与朱贵儿、唐明皇与杨玉环的“再世因缘”是《隋唐演义》中的一个重要“关目”，作者借用这个故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全书的结构，小说以“再世因缘”为线索，将从隋炀帝到唐玄宗近二百年的史事连接起来，艺术地再现了隋、唐两朝兴衰的历史，使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增强小说的完整性。

七、其他视角研究

复旦大学黄霖做了“本学术良知，搞小说研究”的报告，强调要从故里之争中摆脱经济利益的诱惑；他还特别针对当前以刘再复为代表的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否定思潮，论述摆脱某种政治束缚的必要；并从对当前在一系列问题上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忽视或否定传统的倾向，论述摆脱极端思想的影响的必要，为弘扬《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精神，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南开大学宁稼雨《故事主题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换代》针对过去对故事主题类型缺乏全面研究的现状，提出了“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学术设想”。西南大学黄大宏《论“元超三恨”与唐传奇的叙事策略》以薛元超曾以不得进士擢第、娶五姓女和修国史为平生“三恨”，指出自武后秉政以来，科举、婚姻与仕宦相结合的社会风尚在不断发展之中，并成为不少传奇名作的叙事依据，进而形成了两种叙述模式，一类是渲染狭邪之恋和结婚高门的冲突，强调了婚姻对实现仕宦目标的重要性；一类则通过对此风尚的审视，表达了对人生价值的不同看法。

　　山东师大杜贵晨通过“紧箍儿”、“胡僧药”、“冷香丸”等典型例证，研究了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发展演变现象。西华师大周晓琳研究了清代中前期小说关于长安、北京、南京三大都城的叙事，既体现出集大成的“总结”倾向，同时又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倪惠颖《毕沅幕府与小说》通过阮元幕府新校勘的《山海经》、传记小说《秦云撷英小谱》、笔记小说《履园丛话》、自传体小说《浮生六记》的成因，探究了艺文幕府对清代小说发展的促动及文人游幕对小说创作的影响。指出特别是《山海经》的校勘和注释不仅具有地理学的意义，客观上亦具有小说史的意义。内江师院梁明玉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变性人现象与文化。阐述了对变性人的记载的历史分布：魏晋和明清时期较多，而唐宋元时期相对较少；魏晋时期，人们对于变性人现象的记载显得较为简单，而明清时期记载的相对较为具体而详细；对变性人的态度，明清时期较魏晋时期的舆论更为开放，也更为人性化。

　　日本早稻田大学川浩二通过天一阁馆藏《国朝英烈传》与《皇明英烈传》的比较，指出《国朝英烈传》的故事结构跟《皇明英烈传》一样；而《皇明英烈传》在明朝编年史《皇明通纪》影响下成立，《国朝英烈传》没受《皇明通纪》影响，可见先有《国朝英烈传》，后有《皇明英烈传》。浙江工业大学万晴川研究了《女仙外史》在小说的情节构建、人物形象的塑造、思想情感的表达等诸多方面受到占星术的影响。浙江工商大学聂付生研究了明代章回小说对朝鲜半岛汉文长篇小说的影响，指出他们在表现形式、创作理念和题材等方面与明代章回小说极为一致。

　　遵义师院王猛研究了明代学术思潮与小说序跋批评的关系。明代学术思潮的变动对同时的小说序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引发了明代小说序跋批评内容和话语形式的重大变化；学术思潮的变动提升了明代小说序跋的理论含量和价值，从而促进了古代小说及其理论的演进。《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王思豪研究了胡适评点本《文木山房集》的学术价值：一是将其与《吴敬梓年谱》相对照，为吴敬梓生平考察提供佐证、为诗文系年提供解释；二是论及《儒林外史》的批语，有益于《儒林外史》研究；三是品鉴吴敬梓诗词，可供研究其诗文者采资。河南城建学院甘宏伟则辨析了《儒林外史》的“反科举”思想，认为“反科举”并不适合历史背景和小说实际，事实上小说关注的是科举制度下的人，而非科举制度本身。

八、对当代学者的研究

有的学者还客观研究了一些当代学者对小说批评史和小说研究所作的贡献。如复旦大学罗书华《既开风气，亦为导师——黄霖先生与“中国小说批评史学”建设述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用黄霖教授丰富的“小说批评史”论著，通过“小说批评史的初创”、“小说批评史料宝库的建设”、“小说批评体系的架构”、“小说批评史学的延伸”、“黄氏小说批评史学的根本”等问题的辨析，说明“中国小说批评史”学科的建立，是以黄霖先生的一系列小说批评史论著为鲜明标志的，充分肯定了黄霖先生开辟小说史研究风气的重要贡献。

　　华中师大温庆新评析了欧阳健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批判》一书，肯定了欧阳先生本于“求真务实”之良知，“后来居上”之勇气，从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前后之行状与时代背景，从“资料”、“论断”等视角入手，对《中国小说史略》之文献、观念、体例及评骘等方面予以客观而科学的分析，指正《中国小说史略》若干失当之处，于治小说史者多有裨益。

　　还应特别提到的是本次研讨会上的一批青年学者，他们思想活跃，对古代小说的研究刻苦认真，他们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希望，值得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