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雄燕

　　

　　

　　

　　一

　　位于贵州省省会贵阳市城区西北隅的黔灵山，在山地省份贵州众多钟灵毓秀的群山中十分平常，但因有“贵州禅宗首刹”之称的弘福寺坐落其间，黔灵山因此成为黔中地区群山之首，与遥遥相望的栖霞山并称为贵阳市的东西胜景。《清一统志》云：“黔灵山在府城西三里，石径险仄，鸟道一线，盘旋而上，山项平衍，松篁茂密，梵宇琳宫，与栖霞山称东西二胜。”

　　事实上，在未有弘福寺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文学家杨慎、旅游家徐霞客等名人曾来黔灵山游览，但是时此地只不过是虎狼出没、人迹罕至之地。陈起蛟在《黔灵山志序》中对此有恰当的记载：“当其未辟也，无论高人旷士，蜡屐之所不经，即樵夫牧竖熟睹其深险巉削之状，亦未必肯扪萝附葛、攀梯曳缒而一登其上也。”但自康熙年间佛教临济禅宗第33代传人赤松和尚在此驻锡建寺以后，黔灵山渐渐名满贵州，与云南西山、四川青城山堪相伯仲，蜚声全国。对此，前人有相当客观的记载。刘子章在《黔灵山志序》里说，自赤松开辟黔灵山后，“凡宦于黔、游于黔及黔之士大夫莫不蜡屐往游，兴触景发，往往形为咏歌以纪其胜。数十年之间，造化之巧，经人工点缀而益妍，而游人咏士又能唤醒山灵，于是笔峰几案，峭壁丹崖，焕然改观焉。”可以说，山因寺显，寺引游客，而弘福寺也因游客的逐渐增多而声名远播。山与寺相得益彰，赤松和尚功莫大焉。

　　康熙十一年（1672年）春，赤松上黔灵山，在众多官员的帮助下建成弘福寺。弘福寺是一个典型的佛教寺院。整个寺院建筑沿中轴线布局。最外面是一座三叠式牌坊的山门（或称山门殿），三门并立，寓意佛教空门、无相门、无作门的“三解脱门”。与山门相对的是一道彩色九龙影壁，取典为释迦牟尼诞生之时，九条龙吐水为之沐浴，这在全国佛寺建筑中非常罕见。进了山门，第一进两边分别是钟楼和鼓楼，正中为天王殿。殿内正中供弥勒像，弥勒佛左右两侧分立四大天王。殿的背面，供有地藏王菩萨一尊。第二进为观音殿（原观音阁），将其置于大殿之前在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中较为罕见，观音像后有韋陀菩薩塑像。第三进是大殿大雄宝殿，为寺院正殿，中供释迦牟尼佛，两则分塑迦叶、阿难二尊者，左右并有文殊、普贤二菩萨，两边分列十八罗汉像。殿后部中间，供奉着西方三圣的镀金立像。中为阿弥陀佛，左为大势至菩萨，右为观世音菩萨。第四进是一幢三层的建筑，一至三层分别为：说法堂、玉佛殿、藏经楼。玉佛殿内有缅甸玉佛大小十多尊，三楼为藏经楼，藏有多部汉文版、藏文版的佛经和大量的其他佛教典籍及普及读物，其数量、种类在贵州可说是数一数二的。

　　各殿阁均为歇山九脊。全寺建筑井然有序，天王殿、观音殿、大雄宝殿及玉佛殿4幢建筑与山门刚好形成一条中轴线，与中国自周秦以来城市布局遵循中轴对称、皇权至上建筑理念一致。此外，在藏经楼右边，即为方丈楼，它是临济宗法脉相承象征性建筑。在大雄宝殿和观音殿旁边近围墙处，是祖师堂，供奉弘福寺开山和尚赤松至慧海以前的14代法师。寺内还有一大型罗汉堂建筑，供奉有500罗汉塑像。寺后五观堂为僧人食宿之处。全寺殿堂气势恢宏，佛像高大巍峨，在香烟缭绕之中，在晨钟暮鼓声里，弘福寺乃至黔灵山佛光普洒。整个建筑群集“佛、法、僧”三宝于一体，布局严谨，与黔灵山的自然环境交相辉映。正如道光年间贵阳进士花杰所描述的：

　　经楼百尺坐中峰，山外云山几万重。犀角又添新出笋，龙鳞不改后凋松。犹存古刹思前度，久别清泉照旧容。圆觉可能参妙谛，惊人谁打寺门钟。

　　寺与山浑然一体，相得益彰。

　　弘福寺的建筑不独礼佛、敬佛、颂佛，弘福寺的建筑文化元素中也渗入了儒家、道家的文化，蕴藏有儒教、道教的精义。

　　在黔灵山九曲径中段有一石碑，上刻有吕洞宾的像，碑上有原贵州省督军兼省长刘显世所提的“清纯道祖灵像”字样；另有钱彭所书的《邱真人（元代道教全真派首领邱处机）赞》诗一首：

　　金骨琼肌像飘然，黔灵别看一洞天。山环水抱庄严地，第一亭垂大罗仙。

　　弘福寺的钟楼、鼓楼顶层四角皆饰以仙鹤，寓意骑鹤归西，这是较明显的道教文化。

　　天王殿中来自印度的四大天王手中所持法器：琴、剑、蛇、伞，按中国文化解释为“风、调、雨、顺”，这是佛教入乡随俗的文化内涵。按佛理诠释，琵琶琴弦的松紧适中代表佛法中道；剑寓“快刀斩乱麻，慧剑断烦恼”；蛇则表示世间万物屈伸变化无常；伞是遮盖保护清净心不受扰。这种解释含儒家的中庸之道和道家的避世无为理念于其中。

　　除俗家、道教的影响外，儒家文化也在弘福寺留下了大量外显的遗迹。在弘福寺藏经阁前的石栏杆镶石上，刻有《论语》中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巧言令色，鲜矣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儒家经典语句和大量与佛、寺、山景有关的儒士诗词文句。

　　弘福寺的建筑特点体现了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交流、整合后的和谐融合。

　　二

　　赤松和尚俗名韩景琦，四川潼川（今三台县）东塔山青滕坝人氏。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自幼修习儒学。后因早年失怙，家道中落，被过继给杜姓夫妇做养子。由于明末川中战乱，赤松随养父母避难于黔。在黔相对安宁的环境中，赤松在学习儒学的同时，也接触佛学。至十五六岁，即入深山中结庵修习，访师问道，深究佛理。

　　其时，中原密云大师的弟子灵药和尚（1604—1670）于顺治十年（1653年）因避战乱，从浙江天童山迁居贵州。赤松闻之，即往参灵药，求其开示。赤松因有灵药的提携，正式出家，成为佛门弟子。之后，又追随已往云南的灵药至五华山，在此跟随灵药研习3年有余，终在一个月白风清之夜，见天上明月而悟万法归一之旨。悟道之后，赤松又转益多师，参燕居和尚，再参西识和灵隐和尚，后再参灵药和尚于天宁山，并正式取得僧人资格。之后又前往遵义参拜临济第32代传人敏树和尚，敏树收赤松为得法弟子，赤松因此成为临济禅宗第33代传人。

　　赤松和尚实际上是一个由儒入佛之人。自幼即饱读儒家典籍，在对儒家典籍颇有心得的基础上，接触佛教经典，与自己独特的人生际遇相契合，从而皈依佛门。

　　在明以前，黔中等地多吹笙跳月之俗，民风彪悍。赤松建弘福寺也有改变民风，让儒家礼仪仁义泽被黔地民众之意。于准在《黔灵山志》序中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论述：“黔于古为鬼方，以其椎髻侏儒，不通语言，人也而鬼矣。迨其后虽通于庄，凿于唐蒙，相沿迄今，亦不过羁縻之而已。……赤松了悟上乘，明通圆彻，如秋潭之月，如春海之云，乃体佛祖之意，欲行化黔灵，使吹笙跳月之辈，望金容而生欢喜心，听梵音而思离垢想，变凶悍而为礼义，易杀戮而为仁让，此则赤松志也，此则赤松辟黔灵意也。”黔地当时的文化状态，是赤松以融儒入佛，以佛育儒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建弘福寺及弘福寺建成之后，赤松和尚与地方要员及文人儒士多有交往。如贵州巡抚曹申吉、杨雍建、云贵总制蔡毓荣、云南巡抚王继文、江西总督董卫国、贵州学政赵景福、贵州布政使蒋寅、孟世泰、张建绩、贵州粮驿道员傅作楫、贵阳知府彭锡缨、翰林院编修查慎行、举人杨光涛、孝廉何素儒、医学胡廷禧等人。在这些交往中，赤松所濡染的是深广的儒家文化。

　　临济禅宗是由唐代末期禅师义玄所创。该宗在继承马祖等人“平常心是道”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菩提心则忠义心”及“无位真人”等命题。“无位真人”的这一特点，与道家庄子笔下的“真人”、“至人”的特点毫无差异。“真人”本来就是道家道教的一个专门术语，用以指得道之人。义玄将临济禅宗的理想人格具体化为“无位真人”，实际上反映出临济宗在开宗之际已吸取了道教成分。

　　临济宗的杨岐派传人之一宗杲提出“菩提心即忠义心”、“儒即释”等思想。宗杲认为佛家的“菩提”与儒家“忠孝”等道德要求实际上是相统一的。宗杲在《答汪状元（圣锡）》中写道：“儒即释，释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

　　这些例证都反映出临济禅宗融儒、道入佛的特点。临济禅宗不仅吸收了道家直觉思想，而且也吸收了儒家忠义思想。作为临济宗第33代传人的赤松和尚，自然也继承教义，纳儒道于佛。

　　赤松所参究的“万法归一”，实际上是哲学上“一与多”的问题。《道德经》中对“一与多”的阐释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熟读儒典、参详道籍而终生参究佛法的赤松和尚，实际上在思想深处将儒释道诸教融而为一了。

　　其实，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的过程，自南北朝时期已开始。宋元以后，合流之趋势更盛。建于清康熙十一年春的弘福寺，自然也沿袭了儒释道融合的思想。

　　近代高僧太虚大师说：“非道教莫溯中国文化之源，非儒教莫握中国文化之枢，非佛教莫广中国文化之用”，道出了三教融合的文化渊源。

　　从弘福寺藏经阁中所藏的图书也可看到，除佛教经典外的部分道教、儒家的书籍，如《老子庄子选》、《老子和庄子》、《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甚至还有一本《圣经》。藏书中还有一些现代图书资料，不但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一，还反映了佛教与其他宗教、与社会各种文化彼此间的包容、圆融共处，调适自身与现世相适应的积极入世态度。

　　（此文有修改作者单位：贵阳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