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　光

　　2007年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新书《南明河》。在这本书的第299页上有一张照片，说明是：“昔日中华南路上的照相馆”。细心的读者可能会问，这张照片拍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是那一家相馆的摄影师所拍?中华南路历来是贵阳市最繁华的路段，然而照片上却看不到一点繁华的景象，商铺、居民家家关门闭户，大街上行人绝迹?要解答这些问题，就得从让人终身难忘的、惨痛的日本飞机“二·四”轰炸说起。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到两年时间，华北、华东和中南一部分国土失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以长江天险、云贵高原为屏障，日军西进受阻，转而南下广州、香港，企图从越南海防抢占法国人在云南修建的滇越铁路，抄后路进入云南。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期对滇越铁路实行军事管制，采取战时交通阻断措施，炸毁了中越边界上的河口大桥，拆去了云南境内铁路170公里的铁轨、枕木和电信系统。日军计穷，便对重庆、昆明、贵阳实施空袭，妄图从精神上摧毁我后方军民的抗战意志。

　　1939年初，时局日愈紧张。为防敌机来袭，贵阳市决定组织一次防空演习。为此发出通告说明：

　　警报一声长鸣、东山上挂起一个红灯笼，是为“空袭警报”，表示将有敌机来犯。商店、居民人等必须关门闭户，行人归家。如在夜间，还须实行灯火管制。

　　警报声连续、短促且抑扬交响，东山上挂起两个红灯笼，是为“紧急警报”，表示敌机已接近市区，男女老少应躲进防空洞或防空壕，无掩体可资躲避的，应藏身在铺有厚实被褥的桌子下或床脚下。

　　再次长鸣一声警报，东山上减去一个红灯笼，是为“解除警报”，表示敌机已经离去，恢复正常生活秩序。

　　贵阳的腊月，天气一般都很寒冷，稻田里结起厚厚的桐油凌，天空阴沉沉地飞着凌毛，瓦沟上挂着长长的冰柱。1939年2月4日却异乎寻常。当天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这一天正赶上腊月十六。按商家习俗，阴历每月的初二、十六，都要给先生、伙计加餐吃肉，叫做“打牙祭”。腊月十六是一年中的最后一个牙祭，叫“倒牙”，家家户户都在为过年作准备。大街上熙来攘往，格外热闹。

　　位于中山东路北侧(现在中山东路邮电局与老百货大楼东楼之间)的“曾氏兄弟艺术社”，是由我的伯父曾庆藩(俊侯)、父亲庆贤(思齐)和叔父庆祥合力创办的照相馆。当年贵阳的电力工业薄弱，“曾氏兄弟艺术社”是唯一一家有自备汽油发电机供电的照相馆，故门前砖柱上有“曾氏日夜照相”几个大字。艺术社租赁的是邓耀华家的砖木结构房产，东面是一家以马为动力、前店后厂的磨房，都称他家为“马打面”；西邻道教的大道观。

　　照相馆的全部业务和技术处理过程都在这里完成，还居住着从祖父祖母到曾氏三兄弟各家的一个大家庭。

　　1939年2月4日这天，我们家也和全贵阳市的人家一样，大人们准备着年货，孩子们见桌子上铺着厚厚的棉被，好不高兴，一个个爬出爬进，不亦乐乎。

　　9时许，空袭警报响起。尽管老百姓都认为不过是防空演习，但家家还是认真地关门闭户，躲在家中，不敢外出。街上连警察都藏了起来。“曾氏兄弟艺术社”关好铺板，大门虚掩。我父亲拿着一架“录来福莱”双镜头反光相机，站在门口观察街上的动静；叔父有特约摄影记者的身份。提着一架“蔡司依康”自动对光相机，朝大街上跑去。

　　紧急警报响起，父亲对着大十字刚刚拍完第一张照片(就是《南明河》这本书第299页上的那一张)，就听得天空传来嗡嗡的声音，还以为是参加演习的飞机。抬头张望搜寻间，突然一声巨响，但见一股浓浓的烟柱腾空而起，赶快第二次按下快门。接着就听见有人大叫：“起火啦!起火啦!”原来照相馆已被燃烧弹命中。家人彼此不能相顾，本能地四散逃命。母亲一手抱着满月不久的妹妹，一手拉着7岁的我。朝都司桥次南门方向跑去，照相馆门市部的店员兰珍小姐跟在后面。一路上只见被炸伤、炸死的同胞躺在地上，昔日繁华的大十字一带，被炸塌了许多房屋，一片狼籍。我们顾不得害怕，从桥架桥头几具尸体的身上跨过。一直跑到城外山边的一处坟堆里才停下来。回头一望，只见贵阳城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冬日昼短，天渐渐黑下来。蹲在旷野荒郊乱坟堆里，不仅饥寒，也特别害怕。母亲和兰珍带着两个孩子摸索着回到城里，走近大十字一看，相馆和住房已成一片余烟未尽的瓦砾，又不知亲人们身在何方，是死是活。顿时大人小孩大哭号啕，不知所措。

　　在众多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凌晨两点多钟，一家人总算会齐，且喜毫发无伤。然而，照相馆的全部设施、器材，家藏书籍字画以及衣服被褥、锅瓢碗盏……统统化为灰烬。老老小小十五六口，到何处去?幸亏我伯父在贵阳南郊岩脚寨曾建有一间土墙茅屋。于是，全家齐聚在大南门城门洞里躲避寒风，等待天明开了城门，经南明桥、马房街、石岭街、团坡、油榨街，再转入乡间小道，逶迤来到白岩脚。

　　进得茅屋，但见四壁萧萧，打土墙时留下的一个个圆洞透着寒风，既无被褥、桌椅板凳，又无油盐柴米、锅碗瓢盆。幸得隔壁杨公公(苗朔从田里抱来几捆稻草铺在地上，一家人在草堆里躺的躺，坐的坐，好不渗伤!黄昏时分，孩子们哭喊着“开电灯，开电灯!”又引得大人们一阵伤心。全得亲戚朋友们陆续送来冬衣被服、家用器具、香肠腊肉等生活用品，才算熬过了那个悲惨的春节。

　　由于一批早先订购的照相材料陆续运抵贵阳，“曾氏兄弟艺术社”在小十字三板桥口租了一间小门面恢复营业。生意由我叔父照料。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奔波于城乡之间。一天，不幸连人带车跌入虹桥下的小河沟，身负重伤，经略入救助，送人中央医院(即后来的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捡回一条性命。“曾氏兄弟艺术社”刚遭轰炸之难，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再遭此横祸，更是雪上加霜，再也不能支撑，被迫结业。“曾氏兄弟艺术社”这家照相馆，也就永远地从贵阳消失了。

　　1962年，我叔父从“贵阳师范学院”调到贵州画报社工作，这一组四张照片(另外两张由我叔父所拍，记得其中一张是两架日寇飞机)才首次在“贵州画报”上与世人见面。

　　70年后的今天，对“曾氏兄弟”的后辈儿孙来说，“二·四”轰炸是家仇，更是国恨!是永远的伤痛!

　　(作者现居上海，撰稿于2009年1月10日)

　　责任编辑：李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