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惑

　　

　　

　　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大多数并不是穷人。这并不是一句修辞，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些人的勤奋努力，以及通常外人假想的“因为生活贫困而精神富足”，那他们更应该被称为手工业人。

　　贫民窟的贫民，通常有几种来源。大多数印度教徒出身都比较低微，属于种姓中的最底层。另外也有一些穆斯林，他们许多是在1947年独立后迁徙到这里的。而他们迁徙的原因，要么是想找机会谋生，要么是为了躲避灾难。毕竟，较之印度农村常年的灾荒，以及让人难以置信的贫穷，贫民窟的工作算是一种更好的机会，而工人们从早工作到晚，也蕴含着一种工作的精神。难怪Imagining India的作者会提到，这让他想起19世纪的美国来。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凯瑟琳在接受采访时，会说出那句貌似违背常理的话，“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大多数并不是穷人。”这并不是一句修辞，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些人的勤奋努力，以及通常外人假想的“因为生活贫困而精神富足”，那他们更应该被称为手工业人。

　　2011年，Dharavi的年产值已经接近了800万美元。这些垃圾作坊里的产品，销往孟买，甚至进入美国沃尔玛的货架。

　　如果我们的贫民窟之行到此为止，那么，这一定就是我见到的贫民窟的样子。然而，事实总是更为复杂。

　　我们和Kumar回到了作坊，突然发现GuWaer的神色有些不对劲，他把我叫到一旁，催促我们赶快离开此地。他用眼神瞄了一眼作坊对面的小屋，里面坐着一个老人。他不说话，也不看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说服Nikesh，我们见面这么久，他的脸第一次变得如此僵硬尴尬。我们只得离开。在路上，我和Nikesh交谈，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贫民窟里，人们互相联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在农村，传统的组织方式大致围绕村落、家庭、种姓、宗教、性别等展开；而在贫民窟，这种旧有的组织方式在慢慢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经济组织方式——一种新的组织方式。印度是一个宗教、种姓、习俗繁多的国家，而贫民窟则以一种新的组织方式将人们重新纽结在一起。一个穆斯林家庭或许和一个印度教家庭同处一个屋檐下；他们可能分别来自印度北方或更为偏远的地方，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矛盾频繁，但在孟买的排外风潮里，他们却又不得不站在一起。至于他们的孩子，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愿景。他们或许可以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选择自己的朋友，或许是因为同一爱好，或许因为同是在从事垃圾分类的劳作；总之，较之父辈，他们或许能抛开种姓和宗教，成为朋友。

　　也正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政府已意识到贫民窟的问题并非只是靠推土机拆迁那么简单（一方面，这些居民都是每次大选的选民，数量庞大，让任何一位政治家都难以忽视；另外，贫民窟自身也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例如它吞吐着孟买百分之八十的垃圾，解决了无数的就业，等等），他们也在寻求一种特殊的管理方式。

　　于是，一种类似地区管理人和当事人的角色应运而生。他们通常在居民中有所威望，又和政府有所联系；人们往往会将自己的问题，在向警察汇报之前，带到他们那儿，这样，一般的民事纠纷、贷款申请就可以直接在那儿获得解决。

　　有时，一个生意越来越好的作坊，除了会招致警察的经常光顾，索取钱财，还会招致其他人的嫉妒；而这些嫉妒，每每会在某些时刻，演变成中间人所不愿见到的冲突。因此，作为中间人，除了与政府保持联系，他们还要协调贫民窟居民之间的关系。

　　原来，小屋里的那位老人就是这一片区的slumlord，即中间人，难怪GuWaer会有些紧张。

　　我们顺着小巷继续往前。Nikesh紧绷的神经刚有所缓和，突然又变得紧张起来。他把我拉到一边，让我们收起所有的相机，并且要紧跟着他。他说，如果遇到警察，要保持沉默。

　　这如此神秘的地方，究竟又有什么秘密？

　　转过小巷，视野豁然开朗许多。我们似乎是走到了贫民窟的边缘，一块空地之后，是延绵数里的垃圾山，随后是一段不见边际的围墙。围墙后面，是数十栋破败的公寓。

　　Nikesh小声地告诉我，这个地方，就是政府的公寓项目了。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孟买政府就想尽办法着手将这块他们视为孟买耻辱的贫民窟搬走。为此，他们做了无数次计划。到了90年代，终于有了政策，即只要你能提供在贫民窟居住超过10年的证明，便可以申请到政府修建的保障房。这些保障房将修建在原址，并按照一家256feet的标准进行补偿。

　　20年过去了，这个项目最终以一系列的抗议和转折戏剧性地不了了之，成了我们眼前所见的垃圾场、破败的公寓楼和一段围墙。

　　原因呢？Nikesh不愿提及，他闪烁其词地说，搬进安居房，实际上是断了居民的生路。因为这里的居民，大多并不一定住在这儿，他们的住所很多时候就是他们的作坊；而在作坊工作，所有的工序、运输似乎都是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比较而言，单元房的组成则是按照一家一户的楼层分割的形式构建的，它事实上破坏了贫民窟既存的按照经济关系结合的格局。对此，我毫不怀疑。但从现代城市规划的角度看，并非只有孟买面临这样的挑战。事实上，早在英殖民时期，引入现代公寓和规划之初，这种冲突就早已存在。

　　我的感觉是，导致保障房项目搁浅的上述原因背后，尚有一些谜团未解。作为这个提案的始作俑者——孟买政府，更是把这个失败当做一件极为不光彩的事，所以也就严禁外国人靠近了。

　　后来在我再三询问下，Nikesh才说出了谜底。

　　腐败，一直是贫民窟或者整个孟买政府无法治理的一件事。就拿贫民窟搬迁来说，在获悉搬迁前夕，地区管理人便伙同政府，以及开发商，以各种方式在贫民窟里低价收购棚户；获得棚户后，他们再伪造10年的居住证明，其中也不乏一些政府官员参与。最终，没钱的居民只得迁往其他贫民窟搭建新的棚户；而政府官员、开发商则以这样的手段，获得了改造的单元房。孟买的房价在过去10年里，一跃进入世界最高行列。在寸土寸金的孟买半岛，占有公寓并能将其出租，可以获得一笔十分可观而又稳定的收入。

　　除此而外，阻碍搬迁进行的更大的原因，主要来自当地的居民。即使在贫民窟里，每个住户的家庭情况并非完全一样，那些更为勤奋、经营有方的家庭作坊，维系着贫民窟的整个经济生态链，因此获益自然较多，生活条件也优于那些低收入的家庭。而政府提供的保障房采取的则是均等分配的原则，即所有家庭分配的面积大小都是一样的，这必然遭致那些条件好的家庭的强烈反对，而保障房项目最终不得不被迫搁浅。

　　（作者系贵阳人，现为美国纽约大学艺术管理在读硕士，旅游卫视《有胆你就来印度》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