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建

　　借助犹如耕耘的写作完成自我的实现，并达到精神的返乡——因为写作，所以存在；通过写作，回归故乡。

　　此处拿来做标题的话是潘年英说的，在他一篇题为《年终盘点》的文章里。其中，被举出来与耕耘相比的是“写作”。在回答文友们的提问时，他说“写作犹如农民的耕耘”，因此，都只是一种惯例，“或者就是一种日常行为和生活，仅此而已。”我相信这话不是夸张或文饰，而是他对写作的一种看法。不过“犹如”一词令人回味，指向似和不似之间。

　　在我看来，潘年英的写作，就介于许多这样那样的“之间”里。从进城读书开始，他的身和心就徘徊于城乡之间；后来从贵州调走，又陷入故土与异地之间；而在他写的大部分文字中，你感受到的是展望和缅怀、激昂和保守、自卑与张扬以及蛮横和沮丧、细碎与豪情……等等之间。

　　我和潘年英认识太久了，久得就像从小就在一起。可后来的调动使我们天各一方，觉得一下便隔了好多世纪；中间挡着的不仅是时空距离，还有对所处周边的感受差异。我们从贵州离别，他去往湘潭，我到达成都，虽然都在高校从事人文教研，地域上也还算得上大西南范围，但毕竟远离了本土故乡，失去了精神和友情上的亲切土地。回想在激动人心的80年代我们一起参与的那些交谈、争论、采风、聚会啊，比较起来，周边的境况犹如死水——灰尘似山，喧闹如粪。想要逃离么？两脚梦魇，挣扎无力。

　　所以需要写作，要重提乡土，对照农民——书写并怀想那曾经熟悉的鲜活与本分。农民等于愚昧与落后么？那是傲慢自大的偏见！农民怎样生活？正常的农民女织男耕，自食其力：不操心与己无关的闲事，不干涉他乡另样的人生。这才叫集中精力。集中精力做什么？多了！你看在潘年英描写的黔东南场景里，农民们可以像小黄歌班的罗汉妹子那样放声歌唱，或者像芭沙村民在树林里比赛秋千；要不就到月亮山参加斗牛，或者去瑶麓乡看坡上赛马。可是外面的人偏偏自大狂妄，硬要闯进去搅乱宁静的乡里，把自身已脏得无法辨认和清洗的杂念心机当作宝贝倾倒给山村百姓，然后再居高临下，以“文明”的名义向“落后”可欺的乡民盘剥和索取。

　　这样，或许是看白了“进步”的谎言，厌烦了城市的虚伪，潘年英总结自己的文学生涯，把作者与农民相比，把知识分子的写作比作乡土的作业。如果说“我言故我在”可以显示生命的一种机缘的话，在这点上，我和潘年英息息相通；尽管彼此选择的文体不时有别，我们都借助犹如耕耘的写作完成自我的实现，并达到精神的返乡——因为写作，所以存在；通过写作，回归故乡。有不少人过度夸大了作家学者的作品成就，以为写作的目的便是供人观赏、等待评价和换取名声。在我看来这恰恰倒置了写作的本末。一如很久前孔子强调过的“学为己”那样，写作与人生中的其他事情没有区别，它的本意就在于自我养育、自我完成，至于随之引出的相互交流或彼此欣赏不过是它的附带效应而已。

　　这样，面对喧嚣浮躁的虚假世界，你不妨记住潘年英的“顿悟”：写作犹如农民的耕耘。

　　这顿悟来之不易，因为眼看着就换走了已过不惑之年的大半人生。

　　小链接：

　　潘年英，侗族，1963年生于贵州天柱盘杠村。在故乡生活17年，现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湖南科技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结集出版的著作有：《我的雪天》、《民族·民俗·民间》、《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扶贫手记》、《寂寞银河》、《边地行迹》、《故乡信札》、《木楼人家》、《伤心篱笆》、《文化与图像》、《黔东南山寨的原始图像》、《雷公山下的苗家》、《保卫传统》、《在田野中自觉》、《顿悟成篇》（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昨日遗书》、《塑料》、《走进音乐天堂》、《长裙苗短裙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