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惟宏

　　如今重新光鲜的旗袍，是母亲年轻时候的最爱。

　　那天，和99岁的老母亲一起聊天，手机突然“叮咚”一下，是大学77级同学群发来的一个“美篇”。打开一看，“哟，都穿的是旗袍嘞。”母亲也觉奇怪：“哪个还穿旗袍？”我把视频递过去：“是我们班几位女同学，都退休了，自由自在了，特意邀约起穿旗袍照的。”母亲顺手拿起挂在胸前的放大镜，一个一个、一幅一幅仔细地看起来。好一会才自言自语道：“还是穿旗袍好看。”

　　旗袍，是母亲年轻时的最爱。

　　母亲看着，手有些抖动。我猜，那放大镜里放大的已变成她的身影，以及她经历过的很遥远的点点滴滴。

　　而后她索性摇摇晃晃回到她屋里，取出那本泛黄影集。“看，我们振华中学毕业时，穿的校服就是旗袍。”

　　那是一张120相机拍摄的棕色老照片，竟容纳了上百人的身影。尽管我看过多遍，知道母亲就是端坐在前排右起的第五个。但以往没在意他们的服饰。现仔细一看，学生们穿的真是旗袍——统一的校服。“是浅蓝色的吧？”我问。“不，是浅灰蓝色的。”显然母亲对照相那天的情景历历在目。

　　母亲是江苏宜兴人，读书时到苏州，先后进英华小学和振华女子中学。这两个学校都是美国基督教会用“庚子赔款”“资助”的。毕业照是1937年的6月。母亲说过，因为她是学校优等生，已考取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所以学校特意安排她们同老师前排就坐。看得出，荣誉使母亲显得高雅而有气质，青春焕发的英姿洋溢着喜悦，憧憬着幸福的未来。

　　可就在那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

　　母亲去报到时，上海已乱成一团。校方告知，东吴大学决定迁往重庆。母亲带上两件旗袍，同几个同学一道，跟随逃难难民向后方而来。

　　到贵阳，巧遇西南联大的叔叔唐敖庆，他刚从重庆来，说那里已人满为患。劝她不如在贵阳找个工作临时安身，等学校安顿好后再去。就这样，母亲与贵阳结了缘。

　　母亲又翻出了她与父亲结婚照中最满意的那张合影。他们是1941年结婚的，照片还涂上了彩。父亲穿着棕色西装坐在沙发上，母亲侧坐在沙发扶手上斜靠着父亲。那用绸缎做的绿花和黑花交替横条的旗袍——直领，右斜襟开，紧腰身，长袖，袖口收小，袍至膝下，两边开衩，罩在母亲修长的身上，是那样妩媚和俏丽，光彩照人。据说贵阳阿嘛照相馆的老板花钱要这张照片作橱窗摆设，母亲没有答应，她不愿张扬。

　　那时母亲就爱穿旗袍，甚至于1947年我出生后，母亲抱着我与父亲和两个姐姐照的那张相，以及1950年母亲生了小弟后全家福的那张相，她都是穿旗袍。那时，她已是5个孩子的妈妈。而旗袍在她身上，不论是长袖、短袖、坎肩的，条纹、碎花、大花的，就是典雅、端庄。

　　其实，旗袍是由秦汉时代的“深衣”演变而为满清的“旗女之袍”。新文化运动以后，新潮女子们为追求思想独立和解放，改变“上衣下裳”的传统服饰，效仿男子穿长袍，于是将“旗女之袍”进行改造，到20年代以后竟成为中国最普遍最流行的女子服饰。民国政府于1929年确定旗袍为国家礼服之一。宋美龄女士于1943年2月年访美时，无论会见美国总统，或是在参、众两院上的英语演讲，都身着代表中国的旗袍，楚楚动人，大方得体。被媒体誉为“魅力出访”。

　　当然，旗袍在大众妇女身上，只代表一种穿着，最多能迎合下时尚。

　　1953年母亲工作后，她就不再穿旗袍了。说那是旧社会穿的，新社会的人都不兴穿了。从那，她穿的是当时最为流行的双排扣、大翻领的“列宁装”。父亲的西服也改成4个荷包、由“中山装”改成的“毛氏”装了。这也是迎合时尚。

　　谁会想到“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1966年，父亲被“历史加现行”的莫须有罪名关进了市府路看守所。没多久，母亲就被牵连，先是把她从新华印刷厂财务科赶到装订车间监督劳动，然后就揪她出来批斗。每天下午4点开始，推她站在墙边，车间几十号女工围着她，要她交待罪行。

　　“你们是不是总在恶毒攻击我们社会主义？说 ！”

　　“是不是总想翻天？老实交待！”女工们总是七嘴八舌。

　　母亲一再对这些想当然的问题一一否认。

　　一个女工突然质问：“你以前还穿旗袍！我看见过嘞，你说，那是哪样人穿的？”

　　“说！”女工们来劲了，齐声道。

　　“那时候的妇女都穿的呀。”母亲小声申辩。

　　“呸！那是国民党反动派穿的！是资产阶级小姐、太太穿的！”

　　“就是。我们乡下的地主婆也在穿！”一个贵定口音的补充道。

　　“老实交待！你家里还有好多件旗袍？”

　　母亲解释说大都给子女改成裙子了，可能还有两件。

　　“大家看，她还留有旗袍，幻想以后变天再穿！这是活生生的变天账啊！同志们，我们无产阶级一千个、一万个不答应！”一阵高呼“打倒”的口号后，勒令母亲把旗袍交出。

　　第二天，母亲交出旗袍，批斗时竟叫她穿上，还给她挂上黑牌，拿一个空糨糊盆叫她敲着，押她在车间外游街。最后，又扒下旗袍，当众烧毁。还狠狠地说“让你变天的痴心梦想彻底破灭！”

　　母亲回家来后，并没有刚告诉我们什么，像往常一样给我们做饭做菜，洗碗洗衣。她要撑起这个家呀。只是短短几个月，她一头秀发已白了。

　　父亲终被洗冤，母亲自然平反。车间女工三三两两上门来给母亲赔不是，叨着怪这个挑唆那个指使的，我们才知母亲因旗袍所受的屈辱和伤害。但母亲早已不计较那些了。

　　说来也怪，好像被颠倒的又被颠倒过来，1984年，国务院将旗袍定为女性外交人员的礼服；从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起，代表中国的礼仪服装多选中的是旗袍；2011年，旗袍的手工制作工艺成为中国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旗袍的地位怕从来没有这样光鲜过。

　　只是母亲已不再穿旗袍。

　　几年前晚报记者采访贵阳世纪老人，竟找到我母亲。记者无意中发现母亲还珍藏有好些民国时穿着旗袍的老照片，回去后她把图文组成大半个版面，标题为《民国的范儿》。这下母亲终于被张扬了一把。她很懊恼：担心这民国的范兒，会不会又成为“文革”的犯儿？搅得她好些天睡不好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