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修文

　　做梦都想读师范学校，只有这样，我才有机会继续读书。

　　建国初期，我们这里的学制是“6+3+3”，即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小学毕业就面临着要么考取初中，要么回家给父母帮忙。我的成绩全校第一，考上初中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家里生活极度困难，考上初中根本读不起。家中兄弟五个姐妹两个，我是最大的孩子，除了停学下来务农，绝对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可我，真的太喜欢读书了，实在舍不得就此放弃。

　　而师范学校全免费，但全校只有一个名额，并且是保送的。我口舌笨拙，一向不擅交流。为了继续读书，只好硬着头皮找班主任王老师争取恳求这个名额。

　　王老师语气坚定、毫无余地：“数你成绩最好，你要为学校拿名次拿荣誉增光添彩的，保送师范这绝不可能，你就想都别想了！”后来我又找了他多次，他的答复每次都像重放前一次的录音，几乎一个字不差。每次，我都流着泪离开办公室。看来，这件事真的没有任何希望了。之前王老师一直对我很和蔼，这些天他像换成了另外一个人。课上，我只听他的声音，不敢看也不想看他的脸;课下，远远看见他从前面走过来，我会迅速躲开。

　　那一年的“小升初”考试，要全县大排序，名列前茅的不仅可以闻名全县，还能得到重奖。我站在等候进入考场长长的队伍里，心里七上八下、五味杂陈：“既然继续读书已无指望，那就考个漂亮的成绩出来，让自己、让家人、让老师和学校最后高兴一下吧。”

　　就在我噙着泪水，跟着队伍缓慢移动的时候。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是王老师。不知什么时候，王老师从人群外挤了进来：“你不用考了，出来吧，收拾收拾，准备去读师范吧！”他声音不高，但我听着像响雷，整个人半天木在那里。王老师拉了我一下。我猛地跳了起来，连连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跑出几步，我突然停了下来，回过身深深地给王老师鞠了一躬。

　　1961年4月，我开始在望奎师范学校读书。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各门专业课全是满分5分。可“音体美”却无一例外都是2分。任课的老师都很生气，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了我好几次。我更生自己的气，怎么这几方面表现这样糟糕。毕业在即，“音体美”老师的眼神越来越焦急。按照规定，任何一科不及格都拿不到毕业证。

　　美术老师为了帮助我，一有空儿就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补课。让我当场画，他指导，不厌其烦。可是一长段时间下来，我仍无明显的长进。我们重点学写生，同学们多数都画得像模像样儿。考试时，桌子上摆着三样儿东西：一幅女性肖像，一幅山水畫，还有一个搪瓷茶缸。我按照老师讲的要领，认认真真地画了一个茶缸。老师看了看，还给大家看了看，说：“这还有点像。”最后给了我4分。

　　滑冰课，我是一塌糊涂。不要说男生，就是不少女生，也是没用多长时间，就可以从我身边骄傲地“飞”过去。可我一周之后，竟然还站不起来，更别说滑了。脚脖儿很疼，因为不运动，坐在零下30度的冰场边上，脚被冻得像猫咬一样难受。老师说：“我当了这么多年老师，还真是第一次碰到你这样的学生。”考试之前他也多次帮我补课，我到冰场上，让我搭着他的手做练习，他还带着我滑。我动作的协调性慢慢好了一些。考试时，老师再三叮嘱：“一定要把腰弯下来，重心降下来，放心，即便摔倒也不至于受伤，你就放开胆子滑了吧。”我豁出去了，顾不了动作多难看了。我连滑带跑，总算到了终点。老师给我打了个3分。

　　我唱歌不跑调儿，但自己觉得嗓子不好，羞于张口，唱歌就成了弱项、短板。读师范学校那几年，我几乎没唱过歌。老师说：“其实你能唱，就是不自信，不肯放开喉咙。”我的几个弟弟长大后，都是能唱的。比如他们唱《苏武牧羊》，唱《临行喝妈一碗酒》，唱《赞歌》……谁听了，都会挑起大拇指。也许，我也能唱？没有试过。好在，师范学校开演奏课，简单的乐器，我还算会两样儿。毕业考试，老师干脆让我表演一段儿口琴独奏。还好，我终于通过了。

　　我记下了这些老师的恩情。我自己也做了四十年的老师，当初老师待我多好，我就待自己的学生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