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是个与公园很有缘分的城市。贵阳与公园，彼此爱慕纠缠已经105年了——贵阳第一座公园诞生于1912年。也许，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中国最早的公园大多出现在20世纪初，地处西南一隅的贵阳至少在公园建设上，并非如想象的那般封闭与落后，而是保持了与全国基本同步的水平。
贵阳，是一个有公园传统的城市，这个传统，首先来自它独特的地形地貌。
贵阳市区位于黔中“坝子”上，周围山峰林立，市内地形起伏，剥蚀丘陵与盆地、谷地、洼地相间。彼时的贵阳，既有黔灵、栖霞、照壁等群山环绕，又有南明河自西南向东北蜿蜒流经市区，贯城河与市西河如毛细血管般深入城市街巷，于秀峰中流出一股婉约的柔美。城中六洞桥的江南情调、杨柳湾的天然玉凿、图云关的磅礴大气、渔矶湾的人文情怀浑然一体。山间河边，树木葱郁；大街小巷，绿树成荫。如果从足够高的天空往下俯瞰，贵阳就像一盆精致秀丽的山水盆景，本身就是一幅立体的画，一首无声的诗。在这样的城市，建一个公园，应当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吧？那么多美丽的风景，轻轻巧巧随便一围，哪里不能是一座漂亮的公园呢？
那时的贵阳，远在花溪的中正公园不去说它，市区巴掌大一块地方，3.6平方公里的面积，就有中山公园、河滨公园以及有公园性质的南明堂，公园密度之高，或许在当时的全国范围也不多见吧——至于众多具有公园意味的山寺泉林，因为定义与公园不符，姑且就不计了吧。
之所以说它们和公园定义不符，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园，是指政府或者公共组织修建及经营，供公众休憩赏玩娱乐的自然观赏公共空间。这个概念，是鸦片战争以后从西方传入中国的。
“公园”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不过却是皇家或官方园林。最早出现在书中的“公园”来自《魏书·任城王传》，原文为：“表减公园之地，以给无业贫口。”意思是任城王建议减少官家园林的土地，分给那些无业贫民。这个任城王，是南北朝时期北方第一个王朝、由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族。北魏因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而在历史教科书上留了一笔，任城王拓跋澄就是孝文帝的叔叔，也是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和迁都洛阳的坚定支持者。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皇家园林向公众开放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孟子·梁惠王篇》记：“文王之园，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说的是周文王的园林，割草打柴、猎鸡捉兔的老百姓都可以到里面去。虽然不是为了赏玩，至少是向公众开放了的。
到了汉武帝时候，上林苑的角抵百戏准许老百姓一起观看。《汉书·武帝纪》：“（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戏于上林平乐馆。”到了唐宋时期，不仅皇家园林向公众开放，各地在衙署周边建了大量的“郡圃”或“县圃”（唐代称为“郡斋”或“县斋”）。这种园林在唐代时以官员文士为中心，游赏夜宿，观乐舞赏美景，但在假日庆典时向民众开放。白居易《郡中春宴因赠诸客》一诗对此有生动描绘。到了宋代，郡圃开放程度更高，南宋《嘉泰吴兴志》：“郡有苑囿，所以为郡侯燕衎、邦人游息之地也。士大夫从官，自公鞅掌之余，亦欲舒豫，乃人之至情。方春百卉敷腴，居人士女，競出游赏，亦四方风土所同也。故，郡必有苑囿，以与民同乐。囿为亭观，又欲使燕者款、行者憩也。”这段话里的“居人士女”，就是老百姓的意思。
但是，那时的“公园”有其名而无其实，有其形而无其质。现代公园的建设初衷和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普通人休闲的需要，其背景是现代市民社会的成熟和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后头的理念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人人平等的启蒙思想。园林不再专为皇室和贵族所专享，而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公园面前，人人平等。其规划和设计，也是从大多数人需要和公众聚集的角度进行。反观传统园林，其建设目的是为皇家或私人服务，满足的是私人需求。虽然也有公众参与或者向公众开放，但开放时间短暂，开放给谁也是主人说了算。毕竟，“我允许你来”和“本来就是你的”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
就拿形式上最接近现代公园的宋代“郡圃”来说，还是上面引用过的南宋《嘉泰吴兴志》里那段话。郡侯，西晋时的爵位，列为伯爵第一等，这里指地方官；燕衎，语出《诗· 小雅· 南有嘉鱼》：“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衎。”饮宴行乐的意思。郡侯燕衎，就是地方官开PARTY。下一句“邦人游息”，邦人则有三种解释，一作“诸侯”，二作“百姓”，三作“同乡”。“郡侯燕衎、邦人游息”带着明显的骈文对仗风格，与郡侯相对的显然不应该是百姓。后面说得更清楚，说读书人当了官，办公的闲暇松快松快乃是人之常情。所以郡圃的功能，是给地方官员工作之余休闲所用。当然，不排除对公众开放，有“居人士女”来游玩，与民同乐。但是要知道，与民同乐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与为民而建、把民当做目的完全是两码事。况且，州县官员眼里的“民”，是指没有官身的人，大抵是当地士绅，而非乡下泥腿子。所以郡圃的功能、目的、理念、政治伦理，都和现代意义的公园南辕北辙，不能因为准许部分“民”进入，就说那时已经有了城市公园。
现代意义上的公园概念，出现至今不过170年时间。世界上第一座城市公园是英国的伯肯海德公园，1847年建成对外开放。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政府出资，专门为市民在城市中间修建的赏玩游乐空间。
有人说美国纽约的中央公园才是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公园，这可能和它设计之初就专门面向大众，并且因为它而诞生了景观设计学有关。世所公认，纽约中央公园标志着现代公园的诞生。不过，纽约中央公园的诞生，伯肯海德公园功不可没。伯肯海德用地本来是一块荒地，市政当局把中间的50h㎡（平方百米）的土地作为公园，出让周围的24.3h㎡土地作为私人住宅开发。结果公园诞生使得周边土地价值获得高额增益，出让收益超过了整个土地购买费用和公园建设费用之和。不仅如此，公园的良好经营带动了整个地区的发展，使得周边广大地区地价上升。纽约中央公园的开发建设，采用的也是同样的模式。endprint
现代公园出现在中国，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公园这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也随着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国最早的公园出现在租界，专供西方人使用，长期不准中国人进入。比较有名的租界公园有上海建于1868年的外滩公园，建于1900年的虹口公园，建于1908年的法国公园；天津建于1887年的英国公园，建于1917年的法国公园等。
随着中国的现代转型，清末开始，许多城市也自建公园，最早的是建于1897年的龙沙公园。其后有无锡建于1906年的城中公园，北京的农事试验场附设公园，成都建于1910年的少城公园，南京建于1911年的玄武湖公园。
辛亥革命以后，北京的皇家苑囿和坛庙陆续开放为公园，各地也将过去的衙署园林或孔庙开放，供公众游览，同时新建了很多公园。而贵阳最早的梦草公园，就出现于这个时期，略迟于南京的玄武湖公园。
公园的建设，不仅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而且提高生活品质，将因为城市而失去的田园在城市中还给人们，充分体现着一个城市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内涵。一个城市对待公园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着一个城市文明进步的程度。
公園于贵阳，不是点缀，而是一种存在方式。自1912年建成第一个公园后，贵阳1937年开建中正公园，即现在花溪公园的前身。1942年在杨柳湾建设河滨公园，形成了贵阳城市公园的主体。南明堂虽然无公园之名，却有公园之实。1938年，因抗战大量人口涌入贵阳，市政当局便在南明堂建设住宅小区，并在河边坡顶建了一座小区会所性质的“建业堂”，河边也整理出来，建了花圃河岸，开放给市民休闲游乐，其性质大抵相当于住宅小区公园，就像现在的花果园湿地公园。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7年建了黔灵公园，1961年将林科院实验林场辟为森林公园，1966年建成南郊公园（即贵阳人口中的地下公园），加上原有的河滨公园、花溪公园，构成贵阳市区主要公园系统。改革开放以后，贵阳又相继建设了白云公园和长坡岭国家森林公园。
随着贵阳建设生态文明城市脚步的加快，贵阳的公园建设也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这一时期的公园建设以“十里河滩国家湿地公园”和“小车河湿地公园”为标志，各种类型的公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贵阳不再局限于大型城市公园建设，而是城市公园、街头休闲公园、小区公园、生态公园等齐头并进。《贵阳市推进“千园之城”建设行动计划》的提出，除了当政者的慧眼如炬高瞻远瞩之外，也自有一番历史发展和文化沉淀的逻辑在背后。
百年来贵阳公园的演变和发展，正是这个城市前行与变化的缩影，而公园的意境、意蕴、意义也渗透散布进这个城市的基因中。贵阳与公园的百年情缘，塑造了贵阳性格的一个侧面；贵阳的独特性格，也影响了贵阳的公园。
今天，当我们的眼光投向未来的时候，不要忘了身后的历史，毕竟，通往未来的道路，是由历史层累而成。所以，在“千园之城”瑰丽景象就要变成现实的时候，我们特地做了这一期关于贵阳公园历史的主题。拿起这本杂志，不妨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泡一壶酽茶，听几番风雨，然后一起慢慢回顾一下贵阳公园的曾经往昔以及意境。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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