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勇·

　　在中国小说史上，诞生于明代崇祯年间的《隋史遗文》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袁于令改变了以李世民为中心、以历史编年为顺序敷衍隋唐历史的传统写法，以秦叔宝为主角，以瓦岗群雄的故事为中心，比较形象地展示了隋亡唐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从小说史的角度看，《隋史遗文》的意义不仅在于叙事角度的变化，而主要是体现了小说家文体意识的自觉，标志着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

　　以嘉靖元年(1522)《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行为标志，历史小说创作进入了鼎盛期。在这股创作热潮中，隋唐题材颇受青睐，并产生了一批反映隋唐历史的小说，其中最早出现的是相传为罗贯中所作的《隋唐两朝志传》，前后出现的还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和《大唐秦王词话》。就具体内容和创作风格来看这三部小说的差异较大，但在创作上它们也有一些共同之处，如，它们都以“纪实”相标榜，走的是“按鉴演义”的路子，故事情节简单、粗糙，人物性格不够鲜明，作品的艺术水平都不高。之所以如此，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作者对小说文体特征的认识不明确，这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三国演义》面世后引起了广泛的好评，但读者、评论家大多欣赏的是它“羽翼信史”的特点，或称其“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①，或赞其“羽翼信史而不违”②。受这种文学观念的影响，这个时期历史小说创作的主要模式是“按鉴演义”，由于忽略了历史小说文学性的一面，创作成就普遍不高。

　　随着小说创作的繁荣，明代后期的小说家和理论家对小说文体与创作规律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对小说的认识有了明显的进步。“虚”与“实”的关系问题仍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但除胡应麟仍贬斥、否定虚构外，大多数小说家、理论家都肯定了创作中的虚构和加工。如熊大木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按《通鉴纲目》而取义”，但他本人也认识到了小说与“正史”的不同，他在该书序言中指出:

　　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如西子事，昔文人辞往往及之，而其说不一。……质是而论之，则史书小说有不同者，无足怪也。③

　　熊大木以西施故事的不同叙述为例，论述了史书与小说的关系。他认为小说的价值在于“记正史之未备”，因此就不能将正史作为衡量其真实性的唯一标准。

　　凌濛初对自己的创作也做过这样的说明:

　　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则可谓云尔已矣。④

　　这里明确提出了“真”与“饰”的问题。所谓“饰”就是艺术虚构，他认为小说要取材于现实，又要有所虚构、加工。谢肇淛在《五杂组》中对艺术虚构的必要性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

　　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古今小说家，如《西京杂记》、《飞燕外传》、《天宝遗事》诸书，《虬髯》、《红线》、《隐娘》、《白猿》诸传，杂剧家如《琵琶》、《西厢》、《荆钗》、《蒙正》等词，岂必真有是事哉?近来作小说，稍涉怪诞，人便笑其不经，而新出杂剧，如《浣纱》、《青衫》、《义乳》、《孤儿》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⑤

　　他认为《三国演义》等书“俚而无味”，其原因就是“事太实则近腐”。

　　对虚、实问题认识最深刻的当属李卓吾和金圣叹。李卓吾认为小说创作应根据作者的创作目的来选择、编造故事，他在《忠义水浒传》评中一再指出:

　　《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常见近来文集，乃有真事说做假者，真钝汉也!何堪与施耐庵、罗贯中作奴。(第1回评)⑥

　　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既是趣了，何必实有其事，并实有其人?若一一推究如何如何，岂不令人笑杀?(第53回评)⑦

　　明确肯定了《水浒传》之“假”，不仅为小说创作指出了虚构的正路，而且对这一文体的基本属性作了规定。金圣叹对小说文体的认识则更为清楚。他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道:

　　《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⑧

　　他把小说与一般史书、文人之史分别加以比较，从而在虚构性、文学性、表现性三个层面指出了小说的文体特征。

　　在这样的创作和批评环境中，袁于令的小说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在《隋史遗文序》中说:

　　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搜逸，搜逸者何?传奇也。传信者贵真: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摹圣贤心事，如道子写生，面面逼肖。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恍惚不可方物。苟有正史而无逸史，则勋名事业，彪炳天壤者固属不磨，而奇情侠气，逸韵英风，史不胜书者，卒多湮没无闻;纵大忠义而与昭代忤者，略已挂一漏万，罕睹其全。⑨

　　袁氏认为，正史与遗史，史书与小说，其目的都是要给读者一定的教育，在这一点上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正史服务于朝政，所以“传信者贵真”;而小说意在“传奇”，所以以“幻”为贵。他用小说家的眼光分析了史书与小说的异同，明确强调了虚构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意义，从而为历史小说创作扫清了障碍。

　　袁氏强调小说以“幻”为贵，而所谓的“幻”实际上包括了艺术虚构以及运用夸张、想象等手法在内的艺术创作。这种小说观使《隋史遗文》的取材以及创作模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隋史遗文》从隋朝建立写起，到李世民登基止，所写的历史事件基本上都与正史记载相合，但小说的主体——秦琼的事迹，却“什之七皆史所未备”(《隋史遗文序》)。秦琼在两唐书中皆有传，但身世不明，事迹也十分简略。在《隋史遗文》中作者首先为秦琼虚构了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身世:将门之后，祖父秦旭、父亲秦彝都是北齐大将军，北周伐齐时秦旭“力战死节”，秦彝“力竭自刎”，秦琼与母亲因此流落民间。小说中的秦琼“武艺绝人，英雄盖世”，又好结识英雄豪杰，因此在未仕之前就已名闻天下。作者用一系列故事精心描述了他“落寞凄其”的“微时光景”，使这个人物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秦琼的故事皆不见于正史，但它们却为塑造秦琼这一传奇英雄形象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总的来看，《隋史遗文》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正史的束缚，在叙事上也超越了编年体小说对史实作“帐簿”式记录的模式，所叙内容偏离了史实，但写作方法却更接近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小说的文体特征得到了强化。

　　二

　　由于对小说文体认识的转变，《隋史遗文》的叙事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前的《隋唐两朝志传》、《唐书志传》等都是以帝王为中心，以时间的自然发展来编织历史事件，创作的目的主要在于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隋史遗文》则以秦琼为中心，以秦琼的传奇式经历来链接其他人物和事件，重在塑造具有“奇情侠气，逸韵英风”(《隋史遗文序》)的乱世英雄形象。全书60回，涉及隋末唐初重大历史事件的仅10回，而叙述秦琼和其他瓦岗寨英雄的则有50回，其中秦琼个人的故事就占了18回。由此可见，作者感兴趣的已不再是历史事件，而是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草泽英雄”，小说的重心也由对朝代兴衰的阐释转向对人物命运的关注。

　　秦琼是本书的主角，全书以他的经历为线索，比较全面地展现了隋末大动乱的历史画卷。隋炀帝的倒行逆施，加上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使人民忍无可忍，于是士兵纷纷逃亡，无数百姓被迫啸聚山林，形成了一支支声势浩大的起义队伍，隋王朝也在这股反隋风暴中走到了尽头。秦琼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同时又是置身其间的一个人物，因此随着故事的展开，他本人的性格也不断得以凸现，作者的目的主要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来展示秦琼等草莽英雄的人生遭际，因此秦琼形象的塑造就成为本书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仗义疏材、济弱扶困、好结交豪杰，这是秦琼形象的基本特征，小说通过大量的情节强化了这一点，从而使这一形象充满了传奇色彩。如小说第31回“秦叔宝烛焰烧捕批”一节对秦琼性格的表现就十分精彩。为了朋友之谊，秦琼不顾个人安危，公然将捕批扯得粉碎，并放在灯上烧了。对他的壮举，朋友们“大半拜伏在地”(第32回)，而作者也由衷地赞美道:“自从烛焰烧批后，慷慨声名天下闻。”小说在塑造秦琼形象时大量采用了这类来自民间的素材，突出了他笃情重义的品格，这种品格比较符合下层民众的审美理想，于是秦琼也就成为最受民众喜爱的草莽英雄形象。

　　与其他人物不同的是，作者在塑造秦琼形象时倾注了更多的感情，除了用传奇化的手法突出其英雄本色外，还在他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并按自己的审美观念对这个历史人物进行了重塑。小说中的秦琼是一员虎将，更是一个儒将，与其他英雄相比，他身上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博大的胸怀和仁爱精神。这在山东平乱的经历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如打败郝孝德后秦琼立刻传令:“凡贼人投降，并良民被掳者，俱不许混杀。”与孙宣雅作战时，罗士信为了扬威，大放“辣手”，“将贼杀得尽绝，尸横遍野”。秦琼见后，“心下倒觉得惨然”，于是对罗士信说:“兄弟，我你为将，还志在救人，不在杀人。以后不来迎敌只逃窜的，也便放他些去。”(第39回)不以滥杀为能，这正是仁爱精神的一种表现。此外，在这段经历中还突出了秦琼“洁己爱民”的品格。离开北海时，县尉居学古为他饯行，送他“一大盘酒器，一大盘首饰，俱是黄白之物。后边四大匣，俱是银两。还有四个艳服绝色的女子，四个青衣俊秀的娈童”，面对金钱美色秦琼毫不动心，他留千金让居县尉犒赏本部军士，又将四对男女配为夫妻，各赠银二十两，“就本地安插”(第40回)。这与其他隋将的暴虐、贪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总的来看，《隋史遗文》叙事的中心是秦琼的传奇式经历，作者的目的就是要“出其侠烈之肠，肮脏之骨，坎壈之遇，感恩知己之报，料敌制胜之奇，摧坚陷阵之壮”(《隋史遗文序》)。为此，他广泛吸取了来自民间的各种材料，使秦琼故事更为生动、传神，同时又按自己的理想对这个人物进行了重塑，因此使秦琼形象又带上了较浓的理想化色彩。

　　三

　　叙事角度的转变必然带来写作手法的变化，《隋史遗文》将重心从事件转向了人物，于是人物形象塑造也就成为创作中最为核心的任务。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秦琼形象成功的一个关键在于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从而使他成为一个立体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

　　与以前的英雄传奇之作相比，《隋史遗文》善于运用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例如，小说第6～8回写秦琼落难潞州的故事，通过王小二讨账、秦琼草房弹锏作歌、当锏卖马等细节写了秦琼的落拓和隐忍。因无钱交饭钱王小二对他百般刁难，深夜回店时竟不肯开门，这时小说中有一段心理描写:

　　叔宝牙关一咬，眼内火星直爆，拳头一攥，心中怒气横飞。“这个门不消我两个指头就推掉了，打了他一场，少不得经官动府，又要羁身在此，打什么紧?况单雄信是个好客的朋友，王、李二兄说起卖马的事，来朝不等红日上升就来拜我，我却与主人结打官司，可是豪杰的举动?这样小人，籍口就说我欠了许多饭钱，图赖他的，又打坏他的门面。适来又在王伯当面前说他做人好，怎么朝更夕变，又说他不好。我转是不妥当的人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忍到如今，已是塔尖上了，不久开交，熬也熬得他起了。(第8回)

　　长时间的羞辱使他“心中怒气横飞”，但若与势利小人计较却有失英雄本色，特别是会被朋友笑话，再说已忍了很久，马上就要离开，更用不着与小人计较，于是他就再次选择了“忍”。像这样细腻的心理描写在英雄传奇类小说中的确很难看到。

　　值得注意的是，《隋史遗文》在塑造秦琼形象时还注意到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例如，秦琼笃情重义、待人诚恳，但又极好面子，有时还表现得颇为自矜自负。小说第10回写单雄信为秦琼饯行，离别之际单雄信叮咛他要牢记“求荣不在公门下”这句话，魏征接着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此时的秦琼却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玄成此言，殊似有理。但雄信把我看小了，这叫做久处令人贱，送了几十两银子，他就教我不要入公门，他把我当在家常是少了饭钱、卖马的人，不知我虽在公门，上下往来朋友，赆礼路费，费几百金，不能过一年，他就说许多闲话。

　　“求荣不在公门下”这句话原本与自己的想法暗合，因此他认为“玄成此言，殊似有理”。但当这句话从单雄信口中说出时，他却立即感到变了味。秦琼向以豪杰自居，落魄潞州对他来说是一件极丢脸面的事，因此，尽管他与单雄信神交已久，但在穷困潦倒之际来到单府卖马时却不肯以实情相告。对单雄信的友情他感激不已，但他最担心的却是因此而被人轻贱。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他才会对单雄信的话特别留心。极端的自尊和自负让他误解了朋友的一番美意，由此也暴露出了他不能脱俗的一面。

　　作为一个威震山东的豪杰，见义勇为、奋不顾身原本是秦琼基本的性格特征，但他做事又特别谨慎，在不得志时他能忍苦受辱，“到那得志之时，愈加谨慎”。他为来护儿送礼去长安，途中遇到王伯当，又结识了占山为王的齐国远、李如珪，二人也要同往长安观灯。秦琼知道这两个都是“卤莽灭裂之人”，怕他们惹出事来波及自己，因此很不愿意与他们同行，但朋友面上又难以推托。于是，从离开山寨到京城，秦琼处处谨慎小心，而且一再叮咛王伯当“凡事不要与人争竞，以忍耐为先，忍人不能忍处，才为好汉”。李靖预言正月十五民间主有刀兵火盗之灾，告诫他切不可观灯玩月。回下处的路上，秦琼且走且想:

　　李药师是神人，知几料事，洞若观火，指出迷途，教我不要看灯。只是我到下处，对这几个朋友开不得口。他这几个人，都是不信阴阳神鬼的，去岁在少华山遇见伯当，说起长安，他就讲看灯，那齐国远、李如珪也要来，我用言语搪塞他，几乎伤了义气。就是昨日柴嗣昌陪我来，却也讲看灯。我如今完了公事，怎么好说遇这个高人，说我面上步位不好，我先去罢，不像个大丈夫说的话。大丈夫却要舍己从人，我的事完了，怎就好说这个鬼话来?真的也做了假了，惹众朋友做一场笑话。李药师，我秦琼只得负了你罢。(第20回)

　　这一段心理描写，表现了秦琼心中个人安危与朋友义气的冲突，既写了他的重义，也突出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于是他瞒了心事，同众朋友一起去观灯。这时他更加小心，进城前就作了周密安排，以防不测。然而，在听到老妇人哭诉宇文公子强抢民女之事后，他当即“恶气填胸”，“把李药师之言，却丢在爪哇国里去了”，于是他们四处寻找宇文公子，接近之后，秦琼“跳于马前，举简照公子头上就打”(第23回)。一再小心谨慎，但在遇到不平时却不顾一切，二者看似矛盾，但却更能显出他的英雄本色。

　　马振方先生指出:“小说是表现人生的艺术，人物逼似生活中的真人、常人，必然产生特有的亲切感、真实感和艺术美感。”⑩小说中的秦琼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但作者着重表现的却是他的“微时光景”，突出的是他成长的过程，这样塑造出来的英雄远不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那样高大、神圣，但他更接近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常人”，因此更具有亲切感、真实感。如巴尔扎克所说:“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现实。”?正是因为在人物身上灌注了“生命”，因此，秦琼形象才显得生动、鲜活，从而具有了永久的魅力。

　　注:

　　①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见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80年，第1页。

　　②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见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80年，第3页。

　　③熊大木《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引自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本)(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④凌濛初《拍案惊奇序》，见《拍案惊奇》，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页。

　　⑤谢肇淛《五杂组》卷十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⑥⑦ 李贽《忠义水浒传》评语，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179页。

　　⑧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⑨袁于令《隋史遗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本文《隋史遗文》原文皆引自该书。

　　⑩马振方《小说艺术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法]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钢巴拉〉初版序言》，引自《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0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