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在谈化文化时,应该从更深的层次上去思考文化,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功能。
秦汉以后的主流文化,受统治者的主导思想所左右,不同时期,倡导与推动的文化往往不同,两汉、魏晋、宋元直至明清,推广倡导什么样的文化,统治者都有自身的考量。从儒学本身的发展轨迹来看,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新儒学就曾经辉煌过一时。这种新儒学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服膺宋明理学,力图客观而同情地理解传统儒学,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西学,是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出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这种思潮和学派一度从大陆转移到海外。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到80年代后期,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才又热烙起来,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显现出走向世界,发展成一种国际性思潮的趋势。
贵州因为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异彩纷呈。由于汉武帝募豪民、田南夷的政策驱动,汉族移民开始在官方主导下陆续进入贵州,分布于州县所在地附近,同此开始了中原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频繁交流与融合。从两汉至明清,儒学为代表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多民族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交融,形成了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独特的黔文化系统,而儒学正是黔文化系统中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化基因。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黔中王门的学术成就,到清中叶沙滩文化现象的震聋发聩,都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贵州山地高原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一直是伴随着汉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互动与交融而诞生、发展并趋于成熟的。没有儒家文化的传播,贵州的文化就不可能如同今天这样多彩。
由此可见,贵州是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这也正是我们必须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对先哲们非常睿智的思想和人生追求,要赋予鲜明的时代内涵,搞好我们这一代人该干好的事情,尽到我们的责任”,在贵州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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