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岸竹

　　

　　2007年，最后一位黄埔一期生孙元良去世，黄埔一期彻底步入了历史的长河。黄埔建校至今已整整90年，那15名黔籍黄埔一期生中，有的一战成名，至今常被后人提及，而有的却因种种原因，被遗忘在历史深处……

　　“神州陆沉，中原鼎沸，强邻环视，外患频来，是以吾人顾数年之功，会彼就此，以期他日有成，内拯同胞于水火，外挽狂涛于巳颓。秋毫之意是即，吾毅然入本校之宗旨也。”此段意蕴深刻，文采斐然，气韵完足的文字，摘自黔籍黄埔一期生石美麟对“何以入本校”问题的回答。（见《陆军军官学校第一至第四队学生详细调查表》）诵之咏之，顿生倚天拔剑，投袂而起的壮志豪情。

　　黄埔一期黔籍将领速写

　　滴水映日，窥斑见豹，心中有主义，手中有枪杆；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畏死莫入斯门。确是黄埔军校后来勋昭日月，震古铄今的不二法门，实其来有自，非浪得虚名。

　　黔籍黄埔一期生共15名。入校时年龄最大者25岁，为宋思一、杨伯瑶。最小者20岁，为牟廷芳。入校时已婚者5人，分别是冯剑飞，宋思一，伍文涛、陈泰运，王文彦。已婚并有子女者2人，为宋思一，伍文涛。入校前学历，除杨伯瑶自谓“只知中国文字，世为大定钟庆土司”外，陈铁毕业于遵义县立中学；蔡光举、冯剑飞、罗毅一毕业于贵阳模范中学；何绍周、伍文涛、陈泰运、王文彦、凌光业毕业于贵阳南明中学；刘汉珍毕业于安顺中学；牟廷芳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王慧生毕业于四川成都强国中学。此外，冯剑飞肄业于大同、东吴、厦门大学，蔡光举肄业于厦门大学，陈泰运、伍文涛肄业于南京东南大学，王文彦、宋思一肄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宋在入大同大学前，还曾自费留学日本两载。

　　饶有意味的是，何绍周乃军校总教官何应钦之亲侄，王文彦乃何应钦夫人王文湘之幼弟，但两人的入校介绍人却是滇军将领范石生及留日士官名将李烈钧。何应钦介绍王慧生入校，据说因王慧生乃王文湘之外甥。凌光亚在黔籍黄埔一期生中名气稍逊，但其在校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之一则是校长蒋介石。宋思一入校介绍人之一为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冯剑飞未经任何人介绍，阅报闻知招生信息，自行投考获选。黄埔一期生初设4队。第一、二、三队为正取生，计350名。第四队为备取生，计120名。冯剑飞名列第一队；陈铁、罗毅一、宋思一、伍文涛名列第二队；陈泰运，蔡光举，刘汉珍、王慧生名列第三队；牟廷芳、凌光亚、石美麟、何绍周、王文彦、杨伯瑶名列第四队。

　　打捞被遗忘的记忆

　　2007年，最后一位黄埔一期生孙元良去世，黄埔一期彻底步入了历史的长河。黄埔建校至今已整整90年，那15名黔籍黄埔一期生中，有的如何绍周那般一战成名，常被后人提及，而有的却因种种原因，被遗忘在历史深处。

　　15名黄埔一期的黔籍学生中，有一位曾获得了“军校牺牲第一人”的赞誉，他就是蔡光举。蔡光举是贵州遵义人，就读于厦门大学文科时，闻黄埔军校招生之讯，掷笔喟叹：“革命不成功，国家不强盛，百姓不得安居乐业。吾辈学子，徒坐寒窗，有何益哉！”毅然投笔从戎。黄埔毕业后未久即任教导第1团第3营党代表，为同侪中之佼佼者。1925年2月14日，一次东征淡水之役，抱必死之心请任敢死队队长。次日18时总攻发起，身先士卒，数度负伤仍奋力冲杀，队员蒋先云急扶之，蔡忍痛高喊“先云，赶快为我包扎，叛贼正等我们去痛杀！”终因伤势过重于2月16日辞世，年仅23岁。两日后，广州各界为其举行追悼大会，校党代表廖仲恺主持，校长蒋介石亲自为他撰写了追悼公告。蔡光举墓今仍独立于黄埔军校墓园供人凭吊。

　　与蔡光举一样英年早逝的黄埔一期生还有伍文涛与石美麟。

　　伍文涛为贵州黎平人，1923年入南京东南大学补习。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历任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第二队队长，第三团团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营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补充第五团副团长，独立第三旅二团团长。1928年二次北伐时，在山东地境作战时阵亡。

　　贵州后坪县（今沿河县）濯水场人石美麟生于1903年。先后求学于贵阳、北京平民大学预科、朝阳大学法学院，1924年春经谭熙鸿、李大钊、石瑛荐介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四队。毕业后参加东征、北伐诸役，后任南京中央军校教官，1933年不幸病逝于南京鼓楼医院。

　　蔡、伍、石3人因过早凋零没能留下太多记载，但他们的同期同学罗毅一却更是如泥牛入海。关于罗毅一的资料少而又少，据其罗毅一在《陆军军官学校第一至第四队学生详细调查表》中的自我表述，可知其为赤水人，生于1903年。1922年卒业于贵州省立中学，入黄埔前未婚。加入中国国民党的时间为1924年5月，介绍人为邱安民、张弥川，两人均为罗毅一的黄埔同期同学。入校目的为“欲受点军事训练以完成为一个国民”，入校介绍人为凌霄、王度、李元箸，均为贵州辛亥以降如雷贯耳的军政名人。罗毅一后来不仅其名不彰，而且渺若飞鸿。只知其离开军界还乡赤水，曾为周西成办理赤水军官训练团出谋划策，余情不详。

　　在早期的黔籍黄埔生中，贵州大方人杨伯瑶也是非常特殊而留下记载却不多的一位。首先他是由孙中山特许进入黄埔军校的。其次，他的家族世为大定钟庆土司。杨伯瑶15岁受辛亥革命熏陶，南下广东从军，官至连长。1924年春经安健介绍，孙中山特许考入黄埔一期，同时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东征、一次北伐。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托辞为父奔丧弃职还乡。以土司身份维持地方治安，颇有治绩。人赠其楹联“此地可称干净土，知君不是等闲人”。平素喜骑马、旅行、吟诗作赋。解放后历任贵州省民委副主任，政协常委。1957年后备受冷遇，“文革”更遭逢厄运，被逐出省府大院居所，被迫租赁农家猪圈栖身，凄风苦雨中，8子中先后有4子死于饥饿和疾病。1972年，更以现行反革命罪关押于省公安厅看守所。至病危准取保就医，终因延误治疗，于1972年10月11日病逝。

　　与其他黄埔一期的同学比起来，有“摩登处长”之称的冯剑飞是比较令人惋惜的一位。冯剑飞是盘县人，历任军校第二期区队长、复兴社河南分社书记、预备第二师师长等职。冯氏仪表丰瞻，儒雅倜傥，军服笔挺，风纪俨然，马靴鉴可照人，头发一丝不乱，文采风流，书法秀美。任贵州保安处处长时，有“摩登处长”之名。任上将省保安团队组建为预备二师着力甚多，荣任该师师长，未久被蒋介石撤职。蒋问：贵师训练如何？冯答曰：“可！”蒋又问：“上阵有无把握？”，冯却答“学生尚无把握”。蒋顿时拂然不悦，立令冯离职，让有把握的人来干。副师长陈明仁继之。陈明仁及麾下团长王伯勋、张学圣等人闻知，为冯鸣不平，但亦无可奈何。1947年2月，冯剑飞授陆军少将军衔，同年7月退出现役。

　　何应钦的旗帜

　　在黔籍黄埔一期生中，何应钦的侄子，兴义人何绍周（1902年生）应是最为著名的一位，但他的名气并非因为其“侄帅”的身份，而是其在抗日烽火中一战成名。1944年7月2日至9月7日，何绍周指挥第八军在滇西龙陵松山与日寇血战66天，以伤亡6074人（其中阵亡3145人）的惨重代价，终将顽敌聚歼，克复松山。

　　松山之役，残酷惨烈，险象丛生。8月3日，鉴于松山久攻不克，蒋介石严令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转何绍周：“务于9月上旬克复松山，如果违限不克，军、师、团长应以贻误戎机领罪。”何连夜召集部下相商，决定对松山子高地敌堡群实施坑道爆破。8月20日9时15分，爆破成功，子高地克复，但其余诸高地日军仍疯狂凭险固守。8月25日，蒋介石再催卫立煌，卫派督察组至松山向何下达笔记命令：“该军于本日（9月1日）须将松山及大寨之敌全部肃清，不得藉口先后及顾虑任何牺牲；如逾限未能达成任务，着将负责之师长、团长一起押解长官部，以军法从事，该军长亦不能辞其责！”

　　9月3日，第八军103师309团陈永思部不仅未能扩大战果，反将既得之3号高地丢失。卫立煌闻知，怒不可遏，电令何绍周就地将陈永思枪毙。情急之下，何对卫有所顶撞，卫急遣人交何亲笔信一封：“绍周，切勿以熟相欺，以身试法！”何始知事态严重，遂缄口敛容，令王光炜为309团代团长，与陈永思一道组织、指挥敢死队续攻3号高地。经连日苦战，反复拉锯，加以援兵赶至，终于9月7日全歼松山全境之顽敌。9月9日，蒋介石致电卫立煌“获悉松山阵地于9月7日为第八军攻占，心中极为欣慰。”何绍周因此荣获“青天白日勋章”，升任云南警备总司令。

　　1948年9月，何绍周授陆军中将军衔。1949年12月7日，何绍周在贵州毕节离开19兵团部至重庆，后乘飞机离开大陆，在香港隐居有年，后移居巴西、美国。1980年11月6日，病逝于美国纽约。

　　另一位与何应钦有特殊关系的黄埔一期生是王文彦。王与何一样，都是兴义人，而其最表现得最为出彩的地方在于其驭下有方以及抗战中积极作战。1936年秋冬，王文彦任140师师长。王到任后，除对副师长、师参谋长及军需、副官、军械、军医4处处长人选进行调整外，对团至排的各部队长均留用不动，体现了其温和、谨慎的驭下之术。因与何应钦有特殊关系，故140师在军饷、武器装备、被服粮弹补充等方面得何照顾不少，王也因之颇受本师官兵拥戴。1938年台儿庄之役，王指挥140师于台儿庄东南郊之禹王山及南郊望母山一线与敌血战月余，军官伤亡70余人，士兵近3000人。1938年秋后王迭任第八补充兵训练处处长、第八十军军长、37集团军副总司令。1948年，经谷正伦举荐出任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次年11月，89军军长刘伯龙在晴隆被谷正伦设计枪杀后，谷曾希望王出任89军军长，甚至作自己的代理人，王坚辞不受，令谷颇为寒心。王后经昆明转飞香港寓居，1955年在港因脑溢血去世，终年53岁。

　　黔籍黄埔一期生中，除了何绍周与王文彦之外，另一位与何应钦关系比较密切的正是他的亲信、安顺人刘汉珍。1927年夏，正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的张法乾，利用暑假到南京拟参加国民革命军，偶遇安顺小同乡刘汉珍。据张回忆：“刘幼时曾在其家读私塾，黄埔一期毕业。此人文武双全，颇得何敬公赏识，时任东路军14师42团团长”。因系故人，张曾向刘坚决表示进军校的意愿，刘不同意，认为南开很好，望张在科学方面多努力用功。但张从军意愿甚坚，执意留在刘汉珍军中，随刘参加了龙潭战役。

　　龙潭战役结束，众多黄埔一期同学知悉刘与何应钦的亲密关系，请刘向何陈词，由何领衔致电恭迎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总司令职，继续领导北伐。刘向何进言，何却首鼠两端，劝进电迟迟不发，为蒋所忌恨。蒋复职后，何坐了冷板凳，刘汉珍等黔籍黄埔一期生多被投闲置散。

　　1963年3月30日，刘汉珍病逝于香港。

　　抗战烽火中的黄埔魂

　　在八年抗战中，有两位黔籍黄埔一期生的表现尤其突出，他们是保全桑梓之宋思一和誉毁交加的牟廷芳。

　　宋思一为贵州贵定人，曾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大队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第二战区前敌指挥部后方办事处处长兼交通处处长等职。1944年11月29日，日寇犯黔南，12月2日独山县城陷落，贵阳震动。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坐镇贵阳，于南明堂召开紧急会议，欲行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之策。会后特召贵阳警备司令兼省防空司令宋思一恳谈。宋内心颇受煎熬。违令则军法不容，遵命必乡梓涂炭。长沙“文夕大火”殷鉴不远，前思后想，最终决定“软性抗命”。一面强调执行焦土抗战之困难，一面严令部属“非有我之命令，不得引火爆炸，违者以军法论处。”由于宋之冷静处置，加之日寇很快撤出黔南，贵阳城终免焚城恶运。抗战胜利后，宋思一担任过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等职。1984年11月14日在贵阳病逝。

　　贵州郎岱人牟廷芳是一位誉毁交加的黄埔将领。牟廷芳少时喜赌，得“牟浪子”之名。16岁时因赌贾祸，其母杨氏含泪典当田产将其赎出，遂有浪子回头之兆。先后到昆明、上海恒兴益商号学徒、做工。1924年经乡贤安健先生举荐，考入黄埔一期，毕业后历任军校教导第一团任排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营长、团长。1928年春赴日本步兵学校学习。两年后回国任团长，中央军校昆明分校副主任、贵州保安处副处长、121师师长、94军军长、天津警备司令。

　　抗战初期之淞沪之役，抗战后期之攻克桂林之役、雪峰山之役，所部英勇作战，均取得不俗战绩。然誉至而毁亦随之。抗战胜利后，94军先后接管上海、天津诸市，在接收敌伪财产过程中，牟氏饱受世人诟病，有“五子登科”将军之名。鉴于牟氏接收上海未久，即耗巨资于贵阳南明河畔营建私邸，责其贪腐之议并非空穴来风。牟为黔人，得何应钦提携不少。与其他黔籍黄埔一期生不同，牟既唯何的马首是瞻，又对“土木系”魁首陈诚输诚，深得陈诚器重。牟氏因贪腐被撤职后，心灰意冷，郁郁寡欢，弃戎闲居香港，1953年病逝。

　　在内战中易帜的黔籍黄埔一期生

　　“因睹国事蜩螗，欲改造中国前途，非有彻底革命军奋斗不能达到目的”这是黄埔一期生陈铁在“何以入本校”一栏中所填的话。这位陈铁是贵州遵义人，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五师师长、第十四军军长、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等职。1935年4月，陈铁实授陆军少将军衔；1938年5月实授陆军中将军衔。但到了1948年，这位黄埔生却险被蒋校长杀头。

　　1948年9月26日，蒋介石严令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由沈阳出兵解锦州之围，卫不以为然，力主由华北增兵葫芦岛援锦。特在葫芦岛成立东北“剿总”前进指挥所，以陈铁为主任，彭杰如为副主任兼参谋长，统一指挥经锦西、葫芦岛的援锦部队。10月5日，蒋介石乘“重庆”号军舰抵达葫芦岛，根本无视东北“剿总”前进指挥所的存在，亲令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统一指挥经锦西、葫芦岛的援锦部队。侯氏未到职前，由54军军长阙汉骞指挥。陈、彭因此对蒋齿冷心寒。15日夜锦州“沦陷”。次日，蒋再度飞临锦西，脸色铁青，召集陈铁、彭杰如、侯镜如、罗奇、阙汉骞等高级将领训话，大骂阙汉骞无能，“是蝗虫！该枪毙”！旋又改令陈铁指挥锦西、葫芦岛各军收复锦州。并指着陈铁鼻子气急败坏地说：“如果你再搞不好，我非杀你的头不可！”陈受此痛责、威胁，情绪非常沮丧。认为葫芦岛援锦部队作战指挥人选均由蒋当面钦定，一时阙汉骞、一时侯镜如，现将战败责任归之于他，实在是毫无道理。

　　1949年11月28日，陈铁策动275师陈德明部于贵州金沙通电起义。解放后曾任贵州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1982年2月19日逝世。

　　贵州贵定人陈泰运是在内战中易帜的另一名黔籍黄埔一期生。关于陈泰运的记载不多，在兰封会战中，其黄埔一期同学、88师师长龙慕韩因畏战逃跑被军法处决，陈泰运则因坚守阵地、身负重伤受到嘉奖。1938年10月，陈任第八军游击队司令，进行敌后游击。后所部编为两淮税警总团，任总团长兼长江下游挺进军总指挥，淮南行署主任。

　　1945年2月20日，陈泰运晋陆军少将军衔，任苏北挺进军副总指挥。1946年任71军副军长。1949年秋任贵州贵定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同年12月参加起义。1951年3月6日在贵阳因车祸去世。

　　在政治博弈中凋零

　　今日提及凌光亚之名可能无人知晓，但说到他的挚友胡宗南，那一定是妇孺皆知。黄埔一期生凌光亚是贵州贵定人。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备2团副团长，第十四师79团团长，国民革命军宪兵教导总队总队长，宪兵6团团长等职。据胡宗南之妻叶霞翟所编《胡宗南年谱》记载：胡宗南是在上海同新结识的贵州青年凌光亚同乘日本客轮“嵩山丸”赴广州参加黄埔一期生招考复试的。途中又结识了同往广州投考的贺衷寒、蒋伏生两名湖南青年。4人后来均被黄埔一期录取，成为同学。胡、贺后来大放异彩，而蒋、凌稍显黯淡，但友情依旧。

　　凌光亚在上海任宪兵6团团长时，与其父凌霄将被捕之贵州同乡、中共地下党员陈沂保释。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张执一，当年在沪从事地下活动时也曾得到过凌氏父子的庇护。抗战全面爆发后，任第十四军83师247旅旅长，率部参加忻口会战。后迭任二十七军副军长，河南豫北师管区司令，贵州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贵州绥靖公署高参，1949年12月在贵州晴隆参加起义。后在贵州省文史馆任职，1969年被迫害致死。

　　与凌光亚比起来，同乡同期的王慧生的命运更为悲惨。王慧生是何应钦夫人王文湘之外甥，由何应钦、王柏龄举荐考入黄埔一期。因曾在滇军任过初级军官，初进校门，即充任分队长。性幽默喜滑稽表演，曾任军校“血花剧社”执行委员，孙文主义学会骨干会员，黄埔同学会纪律股股员，政治上反共甚力，曾有枪击共产党员黄埔同窗的惊人之举。

　　另一方面，王慧生作战英勇，东征惠州之役，为攻城敢死队成员。二次北伐攻打济南城，率先将国民革命军军旗插上城楼。1939年任第五军副军长，参与指挥昆仑关之役，予日寇以重创。后曾任贵州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1950年9月涉嫌组织、策动“反共救国军”暴乱被拘捕，经公审宣判后枪决于贵定城东。

　　（作者系历史学者，出生于贵阳，198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