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岩志·

　　论《聊斋志异》中狐作祟现象的形式、特征及文化内涵

　　·付岩志·

　　两汉以来，我国文献典籍中记载了许多狐作祟现象。明清时期是中国狐文化鼎盛时期，《聊斋志异》中就有许多狐作祟故事。《聊斋志异》中狐作祟主要有性蛊惑、恶作剧、报复行为、善意捉弄等形式。与传统记载相比，《聊斋志异》中狐作祟展现出体系化、成熟化、理性化、世情化等新特征。《聊斋志异》狐作祟故事还包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是汉代以来狐崇拜妖兽化的推衍和发展，是民间信仰中巫术文化渔财猎色的反映，包含了人类自我力量的展现和确证，其中的人狐关系最终走向了融合与超越。

　　《聊斋志异》狐作祟文化内涵

一、我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狐作祟现象

狐作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记载，始于西汉昭帝年间焦延寿的《焦氏易林》。《焦氏易林》《颐》之第二十七《同人》篇曰：“长女三嫁，进退多态。牝狐作妖，夜行离忧。”《睽》之第三十八《升》篇曰：“老狐屈尾，东西为鬼。病我长女，哭涕诎诣。或西或东，大华易诱。”《萃》之第四十五《既济》篇曰：“老狐多态，行为蛊怪，惊我王母，终无咎悔。”①这一时期狐作祟主要是对女性的侵扰与迷惑，而且狐以兽体形态出现，还没有幻化为人形。

　　魏晋南北朝时期，狐作祟故事得到进一步发展，虽然故事篇幅较短，但情节更加丰富。干宝《搜神记》中已有完整的狐媚人故事，其卷十八载王灵孝魅于狐女阿紫，“狐始来时，于屋曲角鸡栖间，作好妇形”②，把王灵孝诱至空冢之中。陶渊明《搜神后记》载建簿册以奸人之女的老狐和脚上带绛绫香囊的雄狐(此香囊想必为祟人所得)。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衣服靓妆、截人之发的狐妖。鲁迅《古小说钩沉》所录无名氏《小说》中载三国魏管辂夜逢吹火烧屋的小狐。这一时期，狐狸开始化为人形。葛洪《抱朴子》内篇之《对俗》载，“狐狸豺狼，皆寿八百岁，满五百岁则善变为人形”③。《搜神记》卷十二载，“千岁龟鼋，能与人语;千岁之狐，起为美女”④。《太平广记》卷四四七引《玄中记》载，“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⑤。

　　宋元时期，狐妖的性格、行为进一步向人靠拢。正如山民指出，“(这一时期)狐被人格化的成份越来越重”⑨。刘斧辑撰《青琐高议》别集卷一《西池春游》载，侯生负情于独孤氏(狐妖)，另娶大族之女郝氏，独孤氏就设计使侯生与郝氏“家资荡尽”⑩。洪迈《夷坚志》丁志卷第十九之《陈氏妻》中，新淦民陈氏之妻为狐家族一家四口所祟，四只狐狸分工又协作，狐丈夫强迫陈氏妻同寢，狐婆婆陪伴陈氏妻绩麻，两个狐妻子则专门负责烧火做饭。同书支乙卷第九之《宜黄老人》中，左颊有黑痣如豆大的狐狸化形为美女，媚多人致死。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二《狐锯树》中，群狐力图报复以捕狐为业的铁李，同卷《胡公去狐》中，狐妖甚至占据了县衙，它们“或为狱卒，纵遣囚系;或为官妓，盗驿传被幞，媚惑男女”?。《武王伐纣平话》记载了九尾金毛狐子借妲己之形媚惑纣王之事。

　　明清时期是中国狐文化的鼎盛时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狐之变幻，传纪最多，然独盛于京师。闻以举厂为窟穴，值乡会试期则暂他徙”?。谢肇淛《五杂组》载，“齐、鲁、燕、赵之墟，狐魅最多，今京师住宅有狐怪者十六七”?。狐故事在这一时期更为发达，“据现已掌握的材料统计，明清狐仙故事记录于文献者超过600则”?，远远超过汉晋以来至元代的总和。明《西游记》、《封神演义》、《平妖传》等小说中有许多狐作祟故事。清代则更多，短篇小说集如《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夜谭随录》、《子不语》、《醉茶志怪》等，中长篇小说如《醒世姻缘传》、《妖狐艳史》、《蕉叶帕》、《狐狸缘全传》等，都包含了大量狐作祟故事。

二、《聊斋志异》中狐作祟现象的形式及特征

《聊斋志异》以谈狐说鬼著称于世，在近百篇与狐狸有关的作品中，有30余篇是关于狐作祟的，如《贾儿》、《遵化署狐》、《胡大姑》、《刘海石》等。狐作祟在形式上主要有四类：性蛊惑、恶作剧、报复行为和善意捉弄。

　　狐作祟的第一种形式是性蛊惑，这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形式。《聊斋志异》中作祟的狐狸有近一半是性蛊惑的形式。民间也把性蛊惑称作狐狸精缠人，主要指在没有爱情基础的狐狸精强行附身。狐狸精附身之后，常常使人神智迷乱，行动不能自主。如《贾儿》中，贾儿的母亲患上“狐魅疾”之后，“自是则狂，歌哭叫詈，日万状，夜厌与人居，另榻寝儿，媪亦遣去”?。妖狐附身不仅迷惑人的神智，还通过与人交合采补精血，其结果往往是医药无及，病重身亡。如《董生》中，董生因迷恋狐女的美色，“吐血斗余而死”。尽管也有人狐发生恋情的，但狐人殊途，阴阳相干，往往使人形衰体弱，正如裴铏《传奇·孙恪》有一段文字说：“夫人禀阳精，妖受阴气。魂掩魄尽，人则长生;魄掩魂消，人则立死。”?

　　狐作祟第二种形式是投砖掷瓦、撒土扬灰等恶作剧行为。这类狐作祟行为多无恶意，基本上属于狐狸动物性的表现。如《焦螟》中，“董侍读默庵家，为狐所扰，瓦砾砖石，忽如雹落，家人相率奔匿，待其间歇，乃敢出操作”。又如《胡大姑》，“益都岳于九，家有狐祟，布帛器具，辄被抛掷邻堵。蓄细葛，将取作服，见捆卷如故，解视，则边实而中虚，悉被剪去。诸如此类，不堪其苦”。在《小髻》中，狐狸“时向人假器具，或吝不与，则自失之”。另外，狐常常偷人鞋袜，学人说话，妆人服饰等。

　　狐作祟第三种行式是报复行为。传说狐多恩怨分明，有怨必报。《九山王》中，李姓用数百斤硝硫将一个狐狸家族几乎消灭殆尽，侥幸逃脱的狐叟设下计谋，使李姓“被擒，妻孥戮之”。蒲松龄对李姓进行了评论，“彼其杀狐之残，方寸已有盗根，故狐得长其萌而施之报”。《遵化署狐》中，“邱公使尽扛诸营巨炮骤入，环楼千座并发;数仞之楼，顷刻摧为平地，革肉毛血，自天雨而下”。同样，也是一个狐叟，“讦公克削公粮，夤缘当路”，使邱公“罹难”。

　　狐作祟第四种形式是善意捉弄。狐作祟不都故意对人造成伤害，有时开玩笑、戏谑的成份更多一些。《狐谐》写了狐女捉弄孙生、陈氏兄弟的滑稽谑笑之语，表现了人与狐融洽无间的关系。《王子安》则描写一个久困场屋的书生被狐捉弄的故事。王子安入闱后，期望甚切，近放榜之时，他饮酒大醉而卧于内室，这时狐狸精大设幻术，在他耳边学人语“报马来”、“汝中进士矣”、“汝殿试翰林，长班在此”。王子安在醉梦之中呼赐酒食，连命赏钱，丑态毕出，最后被其妻叫醒才知道“今为狐奚落矣”。

　　与以往狐作祟现象多是满足人们搜奇猎趣的需要，屈服于狐狸的超人法力或以法术征服狐狸相比，《聊斋志异》对狐作祟现象的描写表现了新的特征。首先狐作祟现象的体系化。这表现为《聊斋志异》中狐作祟从起因、表现形式到结果都比较完整，构成了比较丰富的狐作祟体系。就狐狸本身而言，蒲松龄也把狐狸分为很多种类，如凡狐、妖狐、仙狐与天狐等。在人间作祟的主要是凡狐和妖狐，仙狐与天狐一般不作祟。有时，即使是狐狸兄弟也有所不同。《胡相公》中，张虚一与胡相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夕共话，忽墙头苏然作响，其声甚厉。张异之，胡曰：‘此必家兄。’张云：‘何不邀来共坐?’曰：‘伊道业颇浅，只好攫得两头鸡啖，便了足耳。’”在以狐止狐的《周三》中，狐狸周三就说那些作祟的狐狸“实繁有徒，不可善谕，难免用武”。

　　其次，人们对狐作祟反应的成熟化。面对作祟的狐狸时，人们通常会感到恐慌和害怕，不得不以顶礼膜拜的态度来供奉它。但在《聊斋志异》中，除《彭二挣》、《姬生》等极少数作品，人类没有对做坏事的狐狸予以惩处，其它都是以狐狸的离去、被收或被杀而告终。在《伏狐》中，蒲松龄说“素有嫪毐之目”的某生“宜榜门驱狐，可以为业”，更是充分反映出人们以轻松、戏谑的心态来面对作祟的狐狸。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对狐作祟的分析还指向了人类自身。如《狐惩淫》中，某生好蓄媚药，不料被狐狸偷放入其妻的粥中，险些出丑。某生进行了自我反思：“此我之淫报也，于卿何尤?”《金陵乙》中，卖酒人某乙自己想到孙家“祟人”，披上狐狸给他的褐衣，具有了隐形之术，结果却被僧人所捉而数月寻毙。

　　第三，作祟与反作祟斗争中的理性化。在狐狸作祟与人类反作祟的斗争中，存在理性化的倾向。首先，从斗争的起因来看，《聊斋志异》中狐作祟并不都是无缘无故的，有近三分之一写的是作祟有故、作祟有道。《武孝廉》中，狐妇用丸药救了石某的病，但石某又暗聘他人，还想把狐妇杀掉，最终狐妇索丸药而去，石某旧症复发而亡。其次，从斗争过程来看，双方不只争强斗狠，有时还比较讲道理。如《陵县狐》中，李太史家瓶鼎古玩之物往往被狐狸移列案边，势危将堕。两个仆人将狐狸捉住后，太史念其通灵，“乃数其罪而放之，怪遂绝”。看来这个狐狸听了李太史的数落后，就没有再来玩这种把戏。如果人没有道理，就连驱狐的术士有时也会失灵。《丑狐》中，穆生收取丑狐的金钱后，对丑狐又心生厌弃，聘术士来作坛行使法术，术士“陈设未已，忽颠地下，血流满颊;视之，割去一耳”。蒲松龄表示，“邪物之来，杀之亦壮;而既受其德，即鬼物不可负也。”

　　第四，狐作祟的世情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性，和易可亲，忘为异类，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狐作祟固然使人害怕，但有时也能助人一臂之力。《浙东生》中，房某客于陕，他与一狐精有半年琴瑟之好，但他有一天用猎网将狐精网住，狐精就拉着他“凌空翕飞”，将他放到了虎阱的网上，着实吓唬了他一番。结果，他发现飞行“食顷”的工夫，就已经由陕入浙，他还十分感激狐狸精，“虽得两次死，然非狐则贫不能归也”。在对狐狸世情化的描写中，有的狐作祟现象不仅没有受到人们的谴责，反而具有了正面的伦理道德的意义。如《黄九郎》中，黄九郎应何师参之求，来到作恶多端的抚公家，“作天魔舞，宛然美女”，“(抚公)自得九郎，动息不相离;侍妾十余，视同尘土”，半年之后抚公就死了。《马介甫》中，狐仙马介甫化为巨人进入尹氏的闺房，“影蔽一室，狰狞如鬼。俄又有数人入，各执利刃，尹氏骇绝”。在这里，狐仙并非要对尹氏怎样，只不过想教训一下不遵从家庭伦理道德的悍妇而已。

三、《聊斋志异》中狐作祟现象的文化内涵

狐狸作为一种自然物，被人类赋予超自然的文化品性，具有多层次、多侧面、内涵丰富的文化意义。较之此前历史文献、文学作品中的记载，《聊斋志异》中狐作祟现象大大增加，具有十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1、狐作祟是汉代以来狐崇拜妖兽化的推衍和发展

　　受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汉代之前，狐一直作为瑞兽被人们崇拜着。历史上流传大禹治水时来到涂山，有九尾白狐出现。大禹认为，“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者之证也”?。郭璞注《山海经·大荒东经》时认为，九尾之狐即“太平则出而为瑞也”?。汉代以后，狐狸慢慢由瑞兽变成了妖兽。《说文解字》对狐的解释是“妖兽也，鬼所乘之”?。干宝认为，“狐，野兽之妖者”?。狐狸的地位下降到与鬼怪同样低下，狐性淫、狐性柔、狐性多疑、狐性狡诈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狐狸从瑞兽向妖兽发展必然导致狐作祟现象的发生。《虞初新志》卷十《烈狐传》载，“狐淫兽也，以淫媚人，死于狐者，不知其几矣”?。狐作祟程度不一，但都扰乱了人的正常生活。它们不时侵入人们生活领域，给当事者带来出乎意料的麻烦。

　　2、狐作祟是民间信仰中巫术文化渔财猎色的反映

　　狐作祟故事不仅有思想观念原因，也有社会现实来源。明代皇帝多好道，嘉靖帝的宫庭内日夜设斋打醮、炼汞化铅，丹药、符录、咒术等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宗教巫术文化迅速发展。闻香教、玄狐教等便是以狐道设教的民间秘密宗教。闻香教的创立本身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据说其教主王森“路遇狐妖，为鹰所搏。狐求救于森，森收之。至家，狐断尾相谢，传以妖香，凡闻此香者，心既迷惑，妄有所见”?。王森及其子王好贤就以此聚敛钱财，广置田庄，成为明后期白莲教诸教派中影响较大的一支。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在《北游录》中记玄狐教流传之事，“《康对山集》云：咸阳、醴泉、三原、三水、淳化、高陵处处有之，但不若泾阳之多耳。此教风行二十余年”，“妖师所至，家家事若祖考，惟其所命，极意奉承。一饮一馔，妖师方下箸入口，其家长幼大小，即便跪请留福，夺去自食。至于退处空室，则使处女少娟次第问好，倘蒙留伺枕席，即为大幸有福云云”?。可见，在巫风盛行的环境里，人们往往把一些怪异现象当作狐鬼作怪，而许多居心不良者便以此欺骗大众，愚弄人民。清人何守奇在评价《焦螟》时就怀疑道：“道士能鞫之而不能执之，何也?恐终是道士诈术。”

　　3、狐作祟现象包含了人类自我力量的展现和确证

　　面对作祟的狐狸，人类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勇猛、智慧和德性战胜它，因此是人类自身力量的体现。《捉鬼射狐》、《农人》中人类以武力战胜狐狸，《焦螟》、《胡大姑》中人类以法术战胜狐狸。更重要的是，人类还凭借德性和智慧取得胜利。《青凤》中，狐叟变化为“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耿生“拈指研墨以自涂，灼灼然相与对视”。狐叟不得不“惭而去”。《狐女》中一书生为狐所祟，但当其父伴寝时，狐女便不敢来。狐女说：“世俗符咒，何能制我。然俱有伦理，岂有对翁行淫者!”人类还凭借智慧战胜作祟的狐狸。《狐入瓶》中，石氏妇发现狐狸喜欢在瓶中躲藏的特点，等到狐狸窜入瓶中后，“急以絮塞瓶口，置釜中”，最后狐狸化为毛一堆、血数点。《贾儿》中，商人之子就想办法先刀断狐尾，后巧用药酒取了作祟狐狸之命。

　　4、狐作祟现象中人狐关系最终走向融合与超越

　　黑格尔在论述古典艺术时指出：“一般地在亚洲人中间，我们看到动物或至少是某些种类的动物是当作神圣而受到崇拜的，他们要借这些动物把神圣的东西显现于直接观照。因此，在他们的艺术中动物形体形成了主要因素，尽管它们后来只用作象征，而且和人的形状配合在一起来用，再到后来只有人才作为唯一真实的东西而呈现于意识。只有到精神达到自觉的时候，动物生活的昏暗的内在方面才不再受到尊敬。”?狐作祟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理解，是人类认识自我、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工具与产物。随着人类生存能力和认知水平在不断提高，狐作祟则由异于人类生活发展到融入人类生活，也正反映了人们对狐作祟由对立走向融合、进而实现超越的心理认识过程。当狐作祟异于人类生活时，人们对不熟悉、不能掌握的自然现象心存敬畏，进而赋予它以超常法力，许多人的精神世界逐渐被这种观念的产物控制，这也就导致人们对作祟的狐狸虔诚膜拜。与此相应，明初及以前文献与小说中对狐作祟叙述多比较简单，人们面对作祟的狐狸通常会感到恐慌和害怕，要么束手无策、被动承受，要么寄希望有法术的和尚、道士来收伏它，这形象地反映出人们对狐作祟现象的迷惘与误解。《聊斋志异》中，狐作祟故事鲜明地走向了世情化、人情化，其中氤氲着十分浓郁的生活气息。“狐意象由神性、妖性而渐具人性，逐步褪去了物类的征象，汇入现实生活之流”?。作祟之狐不仅仅是与人类现实生活对立的“异类”、“侵入者”，更是与人类相类似、可以沟通、可以和解的“他者”。比如，作祟之狐可以为自己作入情入理的辩护。《莲香》中莲香就认为性蛊惑的罪过也不应全记在狐狸头上，她对桑生说：“如君之年，房后三日，精气可复，纵狐何害?设旦旦而伐之，人有甚于狐者矣。天下病尸瘵鬼，宁皆狐蛊死耶?”人与狐的融合成为《聊斋志异》狐作祟故事取得较高成就的原因，因为作者可以在人狐两个世界中展开自由联想，狐进入人的世界追寻幸福，人进入狐的世界实现自我，而读者可以在幻想的世界中感受作者独特的人生理想和审美情感，得到美的享受和心灵愉悦。

　　注：

　　①［汉］焦延寿《焦氏易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387、453页。

　　②④［晋］干宝《搜神记》，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78、180页。

　　③［晋］葛洪《抱朴子》，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11页。

　　⑤［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12页。

　　⑦［唐］沈既济《任氏传》，见《唐传奇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⑧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页。

　　⑨山民《狐狸信仰之谜》，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⑩［宋］刘斧辑撰《青琐高议》，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280页。

　　?［金］元好问《续夷坚志》，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页。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29页。

　　?［明］谢肇淛《五杂组》，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

　　?黄建国《明清文言小说狐意象解读》，《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本文所引聊斋原文皆据此本。

　　?［汉］赵晔《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山海经》，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第100页。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6页。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页。

　　?［清］张潮《虞初新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

　　?［明］黄尊素《说略》，孙毓行辑《涵芬楼秘笈》第13册，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清］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8页。

　　?［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9—180页。

　　?李正民、曹凌燕《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狐意象》，《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责任编辑：徐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