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年与苗族同胞的亲密接触中，我一次次经历了苗族人民太多的感人事实，用“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大。

　　1958年我在干部下放劳动锻炼中，因不识时务对“大跃进”说了真话，加之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微妙关系处理不好，我竟然“因言获罪”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从此，在称之为“苗疆腹地”的台江县待了21年，把整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那里。

　　台江属于黔东南州一个很小的县，当时全县人口大约10万，苗族却占了总人口的97%，是一个苗族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但却因为交通极为不便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当时凯里到台江的公路尚未修通，从贵阳去台江，必须从镇远绕行，经两天路程方能到达。

　　当时县城的主干道是一条宽约5米的街道，从东门到西门全长也不过1公里，街道两侧的民房几乎是清一色的木结构板房，低矮陈旧，仅百货公司是唯一的一栋砖木结构两层楼房。在这条街上，集中了县城所有的商铺、餐饮等等服务行业，到了赶场天，更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

　　县委会、县政府这两个主要领导机关也在这条街上，坐落在东西两端，相距300米左右，都座北朝南，背靠老百姓称之为“大炮台”的一座山。进入县委会，大门左侧是县委大礼堂，台江是盛产木材之乡，这大礼堂也毫不例外是木结构的，可以容纳400人左右，是全县干部集中开会、学习的地方。县委各办公室则在一栋砖混结构的两层小楼里。

　　县政府和公安局、检查院、民政局、教育局等则在旧政权留下来的衙门里办公，办公楼是一楼一底两层木结构，走到楼上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街道的西端新修了一幢面积约100平米的文化馆，是一座两层的砖木结构楼房，所谓文化馆，只不过提供了楼下一间房子做个报刊阅览室而已。在文化馆后面，却有一个面积相当于足球场大小的广场，老百姓都叫它“大操场”，这里倒成了人们进行文体活动的中心，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延续到改革开放前，一年四季这里都是人们早晚锻炼身体、进行球类比赛和文娱活动的场所。

　　县城北边叫“大炮台”的山上，依稀可见清代遗留的古城墙。每年端午节，台江老百姓有“登高”的风俗，这时，大人小孩都会不约而同地奔向“大炮台”奋力登顶。登山者众，宛如一条游动的长龙，景象十分壮观。县城南边，有一条源于雷公山麓的翁里河，它清沏秀丽，平缓地流过城南侧，经梅影、桃赖、南省、南冬等十数个苗寨，灌溉数千亩良田后，默默地在南乜寨与巴拉河汇合进入清水江。

　　我留在台江以后，1958年底参与了县里的 “县城发展规划”，首先是要获得一张平面图，我记得参与测量的还有杨凤池、段松柏。那段时间，我们每天早餐后就各自背上水壶，扛着标杆，带着测量仪、三角架等测绘仪器，沿着今天从台拱寨到梅影寨的这条大道（当时还是一片田坝）进行测绘。那时说搞规划，真是有点前无古人，我们全凭“三个臭皮匠”的思路和“腹稿”进行，也就是小平同志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吧。首先，我们按照自己的思路确定一条中心线，然后将标杆的坐标向南北两边的山头延伸……杨凤池和段松柏是建筑和科技部门的干部，对测量是内行，他俩选好中心线，把测量仪架好、观测、记录、作图，我就根据他们的指挥，扛着标杆跑南北两边山头。我当时24岁，年轻力壮，跑路登山自认为是我应该做的事，在扛着标杆跨越河道和沟沟坎坎时，摔跤再所难免，毫不觉得艰苦。10多天后终于绘制出一张一张平面图，交由县的主要领导会同有关部门充分发挥想象力“指点江山”，定下哪里是文化教育区，哪里是商业区，哪里是工业区，哪里要建什么学校，哪里要建敬老院，哪里要建医院，道路要多少宽……等等。为了更形象地展现这个规划，还责成文化馆的贾人智充分发挥想象力，用对开纸将道路及各种设施制成比较直观的效果图，但是，这次规划却因为当年全省统一的并县行动（台江与剑河合并）而“泡汤”。但从今天台江县城的实际格局看来，颇与当年那个“理想”的规划十分吻合。

　　我“因言获罪”滞留台江21年，也让我一生的生活、工作、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就是有了终生难以割舍的“苗乡情结”。在那个做“驯服工具”、当“锣丝钉”的年代，人的一切行动都是有限度的，只有思想——如果不用语言或文字表达出来，还可以“偷偷地自由”。在整整21年的现实生活中，我通过对社会和不同人的观察发现，苗族是我国56个民族中的优秀民族之一，他们天性勤劳，纯朴善良，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善于奋力拼搏，生存能力极强。比如，每年的春耕大忙季节，男男女女都会早出晚归顶风冒雨犁田、翻山越岭割秧草、爬坡上坎运肥料，到插秧结束时，男女都会消瘦，体重减轻很多；又比如我们电影队下乡放电影，三四百斤重的发电机，两个小伙子可以抬着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健步如飞，实在令人佩服。

　　从历史上看，苗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战乱，保持了自己的语言、服饰、风俗习惯，迁徙到湘西和贵州各地定居、繁衍下来是相当不易的，不愧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优秀成员之一。在21年与苗族同胞的亲密接触中，我一次次经历了苗族人民太多的感人事实，用“刻骨铭心，终生难忘”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大。

　　1958年，当我被划为“右派”时，报效岩寨的老乡为我鸣不平，下放领导小组把我调离岩寨，借此把我与当地老乡隔开。“文革”时我又因“翻案”（因我从被划为右派之日起一直坚持申诉）被揪斗、游街，岩寨的老乡竟然集体给县革委写信，几十个人盖手印证明我无罪。在“一打三反”中，我更被开除公职，下放到南冬寨监督劳动，可是南冬的群众、队干、共产党员不但不歧视我，反而在生活、劳动中给予我许多关照和安慰，而且下去的第三天就让我当计分员。队长李春林，会计李文泽还经常到我的住处聊天安慰我。考虑到我是从城里下去的，他们把最轻的活分配给我干，当我生病时，队长、会计会按苗族治病的方法给我“刮痧”、“拔火灌”，老妈妈们则会给我熬稀饭……面对这些无微不至的关怀，深刻体验着苗族同胞发自灵魂深处纯朴善良的人性，让我这个罹难的人刻骨铬心，终生难忘。每当我重返台江，一进县境，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人们的一举一动，我都会感到亲切。当然，那里也留下了我人生的苦难，有人问我：你在台江倒霉这么多年，怎么还会对那里这么情深、念念不忘？他们哪里知道，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灾难深重的日子里，没有苗族兄弟姊妹、父老乡亲对我施予援手，给予我无尽的恩惠，我简直怀疑是否有勇气活到今天。

　　这些点点滴滴是我几十年的人生感悟。退休22年了，多次回去探望父老乡亲和共过事的老朋友，共度苗族“姊妹节”、“龙舟节”。每次回去都会听说有好友告别了人世，有的还会在病中通过电话与我“诀别”。去年6月我回到岩寨看望了老友张富学（一位抗美援朝退伍军人），今年4月他竟然在电话中对我说：“朱宇同志，再见了！”3天后他的孩子在电话中告诉我：老人走了。人生苦短啊！呜呼！苗乡又一位善良的人离我而去了。

　　我现在已经是82岁的老人了，照目前的身体情况，兴许还能再活一些年头，还有机会看到社会的许多进步和变化。台江当然也在变，它与半个世纪前大不一样。如今，一条宽10多米的水泥路已经从东端的台拱寨一直延伸到了梅影寨，从旧大桥到鸭场坝也都铺设了宽阔的大马路。台拱寨前的秀眉广场矗立着苗族英雄张秀眉的塑像，成了群众文化娱乐活动的中心；翁里河上跨越着两座具有民族风格的风雨桥，沿河两岸新建住宅小区、商店、酒楼、旅社林立；河的两岸花坛锦簇，树影婆娑；“姊妹街”集中展示着各种苗族手工艺品。

　　县委、县政府等几大班子和办事机构，也都从小街那陈旧、狭小的环境搬进秀眉广场西北边的办公大楼。张家寨、梅影寨和原来的大操场都修建了一大批住宅小区，行政上也升格为台拱镇了。320国道和玉（屏）凯（里）高速公路的相继修通，更让台江的发展如虎添翼。

　　（作者系团省委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