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

　　《野叟曝言》与清代才学小说

　　·秦川·

　　才学小说是清中叶兴盛的一种小说类型，它具有小说类型的兼具性、艺术手法的多样性、内容情节的奇异性等文体特征。《野叟曝言》是此类小说篇幅最长的作品，因此它所体现的这些特征也就最为典型。《野叟曝言》之类的才学小说在清代如此兴盛，这与当时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和清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以及不幸文人的心态这三个方面。

　　《野叟曝言》才学小说类型特征兴盛原因

　　才学小说是指清代“以小说见才学”的小说。鲁迅云：“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与寓惩劝同意而异用者，在清盖莫先于《野叟曝言》。”①从时间上说，清初李渔的小说就有卖弄才学的倾向，唐传奇崇尚“史才、诗笔、议论”，亦有“才学小说”的因素。只是这些小说皆为短篇，表现“才学”有限，不像清中叶“才学小说”多系“具有收揽大千世界的容量”②的长篇。从篇幅上说，长篇更有利于展示学识和才情。《野叟曝言》、《蟫史》、《燕山外史》、《镜花缘》是学界公认的清代“四大才学小说”。《蟫史》和《燕山外史》用文言写成。《蟫史》诘屈拗口，难以卒读。《中国小说史略》评之“虽华艳而乏天趣，徒奇崛而无深意”。《燕山外史》系骈体，较难读懂。它们的读者不多，传播不广。因此，本文所及，主要集中在《野叟曝言》和《镜花缘》这两部小说了。

一、才学小说的文体特征

清代才学小说的特征一般表现为：类型的兼具性，创作手法的多样性，内容、情节的奇异性，以及作者身世的相似性。

　　小说类型的兼具性。所谓类型的兼具性，是指一种小说融若干种风格流派的小说于一体，形成新的小说类型或流派，这种新的类型或流派就是学界所谓的“才学小说”。从时间上说，《野叟曝言》无疑是这种新型小说的首创者。

　　从规模上讲，《野叟曝言》不仅是清代“才学小说”篇幅最长，而且是明清章回小说篇幅最长的。从类型上讲，它囊括了通俗小说差不多所有的题材和风格，成为众多风格流派的有机结合体。其所涉及风格、流派的情形，诚如石昌渝先生所说：“《野叟曝言》写文素臣一生丰功伟绩，有时是靠拳脚功夫打败对手，有时是指挥千军万马冲锋陷阵，这方面有点像英雄传奇，甚至已有后来的武侠小说的色彩;另一方面在描写文素臣与几位美貌才女的感情纠葛上，则又有才子佳人小说的特点;书中对地方风土人情和市井社会的细腻描叙，又表现了世情小说的风格;而其中对文素臣个人本事的夸张，又有些神魔小说的影子。总之，小说的各种流派风格都汇合在《野叟曝言》这一部小说里了。”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镜花缘》“盖以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然亦与《万宝全书》为邻比矣”。该书所汇集的不同风格流派，虽不及《野叟曝言》那样全面，但仍然囊括了众多类型，呈现出“类型兼具”的特点，成为“才学小说”的又一代表。例如小说中的唐敖、林之洋、多九公三人出海游历以及唐小山寻父的情节，带有明显的游记小说的特征;而对于女儿国、黑齿国、淑士国等怪现象的描写，可谓极尽幽默讽刺之能事，带有鲜明的讽刺小说的特点。诸如女儿国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在黑齿国满腹才学的多九公竟被小小年纪的亭亭和红红问得“汗如雨下”、“抓耳搔腮”、“无言可答”、“恨无地缝可钻”的情节;白民国中装腔作势的学究先生，实即不学无术之徒，居然将《孟子》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的笑料;淑士国到处竖着“贤良方正”、“德行耆儒”、“聪明正直”等金匾，而各色人等素服儒巾，满口“之乎者也”，而实则爱才如命、唯利是图者流，遇事斤斤计较，酒醉饭饱后，连吃剩的几个盐豆都要揣到怀里，甚至连一根用过的剔牙杖也要放到袖子里，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儒林的丑态，其讽刺效果可与《儒林外史》媲美，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该书类型兼具性特点已获得学界公认。陈文新同志曾经对此做过精辟的概括：“从结构看，《镜花缘》是一部游记小说;从主题看，《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从风格看，《镜花缘》是一部诙谐小说;从题材看，《镜花缘》是一部博物体小说。”④这种概括是符合《镜花缘》实际的。

　　创作手法的多样性。当今学界理论著作或论文中所及的小说表现手法，概括起来大概有这样一些：即明修暗度法、草蛇灰线法、烘云托月法、前后伏应法、类比对比法、绵里藏针法、抑扬顿挫法、双管齐下法、一笔两用法、一箭双雕法等等，但这些手法在不同的小说中有所侧重，不是在一种小说里全部体现出来。由于《野叟曝言》长达150余回，因此它所用到的表现手法，自然要超过其它长篇章回小说。而“韬叟”从《野叟曝言》各“回末评”中所概括出来的表现手法，除同于上述所及的手法外，还有近百种之多，现列出数种如次：避熟就生之法、衡山截水之法、特犯之法、立地翻空之法、钩联回互宛转关生之法、示人悔过之法、特翻前局之法、做结解结之法、欲待月先埋树之法、先立表后测影之法、临崖勒马之法、更上一层楼之法、楼里藏针之法、颊上添毛之法……《野叟曝言》正是由于运用了众多的艺术手法，所以不仅使得作者的学识、才华得到充分的展示，而且也使得此著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引起当今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

　　故事内容、情节的奇异性。常言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因而中国古代小说多奇异故事，乃系世事之常，人情之常，不足为怪。而问题在于：虽然同为奇闻异事，但在不同时代的小说则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作用，如宋元以前的文言小说，特别是笔记小说，其中的奇闻异事多属客观记录。所谓“搜罗奇事，记述异闻”，重在“搜罗”，重在“记述”，而所搜所记自然界的怪异现象，多系人们的少见多怪;而宋元以后的小说则不然。因为进入小说中的奇事异闻已不再是纯客观的记录，而是经过作者精选出来并加以典型化了的内容，其目的在于渲染情节、塑造形象、烘托主题。

　　清代小说有着普遍崇尚“新奇”的特点。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就声明自己的创作主张：不蹈历来野史的旧辙，反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而《红楼梦》就是根据他自己“半世亲见亲闻来创作”的，小说中有关“顽石”的经历以及对它的议论，确实令读者感到新奇。李渔也曾承认自己的小说是刻意追新的，并强调小说创作要“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⑤。而综观李渔小说创作的实际，确如所言，可谓篇篇意异，字字出奇，令读者耳目一新。《镜花缘》中的主人公游历众多的国家，奇人奇事奇景，难计其数，对比反讽甚为深刻。

　　《野叟曝言》长达154回，书中的“奇闻”、“奇事”、“奇想”、“奇法”，远远超过同期、同类作品，充分体现作者在精心经营、匠心巧运，并达到了作者想要达到的艺术效果。《野叟曝言》中的奇，从卷帙的编次和用字上就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二十卷20个字：“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士;熔金铸史，人间第一奇书。”构成一幅精妙的对子，不仅浑括了全书的大旨，同时也展露了作者的才学，其创作思想以及艺术追求也都从中得到体现，非常独特。再者，故事、情节的翻空出奇，必奇至“竭情尽致”不可。诸如第十九回所写的具有奇效的“怪医方”，第二十五回“结干夫妻”，第四十五回的“假虎行奸”，以及一百五十二回的“六人同梦”之类的现象，真乃理之所无，而事之所有;既入人意中，又出人意外。怪不得“韬叟”在本书各回的总评中那样赞叹不已，无数次地赋予作者“天下无双”和该著“人间第一”、“奇书”的地位，像“奇文妙文”、“奇文化文”、“奇情妙情”、“绝妙奇文”、“奇中之奇，变外之变”、“神矣化矣”之类的称赏，不绝于笔端，难以遍举。因此，知不足斋主人在该书《序》中带有总结性地概括道：“书中所叙，皆采撷汉唐以来诸说部之奇而贯串之”，“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奇诡，足以跨跞古今，倾倒一世，洵天下第一奇书也”⑥。

　　作者身世的相似性。这里说的相似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甲”小说作者与“乙”小说作者身世的相似性;另一是指小说作者与小说中人物身世的相似性。从“甲”小说作者与“乙”小说作者身世的相似性来说，他们多为才子，颇有奇气，是为奇人、奇才，且有奇迹。但奇才的人生大多不幸，即如清初的蒲松龄、李渔，清中叶的吴敬梓、夏敬渠、李百川以及稍晚的李汝珍等人，都是饱读诗书，才气纵横，却科场蹭蹬，终难一第。曹雪芹虽然情形有别，但生活困顿、晚景凄凉是一样的。说他们是奇人奇才且有奇迹，这既可从他们的人生态度、人生遭际方面去了解，亦可以从他们留下的笔底生辉、名扬千古的佳作中获知。

　　从小说作者与作品中人物身世的相似性来说，小说中主人公多有作者的影子，是作者之自况，上述小说无一例外，这是众所周知的，无须赘述。

二、《野叟曝言》：“才学小说”的承前启后

要弄清《野叟曝言》的承前与启后，首先要弄清《野叟曝言》本身。从小说文体学的角度说，作为“才学小说”开山之作的《野叟曝言》具有综合性特点，具体表现为：从内容和作品中人物的行踪看，有“自况”(或叫“自寓”)性特点;从作品所涉及事物的广度看，有“博物”性特点;从作品体现作者创作动机或目的看，有“劝诫”性特点;从题材和风格类型看，有“兼具性”特点(上文已及，下文不赘)。正因为《野叟曝言》具有多方面的特点，呈现出小说文体的综合性，才真正显露出作者的“才学”，进而使之成为“才学小说”的代表作。

　　作为“才学小说”代表作的《野叟曝言》，如果说其文体特征的综合性是它的独创，那么其综合的每一个要素，则是此前都已经具备了的小说文体现象，甚至有的现象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特征，如“自况”现象，在有清一代的小说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所谓“自况”，即以某种人来比喻自己;或姑且借助值得效法的人及其行为来比拟自己。语出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娱老·一》，即云：“然观古之达人，亦多有好是者，故备录之聊以自况，且以自警。”

　　然而，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的“自况”形象是“录”，目的是“聊以自况，且以自警”。而清代诸多小说的“自况”形象，是作者的创造，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经历及人生体验创造出来的，目的在于构筑自己理想的“梦”，以便从梦境中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这里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自况”小说只是具有作者的影子，但绝不等同于作者自传，这是学界已经定论了的观点。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自况”现象，并不是从《野叟曝言》开始的，早在唐传奇中就有明显的自况之作，如元稹《莺莺传》中的张生，张《游仙窟》中的男主人公，学界大多以为作者本人。清初李渔《闻过楼》中的顾呆叟，清代以来直至当今的学者皆以为是李渔自己。只是到了清中叶的乾隆年间，以小说中人物比况作者自己的现象非常普遍，似乎形成一种风气，诸如夏敬渠《野叟曝言》、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李百川的《绿野仙踪》以及文言长篇章回小说——屠绅的《蟫史》都具有自况的性质⑦。可见，自况性特点不是“才学小说”的新创，而是继承前人创作的经验，并加以发扬光大、形成风气的结果。

　　就“博物”而言，早在先秦古籍《山海经》和晋张华《博物志》中就充分地体现了出来，而名称则似乎始于《博物志》。但无论是《山海经》也好，还是《博物志》也好，虽然有大量神话传说色彩的描写，但总体上属于文言笔记，多为实录。只是到了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其神怪故事则完全融入了故事的情节和主题，成为小说内容、情节、形象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才学小说”里，博物的特点则更为明显。从《野叟曝言》到《镜花缘》，“博物”的程度可谓一浪高过一浪，形成才学小说的普遍性特征。

　　就“劝诫”而言，自宋代以来，“劝惩教化”已成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因为：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向来地位低下，被称之为“小道”。明清时代的小说作家为了提高小说的地位，进而提高自身的地位，就必须注重小说的教化功能，在小说中寓诸劝善惩恶以助教化，否则，小说则无法挤入“大道”的行列，也就无法提高作者自身的社会地位。

　　清代“才学小说”则带有普遍性的劝诫意义，而清初李渔小说尤为突出。李渔小说从原始儒学“恕道”的观点出发，常常是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批判封建统治者的出尔反尔，以及“己所不欲”而“偏施于人”的专制和霸道，以期“正人心，扶世教”。正因为李渔小说的目的性很强，善于利用故事来说理，教育的作用更为直接。所以钟离睿水评介李渔小说：“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以人情啼笑，接引痴玩”;“确于风教不浅”⑧，是为的评。

　　《野叟曝言》中的“劝诫”，可谓远绍宋明，近承清初，特别是李渔小说的“劝诫”无疑给予它一定的影响，进而发展到极致。所以“韬叟”在各回总评中肯定《野叟曝言》“有功名教”的地方不下数十处，说该书“其大旨以崇正辟邪为主，以智仁勇为用，以孝弟忠信礼仪廉耻为条目”，其“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描春态，纵谐谑，无一不臻顶壁一层”⑨;即使“书中间有秽亵，似非立言垂教之道，然统前后以观，而秽亵之中，仍归劝戒”⑩。而《镜花缘》作为此期最后一部“才学小说”，理应担当“集大成”的使命，然而从作品寓诸“劝诫”的角度看，似乎不太明显，但正是因为这“不太明显”，则更好地体现它的成功，“成功”到让读者不知不觉接受它的“劝善惩恶”意图。

三、“才学小说”兴盛于清代的原因

“才学小说”的文体、类型特征的各个特点，在此前各类型的小说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此前的种种小说却不能称之为“才学小说”;而只有当各种不同类型的风格特点较为全面、集中地体现在一种小说里，并使之形成新的小说文体类型，才能被称之为“才学小说”，而这种新类型的小说是盛行于清代。

　　“才学小说”为什么会在清代兴盛?特别是在清代“盛世”的康乾间盛行?这恐怕与当时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以及不幸文人的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恐怕主要在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清代学术风气、以及不幸文人的心态这三个方面。现仅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一点探讨。

　　“八股取士”制度的影响。清代是沿用明代“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而“八股取士”的考试规定：内容即从《四书》、《五经》中出题，考生必须模仿圣人口气，代圣人立言，且用朱注解经;而文章格式用“八股”，即把试卷固定为八段整齐的对偶句，以便评阅试卷时省力;且命题常用“截搭题”。可见，内容限于“四书”、“五经”，已束缚了考生的思维和才情;而“八股”格式的呆板僵化，模仿圣人的口吻替圣人立言，让考生挖空心思去做文字游戏，更谈不上什么学问;特别是“截搭题”的形式，断章取义，完全篡改了儒家经典。这样的科举考试，对于一些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来说，极为不利。因为有思想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考试时常常是任意驰骋其情思，容易超出“八股文”的规定范围，所以往往难以中试。如蒲松龄直考到71岁，最后是花钱捐了个“贡生”的名头;而李渔、吴敬梓是屡试不第后，中途放弃的;像李百川、夏敬渠也都是诸生终结。

　　清代学术风气的影响。古代中国一向崇尚学术，而清代尤盛，这只要简单梳理一下中国古代学术史就可以获知其大略。自先秦的“百家争鸣”始，历经汉代“经学”，六朝“玄学”，隋唐“佛学”，再到“宋明理学”，最后发展到清代，则有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中期的“乾嘉考据”之学，清末的“中体西用”之学。而夏敬渠生活于清代的“康乾盛世”，自然要受到此前各种学术的影响，其中以清初“经世致用”学术风气的影响尤著。

　　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即“实学”。“实学”的产生，准确地讲，“是我国明代中期出现的一股进步思想潮流，历经明清之际的高潮阶段，到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龚自珍、魏源时期才告结束”?。从内容上说，较早主张实学的东林学派就提倡尊经重道，“恪守洛闽”，“以朱为尊”，排斥陆王佛老。如高攀龙曾对重佛轻儒现象异常愤慨地说：“昔之为佛氏者，尚援儒以重佛;今之为儒者，于轩佛以轻儒。其始为三教之说，以为与吾道列而为三，幸矣;其后为一家之说，以为与吾道混而为一，幸矣……斯言不出于释氏之徒，而出于圣人之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而生活于乾隆年间的夏敬渠，《江阴夏氏家谱》说他：“英敏果毅，正直不阿，权贵无所干避”;“崇正学，力辟二氏;通诸经、历代史志，旁及诸子诗赋，礼乐兵刑钱谷医算之属，无不淹贯”。清代实学风气对于夏敬渠的影响于此可见。

　　作为学问家的夏敬渠，其小说创作富于学问，就像诗人写小说富于诗意一样，自然天成，不可避免。而事实上，《野叟曝言》的主人公文素臣，作为作者的影子和理想人物，其才能学问已远远超越了作者，是个文韬武略、百艺皆通的“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因此，学界把它定义为“才学小说”，是恰如其分的。这是因为：才学小说中的“才、学”二字，才，有才干、才能、才情之意;学，有学识、学问、学养之义。而文素臣则是学界公认的文武全才，请看小说中称引他的才学：“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陨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间涉岐黄，肩随仲景;以朋友为姓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平生有一大段本领，是止崇正学，不信异端;有一副大手眼，是解人所不能解，言人所不能言。”可见，社会时代风气影响作家，作家影响作品，已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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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文人心态的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官方思想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政治思想，而儒家文化是积极入世的文化，修、齐、治、平是中国文人的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因此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学而优则仕”。然而明清时期采用的“八股取士”法，不利于真正有才华的文士，他们无法跻身官场，因而修齐治平的目标和人生价值也都无法实现。

　　古代中国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之说，即《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是指树立圣人之德，即“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而“立德”要通过“立功”、“立言”来实现。因此，在乾嘉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更倾向于“立言”(即著书立说)，所谓“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就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那些拥有一身文武艺、一腔愤激情的落魄文人，他们不甘寂寞，要竭力寻找适当的方式来发泄胸中的牢骚积怨，来展示自己的才情学问，来达成自己的梦中理想，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长篇小说这种文体形式，便成了这些失意文人首选的表达方式。基于这样的创作动机，所以此期的小说都普遍寓诸作者个人的身世、经历以及人生理想，成为“自况”性小说。像李渔小说、蒲松龄《聊斋志异》、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李百川《绿野仙踪》以及夏敬渠《野叟曝言》、李汝珍《镜花缘》、屠绅《蟫史》等一大批小说，都能找到作者的影子。

　　文人不幸小说幸。上述文人可谓失意、落魄，但他们落魄的人生却造就了小说的繁荣，并将小说这种文体，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是文言还是白话，都在清代推向巅峰，正所谓文人不幸小说幸。与此同时，也使得这些小说作者的名字随同他们的小说一起载入历史的长卷，与天地永存，与日月同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注：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11页。

　　②③石昌渝《野叟曝言》“前言”，作家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④陈文新《〈镜花缘〉：中国第一部长篇博物体小说》，《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2期。

　　⑤［清］李渔《与陈学山少宰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⑥⑨知不足斋《野叟曝言》“序”，作家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⑦王进驹《乾隆时期自况性长篇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

　　⑧钟离睿水《十二楼·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⑩《野叟曝言》“例言”，作家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步近智《略论我国古代实学思想的兴起和发展》，岳麓书院《书院文化史研究文集》1988年第2期。

　　?《高子遗书》卷三《异端辨·又辨三教一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赵翼《瓯北集》卷二三《偶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76页。

　　作者单位：九江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王学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