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心

　　

　　这是特殊10年里凡人的故事。

　　说它特殊，是因为那年月空气中都带着火药味。每天上班，有雷打不动的“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有各种形式的批判会；有“最高指示”发表时的庆祝游行……没完没了。

　　说它特殊，是因为我的一家就在这“没完没了”的夹缝中，谱写了一曲“金戈铁马”中的田园牧歌，获得了“与地为友，其乐无穷”的愉悦。

　　因为这些“特殊”，所以至今难以忘怀。

　　当时，我们住在小河。这是贵阳郊区，有工厂，有村寨，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那年月，村寨的农民，还是只管种地、喂猪、卖菜，沿袭着千百年来的方式生活。工厂就不同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脉膊同北京一起跳动，庆祝、游行，广播喇叭震天响，标语、口号、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

　　我和丈夫刘隆民，那时都未到而立之年，住在二十五中宿舍。二十五中建在小河中心一座叫“大坡”的山腰上，我们的家就在学校旁边的一栋小平房里。这是学校的第三栋教师宿舍，其余两栋都是两层的筒子楼。小平房也很简易，只住3家，我家住中间。平房的前后都有通往教学楼的小道，门前小道的前面，是学校的黄泥巴大操场。二十五中原本是没有操场的，这是全校师生学习“老三篇”后，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手挖肩抬，硬生生把山头削平挖出来的。我家后面的小路边有一排冬青之类的杂树，高丈许。树后面是一片较缓的斜坡，坡下是生产队的稻田。

　　开春后的一天，婆婆在闲聊中说，学校的荒土好多，浪费得太可惜。一句话点醒了我：对呀，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利用起来呢？一则我们都曾经在农村“锻炼”过，二则那时我们每天的工作杂而不重，每天除了那些例行的工作外，就是带学生学毛主席语录、学“老三篇”，这不需要备课，也不需要批改作业，当时没有电视，除了“红宝书”也没有其他书看，业余时间比较富余。于是聚室而谋，轻轻松松达成了共识——开荒种地。

　　星期天，隆民骑上自行车带着我去烂泥沟赶场，买来锄头、镰刀，开始了我家的大生产运动。

　　房后的这片荒坡，因学校修教师宿舍时倒了一些建筑废料，且杂草丛生，现在要利用它，首先得把垃圾清理干净。每天一下班，我们带上三四岁的儿子在地里劳作，边清理废料边割草。隆民带着儿子把清理出来的断砖码在土的四周，我就把其余的垃圾用撮箕端起，倒在稍远一点的坡脚边。就这样，我们每天都要干到夕阳西下，婆婆在坡上边喊：收工喽，吃饭喽，我们才拍干净身上的灰土，舒展舒展疲惫的筋骨，收拾工具回家。几天后，这片被开垦的处女地便有了一道矮围墙，是个像模像样的菜园了。第二步是积肥。以前是不兴自家有卫生间的，全校师生共用一所公厕，公厕修得比较粗糙，粪水会沿着石缝渗漏出来，我就在公厕的堡坎脚下抠出一个小石窠，里面用石灰和点黄沙，加上少许水泥拌和，把石窠糊好。这样，厕所里的粪水从石缝中渗出来，流进石窠中去，这就是粪池了。我们又把每天烧过的煤灰堆积在土边，淋上粪水，还把自家圈养的鸡的鸡粪收集起来，沤在灰堆中，这是标准的农家肥。

　　转眼就到了阳春三月。农谚说得好：谷雨前后，种瓜点豆。于是，我们抓紧时间把约有一分多地的土地分成几小块，其中两块分别种了荚豆、豇豆，另外几块种白菜、辣椒、毛辣角，矮墙边种上几窝葵花，还有些葱葱蒜蒜，可谓品种杂多。什么地方种瓜呢？目光四处扫射，发现树下有空地，对，就种在树下。我和隆民在树下刨了两个近两尺宽、一尺深的大窝，沤上灰肥，盖点薄土，点上了南瓜种。平时不离口的蔬菜我们都种了，心满意足，好充实。

　　此后，每天下午一下班回家，我就带上儿子先到地里，尽管地里还不见半点动静，但坐在土坎边，看着这片土地，看着天边绛红色的云霞，看着儿子在土地边跑来跑去，一会儿捉蚂蚁，一会儿在田坎边舀水玩的那份快乐，看着对面寨子里农家屋顶的袅袅炊烟，听着归巢小鸟的叽叽喳喳，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白天那8小时内的所有憋闷、烦恼，统统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天下午，政治学习后下班回家，才走到操场边，就见儿子冲了上来，拉着我的手忙不迭地说：妈，小苗苗排起隊出来嘞。是吗？我惊喜地拉起儿子往地里跑，呀，嫩绿的豆苗果然偷偷地钻出了地面，球拍样的两瓣绿叶在天底下得意地晃动。看着这些嫩嫩的小家伙，我心里的那个喜悦哟，简直无法形容。之后，隔几天去浇一次水，这成了儿子的任务，他用隆民给他做的小瓢，从田里舀水给豆苗喝，有一次还掉到了田里，把自己弄成了小泥人。这种劳动，对儿子来说费力是费力了，可他却快乐着。正是“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豆苗在茁壮成长，南瓜秧也应景而生。到了瓜豆牵藤的时候，就把豆架搭上。瓜藤怎么办？总不能让它在学校操场上满地牵爬吧！最终，我把一窝瓜藤顺在沟畦中，让它自由发展。这恐怕是惟一“争下游”的主了。另一窝呢，我把瓜藤缠在树上，让它“力争上游”。路过的老师们见了，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说：看你以后怎么摘瓜！我只要听见，就会嘻笑着应答：我不为瓜，只为看着金灿灿的瓜花吹喇叭。

　　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上的瓜藤越爬越远，树上的瓜藤越爬越高。这越爬越高的瓜藤，上面结出了好些小南瓜。这一回，我是望瓜兴叹了。一个个南瓜吊在树上，像灯笼，但又比灯笼实沉，绿绿的，煞是好看。老师们看到此景，都会大声喊：南心，谨防南瓜砸到脑壳喔。说完，走了，留下一串哈哈哈的笑声在小道上飘荡。

　　又是一天，婉声老师在窗边大声喊：南心，南瓜掉下来喽，真的，敢向主席保证（这是当时最流行，最时髦，又最具威力的一句话）。我赶紧跑出去，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一看，哈哈，一个南瓜滚下坡，正躺在生产队的田坎脚。我急忙跑下去，抱起这个有脸盆大的南瓜。你说，快活不快活。

　　享受这份快活的不只我的一家，还有那一帮年轻的单身老师们。毛辣角红了的时候，他们会端着从食堂打来的饭菜，坐在我家门前的水泥圆桌边（这是隆民自己做的，几经搬迁，至今还在），边吃饭边海阔天空瞎吹一气。吃完饭就大声喊：刘婆婆，我们要吃毛辣角。这时，婆婆会很欢喜地说：尽管讨，尽管讨，喜欢哪个讨哪个。只消一眨眼的功夫，这帮人摘了毛辣角，嘴里吃着，手里拿着，又回到圆桌边，边吃边吹。看着他们的那份惬意，我笑着直跺脚：鬼子进庄喽！

　　人们常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一年瓜豆大丰收，自家根本吃不完，学校的老师们都不需要，因为他们都在我家的影响下也开荒种地，且都有收获。当时，我家只能算“中农”，隔壁陈老师家是大家公认的“地主”。我家虽然说是“中农”，收获也大有盈余。吃不完的怎么办？往市里妈妈家、姑太家送，送去的虽是些瓜瓜豆豆、白菜辣椒，但更是送去“自己动手，得瓜得豆”的愉悦和骄傲。

　　我们还种过一季小米。寨上的汪四娘送来小米秧，还帮我们栽上。这小米特别争气，到成熟的时候，穗子长得像狼尾巴，惹得过往的农民都赞叹不已：老师，你种得比我们的还好嘞。但小米太占土，以后我们就没有再种。

　　婆婆最喜欢吃新鲜葫豆，因此，我们家每年都要种葫豆。每到葫豆熟了的时候，她老人家就特别满足。每天蒸上饭后，她就提着小菜篮子下地，用她的话说，是一个一个去摸。摸到壮实的豆，就摘下来，篮子装满了，就提回家来剥，现剥现炒，吃饭时一端上桌子，满桌葫豆清香。尽管每顿吃的都是杂粮饭（那时，凭购粮证买米，而且是按30%-50%的比例搭配杂粮），但有了这些清香的葫豆，也不觉得塞牙了。

　　1980年，隆民奉调贵阳师专，我家从小河迁到了市区，从此告別了我们用汗水滋润的那片土地。临搬家那天，我站在土坎边，久久凝视着那片即将成熟的葫豆，一股酸涩直冲喉头。直到车要开了，隆民来喊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有一天，我在红边门菜市场上看见农民卖新鲜的乌当葫豆，赶紧买了两斤，喜滋滋地赶回家。殊不知婆婆一听要两角二分钱一斤，连连叹气：太贵了，太贵了。这时，更勾起我对我家曾经拥有的那块黑土他的眷念。

　　许多年过去了，那时的劳动情景、甚至劳动细节怎么也忘不掉。劳动的过程是辛苦的，但出一身汗后又格外轻松。劳动的时候，远离纷争、远离委屈、远离憋闷，只想着播种，期盼着收获，那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啊。有时会觉得收获只是劳动过程的附加品，“满足”成为压倒一切的情感，土地滋养世间万物，劳动净化人的心灵。

　　如今，一切都成为过去，成为一个逝去的梦。我虽然已过了耳顺之年，但一提起小河，就会立即想起那段年月中的另类情怀，想起那片土地上碧玉般的秀美和金灿灿的辉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