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萍

　　

　　追寻一个先人的一生是很有意义的事。我们探望他的世界，努力感悟他所体验的人世，在感悟中与其产生冲突和共鸣。通过真实的历史碎片来看先人，就能浮现先人精神的轮廓，把他放入自己的人生经历里。

　　创事难，成事尤难，有初鲜终，许多功业因此败坏。吾黔女子师范，外得各地学友之鼓吹，内得人民代表之催促，政府迫于舆论，惨淡经营，始成立于民国十年，创甚艰难矣。开办以来，乡邦多故，寒暑五易。政局迭更，而风雨之中，弦歌不至终辍，今第一期生，竟得毕其所学，非所谓有志竟成者耶？诸生将离校以去，予有不能已于言者，特一一为诸生告：教育事业，清苦冷淡事业也。然从事于此者，不惟须学识优长，道德高尚，尤贵有坚忍之毅力，否则见异思迁，功败垂成，当教育制度不完善之时，诸生服务社会，若能贯彻初衷，教育前途实深利赖。此予之所希望于诸生一也。学问之进境无穷，诸生既有普通知识，力能升学，因宜上求专门学理；即不能升学，而墨养潜修，孜孜不倦，一己之道艺，亦可以继长增高。此予之所希望于诸生者二也。中外交通，文化输入，思想则日新月异，潮流亦纷至沓来，能载舟亦能覆舟，可濯缨亦可濯足，身当其冲者，当辩别清浊，通达事理，始能获其益而不受其毒。此予之所希望于诸生三也。果能此道，则不畏穷途，不止半途，不入迷途，有定识兼有定力，具好因必获好果，造福于社会岂有量哉。拿破仑曰：难之一字，惟庸人字典中有之。诸生在校企业之日终，即力战艰难之日始。临别赠言，期望良殷，诸生当不负予言也。

　　校长周润初序

　　这是1926年我的祖父——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周步瑛（字润初）为该校第一期毕业生同学录所作的序。祖父生前几乎未对我们这些晚辈们谈起他的经历，查阅了一些有关资料后，对祖父才有了较清晰的了解。

　　祖父是贵州省1905年首批公派留日学生，成绩优异。1909年学成归国后，清朝廷曾赐给他格致科举人，并委派到山西某县任知事。但祖父无意为官，选择了留在当时京城的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任教。1911年末，祖父放弃了在京城大学任教的职业，回到了穷乡僻壤的贵阳，在故乡从事教师工作几十年。当年的祖父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1911年初夏，和祖父一起在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任教的11位中国教员胡敦复、朱香晚、华绾言、顾养吾、吴在渊、顾珊臣、张季源、平海澜、赵师曾、郁少华一起成立“立达学社”，以“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为宗旨，以研究学术、振兴教育为职志。立达学社的社员们讲学励志，非常关注时局。

　　20世纪初，我国新学刚开始兴办，学制、教材多照搬日本或欧美。立达学社社员以亲身的经历感受到，要谋我国学术的自立，必须“务使初学科学之人，可尽脱外国文之束缚，而多得参考之材。学者研究既多，自能群趋于发明之一途。”“今尚宜从中学之教科书入手，渐及参考之书，层累而上，以至高深之学。材料不妨浅近而说理务宜精详，结构编写教材，一般都经过亲自试讲，是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结合。”

　　但是当时的游美学务处是美国政府用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开办的，许多事务均受制于美国公使馆，在教学方式与生活待遇上，中美教员之间也多有隔阂与差距。1911年秋，因反对美方坚持把美国历史作为必修课，胡敦复、平海澜、朱香晚、吴在渊、顾珊臣、郁少华、张季源、顾养吾、华绾言、赵师曾和我的祖父等11位中国教授集体退出游美学务处，到上海筹建大同大学（复旦大学前身）。而满怀教育救国热情的祖父则选择了回到了故乡贵阳，在贵州的教育实践中发扬“立达精神”。

　　回到故乡的祖父在从教经历中，身体力行地贯彻着立达学社的宗旨和职志，在贵州教育界深得好评。社会上对祖父的教学给予了极高评价：“语言简练，深入浅出，好打比方，善于自编教材，将复杂的问题层层剖析，学生易记易懂，他在省立贵州大学讲授解析几何时，编有讲询问印行；他在四川大学教椭圆函数时，难度大，自编教材散发，极受欢迎。”“他对四则杂题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当时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学周报》常刊用他编写的教材。抗日战争前，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他的专著。”

　　1921年，祖父担任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首届校长，时间长达9年。当时学校初设，万事待举，祖父主持校务，十分操劳。他把组建一支好的师资队伍作为重中之重，省立女师一开始就可谓名师咸集，人才济济。祖父带头执教鞭上讲台教数学课，他的教学方式灵活，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数学成绩好的占绝大多数。为了办好省立女师，祖父还制定了一系列教学和生活管理制度，形成了勤学、简朴、严格的校风。在办学过程中，学校结合当时的社会所需，不断调整学制，省立女师在当时贵州学界名誉鹊起，许多女生都以是一名女师学生而荣耀。

　　1924年军阀混战，女师也为秩序混乱的社会所扰，学校经费被拖欠，教职员领不到薪水，学生伙食费无着落，校舍损坏，学校被迫多次停课，学生学业大受影响。许多学生坚持不下而辍学，首届学生刚进校时为100人，到1926年毕业时只剩下58人。故祖父为首届毕业生通信录写的序文有“创事难，成事尤难”的感叹。

　　1961年，祖父把自己走过的人生总结成三句话：“读书时只知道读书，教书时只知道教书，办学时只知道办学。”

　　听祖母说，当时云贵地区军阀混战，贵州省女子师范的学生又都是些女孩子，为了避免黔、滇军的骚扰，祖父常把一些假期不能回家的女学生接到家里住，使这些远道来筑求学的女孩子在远离家乡的省城能享受到师尊的照顾和关爱。我的祖父为了贵州的女子教育事业，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这份重任和风险。

　　前几年到昆明，我的四姑母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是几十名十七八岁的大女生和七八岁的小女生的合影。我向四姑母提出了质疑：当年贵州女子师范学生年龄跨度也太大了嘛。四姑母告诉我，为了给女师学生创造教学实习的机会，祖父在校内办起了附属小学，那些年龄小的学生就是附小的。照片上的学生统一着装，清一色的芝麻布上衣、珍珠色裙子、白纱袜和青布鞋，看起来是那么朴素大方，活泼优雅，充满了少女的纯情味，不像现在学生的校服那么呆板。祖父为了办好省立女师可谓事必躬亲、呕心沥血，为学生创造了尽可能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难怪那些女师毕业的老奶奶们几十年后仍然对当年在女师的学习和生活充满了怀恋。由于有了教学实习的舞台，女师的学生学以致用，教学能力得到极好的训练。女师58名学生于1925年11月毕业，奔赴贵州各县任教。此后，毕业生每年源源不断走上贵州教育战线，成为全省各县小学教育的中坚力量，也成为贵州妇女解放运动的主力军。为了给贵州各县培养师资，祖父还专门开办了两年制的特别班，专招外县女学生，生源不受是否婚配的限制。这在当时是一件反封建、解放妇女的创举，难能可贵。

　　对于女师的师生，祖父是一个谦虚的好校长。但面对强势的地方势力，祖父又是刚正不阿、大义凛然。1928年周西成主黔期间，公路局为了修省府路（即公路），准备拆除女师一片校舍。祖父闻讯，为了捍卫女师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只身前往公路局，面对当时的省公路局局长熊冠英的蛮横无理，大义凛然，据理力争，被当时的公路局局长扣留于公路局。后在各校学生们请愿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公路局不得不放他回校，女师校才得以保留。一个学校的校长面对强权，不畏强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舍身的精神呀！这展现了祖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为教育事业奋斗献身的崇高精神境界。

　　30多年后，在一份给学校的思想汇报中，祖父却只用一句淡淡的“办学时只知道办学”概括了自己为了贵州女子教育近10年的沤心呖血。但历史不会忘记他的，《贵阳历史人物丛书·文化教育篇》对祖父当年创办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并担任该校第一任校长作出了“为贵州教育立下了‘利在当时，功垂后世的业绩，也为贵州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评价。祖父也因高深的学识和高尚的情操、“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崇高品质得到他的学生们的尊重和爱戴。 1965年祖父80诞辰，祖父的老学生们在贵阳饭店设宴为他祝寿，并作祝联：

　　同门遍西南，师传弟，弟传师，数不清园内桃李鲜花，衣钵相承历六代；

　　大德增寿纪，寿而康，康益寿，好一派眼前桑榆晚景，弧觞庆祝满八旬。

　　祖父为人耿直，作风正派，淡泊明志，爱憎分明。祖父担任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期间，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消息传到贵阳，省立女师等5所中学负责人组织成立了“五校联合会”，在祖父的支持下，女师学生上街游行，参加了捣毁日货的斗争。

　　1948年成都发生震惊中外的“四·九血案”后，为了营救被捕学生，中共地下党成都市委成立了“四川大学四·九血案后援会”。在四川大学数学系任教授的祖父参加了川大教授会组织的罢教罢课运动，运动结束后，祖父也因此被四川大学解聘了。1949年初，国民党大溃败前夕，祖父的身为国民党军队高官的二女婿为我们一家人买好了到台湾的飞机票，然而祖父已经看透了腐败的国民党当局，断然拒绝到台湾去。正是当年祖父的审时度势，我们一家人留在了大陆，迎来了新中国。

　　在追寻祖父的足迹过程中，我在1956年的贵州日报上找到一篇题为《老当益壮的周润初教授》的文章，文章如实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年已70多岁高龄的祖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投身人民的教育事业的崭新面貌。祖父对学校表态：“我虽然已达到了退休年龄，但是为了人民的教育事业，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我还要继续坚持工作。”即使在寒风刺骨的冬季或满路泥泞的下雨天里，祖父都按时赶到学院上课，往往是学生还未坐好，他就出现在讲台上了。

　　在我的眼中，祖父还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好老人，清旷达观、善良、仁爱，对人真心，不论是对家中的保姆还是路边小贩，从无半点知名学者的架子，对他的助教更是视如子女。记得祖父在贵阳师范学院工作时，他带的一名年轻助教被打成了右派，助教1961年和祖父一起调到贵州大学，不是贵阳本地人。有一天我和小伙伴在贵大校园内疯玩时，看见了十分孤寂的这位老师，回到家我告诉了祖父，于是在祖父家里不时会看到这位李老师和祖父一起探讨教学工作。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人们的口粮都不够吃，于是山上的野生植物红子、野菜、春天树上的槐花、地里收过蔬菜后的菜根……都被人们用来填肚子。祖父有国家照顾的高级知识分子生活补贴，但是数量十分有限，不够解决家中三口人的肚子问题，我经常天不亮就到菜店门口排队，等着买点冬瓜之类的蔬菜代粮。后来由于父亲的关系，我得以在花溪公园食堂搭伙，公园自己开荒种地，为食堂提供了红薯、麦麸、豆类、菜蔬等，伙食真叫当时的人们羡慕。有一天我拿着在食堂买的大发糕回到家里，李老师正在和祖父摆谈，祖母就拿起大发糕向李老师夸公园食堂多好多好，并掰下一块给李老师尝。李老师两口吃完后，又伸手从盘子中把大发糕拿了过去，狼吞虎咽起来，我和祖父、祖母就站在一边看着这位李老师把我明天一天的口粮——大发糕“消灭”了。李老师走后我怪祖母：你为什么不喊住他，我明天该吃什么呀？祖父淡淡一笑说：我省给你吃吧。祖父对小辈就是这样的慈爱和体谅。“文革”初期，祖父已是81岁高龄，当他听说有人贴他的大字报，说他是寄生虫，拿着国家的高工资不上班。他说：“也是，我老了，上不了课，组织上只让我带带助教，就发给我这么高的薪水，这是党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爱护。”于是祖父向学校申请，自愿降低自己的工资待遇。常有人说：你们家是老知识分子家庭，解放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家里稀罕之物一定不少吧。我从小跟着祖父祖母在一起，可从来没有看到家里有什么稀罕之物。记得曾听祖母对人说起过，土改时祖父拿出了家里值钱的古玩等，为已经到台湾去了的二女儿一家退押；抗美援朝时，祖父又动员家里的女眷捐出各自的首饰支援志愿军保家卫国；在旧社会，祖父用他靠教书挣来的辛苦钱，在成都、贵阳买了几处房产，1952年祖父离开成都时，就把成都的房子留给了租房人住，不再过问；1958年祖父又将贵阳白沙巷两个院子共几百平方米的房子无偿捐献给政府。1974年祖父去世时留下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100多册他用过的数学物理类专业书籍。祖父一生就是如此清旷、达观、淡泊。正是他老人家的这种人生态度让他在人生的最后十几年过着平静的生活，也使孙辈的我受益匪浅，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仍能保持一颗洒脱的平常心。

　　追寻祖父的一生，我明白了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的祖父为人师表的人格魅力所在。祖父的一生，体现了一名教师高尚的师德、师品、师智、师能和师表。

　　（作者系贵阳市交通技工学校退休教师）

　　参考资料：

　　1.《大清宣统政纪卷之四十二》

　　2.《中国数学界的杰出组织者胡敦复》

　　3.《贵州省女子师范学校创办人周步瑛》

　　4.《老当益壮的周润初教授》

　　5.《解放前省立贵阳女师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