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祥霓

　　

　　

　　老贵阳人说，贵阳如果没有“双槐树”，护国运动的魂就找不到哪儿落脚；亦说，双槐树如果没有更名为“护国路”，护国运动的旗帜就不晓得在哪里飘扬。这条路上记载着自1917年后几许风起云涌大时代，叙述着几多风高浪急护国史，以及护国路上一个个文韬武略的人物。

　　老贵阳城中心偏东，有一条南北交通干道，名为“双槐树”。双槐树北起二浪坡（即今天的中山东路小十字到老东门路段），南止南横街（现已没有了）。双槐树分支为白沙巷、会文巷、指月街。旧时，“双槐树”仅指今护国路中山东路段至指月街一段，而指月街口至王伯群故居处一段当时名为“南书院”，王伯群故居处至南横街一段即为“顺城街”，可当地人大多将其统称为“双槐树”。

　　老贵阳人说，贵阳如果没有“双槐树”，护国运动的魂就找不到哪儿落脚；亦说，“双槐树”如果没有更名为“护国路”，护国运动的旗帜就不晓得在哪里飘扬。

　　可不就是这理？

　　双槐树中段，有一幢法式建筑，也是老贵阳最有名的建筑。自1917年在双槐树落成后，这幢建筑就成了贵阳护国运动的标志，而这栋公馆的主人王伯群先生，即是贵州护国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有人说，双槐树改名为护国路，是因为王伯群是护国运动的先驱。其实，早在1915年护国战争开始，贵州为护国运动前列之一时，就已经更名了，只是坊间没有认真启用。

　　说来也怪，这条街名叫“双槐树”，可从街头到街尾，一根生就没有见到过“一双槐树”。许是我们生得太晚？倒是在王公馆的院子里见到了两棵槐树。一棵在公馆的东南角，一棵在公馆的正北面。两棵都是不算粗壮的龙爪槐，树冠上的几个大桠枝向外弯曲平伸蜿蜒虬空，如同大大小小、无数条舒颜展臂凌空飞舞的龙，恰为俗称的“蟠龙槐”。

　　嗨，真不知是先有双槐树街，还是先有王公馆的一双槐树？这桩公案，虽说不至于影响后来“护国路”的生息，但了解一下总是有益的吧。设若连自己城市中枢的“护国名街”都一问三不知，岂不可怜了为“护国、护法”赴汤蹈火的先贤？

　　还好，再是历次运动的动乱，恁是没有摧垮了伫立于双槐树一隅的王公馆。静谧雅致的王公馆亦不负众望，冷眼旁观地悄悄记载着自1917年后几许风起云涌大时代，叙述着几多风高浪急护国史，以及护国路上一个个文韬武略的人物，我辈才得以知晓一二。

　　说，1917年王公馆在双槐树落成，双槐树的大小公馆仿佛一夜之间就鳞次栉比地顺街道两侧逐一建成。先后有晚清光绪年间的内阁学士黄卓元、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王伯群、贵州省巡按使戴戡、黔军总司令王文华、贵州省省长黔军总司令袁祖铭、云南巡按使贵州省省长任可澄、贵州省书画大家孙竹荪，以及曾担任过孙中山秘书、后来民国时期的民政厅财政厅两厅长詹寕初，王家烈“五虎上将”之一的车鸣翼等各路诸侯，都曾在这条不足三百米的街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地风云一时。

　　黄卓元（1853--1903），清咸丰三年（1853年）出生于朱昌镇，清同治八年（1869年）乡试中举人，十三年（1874年）殿试中进士二甲二十九名。先后授翰林院编修、詹事府詹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二十四年（1898年）休官回籍，在贵阳主讲著名书院贵山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黄卓元病逝于贵阳.

　　黄时卿，黄卓元之子，早年就读于何应钦任校长的贵州陆军讲武学校第二期。1912年至1935年民国军阀混战时期，曾任黔军少将级团长，贵州省政府秘书长，后病逝于赤水。

　　黄炜（1923--2001），黄卓元之孙，早年就读于贵阳达德学校，上世纪30年代末考入贵阳师范学校，因参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入国民党之秘密监狱，出狱后曾在国民党贵阳市党部、安顺县党部任干事、科长，这些职务，也导致他解放后变成国民党“战犯”而走进“红监”，直到20世纪70年代最后一批特赦“国民党战犯”才获得自由。晚年被聘为贵州省文史馆馆员，2001年病逝于贵阳。黄炜家原住双槐树。

　　护国将军戴戡（1880--1917），贵州贵定猴场堡人。1913年秋为贵州省长。1915年解职入京，被任为参政院参政，知袁世凯谋称帝，遂往返京、津，与梁启超、蔡锷等密商，拟在云南、贵州发动起义讨袁，1916年1月28日歃血为誓，与纛讨袁。但“出师未捷身先死”，1917年张勋复辟时，戴戡率黔军第八营抵御刘存厚率领的川军数万人的围攻，坚守成都达13昼夜，力竭城陷，于同年7月18日在成都百里外的秦皇寺为川军吴庆熙部击毙，时年38岁。这位“拥护共和”的不朽功勋，在任贵州省长期间，住在双槐树。

　　兴学、从政、修志的任可澄（1878--1945），贵州普定县人，贵州宪政派代表人物，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举人。时贵州推行新政，兴办学堂，任可澄与唐尔墉、华之鸿先后创办师范传习所、宪群法政学堂、通省公立中学、优级师范选科等校，任主讲，学员颇多。1920年11月至1921年3月任贵州省长。积极筹划成立了贵州女子师范学校。其后主持续修《贵州通志》及《黔南丛书》。1945年12月9日，任可澄卒于贵阳，终年68岁。如今的护国路132号、即凯宾斯基大酒店，就是当时任可澄的宅居地。

　　曾住过“双槐树”的，还有民国十一年任贵州省省长的贵州安龙县龙广镇五台人袁祖铭。

　　一代枭雄袁祖铭（1889--1927），于1922年8月受命北洋政府委任为贵州省省长，五省联军总司令、北伐军左翼总指挥，陆军上将。袁祖铭1926年投国民革命军，任左翼军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在护国、护法时期，袁祖铭转战川、黔、湘、鄂各省，屡建战功。民国十六年（1927年）除夕，唐生智令其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除掉了袁祖铭。袁祖铭毙命时才38岁。

　　孙清彦（1819--1884）云南呈贡人。幼工诗，写仕女、花鸟、竹木俱佳，而山水尤工。书法天资甚高，各家俱精。昆明市中心的金马、碧鸡两坊额即其手笔；贵阳黔灵山上的“虎”字，均为孙清彦的遗墨。

　　孙竹荪（1882--1967）孙清彦之子，清末秀才，毕业于贵州法政学堂。1906--1907年任北京学部编译，不久就通判职，分发贵州。1927年，贵州军阀混战，李晓炎推翻贵州省主席周西成，视孙竹荪为异己，受排挤解职。以后一直至贵州解放，闲赋在家。1953年被聘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67年逝世。

　　孙书农（1883--1970）孙竹荪之弟，曾任贵州高等审判厅庭长、二级法院院长，贵州龙里、定番县县长。1958年被聘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70年去世。

　　双槐树82号的“孙家大院”，为孙竹荪、孙书农两兄弟修建。在当年的双槐树，虽说住着时任贵州省长袁祖铭、任可澄、王伯群等名噪一时的政治名人，但都没有“孙家大院”“世代书香”的名望。可见文化的传承，才是真正深入人心的啊！

　　王伯群两兄弟就不再赘言了，那既庄严肃穆又优雅高贵的“王伯群故居”就大可代言。护国路上最能够让人怀古思幽的就只留下这王公馆了。或许，好些我没有说完整、明白的人、事、物，您向它请教，说不定还能有所斩获。

　　不过，倒是应该再叙叙双槐树“为人民服务”的“小人物”。

　　提起贵阳早期的女子教育，当然越不过贵州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白铁肩。

　　白铁肩（1871--1936）原名罗光懿，自幼在父亲开办的私塾启蒙，19岁时，她与白士艺（举人）结婚。从夫姓，名铁肩。婚后，丈夫长年在外，并在南京娶了一妾。白铁肩生活困难，精神痛苦。为排遣惆怅，白铁肩与谭佛侠、黄烈臣等变卖嫁妆、首饰，于1907年秋季租用双槐树几间民房，创办了光懿女子小学堂，自任校长，课程设有国文、算术、音乐、图画、史地和修身、习字、手工等。

　　为了光懿女校的开办，谭佛侠付出了生命代价。白铁肩、谭佛侠等为了办学筹集资金，捐出嫁妆变卖的义举，遭到谭佛侠公婆的反对和阻挠，将其关在家中。谭佛侠以死抗争服毒自尽。

　　白铁肩为谭佛侠召开追悼会，疾呼“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她响应“贵州不缠足会”和“天足运动”，提倡解去缠足布，恢复天然足。她收容不堪虐待的逃婢达百余人，为她们开设读书、习字、珠算、缝纫、烹饪等课程，培养其自食其力。在白铁肩影响下，贵阳多所女子学堂纷纷响应，“天足”运动在贵阳迅速开展起来。

　　1915年，白铁肩在光懿女子小学堂内增设了女子师范讲习班，旨在为社会办学培养师资，解决学生继续升学的问题。1920年，白铁肩受聘担任省立女子师范学监。这位贵州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因积劳成疾，于1936年6月逝世，年仅65岁。

　　许是因了天时、地利、人文环境，双槐树被诩为贵阳市的“文化贵人”街。那时候，只要是有点钱的，都拼命挤着在双槐树置房，仿佛一住进双槐树，就会成为达官显贵似的。

　　其实，双槐树这条有些历史的街道，始于何时无具体资料记载，但在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它就已经存在，街名叫做双槐树、顺城街，后来顺城街改名会文路。1942年出版的《贵阳市指南》一书，街名称为双槐树、会文路。

　　但也就在1942年，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主政的国民政府，将双槐树正式易名为“护国路”，此名一直叫到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