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鹏

　　

1

　　因为英语，我考研失败了，我给自己找了份工作，影视编剧。三月八号上午八点，正式进组。在此之前，成为一名作家是我所有的追求。

　　我在剧组遇见的第一个名字是陈一江，是个小学生的名字。他是谁？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挂在一棵树上，一个保护树木的牌子上。

　　我真正认识的第一个人，是摄影师。一个长着一张七零后的脸，却实实在在是个八五后的青年男人。他是一個文艺青年，因为一部《无间道》，决心扑在影视业。从一次背二十块铅电池开始，背着它们爬山，然后忘了自己的名字。辛苦，来得很快、很快。干了多少年，我不清楚，他现在已经是一部小投资电影的主摄了。他热爱民谣与摇滚，和我一样，所以他欣赏我。我写小说的事情，不知是怎么被传开的。摄影师就问，我在你小说里会是什么样？我就回答，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他又问，什么是该？我回答，就是生活原本该有的样子。他前两年结了婚，结婚时，他抱着吉他弹唱了陈鸿宇的《理想三旬》。大多文艺青年都知道这首歌，沧桑的嗓音加上诗意的文字，绝对是对文青生活的最好总结。可是当天效果惨淡。这并没有影响他对民谣的热爱，没有影响他在阳光里自弹自唱，然后抽出一根烟来思考人生。那天在天台拍戏，拍一场主角弹唱表白的戏，很烂俗的情节。拍了很多条都不过（男主角并不会弹吉他，剧组又穷，请不起配音）。摄影师抱起了吉他，坐在天台边上弹起了一首枪花的名曲《不要哭》，他是否在享受自己的摇滚呢？是的。他是否在享受自己的工作呢？是否享受自己的现状呢？不知道。

　　道具组的侯哥是个拥有李逵外形的年轻人，络腮胡子很惹眼，声音浑厚，动不动就笑。他是在成都学的表演，整天在想着成都的火锅和阳光。他喜欢零食，斜挎包里总得塞点，拍戏饿了就躲在一旁吃。超爱小米锅巴、碳酸饮料。他很好相处，总爱和我开玩笑。他骨子里也是一个文艺青年，对于摇滚和民谣没有抵抗力。闲暇时就跟我谈戏剧、音乐以及更加高级的音乐剧。说实话，音乐剧我了解不多，于是我更愿意与他聊天。我们两个是组里最会溜出去买小吃的人，买烙馍豆腐卷，到片场对面的超市买小米锅巴。边吃边聊。在他身上很难看到江湖气，可能是他刚刚毕业两年的原因，也可能他本来就是这种人，总之很好。这样一个三十人的剧组并不专业，侯哥也不是演员，而是待在道具组。他是喜欢表演的，他是否会成为一名演员？我真的说不好。就像他明明比我大两岁，外形上却比我大十岁，内心里却又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导演已经不算年轻了，四十多岁，人至中年。他问过我的专业，我说我是学文学的。他说他年轻时也迷过文学，那时候王小波、王朔、贾平凹等作家对他的影响很深。他说，现在他不喜欢纯文学了。我问过为什么。他说，年纪大了，激情不在了。我热爱文学，像是二十年前的他，可是我不像他，我真的热爱文学，喜欢阅读，更热爱写作。他喜欢和我谈论文学，然后经常督促我，作家要多拿出点作品来，赶紧写几部小说，出几本书给我们看看。我苦笑，长篇小说哪是那么容易写的，我还年轻，阅历尚浅。听完他也不语，然后我就扯开话题。他喜欢贾平凹，喜欢贾平凹的人喜欢称呼他为老贾。他就是其中一个。老贾，老贾地叫着。谈论《废都》这部曾经饱受争议的小说。他是真喜欢，比我记得都清楚，记住了知识分子的伪善和颓废。他说他不喜欢这样的知识分子，就像是在告诫我，不要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看见他，我想到了我年迈的大伯，他曾经也疯狂地热爱文学，岁月磨平了他的棱角。导演说，老贾的文字是时间磨出来的，他也是岁月磨出来的，只是磨光了头，没有磨出文学。

　　灯光组总共四个人，四个人年龄加起来也不到九十岁。三个助理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半大小子，一个个跟在灯光老师后面，一会儿抽烟一会儿嚼槟榔，学得有模有样。里面最小的一个是1999年的，初中没有毕业就出来跑生活了。到现在已经干了两年多了，天南海北地跑。前些日子在北京，现在来了洛阳，过几天还要去开封。导演说，这样的年轻人在剧组只能干些费力气的活，注定漂泊。我想到了我的一个作家朋友，他的工作不好，很累，每周只有周日可以写点文字。我常跟他们几个聊天，他们身上沾染了太多的江湖气。我说，你们可以多看看书，他们只会嘲讽地看着我。我不能说清这种悲哀的感觉。

2

　　灯光组里有一个二十出头儿的男孩儿，除了安排灯光之外都在发微信。对着手机，一会儿一笑，灯光组里其他男孩儿都会调侃他。他受不了了，就躲起来。一会儿有活儿了就又回来。噔噔噔的，楼上楼下地跑。这样的情况，不用猜，他恋爱了。原本满口粗话的糙汉子，变得腼腆起来，见人脸红。有时，连导演也会感叹时光流逝，年轻真好。估计他也会想到他的二十岁出头儿。人们总会感叹纯真，讨论世界的物质与精神。我有时也会突然冒出几句不着边际的话：愿你在未来工作的日子里，可以突然想念一个人，想念TA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给你枯燥的生活多一抹生机。

　　组里的跟机员是从北京来的东北汉子，跟我一般大，大专毕业一年，自己又考了本科。结果学位证没有考过。他在组里时常问我，这没有关系吧？我哪里懂，就扯开话题。他对我说，他对象刚刚到北京找他，他公司就把他派到了洛阳来，心里拔凉拔凉的。组里拍戏没个点儿，打个电话的工夫就又要开工，话说一半咽一半。他时常在我面前说，他想赶紧回北京，不挣这钱也罢。可是他只是公司的职员，他得看着机器，不能有半分闪失。不然，他会失去留在北京的资本。聊到伤感处，我就扯开话题，问他对象。他就嗤嗤地笑起来，然后不停地说，笑容一直都在。后来摄像提到我写小说，他就问，如果有可能，我和我对象在你小说里会是什么样？我一时回答不上来。我写的有关爱情的小说，一般没有好结局，即便有也是要疼痛一番的，我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生活下去，不进入我的小说。直到他走的那一天，还问起这个问题，我没有告诉他我正把他写进我的文章。他加了我的微信，说有可能的话帮他写个剧本，当然是有偿的。他回到北京，发了一个朋友圈，是和他的对象。我只能祝他漂泊的人生有所期盼。

　　副导演是1982年生人，结婚多年了。在组里谈论起媳妇儿时，就说，媳妇儿不让干这，不让干那。组里其他结婚的男人竟没有调侃他，一一附和。一想到一个在片场拿着小喇叭发号施令的副导演，回家变成唯唯诺诺的样子，我不禁笑出声。再想到组里其他的结婚男人都有同样的遭遇，不禁唏嘘。人生确实应该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情，有些事情你现在还不做，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副导演说，当初他谈恋爱的时候，没有发现自己的老婆会是如今的模样。他还特别对我说，恋爱和婚姻完全不一样，同样是爱，一个是爱情的爱，另一个是超越爱情的爱。具体情况他并没有细说，扯起了生活的鸡毛蒜皮，扯起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我想到了我的父母，他们算什么呢？那我呢？副导演总爱说我，要么沉迷于读书，要么就是抱着手机不放，总之不管外边的世界。他说这样不好。我又想到他所说的爱情，以及超越爱情的那部分，然后联想到手机中那个名字。

　　年纪最大的演员是一个跑龙套性质的女演员，大概有五十岁了。没有什么表演经验，因为丈夫是投资人之一，她在剧里演了个小角色。她说她见镜头就紧张，于是每一场戏都要拍很长时间，组里的人都很急，很生气，但是又没有办法。导演给她讲戏时，就会说，想想你跟你家老侯怎么说话的，现在你就對着镜头说。她会说，我跟他哪有那么多话。再说，这个镜头也不是老侯啊！导演也急，你就想象嘛！这里就是你家，你是家里的女主人，你男人死了，就剩一个儿子。导演这么一说，她也有点急，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我可想让老侯多活几年，呸！是长命百岁！我不想老了没个伴儿。儿女都出去了，我一退休，没了老侯我不就是孤寡老人了。导演算是没了招儿，把她的戏份缩减了一下，草草拍完。

3

　　我进剧组工作，原因很简单，落榜了。我无论表现得再怎么镇定也不能掩饰这种挫败感。

　　制片人的儿子跟着进了剧组。那天晚上七点半，整个剧组因为一场戏赶到了孟津县的一个农场。制片的儿子客串一个被绑架的孩子。他在片场跑来跑去，问这问那，叽叽喳喳的，弄得我很烦。其实我烦的不是他，是自己。我看着他无忧无虑地跑，无忧无虑地吃喝，无忧无虑地捣乱，我就讨厌他的无忧无虑。因为我有忧有虑。我曾记恨过自己的父母，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好身世，然后就想给自己一巴掌，真是混蛋。那天晚上十二点，快要收工了，母亲给我打电话。我很惊讶，说，妈妈你怎么还没睡？她说，你爸还没有回来，等他一会儿，儿子你下班了吗？我差点哭出来。我的父亲，已经五十岁了。然后我听见了母亲的啜泣，她在心疼我。挂了电话，我又看了看不知疲惫的制片的儿子。我走到暗处给了自己一巴掌。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何丽彩，我叫她小何。算起来，我认识她十年了。当初差点成为大学校友，但是就是因为差的这一点，她一口气跑到了哈尔滨。前些天，她开始在开封实习了。她对我说她工资不高，我说我发工资了就给她寄几本书。我其实一早就买了，可是那几本书很好，我忍不住先看了。我们都快毕业了，工作已经在路上，工资不高，却可以安稳地活着。灯光老师说，你们学生只有在社会里跑两年才会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你的。我也许是接触得早一些，我没有一刻认为这个世界是我的，或者，这个世界是未来的我的。平凡也是拼命得到的，没有拼命，你哪里可以平凡？细思恐极，不努力，连当个普通人都当不安稳。再细想，又释然，一切都是一个该字。即便剧组生活辛苦，我也得辛苦下去，我毕竟是一个匆匆的旅人，停滞不前，怎么可能看见更美的风景。这些话，我也想说给小何听，说给兔子听，说给我所有的朋友听，你们啊，得努力。

　　男主角梓豪非常拼，“再来一条吧”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他八年前在部队文工团待过，在那里学了几年舞蹈，退伍后考了北电学了表演。他在开封空军基地文工团待过，听说我是开封人，聊得就多一点。他对开封很有感情，一聊到变化他就唏嘘，然后又感叹时光飞逝，怎么一晃就八年了呢！他说他拍完这部戏就得回北京了，等着下一部戏，北京机会还是多一点。时间总是不等人的，多努力一点点，就走得远那么一点点。我其实是欣赏他这种人的，可是我自己做不得，或许是我懒散惯了，或许是我的书生气还未消。

　　在洛阳待了快四年了，我对洛阳其实并没有那么了解，甚至可以说不了解。李晴说，到了现在她依旧分不清洛阳的方向，记不清公司附近的街道名字。我还笑过她，现在工作了，工作地点大多在涧西区，一个个陌生的地名进入我的洛阳地图，我之前待的那个洛阳在扩大。每次回学校时都已经很晚了，以往我从未见过洛阳市区的夜晚，它很静，虽然灯火通明，却很静，像是一座死城。而我，是这死城里的唯一活物。一只为了讨生活不断奔跑的活物。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我睡得很快，一个梦也没有。

　　疲惫与抱怨包围了我，连续十几天加班，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我快疯了。我渴望睡眠，渴望睡眠，渴望睡眠！我随身带着眼罩，有机会就睡。睡醒了工作，没有工作就读书，然后就觉得生活或许没有那么苦，还有希望。也许，我比别人多走了一点路，终点却都是一样的吧！火车拜访沿途每一座城市，最终都会驶向你。

　　史铁生成了我的解药，他教我如何面对现实。我在拍戏的间隙看书，看史铁生的散文和小说。他二十二岁时已经坐上了轮椅，而我却可以健全地工作，养活自己。我羡慕那些美好的人生。剧组的小白和小胖年纪都不大，二十多岁，一个开着改装的奔驰车，一个开着改装的宾利，他们改装车的费用可以让我富足得度过大学生涯，组里的其他人都羡慕，我也羡慕，然后感叹自己微薄的薪水。只是，我还是调整过来了，我的父母还在努力工作，我也在努力工作，我还可以写作，可以为自己的明天努力。红霞姨也时常给我发信息，给我谋出路，我终究是幸运的。我找到了工作，有了收入，可以安慰母亲，也可以安慰自己疲惫不堪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