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情谊，久离不散；有一种了解，始于人生之初。艺术，来自他骨子里，是他与时代的对峙、与命运的自处。

　　长着长着就变了。脸方、目亮，长胡须，花白发。烟不离手，食指熏黄；不善饮酒，一两打住。手指间时有烟斗、茶壶。貌似沧桑。他说多年没进理发店了，实在长了，自己用剪刀剪。有人说他不修边幅，说他超然度外，说他桀骜不羁……说来说去，还是说他越来越像海明威。

　　一个是美国硬汉，一个是中国硬汉。他，贵州作家、画家廖国松。

　　我与廖国松相识于1955年，我是贵阳五中的初中生，他在贵阳六中。我们都属蛇，他长我月份。我们五中几个趣味相投的同学何永刚、陈实、崔玉祥成立了一个文学小组，自办一个油印刊物《帆》，何永刚把他表兄廖国松约来，我们每逢周末就聚在一起了。这是“文学少年”的发韧。我们一起写诗、写小说、散文，然后讨论，常常争论得脸红耳赤，最终刻在钢板上，油印。还请廖志惠、张以玉来做封面。这一切都是在何永刚位于公园北路的小木屋里进行的。刊物32开，印得很少，因为全是自费。初中生有何经济支撑能力呢？我们在一起，读的是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聂鲁达的《伐木者，醒来吧》、普希金的《青铜骑士》，我们讨论苏曼殊、蒲风、伊萨可夫斯基、戴望舒、流沙河、沙鸥的诗。当我们知道《喀秋莎》和《红梅花儿开》是伊萨可夫斯基写的，就觉得他很了不起。我们很喜欢流沙河的《告别火星》，纷纷背诵。对《告别火星》结尾的“那么，再见了，美丽的火星”也无端地欣赏。

　　廖国松那时的才气有点儿掩抑不住，儿童诗高产优质，他捕捉细节和形象的能力特强，我们由衷佩服。他写的一首《牛背上的笛声》，拿出来，我们都说好，尤喜那句“八哥在牛背上，一跳，一跳”，说他观察细致，这不是谁都能捕捉到的。我问他：“八哥在牛背上跳啥？”“找牛虱子吃。”他的常识比我丰富。

　　廖国松小学时开始学画画了，他的第一幅连环画，居然是讽刺老师的，理所当然受到批评。他还爱踢足球，踢到贵阳六中校队。

　　他很会唱歌，音质特好，能用美声唱许多外国民歌，比如《老黑奴》，还有《费加罗婚礼》中有名的“男子汉大丈夫要去当兵……”男低音，底气足。

　　后来出版社编辑夏祥镇老师来组稿，我们收了一本儿童诗送去。这本儿童诗出版时，书名就用的廖国松的《牛背上的笛声》。

　　那时廖国松家从中华南路搬到中山西路，交通厅的宿舍。那是一很大的大杂院，住了几十家人，院子里总是晾了许多衣服。门外，有长长的廊桥，行人走在那路上，不会被日晒雨淋。中学毕业后，我不时去他家玩，也认识了他的母亲。他母亲，何菊仙老人，曾经是大家闺秀，做姑娘时是大小姐，出嫁后是官太太。我见到她时，她瘦小，眼睛却有神、有光，常常一个人在一角静静地看报，慢条斯理地裹烟。和她说话，才见她“一望无牙”。她偶尔会流露一点从前的事。比如，那满口牙齿，是她自己敲掉的。这极端行为，当然事出有因。后来知道了她一生经历的大悲大喜，惊心动魄。

　　廖国松比较早熟，1959年，18岁，开始交女朋友了。有一次，我在街上，看见他在毛毛细雨中，与一个女孩滔滔不绝地讲话，很是兴奋，迎面而过，他居然没看见我，我也不好唐突。事后，我问他那天在讲些什么，这样起劲？他说在聊赫鲁晓夫。啊啊，那时中苏交恶是一个很惊秫的话题。有一次，廖国松和一群朋友晚上散步，我也在。记得走在中华北路上，一个姓彭的朋友念起诗来：“大海的水是不可温暖的，女人的心是不可软化的。”我们都情窦初开，觉得这诗好哲学！

　　自初中毕业，文学小组就少有活动。那个时期，廖国松如醉入痴地写诗，我每去他家，他都有新作都让我欣赏。五十多年过去，他朗读时的神态，以及炯炯有神的眼里透出的得意，我至今历历在目。

　　高中毕业后，廖国松受家庭的影响，考不了大学，原因是他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当过地区专员，“镇反”时被处决。我有点纳闷，“镇反”时，廖国松不足十岁呵！

　　1961年，廖国松无业，到青岩出去的乡村当了代课老师。同一时期，我在花溪麦坪小学教书，有公办民办之别。有天，我收到廖国松的一封信，他要我给他寄一张空白公函去，信的末尾交待：“放心，不会有什么纰漏。”我照办了，以后也相安无事。

　　可能因为身处山野，廖国松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句：“红蜻蜓在秧尖吸着水滴，苞谷林飘出泥土的香气”，等等。

　　文字的无穷奥妙，让他深深沉迷。他喜欢那种有温润质感和灵性的文字，他小心翼翼，寻寻觅觅，反反复复地筛选，组合，冥顽地在纸笺上穿梭巷战，一路颠沛流离，不觉其苦，反觉酣畅。

　　当时《山花》诗歌编辑沈耘老师很器重他，连续给他发了许多诗作在“田园拾掇”、“山乡短笛”栏目里。他第一次在“田园拾掇”栏目发诗，一发就是六首，他送了我一本《山花》，可能送的不止我。这是一件令让他兴奋不已的事。

　　于今读来，这些难免稚嫩，可廖国松当时才二十出头呀，何况，在那个年代，廖国松在艺术上有他自身的唯美的追求。特别是对诗歌色彩的选择和追逐，对诗歌音韵美以及山野景致的选择和追逐，都透出清新、洒脱、轻灵，有一种淡淡的超脱绝尘的意味。

　　廖国松写的情诗，是一叠一叠写出来的。我去他家时，他偷偷念给我听，写得相当感人。为了稳妥，他把写好的诗反着折叠，把无字的一面折在外面。

　　廖国松去当了一名勘探队员，他乐观地写道：绿水青山任逍遥。

　　其实，那时天边已有雷声，狂风不期而起，我们懵然不觉。那时，还有人说，贵州诗歌界的“三廖一张”，四个人，就有三个是“杀关管”子女。左的思潮已赤膊上阵。

　　1963年8月，我在《山花》发表了长篇朗诵诗《南京路礼赞》，这是很可悲的转向，当时很懵懂。廖国松很看重《南京路礼赞》，约我合写长诗《红旗不倒》，他即兴念了两句“李朴克内西从血泊中站起……”我拉出了初稿，因我此时进了大学，这首诗无疾而终。

　　风暴惊雷匝地而起。

　　“文革”中，廖国松的母受到冲击，那是惨无人道的。因为一点黑白摄影，廖国松也遇到了不大不小的麻烦，这是他一生波诡之一。

　　若干年后，廖国松艺术上复出，进了《花溪》编辑部，他把年轻时的笔名“戈梅”，改为“梅翁”。我问他这是何故？他说，不再年轻了。

　　我大学毕业后，就发落到僻远的一隅，一去18年，和廖国松谋面少了，偶有书信来往。有时来贵阳参加作协、文联的活动，能见到他。我们见面总有话可说。我给《红岩》写了篇小说《最后一座碾坊》，很快发表了。见廖国松时，他告诉我，红岩编辑来贵阳，问过这卢惠龙是谁？问是不是年轻作者？我们彼此会心一笑。有次开会，很多人在谈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散会时我要他给我找一本。过了一段时间，他来信说实在找不到了，寄来一本《小说写作艺术与技巧》，他说这本也好，与《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相似。他到《花溪》当编辑后，一次见我在一个杂志发了篇《街市姑娘》，见面时，他说，这篇不错嘛，为什么不给《花溪》？他还给我聊去北京向铁凝等作家组稿的情形，聊他们编辑部的故事……

　　我也约了些朋友去狮子山下的市文联，看望廖国松和戴明贤老师、曹琼德老师。在市文联的小院里留下一些珍贵的照片。那时廖国松的络腮胡有模有样了，用戴冰的话说是剑拨弩张了。一次开会，正在写《贯城河逛语》的何光渝问我，廖国松像谁？我脱口而出：像海明威？何光渝说：有眼水。

　　廖国松艺术涉猎广，艺术品位上乘。他澄澈深邃的诗风，文辞之潇洒，色泽之浓郁，在当年的“三廖一张”中也是突出的。他通晓西方文学，兴趣更多集中在人生的失落感和荒诞性上，对人性最本质的关注并对之作出深沉的反思和批判，使他自身的艺术力量不致下滑，保持了那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力量。

　　前年，他的散文集《旧时人物》问世，17万字，前后花了十多年时间，他的着眼与落脚都是个人命运与体验，以一个个生命的“个案“，记录历史，书写人生。《旧时人物》中的底层平民，身世各异，因战乱，因灾难，因漂泊，因贫困，因机缘而聚居于残壁断檐，碎瓦朽木的大杂院，一样鲜活肉身，一样七情六欲，一样遭遇不测，一样隐忍负重，一样顽强求生，最终一样魂归西天……我很喜欢这本书，给书写了评论。《旧时人物》问世，让他在坊间威望大大提升。

　　他还爱在画布上云游。20世纪70年代，就是贵阳非主流画家代表人物之一，擅长小幅油画和静物写生，热爱莫奈、凡高，风格似法国印象派，偶有表现主义痕迹，也受苏俄画家影响。他的油画，笔如屈铁，腕力过人。有一次，来了新加坡画商，要收购他的油画，他根本不屑讨价，一副无所谓的姿态，他从来不以为艺术有多么神圣。最近，廖国松的《流失的笔触》出版了，专谈画者与他们历史趣事。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通读《流失的笔触》，我的感受就一句话：画画是心灵的言论自由。

　　上个世纪90年代，他还曾是音乐发烧友，他曾经有他最得意的组合音响。什么惠威喇叭、长效管、电子管、高压包、镀金头的信号线，隔音材料，都是他自己购买的，多是二手货，然后，自己组装。君子固穷，迷醉沉溺，独乐乐，众乐乐，自娱娱人。他把文联的朋友叫来，听交响乐、摇滚爵士乐。

　　他爱书法，狂草擘窠大字，虬髯倒卷，运笔如风，气势恢宏。

　　他生性调侃，幽默，拂尘琐之挂累，挥纤芥之纠缠。不卑不亢，豁达随性。

　　他已年过古稀，长发过肩，花白的胡须飘拂，有“仙风道人”之像。只是“耳背”，听三不听四。饭量小、气力也小。前年因为轻度脑梗，颈椎增生，住了两次院。说话气短，常常下意识摸自己脉搏。我劝他少玩电脑，他说，每天不去敲几笔，还做什么呢？他还玩起微信，与朋友、同行聊上几句。去年，在看足球世界杯，边看边骂：白看白侃白熬夜，狗日的足球世界杯。他说巴西凭主场和运气赢了智利，磕磕绊绊或许能进四强。其实他对足球很有自己见解。我每天上午，都把儿子写的世界杯专栏文章发给他看，聊以解闷。儿子写了篇《德法大战，看谁的腰硬》，廖国松说“法比德的腰硬，德比法的头硬。”

　　我们当年文学小组的六个人，先后走了三个，我给他说：我两都是幸存者，生命既然冗长，就好好活着。

　　有天，我们在微信上说话，提到他才出的《流失的笔触》，他说：写着玩的。

　　我曾给戴冰说，我检讨我做出版社编辑的历史，我最对不起廖国松的是没有把他的《爱情诗100首》推出来，真对不起这位几十年的老友，这些爱情诗是一流的。这可能是我终生最大的遗憾之一。每念此事，无限惆怅，永远无法弥补了。

　　却原来，六七十年光阴，白驹过隙而已。

　　阳光移往黄昏，岁月移往暮年。我夸他才华、智慧、坚韧。他说：“坚韧”二字最爱听。为了适应那个时代，我们是靠着几乎看不见的坚韧和智慧熬过来的。我最淡漠“苦难”，千百年后，我们所经历的苦难，还不如一粒灰尘。

　　国松无愧，坦然。海明威不也这样吗？海明威不在乎苦难，他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这就是硬汉，这才是硬汉。

　　（作者系贵州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