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

　　

　　大年初一，我刚睁开眼，就听见外面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翻个身，打算继续睡，却听见急促的拍门声，接着传来父亲的吆喝声。父亲喊道，起床起床，赶紧洗把脸，带上酒，带上鞭炮，去坟山拜年。

　　老家有个习俗，每年大年初一，人们都要去坟山拜年。拜的对象主要是近一年来的死者，也有的人家连拜三年。死者家属一大早赶到坟山，在坟前摆上供品，上香烧纸，放烟花鞭炮。人们听见爆竹声，看见烟花绽放，往往会提上酒，拿上鞭炮，赶赴坟山，加入祭拜的队伍。多年来，这已成为村里人约定俗成的相处之道，无论谁家上山拜年，其他人都不会袖手旁观，一定要亲临现场。于是，冷冷清清的坟山变得异常热闹，爆竹声声，烟花漫天，人影晃动，喝酒划拳，谈天说地，喧闹异常。只是不知道，地下的死者是否能感受到烟火的气息，草间的白骨能否感受到人间的温度？

　　我洗脸的时候，父亲告诉我，近一年来，村里又走了几位老人，得抓紧时间，要不赶不及。我有点不耐烦，心想父亲真是老了，变得啰嗦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却喋喋不休，煞有介事。我语气很冲地说，能赶几家赶几家，怕什么？父亲变了脸色，训斥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礼尚往来，你懂不懂？别人家拜年的时候，你不去捧场，等我和你妈老了，谁来给我们拜年？如果连个人影都没有，那多凄惶啊，这辈子不就白活了？父亲的意思，拜年就应该热热闹闹，如果没几个人，那是件很丢脸的事。

　　还能说什么呢，大过年的，我可不愿惹他老人家生气。洗了脸，我提上鞭炮，拎着酒，去了魏叔家。按村里的说法，人死之后，坟就是死者的家。换句话说，我去了魏叔的坟边。我赶到的时候，坟前已经聚了一大堆人：有的跪在坟前摆祭品，烧纸，插香;有的提着镰刀，正在清理周围的杂草灌木;有的正在放鞭炮，放烟花;更多的人则提着酒瓶，端着酒碗，大声划拳，大碗喝酒。

　　魏叔才走了六个多月，坟头的新土上耷拉着几根稀稀疏疏的荒草。据说，魏叔死得蹊跷，至今仍是个谜，也许会成为永远的谜。村里有人家办喜事，热心的魏叔前去帮忙，因为玩得高兴，就多灌了几杯。据目击者说，魏叔并没有表现出异常行为，他只是说话不太清楚，舌头有点大;走路摇摇晃晃，如风中瘦高的竹竿。当魏叔大笑着离开的时候，根本没有人会想到，他正笑眯眯地走向死亡。他回到家中，家里人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对。想想也是，喝点酒很正常，村里的男人谁不喝酒呢？魏叔也没有多说话，就哼着小调上了床。第二天，家人起床后，感觉与往日有点不一样。魏叔平时起得很早，那天却迟迟不见动静。太阳一竿子高了，魏叔还是没有起床。家里人忍不住，就去拍门，却毫无回音。他们推开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魏叔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仰面朝天，瞪着眼睛，却没有了一点儿呼吸。用手摸了摸，身体已经僵硬，像一截木头。从今以后，当我一次次回到老家，却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与魏叔聊聊天，好好喝上一杯酒。我只能站在他的坟前，给他奠上一杯薄酒。只是不知道，我祭奠的酒，他喝到没有？

　　拜完了魏叔，我去了二姑家。二姑已经离世一年多，她是我最最敬爱的姑妈。她的家建在一座小土包上，四面长满了铺天盖地的茅草。我去的时候，表弟表妹已经到了，正弯着腰清理杂草，摆放祭品。我站在二姑的坟前，看着袅袅升起的青烟，看着黑蝴蝶般随风飞舞的纸灰，不由想起来二姑的音容笑貌，仿佛犹在昨天。眨眼间，二姑却已经从我们的世界永远消失，躺在这片枯黄的茅草之下。留给我们的，不过是一座矮矮的土包。

　　说起来，二姑的年纪并不大，不过六十几岁。记得前年清明，我们兄妹回去扫墓，二姑还与我们一起，去给我祖父挂纸。二姑和我们一起站在祖父的坟前，拍了几张照片。背景很美，山花烂漫，小草青青，远处的天空白云朵朵。二姑还笑眯眯地说，下一年清明，她还和我们一起挂纸。谁能料到，几个月后二姑被查出了肝癌晚期，哪怕华佗再世，也不能妙手回春。拿到死亡判决书后，二姑迅速消瘦，面孔黧黑，眼睛凹陷，完全失去了人形。癌症真可怕，就像看不见的无形的野兽，不断啃食人的血肉骨头，吞没人的精气神儿。没过多久，二姑带着太多的不舍和留念，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去年的清明，我们回去扫墓挂纸，身边没有了笑眯眯的二姑。二姑已经成为一抔黄土，我们能做的，唯有在她的坟头挂上一束白纸。从今以后，哪怕我们一次次回到老家，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与二姑欢聚一堂。我们与二姑的团聚，不过是走到她的坟前，静静地站上几分钟，唯有如此而已。

　　拜完二姑，我又去了外公家。外公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头子，个子高瘦，声响如雷。记忆中，外公是村里的能人。他曾是方圆十里有名的木匠，经常背着木匠工具箱走东跑西，帮人家造房子，打家具。小时候，我最喜欢站在外公旁边，看他弯着腰拉墨线，刨木头，打家具。那时候，我觉得他是天底下最神气的人。那一截一截的木头，被他弄成了椅子、桌子、柜子、箱子、木床……这还不够神奇吗？不止如此，外公还是个牛气冲天的铁匠。他在屋后的小溪边搭了个铁匠铺，打制各种常用的铁器，如镰刀、锄头、犁头、铁钳等。小时候，我常去他的铁匠铺，看着他系着围裙，挥舞着铁锤，打制那些红彤彤的铁块，发出节奏鲜明的声响。很多年过去了，我还能想起外公黑红黑红的脸膛，还记得外公手里那把上下飞舞的锤子，耳边似乎还响着那些叮当作响的打铁声，还有风箱的嗡嗡声。

　　外公活了八十几岁，也算寿终正寝。不过，我始终觉得，如果不是患上绝症，他至少还可以活十年。作为木匠铁匠的外公，他的手臂足够强健有力，身体也还足够结实，根本不像个七老八十的老人。几年前，外公的胸口莫名其妙地肿大，渐渐成了突兀而出的块状。打针，吃药，消炎，根本没半点用。相反，那肉块越长越块，迅速凸起，仿佛充滿了气。后来，肿块几乎膨胀为一个小篮球，挂在外公的胸口上。到医院检查，结果令人绝望：癌症。癌症，又是该死的癌症。外公被判了死刑，拖了两年，人瘦如枯木，驾鹤西去。从今以后，哪怕我一次次回来，却不可能与外公团聚。就连他的铁匠铺，也早就灰飞烟灭。我只能走到矮矮的坟包前，焚几炷香，烧几张纸，如此而已。

　　行走在坟山之上，穿梭于坟堆之间，听着鞭炮声声，看着烟花绚烂，我的心不由得悲怆起来。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正在无可挽回地离去，根本没有半点办法。这次回家过年，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陌生的面孔越来越多。上一辈正以一日千里之势走向衰老或死亡，他们就像一株株树，不可挽回地走向生命的冬季，落尽枝叶，日益枯朽，直到轰然倒下。我不敢想象，当这些村庄的大树倒塌之后，我们的村庄还剩下什么？那时候，我们回家过年的意义何在？

　　回老家的第二天，我曾想像几年前那样，找个老人聊聊天。我所说的老人，是指年纪特别老的那种，可以算我们的爷爷辈。我喜欢听故事，尤其喜欢坐在那些白发白眉白须飘飘的老人身边，看着他们吧嗒吧嗒抽旱烟，讲述起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我掐着指头数了又数，才发现村里几乎找不到一个八十五岁以上的老人了。那样的老人，是村庄真正的大树，根须深深扎进这块土地的最深处，谙熟村庄内部所有的秘密。从他们那里，我们能看到村庄内部的绚烂多彩，看见村庄的前世今生。可惜，这样的老人越来越少了。我的眼前，似乎还能依稀看见他们的影子;我的耳边，似乎还回响着他们的声音。但当我于大年底赶回老家，却只能走到他们坟头，默默地站上几分钟。我们之间，已经被一方矮矮的墓碑隔开。

　　爷爷辈的老人已被岁月杀伐殆尽，成为一首首绝唱。接下来，该轮到父母这一辈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惊叹时间的飞逝，岁月的无情，人生的短暂。曾几何时，我们的父母还是挺拔的大树，枝繁叶茂，挡得住风，遮得住雨。俯仰之间，父母却老之已至，白了头，弯了腰，添了皱纹，增了病痛。当我看着他们染霜的鬓发，刀刻的皱纹，顿感阵阵心酸。不经意之间，父母已悄然老去，正在走向生命的寒冬。当大雪飘零的季节到来，谁能留得住他们佝偻的背影？有多少生龙活虎的叔叔伯伯，有多少勤劳能干的婶子阿姨，老得不成样子。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有的竟然疾病缠身，有的甚至撒手而去。来不及挥一挥手，来不及说一句话，他们就这样遽然而去。每次回到村庄，我常常站在风中，望着他们走过的熟悉的小路，却无法等到那一个个熟悉的身影。我与他们的相聚，渐渐变成了走到坟山之上，久久伫立于荒草之间，听风过荒野，叹息声声。

　　事实上，不止是父母，就连我们这一代，已是老之将至。偶尔面对镜子，不由悚然一惊，额头的发丝悄然白了几根。我知道，属于我们这一代的大雪终将到来。谁也逃不脱，我们必步父母的后尘，走进大雪飘零的季节。我不敢相信，当生命翻到最冷的那一章节时，我们该如何面对？也许，我们只能任由冰雪覆盖，长眠无声。从今以后，当我们一次次回来，却只能彼此当镜子，看着染霜的面容，不由叹息一声：唉，老了！

　　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那些熟悉的面孔还能剩下多少？那些二十几岁的面孔，那些十几岁的面孔，那些五六岁的面孔，那些刚刚从娘胎里钻出来的面孔，于我而言，是不是无比陌生？当然，我对他们而言，也不过是个陌生人。我一次次回去，不过是为了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当那些熟悉的脸逐渐褪色，泛黄，风化，凋落，消失，我也就失去了回去的意义。那時候，那个村子也不再属于我，属于我的村庄已经消失。剩下的是另一个村庄，它是另一群人的村庄。

　　那时候，就算我们还能回来，也许只能独自走过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