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郎

　　许多人可能了解或熟悉世界史、中国史，但对家乡的由来却相当默然或陌生。笔者长期关注家乡贵阳的历史和文化，感到在爽爽的贵阳中，包含了历史悠久的贵阳。本文从诸多地方史志资料的基础上，试勾勒出从远古走来的贵阳。

　　——编者

　　贵阳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繁衍之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从春秋时期，贵阳地属当时九大诸侯国之一的牂牁起至今2500多年，穿过这条历史的长廊，经过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的羁縻州，到宋贵阳为之一变。结束了山间小箐的历史，而写下了贵阳建城之始的第一笔。

　　贵阳是黔中要地，古城建在贵山富水之间，发端于宋朝，奠基于元代，城市雏形在明代确立。至今有700多年历史。

　　公元974年。石人部落王子罗氏若藏的儿子普贵以所领的矩州贡纳于宋朝廷，宋廷命其为矩州刺史。矩州就是今贵阳地。宋代在南方买马促进了贵州对外交通的发展。此时贵阳已有简陋的土砌城墙，称贵州城。元代开始设置驿道，十三世纪末，通过驿道的联结和军事活动，把思州、播州、亦溪不薛等地联系起来，贵阳成为军事交通要地。1292年，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治所设在贵阳。称为顺元城。这是一座土墙筑就的小城，其范围东起今老东门，西至大西门，北到勇烈路口，南到大南门，面积狭小不足一平方公里。

　　贵阳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是明代200多年的经营：川黔、湘黔、黔桂、黔滇四大驿道开通，战略地位日趋重要，普遍推行流官制度。明初，贵阳为贵州等处长官司(后改为贵竹长官司)。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隆庆三年(1569年)，设贵阳府。万历十四年(1586年)，将贵竹长官司辖地和龙里卫平伐长官司辖地合并设置新贵县。

　　明代贵阳有两次大规模的扩建，洪武十五年(1382年)，都督马烨改土墙为石砌，城墙周长4.5公里，修建了城门、月楼、水关。城池增至1.25平方公里，史称此为老城或内城。贵阳定型，顺元城改称为贵阳即至此始。天启六年(1626年)贵阳再次扩建，增砌外城600余丈，增建城门和街道。经过洪武和天启年间的这两次建设，贵阳城垣已全部建成。它包括内城和外城两部分，中间以北门相通，共有九个城门，分别为老东门、大南门、次南门、大西门、北门、威清门、六广门、红边门、新东门。又经过清朝200多年的发展，贵阳全城已有街巷123条，形成了以大十字为中心，通往东、南、西、北四面的“万家灯火”之城。民国时期，建环城路和抗日战争之需，拆除了大部分城墙。但直到解放前夕，贵阳城区面积还不到7平方公里。

　　贵阳的腾飞是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50多年来，贵阳城区面积扩大到80平方公里，陆、空交通四方，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工业基地和商贸旅游中心，充满生机和活力。如果从元建土城算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其间650多年，贵阳城区建设每年以十平方公尺发展，而20世纪后半叶每年却以过去100倍的速度在发展。

　　贵阳世居着苗、布依、仡佬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前五世纪，古代濮人在贵阳繁衍生息建立了部落联盟，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迁徙，贵阳地区的主体民族有濮人、夷人、越人、“蛮人”。濮人和夷人魏晋南北朝时称“僚人”，其中部分是后来贵阳地区仡佬族的先民，部分是后来彝族的先民，越人是后来布依族的先民，“蛮人”是后来苗族的先民。千百年来他们作为最早开发贵阳地区的民族，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汉族人民一同构成了贵阳的民族大家庭，创造和传承了贵阳璀璨的不断发展的历史文化。

　　汉族迁徙今贵阳地区历史久远。开始是“少数”民族，战国时期。楚将庄(足乔)的军队路过贵阳，湖北、湖南人进入贵阳地区。汉时，唐蒙开通南夷地，四川人陆续到来。隋唐宋时期(851年——1279年)，谢氏“水西蛮”都在今贵阳地区建立过少数民族政权。谢氏所建矩州政权长达数百年，今贵区阳地成为少数民族群雄逐鹿之地。他们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不稳定，时分时合。元朝时今贵阳主体民族仍是少数民族，但蒙古人、河北、江西人也次第到来。并在土城内兴建儒学、寺庙，中原文化开始进人。

　　历史上有四次大规模移民贵阳，为贵阳的发展和历史文化带来根本性的转变。

　　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始于明朝。明初，贵州仍为田、杨、安、宋四大土司分据。明廷为了平定云南，在贵州贵阳的驿道附近遍设卫所、屯堡、铺哨。“诸卫遍布于州县，千屯列于原野”，随着军屯、民屯、商屯，汉人源源不断进入，其人数大于彝、苗、仡佬、布依等当地民族。这不但增加了开发山区的劳动力，而且传人了内地的先进技术。

　　清朝是汉族移民贵阳的第二次高潮。清初，“改土归流”进一步扩大，土司势力继续削弱，汉族移民继续大规模增加。移民中多为手艺人和商人。外省人的行帮公馆应运而生。典当行为山陕两省人控制。杂货业在1875年已形成京、苏、川、广四帮。清末贵阳已有湖南、四川等11所外省会馆。也就是在这时期汉族成为贵阳的主体民族。

　　抗日战争时期，汉族移民贵阳成为第三次高潮，流亡而来的商人、教师、文学艺术工作者及随工厂搬迁而来的工人及官员，各种行当移民迅猛增加。1937年，贵阳人口12万1千多人，1945人口猛增到28万5千多人。新中国建立后。随军南下西进和大三线建设支边、支黔来的干部、军人、大中专毕业生进入贵阳，这成为移民贵阳的第四次高潮。

　　贵阳在自己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以儒学为主的主体文化。自明朝贵州建省，贵阳成为省会城市起，文化渐开，政教设施逐渐完备。中原文化和文人源源进入。本地文士也逐渐成长，明朝宣德年间，有了举人、秀才，也有中进士者。明前期即有一批文士崛起，其代表为王训、詹英、易贵、徐弟等。明正德至万历期间，出现两个文化热潮，一是王阳明创办的龙岗书院和王阳明来贵阳讲学；二是王阳明再传弟子马廷锡建栖云亭，招徒讲学。王阳明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其黔中的弟子有20余人都先后中举人或进士。王阳明离黔20多年后，贵州巡按御史王杏筹集资金，创建阳明书院，让更多的学子得以入学肆业。马廷锡主讲文明、正学两书院，听者数百人。南明河畔的甲秀楼，万历年间所建，科甲挺秀，正是既寄托了当局的愿望，也表明了汉文化的时代之重。

　　从明代至清代，贵阳文化愈加发达辉煌。文学家、艺术家辈出，名家时现，其中最卓著者有明代最杰出的诗人谢三秀；与董其昌齐名跻身艺术大师之列的杨龙友；有被称为“黔中诗仙”的周渔璜。这期间贵州出了两个状元：文状元赵以炯和能诗善画的武进士第一名曹惟城。

　　明以后，汉人风俗习惯逐渐

　　成为主流，明万历时，贵阳府少数民族种类逐渐减少。他们一方面仍保存了世代相传的习俗，另一方面也吸收消化了某些汉族习俗，汉习俗在贵阳形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崇尚儒学，敦循礼仪，明朝贵阳开启了科举制度。王学在贵阳勃兴，孙应鳌、李渭、马廷锡成为王学发扬光大者；二是服食器用渐与中州同；三是城内坊市、城郊集场贸易形成。明朝嘉靖年间，贵阳形成12个较大的商业坊市，贸易集场以地支和十二生肖命名；四是汉族节日开始盛行：五是过年贴桃符钟馗门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亦有变化，许多男女着汉装、同汉语、勤耕织、守理法，苗族居住区出现了以产品为特征命名的打铁寨、瓦窑寨、沙锅寨等。

　　贵阳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19世纪末，在北京六百多士子举人“公车上书”要求变法，其中40多人是贵阳人。20世纪初，领风气之先，举世瞩目。达德学校开办时间早于天津南开学堂。贵州一次性派送学生151名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是通电全国反袁复辟的六省市之一。这段时期的代表人物有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李端棻，为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创始者；有经世学堂的创办者严修，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平刚；有艺术大师姚华；还有社会教育家黄齐生。

　　华之鸿的“文通书局”成为全国七大书局之一。他们代表着贵阳的文人学者在历史变革的大潮中贵阳当时的先进文化。贵阳的一些青年学子在他们的影响、教育下，走出大山，远涉重洋，学成归国成为某些学科的创始人和带头人。在第二次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兵临贵阳，振聋发聩。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长期坚持斗争，以贵阳为中心，领导全省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20世纪是贵阳发生根本变化的100年。世纪上半叶，发电、电话、公路、汽车的出现，贵阳出现了现代文明的萌芽。新中国建立后，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真正进入了民族和睦共处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时代。贵阳市解放后，社会性质变了，许多带有封建迷信的、繁琐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陈规陋习，大多被冲击涤荡，有的习俗有着较大的改变。从服饰、饮食到丧葬，各民族都趋于同一。改革开放以来，贵阳与世界的大门越开越宽。文化风俗也受到各国文化的影响。圣诞节、情人节开始受到一些青年人的重视。布依族的“三月三”、“六月六”，苗族的“四月八”等节日，成为当地的重要节日，贵阳成为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于一身的不断发展的城市。

　　2000多年来贵阳各族人民逐步形成了共同美德，这就是“开放包容”的胸怀，“坚定执着”的情操，“爱国爱乡”的情怀，“勇于进取”的精神。这是贵阳各族人民的根本。也是贵阳各族人民继往开来的力量源泉。

　　责任编辑：熊源李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