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亲可敬的八十三岁老人,早已登上世界比较文学高地,贵阳乡情a乡音不改,手里始终捧着贵阳这杯暖茶。毛风细雨中,坐了轮椅,又在花溪寻寻觅觅……行迈徐徐,乐黛云和汤一介前几年多次应邀来贵阳讲学,亲近、亲密着贵阳。两老驱车到花溪平桥,寻找当年记忆中的“韦寨”。旧迹难觅,我说,韦寨就在你们脚下。
民国时期贵阳的“乐家大院”,坐落在城北,大门开在普定街,后花园出口是毓秀里,算得上与毛光翔的毛家公馆近邻。乐家大院是乐黛云衣胞之地。她的祖父是贵阳有名的富绅兼文化人,父亲则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先后到北京、美国求学,投考北大英语系时,是胡适面试,胡适嫌他口语不好,贵阳山城口音太重,没有录取。他就自由旁听陈西滢和温源宁的课,四年。回贵阳后,着西装,持stick(手杖),开舞会,在当时贵阳闭塞的环境下,惹人注目。乐黛云从小就在父辈氛围里长大,形成自由、奔放个性。
乐黛云儿时记忆深处有一种很小的蜻蜓,翅膀有如黑色天鹅绒,不透明,肚子细长翠蓝,常栖息在小溪边的蔓藤上。老年时,她记不起它的学名,与我有几次电邮往返讨论,最后,专门向居住美国的弟弟考证,弟弟回电邮说:你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的其实不是蜻蜓,而是一种同类的昆虫,叫做豆娘,又叫蜻蛉,即DAMSELFLY。此物我们家后花园特多,那里有一种特别的氛围,是一种山石加植物的灵秀之气。乐黛云这才了却了一件心事似的。
在乐黛云的记忆里,卢沟桥事变后,贵阳城北陡然热闹起来,市街摆满了地摊,出售逃难来的“下江人”的各式衣服杂物;油炸豆腐、江苏香干、糖炒栗子、五香牛肉的叫卖声此起彼落。她喜欢和母亲一起在闹市中穿行,一边看,一边吃个不停。几多无忧无虑。
她清楚记得,五岁那年的中秋,城北可以看到月全食。她也相信月食就是月亮受难。如果没有人帮助,美丽的月亮就会被“天狗”吞没。那晚,月亮被咬掉一块时,千家万户的锣声响起来,她很害怕,也拼命敲锣。当“天狗”把月亮吐出来的时候,月亮上的黑影越来越小,她压不住心中的狂喜,和大家一起手舞足蹈。这时,全城响起了清脆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直到深夜。
后来,她父亲所在的贵阳一中迁到乌当,乐黛云常常和弟弟去附近的草地打滚,摘野花,有时也摘一种野生的红荚黑豆和大把的蒲草,母亲则把它们编成一把条帚扫床。赶集是乐黛云的最爱,她走上三里路,就为看到琳琅满目挂在苗族姑娘项链上的小铃铛、小饰物,苗族漂亮的花边、绣品,以及刻着古怪图案的、又宽又薄的银饰。她说,这时候,她就生出许多离奇的梦幻。乐黛云的祖母有苗族血统。
少时,她父亲拒绝行贿,一条马路硬从他家花园中央穿过,房屋和花园破损,家里没钱修复,而每年还得去官府交“地价税”,这是父亲最难忍受的苦痛,就叫乐黛云去交。乐黛云那时还没柜台高,什么也弄不清,常被大小官员呼来喝去,每次都是气冲冲回家。父亲安慰她:就当去一次动物园吧,狮子老虎对你吼,你也要对它们吼吗?
乐黛云10岁那年,父亲因与共党分子往来的罪名被解聘,家道中落。一家人凄惶地从乌当回到贵阳。父亲失业,坐吃山空。她常常和母亲去专门收购破烂的金沙坡变卖家当。一次,母亲把父亲过去照相用作底板的玻璃片洗得干干净净,一扎扎捆得整整齐齐,装了一篮子,拿到金沙坡去卖,但人家不买,说了许多好话才卖了五毛钱。她和母亲一路流着泪回家。
这些是积在她心中的垒块。
抗战初期,她父亲被聘为贵州大学英语系讲师,乐黛云随家从贵阳到花溪,念完三年初中。上国文课的朱老师给学生讲《德伯家的苔丝》《简·爱》《三剑客》。朱老师还组织他们演话剧《雷雨》,乐黛云做梦都在想演四凤或繁漪,朱老师却让她演鲁大海。虽有失落,也受到熏陶。他们演的《雷雨》我看过,我还很小。那时的贵州大学在老农学院那边。我去看《雷雨》,我知道了周朴园、侍萍、繁漪、周冲、四凤之间的故事。话剧快完时,四凤承受不住打击,跑向花园,周冲来救她,两人触电身亡。这一幕,让我透不过气来。晚上回家的路上,我很害怕,身边好像狂风大作,雷电交加,忍不住跑起来。
乐黛云后来还演出了一部歌剧。从此,她爱上了文学和戏剧。
40年代,美国文化渗透进来,“文艺哀情巨片”让乐黛云如醉如痴。《魂断蓝桥》《马克·吐温》《鸳梦重温》在她心中留下不可忘却的精彩印记。
她还师从贵州有名的音乐家肖家驹学古典西洋音乐,系统欣赏了巴赫、贝多芬、舒伯特、柴可夫斯基到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的乐曲。她还参加圣公会的英语礼拜,参加唱诗班,用英语唱赞美诗。追随沙驼话剧社、筑光音乐会。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就这样无可挽回地走上了我的文学路。”
1948年,17岁的乐黛云离开贵阳,经金城江、柳州,去北大读书,身上仅仅只有7个银元。北平那时处于围城期,物价飞涨,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自治会创建了一个“面粉银行”,把同学手中的钱都买成面粉,随时存取。乐黛云已身无分文,她母亲出了奇招:她在贵阳找到一个卖肉的老板,老板的哥哥也在北京卖肉,于是,她给贵阳老板60斤猪肉的钱,让他哥哥在北平转付60斤猪肉的钱给女儿。这样,还是依托贵阳,乐黛云在“面粉银行”里,有了自己的两袋面粉。
解放前夕,乐黛云作为进步学生,曾经去劝过她的老师沈从文留下,别走。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的飞机,就停在东单市场。事后,乐黛云回忆说,沈先生就是笑而不答,好像说你一个不到19岁的小丫头怎么说这样的大话,凭什么说呢?
20岁上下的乐黛云的人生观,是前苏联小说《库页岛的早晨》里那句“生活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
1952年大学毕业,北大迁到燕园,乐黛云留校成为中文系最年轻的助教。这一年,乐黛云嫁入“学术豪门”,与汤一介结为伉俪。汤一介天津人,汤家是一个学识渊源的书香门第。结婚典礼是在小石作胡同的汤用彤家,那是一个大院落,有20多间房子。公公汤用彤是北大副校长、文学院的院长,和陈寅恪、吴宓齐名。乐黛云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澳大利亚麦尔本大学、荷兰莱顿大学的访问学者、兼任教授和研究员,主编了《中外文化比较丛书》、《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世界诗学大辞典》几十部专著和十多部散文,著作等身,是一个登上世界学术论坛的贵阳人,是贵阳人的骄傲。季羡林先生在谈到乐黛云时,赞扬她不留恋太平洋彼岸那为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人间的乐园”,也无心捞一顶能够唾手可得的“乌纱”,却只选择了回国,选择了北大,并且一呆就是一生。他说这是一种骨气。
乐黛云曾经因为支持一个刊物,被打成极右分子,被叫到门头沟劳动改造。那时她刚生孩子,汤用彤教授出面找校长求情,让她喂八个月的奶再走。孩子一满八个月,第二天她就走了。可她心如明镜,相信会改正的。她一月只有十六元生活费,从来不曾抬不起头,当年25岁的她,戴着一块花头巾,打扮挺潇洒,挺着胸走路。她还召集右派开联欢会,带头唱歌“祖国,歌颂你的明天……”
文革中,她到江西鲤鱼洲干校喂猪,因为没有粮食,就整天拿着棍子赶着四只猪到处找吃的。她就在山上拿着英文小字典学英文,然后唱唱歌,觉得也自得其乐。
乐黛云生心乐观。她的客厅放着30英寸的平板电视,是为看奥运买的。她说,最想看跳水,因为好看,而且我们肯定会赢。
有一次,她在哈佛,哈佛学生问中国是不是“蓝蚁之国”? 蓝蚁之国是指穿着蓝色衣服的,像一大片一大片的蓝蚂蚁。还问她缠过脚没有?乐黛云当时就把脚翘起来给他们看,她说,中国已经多少年不缠脚了,可是你们西方人往乳房填充什么塑料,更是对女性的迫害。
乐黛云的豪爽、幽默,可见一斑。
乐黛云人在北京,也时时关注贵州。她对当年贵阳地下刊物《真实》的编辑王启霖抗日救亡很同情,对王启霖写作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长篇小说《煎》,描写大西南教育界黑暗现实的小说《狂雨》,揭露汉奸卖国罪行的《告密者》表达由衷感动。王启霖27岁时,被特务秘密杀害于北郊关刀岩下。乐黛云说:走遍天涯海角,故乡险峻的群山,不屈的人民总是让我梦牵魂绕。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负责人, 乐黛云1990年7月曾经来贵阳主持中国比较文学第三届年会。
这次年会上,因是一场风波过后的全国性会议,还来了一些外国学者,就格外引人注目。这次年会,全国比较文学研究成果得以集中展示,不啻象征着90年代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新开端,众多学者和高校教师趋之若鹜。贵州比较文学学会会长钱荫愉与乐黛云配合默契。乐黛云当时腿已不很灵便,兴致勃勃去到钱荫愉在贵大后面放牛村的小院作客,谈文学、谈人生,其乐融融。在钱荫愉小院的饭局上,乐黛云和钱窃窃私语,说着她们的私房话。乐黛云来贵阳时,还给钱荫愉送来衣料。乐黛云在中文系上课,让钱荫愉到哲学系去看看汤老讲课状况……乐黛云有天要讲一天的课,就由钱荫愉陪汤老逛了一天黄果树。30年后,乐黛云热情地给钱荫愉发来邮件,称:“荫榆,多年不曾联系,在惠龙的信中才发现你的地址!但对你,我时常惦记,每次谈到学会的历史都会提到你主持的极有特色的那次第三届年会(贵阳)!转眼已过去30年,现已开到第12届年会!这次年会由山东大学主办,在济南召开。记得那是你的母校,你有兴趣出来看看吗?我一定会记得给你发嘉宾邀请。惠龙的散文写得好,你那篇序也写得好。十分高兴终于找到一个见过那种黑翅膀蜻蜓的人,而且是你!你那高品味的美丽小院曾有一次来到我的梦中,梦见我的腿疾痊愈,和你们一起爬上你家的小坡…… 乐”。
对曾经支持过年会的丁廷模,乐黛云给我来信说:“惠龙,多谢来信,并请向廷模兄致意。我当然不会忘记他。1990年在贵阳召开的第三届中国比较文学年会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是很关键的一次会,已载入史册,也是我个人历史上难忘的一页。我还记得父亲曾提到过廷模兄,说他聪明过人,也调皮过人!转瞬已是数十年前的事了! 乐”
活脱脱一个开朗的老人,一个念情的老人。
结识贵阳新朋友。乐黛云说:古人云“乐莫乐兮新相知”!贵阳于她永远是一杯的暖茶。
她的《长天依是旧沙鸥》文集中,记录了她在贵阳18年生活的回忆,普定街、毓秀里、金沙坡、乌当、洛湾、花格闹、贵阳一中、贵州大学、沙驼话剧社、筑光音乐会以及肖家驹……点点滴滴,旧情难泯。我为她的集子写了书评,她阅后回复我:“惠龙老乡,非常感谢你那篇情真意切,挥洒着共鸣的书评。古人说,知音其难哉!得一知音,何其幸运! 乐黛云2012,8,22 ”
她对北大教授钱理群主编《贵州读本》给予高度评价。她愤然道;有谁真正了解和关切贵州呢?过去,人们对于贵州多半只有一些似是而非的,甚至带有歧视性的印象,浅近一点的,如“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之类,高雅一点的还有“黔驴技穷“、“夜郎自大”等等。总之,贵州是一个又苦、又穷、又没文化的穷山恶水之乡!然而,钱理群等人精心编辑的《贵州读本》却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
我曾寄了篇关于《贵阳地名故事》的文章给她。她回信说“惠龙,多谢寄来大作。从地名写历史是很有意思的事!仅铜像台就可写一本小书。儿时我经常走过这里。我祖父1931年的日记还有“女学生在铜像台讲演”的记载!祝一切好。乐”
她的《长天依是旧沙鸥》是由上海的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责任编辑长期生活于贵阳,自称对贵阳很熟,乐黛云考他:你说金沙坡在哪里?去过吗?那位编辑哑然。乐黛云以贵阳人骄傲。
去年9月9号,汤一介走了。乐黛云说:“他很累了”。 她穿着黑色套装,坐着轮椅来到殡仪馆。从1949年汤一介在北大第一次见到乐黛云起,他们走过60多年的风雨历程。乐黛云老人,年过八旬,膝关节骨质增生,出门需要轮椅。逝者安息,生者保重。贵阳始终记得这位优秀的女儿。
(作者系贵州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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