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立

　　

　　多年之后，我再次沐浴在干净的日光里，一些声音和旧事鸟鸣般洒下，在山丘环合的村庄上空盘旋、激荡。手足无措的我，枯草一样慢慢低下了头颅。

　　一切如此清晰，一切如此遥远。

　　腊月二十三刚过，饲养院前乱了起来，分粮分肉的喜气像高悬的暖阳一样，尽管到手的不会太多，可还是驱散了寒冬的凛冽，给人们一年的辛劳些许回报和安慰。

　　接下来，家家户户着手打扫房屋卫生，裱糊窗户，还得找人写春联。我跺着脚，躲在院门后，看见许多穿着肥大且陈旧的棉衣的男人们，胳肢窝下夹了红纸，耳朵背上夹了香烟，口里哈着热气，朝着小学老师家的方向走去。

　　父亲还没有回来，我家就没有红纸，更没有用作酬劳的香烟。母亲边在厨房里洗萝卜，边念叨已经上五年级的我大哥：“就是有红纸你也写不出像样子的字。唉，书白念了！”过年贴对联太重要了。去年，有一户人家用鸡蛋换来红纸去找老师时，老师已经写光了三瓶墨汁，闭门坚决不写了。他家只好在门框上贴了红纸条子过完了春节。这事，一时成了能不能把书念成的现实版教材。

　　母亲开始炸萝卜片，它们和为数并不多的肉片炒在一起，就是我们大年初一的节日美食。母亲对生活的怨气仍然在扩大，她在厨房继续念叨着，厨房里笼罩的热气阻隔不了那些话：“会写对子，你都算是把书念下了！”这次用了“都”字，把刚上学的我也划拉了进去。

　　父亲于大年三十下午从一百多公里开外的地方赶了回来，他带来了糖果、红枣、核桃，更重要的是也从挎包里翻出了别人写好的对联，不然，这个年即便是有吃有喝，也会过得“白光光”的。父亲说，“会写对子算什么本事，叫村里人用高头大马敲锣打鼓把你送到城里，才算是把书读下了。”说的是山后面的一个青年，在解放初期考上了县城初中后举村荣耀之事。作为一个经常被人们传颂的励志事例，想必大人们一定心知肚明，那个千里挑一的美事只有供我们羡慕，要去实现实在太难太难。但过“白光光”的年，与喜庆的色彩十分不配，是农家最大的忌讳。

　　那好，即便骑不上高头大马，至少总得会写个过年的对子吧！

　　从现实出发吧。读书写字便成为一个家庭的理想。

　　小学程度的父亲和上过扫盲班的母亲，把他们的理想装进了我们的书包。书包，便成为第一件通向未来的必需品。

　　母亲一针一线用旧布片做成的书包，其实就是个四四方方的小口袋，和其他同学的没有两样。有一两个夜晚，我蒙着被子睡下了，土炕的一角还散布着煤油灯的光晕。掀开被角，可以看见光晕里的母亲把布片儿摆在炕桌上，仔细比划、裁剪、拼接，那种认真，好像在完成一件关乎生命的大事。她的影子放大在屋内的家具上，让我有一种触手可及的踏实感。我睡着了，梦见她把缝合好的书包挎在肩膀上，在地上走来走去。

　　书包真是个神奇的容器，除了装书本和笔墨、少量的馍馍，有时，还装一把树叶和野菜。树叶是路上顺手捋的，它可以回家后剁碎喂鸡，这个习惯有些模仿母亲的成分，她下工时经常带些草、叶。装土块的也大有人在，我就是其中一个。回家路上，如果玩起战斗游戏，那相当于一个弹药袋，随时可以开战。时间久了，它就会开裂，背带也会从接茬处断开。母亲有次缝合好开裂处后，发现里面有土，疑惑不解地念叨：“怪了，書包里怎么会有土呢？”好在她忙于上工劳动，没有过多地追问。

　　这个小插曲之后，我以孩子的敏感懂得，如果再用书包装土，不仅仅只会遭到斥责……在老家，以殴打的方式教育孩子并不鲜见，并且是训诫众人的主要渠道。

　　母亲缝制的书包没有使用多久，父亲又以他的方式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年后开学，父亲给我和兄长学费的同时，每人送了一个书包。看着它，我发出了一声惊叹！的确不一样，绿色，帆布，上面印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红字，背带上有个铁扣子，长短可按需调节。“谁能做出这么漂亮的书包？”“是在商店里买的。”印象中，商店里只有布匹、糖果、盐巴、肥皂和煤油，竟然也有书包！淡定的父亲说：“背上它，就好好念书吧！”

　　“好好念书，把所有的字写好。”父母和我们一样不知道汉字到底有多少，或者知道汉字只有那些个常用字，如此教育我们说。

　　所有启蒙式的语言，都指向“写字”。似乎，念书先从写字开始。老师的理由也是如此，“口里过百遍，不如手里过一遍”。

　　小学在村庄的中央，一间大房分设两个班级，课桌全部用改成片的柳木板搭成，黑板也是一张涂了墨汁的大板。老师是同村人，有着我的长辈一样的服饰和肤色以及口音……他们懂单个汉字的发音，如果读一句话和一个词组，永远都不会像广播里的那样标准。这些丝毫不影响指导学生写字和交流。

　　村小除了朗朗读书声从简陋的土木结构的教室传出外，没有谁不会看到操场里永远有一堆写字的学生。上午或者下午，鸟雀安静，细风隐匿。那时的阳光姣好，照在背上十分舒适。老师把学生打发到操场上，自己去看画报时，还少不了下一道不得不去完成的命令：“早学过的生字写十遍，刚学过的生字写二十遍。写不成的不能回家。”我，我们，每人占一块地方，开始用从废电池里拆下来的墨棒写字。边退边写，身后是脚磨起尘土的地皮，前面摆满了“上中下，左右，大小，人口手头，山田水云”等汉字，黑糊糊地一片，仿佛一群蚂蚁蠕动。那时候，从学校上方走过去的家长们觉得老师教得十分扎实，一定开心地笑了。

　　铅笔在我手中的命运相当好，我会百倍地呵护和使用它。经验和拮据告诉我，它的头不能削得太尖，太尖易折，好像有一种我们不懂的哲学命题饱含其中。当它变得越来越短时，必须在它的后面筒上竹竿。生字本也是十分珍贵的东西，老师绝不会反对正面写完了写反面。用完了的生字本的结局也是令人欣慰的，可以交给大人们卷旱烟。但我们写字的工具随手可取，比如一个杏核，一个石子，甚至一截树枝，墙壁随时可以当作纸张。放学路上，沟渠边，一般都留下了学生的作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习雷锋好榜样”等语句在沿路的地埂上到处可见。一天周末我去沟里玩泥巴时，还看见比我大一点的学生在牲口吃水泉上方，用棍子写了个大写的“泉”字。我听见有大人说，“这娃娃将来肯定能写好字”时，便羡慕了好久……榜样竟然距离我这么近。

　　墙壁上留下的有关“念书写字”的痕迹，只能证明老师在认真教，学生在努力学，其实并不被更多的人们看好和圈点，“娃娃不懂事，墙上蛮划字”这句俗语就是最好的注解。

　　被大家看好的，是老师的圈点，那才是最高级别的点赞。练习汉字的正规书写，谁都相信这是真正的基础教育。学校设有“写字”课，作业本是米字格的那种，低年级时，用铅笔一笔一笔往里面填，高年级时，钢笔代替了铅笔，要求更加严格，每一个字都强调横平竖直，拐处保证有棱有角，捺处必须见到笔锋。这样的字，看着舒服，若是老师在他认为不错的字上打上红勾，就意味着这个字是书写成功的。红勾越多，学生就会更有骄傲的资本。老师下发写字本时，端坐的我们手心里都捏着汗，小心脏“扑扑”地乱跳着。每次，必然老师严肃地扫视几遍，好像在搜索某个目标，然后将一个本子朝下甩去。动作很突然，我们很惊愕。写字本鸟雀一样，凌空“哗啦啦”地飞过，受伤般落在地上，没有声息。我们知道，有位同学的字写得太潦草了。接下来，周六的傍晚，老师会敲响家长的院门。

　　生字本经常和我一起回家。一般在晚上，母亲如果有空，要从我的书包里翻出书本检查一遍。她会把我的课本上卷起的角子抠平，还会翻开生字本一页一页地查看，即便是以前看过了的，也要不厌其烦地再看一次。母亲识字不多，拼音字母更是不懂，起初我不知道她要看出什么。就像翻看相册里张张老照片，就像欣赏绣在布片上的朵朵红花，她边看边微笑，边微笑边点头，流露出辛劳者一年中少有的开心。在长吁一口气后，她会合上生字本，小心地放回书包。后来，我知道她这是对我书写字体的赞许。

　　大约是在三年级，大楷是一门必修课，还配套了仿格。无所不能的老师教我们如何握笔、如何就坐的正确书写方法，可由于毛笔软软的不听话，很难描出横折竖捺撇的样子来。大楷本上，字体大小不一，笔画歪歪扭扭，好像爬行的毛毛虫一样难看，甚至留下许多墨污。我极力要把字描得好看一些，结果笔画越描越粗。老师批评说，“一个黑狗，越描越丑”，大约是对毛笔书写须一气呵成的精到总结。我经常因写毛笔字而弄得满脸乌黑，样子十分狼狈。好在一页里有三两个老师划上去的红圈儿，便少了母亲的责怪。

　　可惜的是，这样的书写到中学后没有再坚持下去。而每到年关写对联时，难免对着用过的毛笔发出唏嘘。我的父母，也没有因此责怪过我们。尽管他们没有把失望挂在脸上，但还是让我们感觉得到他们些许的不安。

　　每有失望，寬慰的效果是最好的良药。父亲对母亲说，“叫他们好好念书吧，念书比啥都重要。”顺着这句话的意思往下想，似乎写字已经不重要了……这更让日渐懂事的我们心生惭愧。

　　为了实现大人的理想，没有谁家不对学生的需求关怀备至。

　　由村小到中心小学，学校距家越来越远，为保证不迟到，早晨也起得越来越早。春夏尚好，出发时四围已亮，最难耐的是秋冬，星辰还在，空气寒冷。如果遇上阴天或者月亮偏斜，往往难以判断时辰，不是起得早了，就是起得迟了。我全然不知母亲的辛苦，起得早了会抱怨，起得迟了会大哭。为此，母亲经常在我们沉睡中醒来，出门察看天气。

　　我家院子下面的另一户兄妹却很少发生这事。不久，我得知他们在机关工作的父亲给买了只闹钟。据说，他们那钟表足有碗口大，到一定时间会自动敲打上方的两个铃铛。这是多么神奇的东西啊，竟然自己会闹出动静，那么，就可以安心睡觉，不怕起得过早和迟到了。

　　所有新鲜事物，在村庄里传播很快，更何况一只闹钟能把本来就疲惫不堪的大人解放出来。他们家有一只闹钟，传得众人皆知。于是，村南的小灵爸开着拉煤的汽车回村时，顺便也给小灵买了一只。而恰好，我正好赶上奇怪的算术课，数学老师提了个头上有两只铃铛的闹钟进来，讲解加减法和“时针转上一圏是多少小时”时，我听得糊里糊涂，一门心思琢磨闹钟的走法，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对时针转动一圈与两圈的所指，理解得非常令人啼笑皆非。羡慕闹钟之时，父亲也随大流，毫不示弱地买回了一只。这只闹钟头顶上没有铃铛，我当时十分怀疑它是否能响起来。兄长捏弄几下，证明了我的错误，原来，它的铃铛是内置的。

　　我们一直担心忘记给它上发条，每天晚上，几乎都要拧一下闹钟后面的旋钮。最初的几十天里，我们还不太习惯它，闹钟的铃声突然响起，有时在安静的清晨会吓人一跳。后来，习惯了它的准时，竟然会提前醒来，眯着眼睛，静等它闹腾。

　　这只闹钟伴随我们七八年。后来，它不走了，也不闹了。一只坏了的闹钟，完全有理由当成废物丢弃，但没有，它仍然摆放在桌子正中。母亲经常对它进行擦拭，它枣红色的外壳几乎如新，古董一样散发着光芒，以至于让人对失去的时间感到惭愧。

　　是的，兄长最先离开了学校，开始了他们不想要的耕种生活，而我尚在就读初中的最后一年。我是喜欢田园的人，我觉得大人们太不会料理那些土地了！那年实行土地承包制时，就有了一个十分让他人难以理解的规划。村北的水渠下，有我家的二分自留地，不多却平坦，并且能浇上水。我要在这里种上黄芪、党参一类的药材，让大家看到致富的希望和土地的价值;我要在山坡地上栽下杏树和桃树，除了吃它们的果肉，还可以把核儿送到商店里变成现金。可不是吗？村东南的山头上的杏树、桃树每年结果后，引来许多孩子去采摘，也因为经济利益和口腹之人欲而招来互殴。我还要在门前的小杨树林里种上花和草，撒下萝卜的种子，选择一块空地修建一不大的亭子。我要让所有的美好靠近我的生活。

　　我有幸考中了县城一所高中。我已经看出兄长眼中的羡慕。父亲母亲自然高兴得好像从他们的小儿子身上看到了改变家庭命运的希望。他们开始为我准备上学的新书包，这个书包是从商店里买来的，人造革，双背带。还为我准备住宿的被褥等等。可是，我固执地拒绝了去上学！面对许多人的劝说，我说不出不去学校的理由，只是坚持要种庄稼。当时，竟然不懂父亲母亲眼中的失望。

　　有多少希望就会有多少失望。许多年里，父亲母亲依然对人们说：“我们以为他是最有希望的呢。”但他们在我面前不再提及读书的事。是的，我没有成为一名优秀的庄稼汉，和村庄的那些年轻人一样，如今依然奔波在打工的路上。而当我再次拾取书本，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时，十分明白，我已经在距美好未来的路上偏得太远太远。

　　十分可笑，我犯神经一样在老家翻箱倒柜地寻找以前的书本时，书本没有找到，却意外地找到了一个没有丢弃的书包。它看着我不说话，但我明白，这是父母保存下来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