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还没去世那会儿,有一天,傍晚五点的光景,我和伙伴们疯玩了一天,正赶回家吃晚饭。在村道上,远远看到爷爷背着手走来,我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来到和他相聚一米之处,差不多面对面了,他停下来,我也停下来。他微笑着看我,那时候应该发生点什么,其实就是最简单的一句问候,晚辈看到长辈可以不说实质性的话,绝对要打招呼。但要命的事发生了,“爷爷”这两个发音卡在我喉咙口,舌头犹如石化一般,卷曲成惊人的模样,我感受到我的口腔正在发生一场病变。我只是嘿嘿傻笑着,“呃呃阿阿呢……”一连串类似这样的奇怪声响从我嘴里发出,就是无法让“爷”字成型。后来是爷爷先开了口:“还不回家吃饭呢?”我点点头,撒腿就跑,跑了十来米,站定,将脚使劲往地上一跺,可以了,回转身,朝着爷爷的背影用力喊了一声“爷爷”。爷爷像是被吓到了,回头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跑回家去。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口吃正在毁灭我的人生,我把它爆发的那一刻形容为舌头的癫痫——如果舌头可比作人的话,他躲在我的上下颚之间,以癫痫为代价来看我的丑态百出。现在我要用这篇文字概括他的一生——与我较真较力的一生,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将他视为我青少年成长路上最强劲的对手,这个癫痫鬼,具备永无休止的韧性和卓绝的耐力,惯用卑鄙的伎俩来一点点磨碎一个男孩本不顽强的自尊心。
癫痫鬼的出生无疑是拜三位阿姨所赐,她们是我小外公的女儿。那时我还住在外婆家,一个大场院,东西南北住了十户人家,外婆家在南端,小外公的家在北端。他那三个女儿长得真是一个赛一个,身材高挑、眼梢细长、眉目娇媚,我从小对女性的审美就是从她们身上得来的。但她们绝非闺阁淑静之女,一个比一个野,我母亲也是野惯的,她告诉我,在她们小时候,是敢跑去山上的坟地,把荒坟里的骷髅头捡出来玩的。在我年幼时,她们都到了待字闺中的年纪,玩性不改、野性不改,我是个内向的男孩,不敢与生人讲话,这或许让她们觉得好玩,爱捉弄我,教口吃便是其中一乐。
教口吃最有效的日子是在雨天,口吃和雨是一拍即合的伙伴,很多年后,一到下雨天,我几乎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教学的场地在北边祠堂的屋檐下,这地方夏天是人们乘凉的绝佳之所,搬把小矮凳,拿把蒲扇,太阳照不到,穿堂风呼呼吹,吃着从井里提上来的冰镇西瓜,可浮半日白。到了冬天,把小凳移出屋檐,是大晒场,冬日烘烘,负暄琐话。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外公的母亲,即我的阿太,那时已将近一百岁的年纪,每日提着小脚炉,铜色炉身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布满蜂窝孔的炉盖下,隐藏着热气腾腾的炭灰。她是裹过脚的,把两只比手心大不了多少的脚搁在炉子上,袖着手、弓着背、低着头,让太阳照着她发白的头发,沉沉睡着,脸上全是一层层的皱纹。我走过她身边,总怀疑她已在不知不觉中死去,她让我觉得不真实,仿佛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一到下雨天,这位阿太不出现了,这地方就成了野孩子和闲汉的天下。屋檐水顺着瓦片缝隙“哗啦啦”往下淌,流到场院的石板地上,流进一旁的阴沟里。我坐在小矮凳上,静静地看着屋檐外水天一色的世界、天空,远处的青皮竹……心中带着一股无以名状的忧伤。这时三位美丽的阿姨来了,她们一人一把清一色的小矮凳,坐到我身边,自顾聊天,后来围住我,“啊啊啊……雨……雨。”大阿姨先说。我觉得这很神奇,她在说什么?“下下下……雨雨雨……了。”二阿姨接着说,“一一一……直直……下。”小阿姨最后说。
她们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把视线移向她们:“你们怎么这么说话?”阿姨们说:“好玩吗?”我笑了笑,她们说:“你跟着我们说,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我念了出来。
我没意识到危机的临近,彼时若能灵魂离体,跳到半天空,便能看到阴险的癫痫鬼由此诞生,他长着一张狡诈的脸孔,咧嘴而笑,神情猥琐。他依附上了我,容身于我的口腔中,我却不自知,还以为这是一种新颖的有趣游戏。
我在场院待了五年,到八岁上学,后两年里,阿姨们一想到这出恶作剧就来偷偷教我,别的长辈是不知情的,直到她们一个个嫁出场院。我在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已学有所成,癫痫鬼在头几年是很安分的,他在等待一个最佳时机,华丽登场。
上学后我回到父母在镇上的家,这个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是很繁华的,有独立的农贸市场、百货大楼、中心商场、老街老店、批发商场,当然,还有全县数一数二的小学——大碶实验小学。
我忘不掉开学的第一天,对于老师、同学,怀着怎样期待的心情,觉得自己即将踏入一片崭新的天地,课堂犹如一面辉煌的旗帜,在我脑海迎风飘展。第一堂班会课,教室里齐刷刷坐了四十多名新生,大黑板前,班主任王老师英姿飒爽,叫我们所有人都上来介绍自己一番。踊跃的人纷纷举手,一一上台,站得笔直,“我叫李国栋,家住××××”“我叫王明芳,今年八岁”“我叫×××”,说的都是简短的两句话,一大半人上去后,我觉得自己该上场了。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通向讲台的那条由两边课桌隔出来的小道只有十米长,走过一半时,觉得有点不对劲,心跳得慌。但想想这实在是件小事,无需紧张,走上讲台,背对黑板,面朝一张张红彤彤的脸庞,我的头皮开始发麻,“我叫……”好了,蛰伏数年的癫痫鬼正式登场,他当机立断,力拔山河地揪住我的舌头,打了个死结,我名字开头“Z”这个字母淹死在一泡口水中,舌尖拼命顶着牙齿,舌根痉挛。我及时闭了嘴,腮帮抖动,额头渗出汗水。台下一片寂静,同学们没明白怎么回事,等待着我还能说点什么。这是我第一次和癫痫鬼正面交锋,年少的我不甘认输,想突出重围,挽回眼前的败局。于是我再次张嘴,发出的却是这样的声音:“ZZZZZZZ”,一连发到第十声,我知道不能再这么下去,又闭了嘴。
现场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笑声,一眼望去,同学们有的趴倒在课桌上,有的捂着肚子,有的把眼泪笑了出来。“他是个口吃。”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ZZZZZZZ”不知谁这么模仿着。班主任解围说:“大家不能笑话同学,这只是个小毛病。”她这话比不说更让我难堪,站在讲台,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怎么回到自己座位上的也毫不知情,那個短暂的时间段,我的脑海一片空白。
那天放学回家,母亲问我第一天情况怎样,我没有回答,甩下书包,进了房间。
夜幕降临,我不知癫痫鬼睡了没,想把他逗引出来,看他究竟想怎样,便来到落地镜前,对着口型,说:“我叫赵雨,希望今后和同学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是我今天想说的全部话,此刻很轻松说了出来,没有一点疙瘩,字正腔圆。我试图说更多的话,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仍然顺利过关。
这让我明白了一件事:癫痫鬼只有在众目睽睽之下,才来招惹我,他的歹心昭然若揭,就是想看我的笑话,让我当众出丑,被人耻笑。没有人时,他就偃旗息鼓,无心恋战,放我回广阔的语言天地任我翱翔。
接下来的日子,我陷入了怪圈,在课堂,只要和同学一搭腔,总会将一句话说得支离破碎,开学不到几天,口吃的毛病广为人传。上课最怕的是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同学们则最爱见到这一时刻,下课后把我口吃的话模仿一遍。回了家,对着自己说话,又恢复正常。
久之,因长期在夜晚面对镜子独语,体内的另一个“我”萌生了,他有着清晰的轮廓,有着阳光般的皮肤,干净的笑容,健康活泼。他和癫痫鬼同时寄存在我身上,但前者显然不是后者的对手,许多次当癫痫鬼抓住我时,不管怎么祈求,另一个“我”就是不肯露面,他似乎害怕癫痫鬼,可有他在,毕竟给了我一点薄薄的宽慰。
我养成了不爱在人前说话的习惯,整个学生时代(不管是小学、中学,还是后来的大学),我都一个人茕茕独行,人扎堆的地方见不到我的身影,任何活动,只要不是一定要参加,我就逃之夭夭。我没有朋友,在我眼里,大家只是想嘲笑我才愿意跟我做朋友,“看,我有一个口吃朋友。”他们沾沾自喜地说。我觉得他们都心怀不轨,我不屑混迹其间,乞讨华而不实的友情。
但背地里我不可救药地羡慕那些口若悬河的人,语言是上苍赐给人类的礼物,口才则是这些礼物中最鲜亮的一份,可惜我没有。每当看到别人上台发表演说(或在学校大礼堂、或在电视上),慷慨激昂、声情并茂,两片嘴唇像机关枪一样吧嗒吧嗒,美妙的字词从中喷涌而出,我浑身会涌起一股战栗,那是怎样让人激动的场景,台下的人欢呼雀跃,台上的人又得着怎样的骄傲与荣耀,我无从知晓。
我决定向癫痫鬼宣战——妥协投降只能坐以待毙,我不要做那个被毙的人。
我从许多途径得知一些治疗口吃的方法,渐渐地总结出一点心得,发现只要不急于将一句话讲完整,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讲,会好很多,但这办法只适用于两三人的小场合,人一多,紧张感袭来,不管讲得多慢都于事无补。另一种方法是在讲话前默默打拍子,正如歌曲前奏的“进”点,点进对了,发音前喷出一记“嗞”,只有自己听到,往下的话会被这“嗞”带出来。但这也有弊端,假如对方提的是问题,打拍子要经过十来秒,人家说完话,见你迟迟没下文,不知你正寻找“进”点,仍避免不了尴尬。
还有什么方法吗?无意中我又从报纸上看到,把鹅卵石含在嘴里练习发音能起到疗效,不知这是谁发明的方法,似乎有用。我便出了门,走了二十分钟,来到镇中心的公园,那里有一池鹅卵石,东挑西选,选中一块比拇指盖大一点的,适合放入口中,去溪水里清洗干净。它在阳光下显现晶莹剔透的光泽,表面平整光滑,绝无石疙瘩,这是报纸上说的,粗糙的石头怎能放进嘴里呢?从那天起,我开始进行坚持不懈的练习,第一次把石头含进嘴里特别难受,坚硬、干燥,像含了一颗苦胆。我在夜间独自说话,鹅卵石在嘴里伴随我口腔的运动滚来滚去,摩擦过舌头能感到一种轻微的刺痛,但这既是矫正的方法,我就忍耐。
练了一个多月,口腔内壁起了一层泡,吃饭时苦不堪言,就连喝水都火烧火燎,对人讲话也像含着什么东西,有点大嘴巴,但口吃的情况似乎当真有所缓解。
如此坚决想要战胜癫痫鬼源于一件要事——我想对一个女孩表白。那时我已读高中了,暗恋着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她在我眼里符合每一位情窦初开的男孩理想中的对象标准,我给她写过不下十封情书,说的话却不超过十句,尤其是那句“我喜欢你”,按我对癫痫鬼的了解,这个发音(接连的“Z”和“X”组合)他绝对不会放过我。我含着鹅卵石说的最多的也就是这四个字,直到有一天,觉得可以了。
那天晚自习下,我把她叫住,约去操场走走,她答应了。这操场是学校里男女生偷偷约会的场地,那晚月亮很白,照在塑胶跑道有一种梦幻般的色彩,远远近近能看到疏疏朗朗一对对情侣鬼鬼祟祟走着,一边提防着巡夜老师的突然到访,企图做些越轨的小动作。
我和她并排走着,她很漂亮,尤其侧面,近乎完美,我们说了几句闲话,我都对答很顺利。走到第三圈,在主席台前的空地上,我站住,她也站住了,我说:“我想跟你说句话。”她转身面对我,我们相距不到半米,目光对视,她的眼神温和,似乎预感到我将说的内容,我吸了口气,想到鹅卵石。
一想到鹅卵石,我乱了分寸,癫痫鬼趁机冒了出来。我保证那一刻真的看到了这混蛋的模样,他就悬空漂浮在女孩身后,一对獠牙、地狱火焰般的皮肤和毛发,狰狞地朝我笑,我的嘴唇颤颤巍巍动着。
“你想说什么?”女孩问。
我向另一个“我”求救,让他赐我那四個字,就像无数个黑夜,我面对镜子跟他顺利说话一样。他是我的另一半,是我孤独时最好的朋友,关键时刻却躲得无影无踪,我感到被背叛的苦楚,铆足了劲,十秒钟后(我呆了十秒钟之久!),知道不可能说出那四个字,不可能战胜癫痫鬼,强行来,只能招致更难堪的结果,就像小学时代开学第一天那样。
为了避免尴尬,我放弃了:“不,没事。”这是我能说出的话。
对心仪的女孩说不出一句“喜欢你”,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废物。
口含鹅卵石的把戏以失败告终,事后回想,我用鹅卵石练习发音都在独处之际,这个时间段就算没有鹅卵石,我也能讲出顺溜的话,所以怎么可能有效呢。
这让我愈发明白一个事实:人前与临场,才是癫痫鬼最活跃的时刻所在。
我主动放弃了跟那女孩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连表白都口吃的人,没有这个资格。她见我热情不在,加之学业紧张,也对我退避三尺,一段未萌芽的青春期感情就这么消亡了。高中最后一年过去,毕业前,她把我写的十来封情书还给了我。
我考上了大学。
大学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不与人打交道,我几乎旷掉了所有专业课,这就远离了同学;寝室只是晚上睡个觉,这又远离了室友。之前我从不知道有个地方能如此无拘无束,无人管你,关进小楼成一统。
我把自己关进了图书馆。
我迷上了看书,没有什么特殊的因缘,也没有特殊的契机,就是觉得书的世界特别安静,一个个文字构架起的氛围,故事、情绪、理论,都美好,最为重要的是无需和人讲话,一把凳子、一张桌子、一本书,能度过漫长的一天。
四年里我看了大量的书,就像发了疯和谁怄气一样,每看完一本就有沉甸甸的成就感,回到寝室,室友们都在玩游戏、打扑克,我不和他们讲话,搬了把凳子,来到走廊继续看书。他们久而久之把我当成了隐形人,这挺好,你有你的,我有我的生活,我们河水不犯井水,万般静好。
但这样的生活毕竟不能直到永远,正如世上任何美好的东西终将归于须弥,大学最后一年,同学都找单位实习,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我面前:我能做什么?一想到进入社会,面对各式各样人群,焦虑感旋即而生。也曾跟随大流,去人才市场打探过,拿着简历往招聘点上一递,负责招聘的人问了我几个问题,虽能答上来,照例停顿了几回,疑心对方已看透我口吃的毛病,这如何能应付一份工作呢?
那些日子,我很少去图书馆了,寝室里空无一人,想必那些打游戏的人都顺利找到工作了。大白天我把窗帘拉起来,点上台灯,陷入沉思,一边随手从书架上拿来一本不知何年何月的书,一样物件躍入了我的视线,就是高中时写给那位女生的情书。我一直把它们夹在书里,早忘得一干二净,摊开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稚嫩的文字,唤起了曾经的情感和那场失败的表白经历。
最终我还是经由学校老师的介绍,进了一家公司实习(算是比较幸运),担任市场部发货员(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
这是一家员工总数近三万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我就这样开始了实习生涯,所在的部门为一大通间,坐着二十来名中层管理员,彼此毫无阻隔。没来几天,我就感到环境憋闷,每部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每个人都大着嗓门说话。我的位置靠近走廊,对面是我的师傅,一位年过五十的女人,细长脸,眼角的褶子层层叠叠,却画着浓妆。
我的工作是每周统计发货数量,预定集装箱的尺寸,一张张表格潜伏在电脑里,线条和数据具备精准无误的特质,一天下来,头痛欲裂、眼睛酸涩,我唯一松懈的时刻是去厕所,躲进里面的隔间,关上门,站在那里将头脑放空。只有那里是安静的,尽管便池里漾上来一阵阵淡淡的发馊的臭气,角落的纸篓里有烟头和揉成团的厕纸,黑色的烟蒂黏在厕纸上,晕开一团黄色的焦迹。我越来越频繁地前往厕所,得着片刻的安宁,我知道自己是无足轻重的,离岗的那几分钟公司照转不误,我发现自己是多余的,厕所成了我偏安一隅的福地。而我的另一项偷闲的手段是延续大学看书的习惯,偷偷将电子书拷进电脑(这是不被允许的),将阅读框缩至最小,便在嘈杂的人声中、在周遭同事忙得焦头烂额之际,神游四方,看《搜神记》看《聊斋志异》看《了不起的盖茨比》看《麦田里的守望者》。
有一天,预定的集装箱到了,我要下车间监督工人装货,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我关掉电子书,一边想着书中情节接下去会如何走向,一边百无聊赖地等工人装完货,上楼时,发现气氛有些异样,人们都在交头接耳。我回到座位,问师傅发生了什么事?师傅说,不知谁打印出了一本书,占用打印机半个多小时,害得别人无法打印,经理正为这事发火,非查出是谁干的。我一听,脑门渗出一层汗,往电脑里一看,下楼前在看的电子书没有关掉,我错按了打印键,这本书叫《阅微草堂笔记》,五百二十四页。
我意识到这是件严峻的事,原想装作不知,蒙混过关,一抬头发现大通间的角落装着监控,若想彻查,是逃不过的。我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两个决定,首先,起身走进经理办公室,这是个独立的房间,三米长的黑色办公桌上摆着一叠叠文件,经理坐在沙发椅上,脸上似乎有股不平之气。我喊了一声经理,经理抬起头,问我什么事?我说刚才有一本书打印了出来,经理立刻意识到什么,问:“是你干的?”我点点头说是。
接下来,我想把事情的经过说一遍,但癫痫鬼再次抓住了我,加之我的紧张,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办公室回荡,每个词都是零碎的,碎得叽叽喳喳,连我都听不懂自己说的是什么,仿佛一挺机关枪不断向外喷射子弹。经理皱着眉头,表情极其丰富,想必他从没遇到过一个下属用这样的方式讲述一件办公室事件。当我停止后,他说:“这事本来要严厉处分的,鉴于你自己来认错,态度不错,写个检讨吧。”我说好的,然后第二个决定尾随而至,我站在原地不动。经理问:“还有事吗?”我说:“是的。”经理问:“什么?”我说:“我不干了。”
我写了检讨,走人,本来,既然决定走人,不写检讨也没事,我觉得这样不对,这样是不负责任。我和师傅告别,师傅叮嘱我去新单位要好好工作。然后我站在走廊,望了一眼待了不足两月的地方,大家似乎没意识到一个员工要走了,我真是多余得彻底。我突然怀念起那个厕所,想最后再去一次,我进了熟悉的隔间,解开裤子,没有便意,我来这里从来都不是为解决生理问题。“离开”本是一种伤怀的姿态,我将这姿态给了一个厕所,给了一次失败的象征意义上的大解。
办完离职手续,我回到小镇,夜色降临后,一个人在路边大排档喝酒。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喝酒,看着烧烤的烟气顺着路灯柱往上升腾,我从没这么喝过,时间在黄色酒液中流淌。我觉得我的人生一团糟,这背后自然都是癫痫鬼在作祟,如果我能讲一口漂亮流畅的话,肯定不会沦落到去做发货员的工作,我应该会面对人群,体面光鲜地跟他们讲话。我理想的工作或生活就是好好地跟别人沟通,理解他们想什么,告诉他们我想什么,我们之间没有阻碍和芥蒂,那是一个完美的时刻,而不是像今天这样,连离职都弄成了一场笑话,在经理面前出丑。
十点左右,我付完钱,脑袋昏昏沉沉,站在十字路口,不知该往哪里走。回家,父母会奇怪我的突然到来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回学校,空荡荡的寝室让我害怕。最终我不知怎么冒出这样的念头:何不回外婆家看看?已有多年没回去,外公外婆已于两年前相继离世,我实在没必要在这个时刻回那里,但我就想这么做。那一刻,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
我打了一辆出租车,车子载着我一路前驶,当镇上的高楼建筑褪尽,路两边呈现庄稼地,黑灯瞎火,车窗外传来的蟋蟀和青蛙的鸣叫让我的心一下子安定下来。村子已和往昔截然不同,现代化的进程在影响了小镇以后,波及到村子和周边的地区,如今它变得四不像,虽没有完全消亡,却只剩下空荡荡的躯壳,田地荒芜,村民们外出打工,它和镇子之间相隔不远,仿佛相隔了一个世界。
我在村子口下车,步行向外婆家的场院走去,脚步声在寂静的黑夜听来发出惊人的回响,穿过石牌门后,我就身在童年的场院了。这么多年过去,只有它似乎没有任何变化,还是我所熟悉的东南西北低矮的黑瓦房屋,但住在这里的原住民都迁走了,外婆的老屋闲置着,等待什么时候被拆迁,小外公的老屋变成了某家庭五金坊的仓库,场院正中竖着一盏石灯,照着这里的一切,然后我看到了祠堂。
祠堂的外观古朴典雅,屋脊上的双龙戏珠石雕顶着月亮发出浅色的光辉,八扇木排门紧闭,石墩子旁,放着把小矮凳。我来到祠堂屋檐下,往事在脑海浮起,仿佛又见到小脚阿太踩着脚炉,打瞌睡的样子,一直以为随时会死去的她如今真的去世了,埋在村子后的大山上,山的一面被采空了石头;童年一起玩过的伙伴不知散落在哪个角落。最牵动我记忆的当然还是三个美丽的阿姨,虽然同样也不知道她们如今过得如何。然后我看到癫痫鬼的模样,它是我体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形象一年比一年清晰,我想当面问问它,为何找上我,它却不给我这样的机会,隐匿无踪。
受着酒精的蛊惑,我站在祠堂门前,面对场院,说起了话。
我说得情绪激愤,滔滔不绝,没有一个字停顿。我憋住一股劲,不管不顾地说,像面对一群听众发布演讲,讲述只适合讲给黑夜听的话。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见到我,见到的是一个近乎发疯的人,双唇间喷出梦呓般的话语,那些字词清晰有力。停下来时,我感到浑身轻松,像经历了一场漫长的越野赛跑,我相信很多年后必定会想起在这样一个黑夜,在饱受癫痫鬼多年折磨后,我站在童年的场院,站在场院的祠堂前,一个人口若悬河。
赞(0)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