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

　　位居明代“四大奇书”之首的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问世数百年来，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雄奇瑰丽的艺术成就，一直吸引着亿万读者的阅读和研究兴趣，家喻户晓，长盛不衰。

　　然而，长期以来，对《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存在不少争议;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学者、文化人在其论著和演讲中，随意评说《三国演义》，其中包含若干误解乃至曲解，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读者和听众。

　　为此，笔者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作出一些新的阐释，希望有助于这部名著的传播和研究。

　　为什么要郑重其事地探讨《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这是因为，对一部杰出的作品来说，其激动人心，历久不衰的魅力，虽然取决于许多因素，但主要地却是来自它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就《三国演义》而言，论情节的曲折离奇，它不及后来的公案小说;论对厮杀场面和人物武艺的描写，它也比不上新旧武侠小说。但是，它却经受了漫长的六百年历史的考验，一直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在文学史上占有比公案小说、武侠小说重要得多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通过丰富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出博大深厚的思想内涵。

　　二十年前，我曾经写道:“《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意蕴和文化内涵，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①

　　当今一些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谋略。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诚然，《三国演义》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方面，就是擅长战争描写。全书以黄巾起义开端，以西晋灭吴收尾，反映了从汉末失政到三分归晋这一百年间的全部战争生活，描写了这一时期的所有重要战役和许多著名战斗，大大小小，数以百计。接连不断的战争描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占了全书的大部分篇幅。而在战争描写中，作者信奉“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规律，崇尚“斗智优于斗力”的思想，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对制胜之道的寻绎上。因此，虽写战争，却不见满篇打斗;相反，书中随处可见智慧的碰撞、谋略的较量，而战场厮杀则往往只用粗笔勾勒。可以说，千变万化的谋略确实是全书精华的重要部分。

　　然而，谋略并非《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更非书中精华的全部。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层次的东西。“道”有多义，首先是指自然和社会的根本规律，通常指正义的事业，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因此，它也是处事为人的基本原则。谋略则属于“术”，是第二层次的东西，是为“道”服务的，必须受“道”的指导和制约。作为一位杰出的进步作家，罗贯中认为，符合正义原则，有利于国家统一、民生安定的谋略才是值得肯定和赞美的，而不义之徒害国残民的谋略只能叫做阴谋诡计。因此，只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诸葛亮才被塑造为妙计无穷的谋略大师、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综观全书，罗贯中从未放弃道义的旗帜，从未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谋略;对于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各种阴谋权术，他总是加以揭露和批判;对于那些愚而自用者耍的小聪明，他往往加以嘲笑。可以说，《三国演义》写谋略，具有鲜明的道德倾向，而以民本思想为准绳。后人如何看待和借鉴《三国演义》写到的谋略，则取决于自己的政治立场、道德原则和人生态度。如果有人读过《三国演义》却喜欢搞小动作，那是他自己心术不正，与罗贯中无关;恰恰相反，那正是罗贯中反对和批判的。有人谈什么“厚黑学”，也硬往《三国演义》上扯，更是毫无道理的。

　　那么，《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对国家统一的强烈向往

《三国演义》的思想精华，居于首位的就是对国家统一的向往，这是《三国演义》思想价值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能够历经磨难而不倒?为什么在四大文明古国中是唯一的种族不曾灭亡、文明没有中断的一个国家?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从周朝起，我们就逐步形成了向往国家统一，追求安定太平的共同民族心理。这种共同心理，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聚合力，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优良传统。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是我们民族一贯的政治目标。周代以来的两千多年间，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民族曾经屡次被“分”开，饱受分裂战乱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牺牲，清除了分裂的祸患，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促成重新统一的实现。在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汉末大动乱时期，以及罗贯中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元代末年，广大人民对国家安定统一的向往更是特别强烈。罗贯中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通过对汉末三国时期历史的艺术再现，鲜明地表达了广大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在小说中，当天下大乱以后，那个时代的英雄们想的是什么?怎么做?我认为就是以曹刘孙三方为代表的英雄们，顺应时代的潮流和民众的愿望，力图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三方争天下，争的是什么?争的是重新统一的主导权，而不是单纯的斗智、斗心眼。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现。

二、对封建政治和政治家的评判选择

人们常常谈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有人还把这称为“封建正统思想”，指责《演义》“贬低”或者“丑化”了曹操形象。其实，“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调。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东坡志林》有这样一条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这说明在“说三国事”中已经形成“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并得到广大群众，包括儿童的共鸣。在元杂剧的三国戏中，以诸葛亮、关羽、张飞、刘备等刘蜀方面人物为主角的剧目占了一半以上;即使是写其他人物的，也普遍表现出“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罗贯中只是顺应广大民众的意愿，继承了这种倾向。

　　罗贯中之所以“尊刘”，并非简单地因为刘备姓刘(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贬抑和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挞的对象)，而是由于刘备一生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的最重要的两点期待:一是仁德爱民，有济世情怀;二是尊贤礼士，有知人之明。

　　首先，作品多方表现了刘备的宽仁爱民、深得人心。《演义》第1回，写刘关张桃园结义，其誓词便赫然标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八个大字。这既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一面道德旗帜。从此，宽仁爱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刘备区别于其他政治集团领袖的显著标志。他第一次担任官职——安喜县尉，便“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督邮索贿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纷纷为之苦告(第2回)。此后他任平原相，已被誉为“仁义素著，能救人危急”(太史慈语，见第11回)。陶谦临终，以徐州相让，刘备固辞，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12回)曹操擒杀吕布，离开徐州时，“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第20回)。这表明他占据徐州的时间虽不长，却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不得不到荆州投奔刘表，受命屯驻新野时，他仍以安民为务，因此“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4回)。新野百姓欣然讴歌道:“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第35回)

　　当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刘琮不战而降之时，刘备被迫向襄阳撤退，新野、樊城“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第41回)。就这样，在建安十三年(208)秋天的江汉大地上，刘备带领十余万军民，扶老携幼，上演了“携民南行”的悲壮一幕。如此撤退，显然有违于“兵贵神速”的军事原则，对保存实力、避免曹军追击十分不利。故众将皆曰:“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刘备明知此言有理，却泣而拒之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行至当阳，果然被曹操亲自率领的精兵赶上。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而在道义上却赢得了极大的胜利。这种生死关头的选择，决非一般乱世英雄的惺惺作态所能比拟。从此，刘备的“仁德爱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他迥别于其他创业之君的最大的政治优势。

　　其次，作品竭力渲染了刘备的敬贤爱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对徐庶、诸葛亮、庞统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书记载，写得十分生动感人;尤其是对他不辞辛苦，三顾茅庐的求贤佳话，对他与诸葛亮的鱼水关系的描写，更是具有典范意义。

　　总之，宽仁爱民和敬贤爱士这两大品格的充分表现，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摆脱了以往三国题材通俗文艺中刘备形象的草莽气息，成了古代文学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②。

　　另一方面，罗贯中尊重历史，博采史料，以许劭称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为基调，塑造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奸雄”曹操，并未随意“贬低”，更未故意“丑化”。这里所说的“奸雄”，是指曹操既是远见卓识、才智过人、具有强烈功业心的英雄，又具有极端自私、奸诈残忍的性格特征。

　　在小说中，曹操第一次出场，就写得有声有色:

　　见一彪人马，尽行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第2回。毛本第1回作:“忽见一彪军马，尽打红旗，当头来到，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以下引文，凡未注明版本者，均引自毛本)

　　对比一下小说对刘备出场的描写:

　　时榜文到涿县张挂去，涿县楼桑村引出一个英雄。那人平生不甚乐读书，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游天下豪杰，素有大志(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第1回。毛本第1回作:“榜文行到涿县，引出涿县中一个英雄。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

　　两相对照，曹操形象显然高出刘备一头，哪里说得上“丑化”呢?

　　罗贯中以大开大阖的笔触，艺术化地展现了曹操在汉末群雄中脱颖而出，逐步战胜众多对手的豪迈历程，对于曹操统一北方的巨大功绩，对他在讨董卓、擒吕布、扫袁术、灭袁绍、击乌桓等重大战役中所表现的非凡胆略和智谋，罗贯中都作了肯定性的描写，并没有随意贬低。

　　同时，罗贯中又不断地揭露曹操奸诈的作风、残忍的性格和恶劣的情欲，批判曹操丑恶的一面。为报父仇而攻打徐州，竟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第10回);接受张绣投降后，得意忘形，居然霸占了张绣的婶娘邹氏(第16回);对于忠于汉室，反对自己的大臣，毫不留情地挥起屠刀，杀了一批又一批，包括怀孕已经五个月的董贵妃和伏皇后全家(第24回、66回、69回);甚至辅佐他最得力的首席谋士荀彧，仅仅因为不赞成他封魏公，便被逼服毒而亡(第61回);至于“借头欺众”、“梦中杀人”等阴谋诡计，更是花样百出，令人怵目惊心……这种种残忍狡诈的行为，怎能不使人反感和憎恶?

　　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尚书·泰誓下》)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评判和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当今一些人对曹操不仅不反感，而且表示喜欢，称道其“坦率”。诚然，曹操有他坦率的一面，如公开宣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确是事实。然而，曹操不坦率不老实、忌才害贤的一面更是事实。鲁迅先生在其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经写道:“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但后面又说:“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是的，曹操就是这样的典型:机智与奸诈杂糅，豪爽与残忍并存;时而厚遇英雄，时而摧残人才;杀人时心如铁石，杀人后又常常挤出几滴眼泪以示懊悔……火烧赤壁前夕他横槊赋诗，扬州刺史刘馥仅仅说了一句他认为是“败兴”的话，便被他一槊刺死，全不顾刘馥乃是方面大员，功绩显著(第48回);为封魏公而逼死头号谋士荀彧，竟将其多年主持日常政务、尽心辅佐的赫赫功勋一笔勾销(第61回);以惑乱军心的罪名杀死杨修，也忘了其忠心追随之力(第72回)……杀了刘馥，他“懊恨不已”，下令“以三公厚礼葬之”;逼死荀彧，他又是“甚懊悔，命厚葬之”;杀了杨修，他又下令“将修尸收回厚葬”……昨天蛮横无理地杀人，今天又假惺惺地予以厚葬，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充分表现了曹操惊人的权术:做了亏心事却从不认错，企图以“厚葬”来抹掉自己手上的血迹，在自欺欺人中求得心灵的平静。请问，这能算“坦率”吗?今人与曹操相距将近一千八百年，不会有无辜被杀的威胁和含冤莫白的痛苦，可以轻飘飘地说几句不关痛痒的话。但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有谁愿意被曹操冤枉杀害，再得一副好棺材?有谁愿意选择他作顶头上司，或者与他毫无顾忌地交朋友?③

三、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三国演义》以很大篇幅描写了汉末三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总结了各个集团成败兴衰的历史经验，突出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视谋略这三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董卓集团败坏朝纲，残害百姓，荒淫腐朽，导致天下大乱，完全是一伙狐群狗党，混世魔王，作品便不遗余力地予以鞭挞。袁术狂妄自大，轻薄无能，既不注意延揽人才，又无明确的战略目标，更不顾百姓死活，却急于过皇帝瘾，大失人心，作品也予以严厉批判。袁绍虽然颇有雄心，其集团一度声势赫赫，实力雄厚，但由于袁绍胸无伟略，见事迟缓，坐失战机;不辨贤愚，用人不当，以致关键时刻内讧不已;心胸狭隘，文过饰非，甚至害贤掩过，终于只能成为曹操的手下败将，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相比之下，刘备、曹操、孙权三大集团在这三方面各有所长:刘备历经磨难，却始终坚持“举大事必以人为本”的信念，深得民心;求贤若渴，“三顾茅庐”堪称千秋佳话;倾心信任诸葛亮，既有正确的战略方针，又有灵活多变的谋略战术。曹操虽然心术不正，却也十分注意争取人心，延揽人才，手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在战略战术上，他也高出同时诸雄。孙权手下也是人才济济，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任统帅均为一时之杰，而且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因此，在众多政治军事集团中，刘、曹、孙三大集团得以脱颖而出，形成三分鼎立的局面。④

四、对中华智慧的多彩展现

上面已经阐明，把谋略视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一种片面的，甚至是浅薄的看法。实际上，数百年来，《三国演义》让人感到魅力无穷的一个重要方面，乃是积淀在其中的中华智慧，是这种智慧的多彩展现。可以说，《三国演义》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智慧的结晶，作为全书灵魂人物的诸葛亮，就是中华民族无比智慧的化身。

　　《三国演义》展现的中华智慧，大致可以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

　　1．政治智慧。包括:

　　(1)善于把握天下大势，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如荀彧的奉迎献帝之策，诸葛亮的《隆中对》，鲁肃的“江东对”。

　　(2)善于处理君臣关系，推心置腹，善始善终。如诸葛亮与刘备鱼水相谐的关系。

　　(3)善于治国，遗爱千秋。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末，陈寿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裴注引袁子曰:“(诸葛亮)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演义》对此作了形象的再现。

　　(4)善于识才，后继有人。如诸葛亮选拔蒋琬、费祎、董允⑤;孙吴集团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帅相继。

　　2．军事智慧。以诸葛亮为代表。主要表现为:其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二，虚虚实实，兵不厌诈;其三，出奇制胜，用兵如神。

　　《孙子兵法》云:“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兵势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诸葛亮正是体现这些军事原则的光辉典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军事上的兵不厌诈，出奇制胜，是对敌方而言，与某些人感兴趣的权谋诡诈完全是两码事。自古以来，一些优秀的军事家，恰恰不会搞阴谋诡计，不会提防来自自己营垒的权术倾轧，往往成为野心家、阴谋家栽诬陷害、密谋策划的牺牲品。人们熟知的孙膑、吴起、岳飞，均为显例，令人叹息。因此，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赞美和弘扬中华智慧，而要坚决否定毫无原则、惟利是图的权谋诡诈!

　　3．科技智慧。如华佗的麻沸散和外科术，诸葛亮的连弩和木牛流马。

　　4．人生智慧。这方面值得发掘的颇多。

　　例如司马徽:“水镜”雅号，传播遐迩。曾有名言:“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又云:“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却终身不仕，甘当闲云野鹤。

　　又如管宁:年轻时不满华歆热中利禄，与之割席分坐;魏文帝下诏以其为太中大夫，固辞不受;明帝即位，征他为光禄勋，仍不应命，白衣终身。

　　再如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格言，垂范千秋。

　　《三国演义》展现的中华智慧，真是绚丽多彩，熠熠生辉，博大深厚，沾溉后人。

五、对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

在艺术地再现汉末三国的历史，描绘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时候，罗贯中不仅表现了对国家统一、清平政治的强烈向往，而且表现了对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在这里，他打起了“忠义”的旗号，把它作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标准。通观全书，有许多讴歌理想道德的动人故事。为了忠于“桃园之义”，关羽不为曹操的优礼相待所动，毅然挂印封金，千里跋涉，寻访兄长;为了维护兄弟情义，刘备不顾一切地要为关羽报仇，甚至宁可抛弃万里江山;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托孤之重，诸葛亮殚精竭虑，南征北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长期以来，对于“忠义”也有各种议论和批评，这里谈谈我的看法。忠是什么?其基本含义是对自己忠于所事，对他人忠于所托。你的本职工作是什么，你就干好什么;与他人相处就要忠于所托，这就是《论语》讲到的“吾日三省吾身”中的一省:“为人谋而不忠乎?”经过长期的积淀、提炼和逐渐的抽象化之后，人们把它升华为对事业的忠，对理想的忠，进而再升华为对国家对民族的忠。那绝非是小忠。义是什么?按古汉语的基本含义，“义者，宜也”(《礼记·中庸》)，适宜的事，正确的事，你做了，那就符合义。人们常常说“道义”，就是说做符合道的事情才是义。从宏观方面来说，有国家大义、民族大义;用在人际关系上，它追求的是平等互助、患难相扶，甚至是生死与共的理想人际关系。

　　当然，作为封建时代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文人，罗贯中的“忠义”观不可能越出封建思想的藩篱，但也确实融合了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感情。这种犬牙交错的状况，使得《三国演义》的“忠义”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但就主导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如此丰厚，那么，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⑥。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确实是博大深厚的。尽管其中也有一些消极成分，但其主导方面却是值得肯定的。在未来的岁月里，无论是我们的子孙后代、海外华人，还是国外汉学家以及其他对中国感兴趣的朋友，凡是想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人，仍将把它当作必读书。

　　注:

　　①沈伯俊《三国演义》校理本《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写于1990年)。

　　②参见沈伯俊《明君与枭雄——论刘备形象》一文，载《文学与文化》创刊号，2010年第1期。

　　③参见沈伯俊《重提旧案论曹操》一文，载《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4期。

　　④参见孙一珍《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题》，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齐裕焜《乱世英雄的颂歌》，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⑤参见沈伯俊《〈三国〉刘蜀后期人物三论》一文，载《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⑥参见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一文，载《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收入沈伯俊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