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

　　

　　从北京的东三环到东五环，直线距离最近也就四五里地，可是从我居住的西坝河要到双桥的于家围就得二三十里，虽然一个在三环里，一个在五环外。过去，这西坝河一带，也属于农村，归太阳宫乡管辖。我印象中，这里不种小麦、水稻和玉米，专门给城里种各种蔬菜。中国人很会发明词汇，比如农民就又可划分为菜农、果农、烟农、茶农、粮农。我从小居住的于家围，现在属于豆各庄乡管辖。豆各庄，听起来很土的一个地名，即使这样，还分南豆各庄北豆各庄，想必豆字开头要比张王李赵好听一点。其实，稍微熟悉这一带历史的人都知道，北京的东南郊，在明清时期，基本上都是城里人家的坟地。于家围过去叫于老公坟，周围的村庄还有什么何家坟、孟家坟、英家坟等等。几年前，作家叶广芩根据儿时的记忆，写了中篇小说《太阳宫》，引起了太阳宫乡政府领导的关注，四下里托人寻找叶广芩，最后找到我。我和叶广芩很熟悉，便打电话给他们牵线，终于在一个炎炎夏日于太阳宫乡政府见面。乡长说，太阳宫过去叫太阳庙，可惜“文革”时给拆了。现在，老百姓要求重建的呼声很高，希望叶老师能够参与其中。我和叶老师听罢，频频点头，表示只要政府找到钱了，我们愿意出些主意。

　　双休日，我回于家围。这已经是我多年的习惯，只要不出差，我就回父母家。此时，父亲已于几年前去世了，母亲一个人独自撑着大院子。院子里种植着石榴、柿子树，当然还有蟹爪莲、夹竹桃、月季和茉莉花。父亲过去在村里当支书，大约当了有三十年，属于老干部，我和妹妹、母亲，当然属于干部家属了。在农村，家里有当干部的，在诸多方面都很方便。譬如，家里来个亲戚朋友找我父亲，我只要到房后的村办公室对着传达室喊一声“广播一下，说书记家来人啦”，一会儿那广播喇叭就会连续喊上三五遍。再譬如，我每天中午都可以看到《北京日报》《法制日报》，包括我的各种信件，不管刮风下雨，传达室的本家瘸二哥都会准时送到家里。最让我享受的，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每天晚饭后，父亲都要在大喇叭上就一天的工作进行总结。他说话没有什么逻辑性，说起来啰嗦没完，一说就一个多小时，也不知道村民认真没认真听。用当下的时髦词形容，他那是在刷存在感。后来父亲去世了，我们家就像破落王孙，再也没有往日的优越感。有一次，我家的电灯不亮了，母亲让村里的街坊跟电工打个招呼，结果等了一天电工都没来。晚上，我亲自到电工家找他，他懒洋洋地把一碗热粥喝干净才不情愿地跟我回家。要是在过去，我只需在他家门口喊他一嗓子，他就会放下任何事情马不停蹄地到我家。过去，我体会不到什么叫世态炎凉，什么叫人走茶凉，现在终于明白了。

　　我对母亲说，太阳宫乡政府要重建太阳庙了。母亲说，修坟建庙，这可是积德行善的好事。你还记得小时候咱们村西的大庙吗？我说记得，当然记得。我上小学一二年级就在那庙里。那庙是土地庙，前后两个宅院。前院有一棵千年古槐，由于年代太久了，树中间形成一个巨大的空洞，里边能坐下三四个学生。唐山地震那年，这棵树倒了，从树洞里爬出几十条草蛇，很是吓人的。从那以后，学生们就再也不敢再到大庙里上课了。母亲回忆道：我刚嫁到于家围的时候，你父亲在大庙旁开一家小卖部，那时叫合作社，虽然卖的东西不多，也就是简单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可乡亲们买着方便。我说，爸是个老实人，他不会作假，比如往酱油、醋缸里兑水；他人脸又热，谁要是没带钱，常在柜台上赊账，时间长了，小店连进货的钱都没有了。母亲说，谁说不是呢，那个年月，家家都穷得叮当响哩。

　　我喜欢一个人在上房最西侧的那间房里写作。八十年代，家里翻盖了新房，由村中搬到东南，门口有一个大大的鱼塘，写累了，我就到鱼塘的坝上遛弯儿。在这间房里，我的作品源源不断发表，最终让我走上专业写作的道路。我离开农场前，正赶上下海经商热。我们双桥农场，下辖5个乡政府，包括我曾经担任过4年团委书记的豆各庄乡。记得我要注册的公司叫北京八达广告公司，跑手续用了二十几天，还花了三千块钱验资费，眼看执照就要批下来了，这时北京市总工会的《北京工人报》创刊了。报社的领导是我的老朋友，希望我能代表农垦系统进入报社，做专职记者。听到这个消息，我的惊喜是无法想象的。要知道，进报社，对于一个长期在基层从事业余创作的普通人来说，那简直是梦幻。我找到农场场长，告诉他我不想开公司了，我要到报社当记者。我甚至说，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补交三千块验资费。场长一听笑了，说你到报社，是好事，是咱农场的光荣。不要说出三千块钱，就是三万也值得啊！不过你要记住，农场永远是你的家，你随时可以回来。场长的话让我很感动，在以后，我先后又调动了五六家单位，再也没有遇到农场场长那样境界的领导了。我是含着眼泪离开农场的。那里有着我的青春岁月，也埋葬着我的亲人。

　　印象中，我在房间里正在写小说《青春的答卷》。这个小说，我从18岁就开始写，写了好几次都半途而废。我不是缺少生活，而是缺少对生活的提炼。尤其是坐在电脑前，有时头是懵的，怎么也找不到进入的节奏。于是，就坐在桌子前面发呆。这时，母亲往往就会说，出来待会吧，老在屋里写，能把人写傻的。对于我的写作，写什么，母亲是理解不了的。她和村里的许多人一样，对写作这行业是拒绝的。在当地人眼里，写作的还不如做小买卖的，更不要说当个场长、乡长什么的。这让我想起，在1990年夏天吧，那时我还在农场搞工会工作，在《农民日报》举办的一次文学作品征文中，我得了个小奖。颁奖那天，我心中仰慕已久的作家浩然老师来了。还有一位，是著名作家刘震云。那时的刘震云因写出了《塔铺》和《新兵连》正红得发紫。刘震云的身份是《农民日报》记者，我很羡慕他。午间一起吃饭，刘震云不善言辞，倒是浩然老师谈笑自如。当有人问到刘震云出名以后有什么感觉时，他的一席话让大家哭笑不得。刘震云说，他从北大毕业分到《农民日报》，村里的人很不屑，认为这北大白上了。村里人问刘震云，在报社都干什么，刘震云说就是编辑稿件，写写文章。村里人说，写那玩意儿有什么用，不如到农业部帮助批几车化肥，弄几吨盘條。刘震云实话告诉乡亲们，他没那个本事。

　　我和刘震云有同样的处境。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我双休日照常回家。进门，看父亲闷闷不乐。我问他怎么回事，父亲说，乡里的党委书记找他谈话，说他年龄大了，观念陈旧，跟不上形势，决定让他退居二线。我知道父亲距退休还有几年，他是不舍得那个官位。一个当了几十年村支书的人，冷不丁地让他退下来，他还真忍受不了，关键是有几个比他年龄大的村干部也还没有退下来，这让父亲很不平衡。我问父亲，你哪里得罪领导了？父亲说，党委书记和村长到洗浴中心一晚上消费六千多，他们拿发票让我签字，我说一个农民撅屁股干一年活都挣不了六千块钱，这票我不能签。父亲天生胆小，让他干伤天害理的事，他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的。我和这个党委书记在农场曾经共过事，他的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参评材料还是我帮助起草的。我不想找他为父亲说情，只给他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做事要小心，不要以为有点权力就可以任性，那样最终只会害了自己。

　　也许，在父亲的眼里，他的儿子还不能保护他。同样，我的同学也觉得我没什么用。我有个初中同学，上学时跟我关系很好，毕业后多年没联系。某日，在地铁站相遇。他问我做什么呢？我说在报社当记者。他又问我，平常都跟什么人打交道？我说，主要跟作家、记者打交道。或许由于我说话语速快了一些，他听成了跟做家具的打交道。他便跟了句，你问问谁有刨花板？我听后先是一愣，然后告诉他，我认识的人不卖刨花板、三合板，他们像我一样，只会写写文章。同学看着我，感到很失望。我们只好就初中的几个能记起的同学聊了几句。临分手，同学突然想起了什么，问我跟他们那个乡的乡长是否认识。我说，过去在农场工作时，见过几面，没有什么深交。同学说，他们家马上面临拆迁，如果我要能和他们乡长说得上话就好了，起码能给多算点赔偿款。我说，这很难，我自己家的亲戚拆迁也不曾找过任何领导。同学说，你书读多了，要知道，这是个人情社会，你平常不和人家走动，人家怎么会主动联系你呢？同学的话，让我很吃惊。想想也是，我在农场工作六年，几乎所有大小官员都认识，可这几十年来，我找过他们办过一件事吗？或许，在世俗的眼里，我这叫资源浪费，可是，我也没有损失什么呀？

　　“别写了，出来一下，你二舅来啦！”母亲的呼唤，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写作的时候，是不愿中间停下来的。村里找父母串门聊天的人很多，我如果每个人都打招呼，这一天就什么也别干了。我多次对母亲说，家里一般的街坊来了，您张罗一下就行了，最好别叫我。母亲说，出来说句话又能怎么样？千万别让人家说你架子大。“我能有什么架子呢，我只是不想耽误时间。”我不止一次赌气地对母亲说。母亲听后，很是不高兴，说照你这样，街坊都会让你给得罪光的。

　　母亲说的二舅，是一个收废品的中年男人，五十多岁。他骑一辆自行车，车后座一边一个大筐，筐里放一杆秤。他从门口路过时，正好母亲出门倒垃圾。“你不是老陈家的大姐吗？”中年男人看着母亲，惊喜地叫道。母亲停下脚步，手里拿着土簸箕，定睛看了看中年男人，问：“你是……”“我是村西塔凤和家的塔老二啊！”“怎么，你是塔老二？”母亲也感到十分惊喜。虽说母亲的娘家归通州，距我们于家围也就十几里，骑上车顶多半小时的路。但自从十几年前我姥姥去世后，母亲几乎很少再回娘家了。对于娘家村里的人，母亲由于十八岁就出了门子，她能记住的十分有限。以前，父亲当书记的时候，母亲娘家村里时常来人找父亲寻活干，或者要买稻苗、草绳等。

　　母亲的娘家叫口子村。塔姓人家有三十几户。我要说明的是，这塔姓人原籍在双桥的塔营村。塔营位于通惠河南岸三四里，在清朝时住着一个掌管漕运的粮官。其级别为千户营，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吧。相传，在康熙年间，这塔千户在管理漕运粮食时动了歪脑子，偷偷克扣公粮往家里藏，结果东窗事发，被康熙派人把家抄了。巧的是，当时塔千户有个小儿子，没有住在村里，而是随母亲回了娘家，也就是口子村，由于姥姥疼外孙子，留孩子多住了几天，因此抄家时免于一难，留下了这根独苗。经过几百年的繁衍，如今的塔姓人家在口子村共有几十户上百口人。我小舅舅八十年代中期结婚，娶的媳妇就是塔姓姑娘。

　　按街坊辈分，中年男人管我母亲叫大姐。于我，自然而然地就要称呼他二舅。二舅一点不见外，往院子中央的茶桌旁一座，母亲给他沏好茶水，又切了半个西瓜，还把我珍藏的中华烟打开一盒给他抽。二舅和母亲唠着家常。我出来叫了他一声二舅，就坐在旁边和他攀谈起来。他说，我小舅妈是他的堂妹，没有出五服。我说，你们塔姓本来就是一家，几百年来，从一个人繁衍到几十户上百人，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二舅说，谁说不是呢。我问二舅，这收废品一天能挣多少钱？二舅说，说不准，凑合挣口饭吃吧。

　　聊天中，得知二舅有两个孩子。姑娘嫁到太阳宫乡，儿子则在当地的一个乡镇企业。我一听说二舅的女儿嫁到太阳宫，就问，您听说太阳宫那边要重修太阳庙了吗？二舅说，好像听过那么一耳朵，只是那庙跟咱们关系不大。“那您说什么跟您关系大？”我问二舅。二舅说，以前日子过得饥荒，什么也不敢想，现在日子好过了，我们塔姓的几个管事的人商量，想建个塔姓祠堂。我说，建祠堂是好事啊，可以团结族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二舅问，你说这祠堂是建在口子村好呢？还是建在塔营村好？我想了想，说，还是建在塔营村好，只是这建房要经过政府部门批准的。听说塔营村即将面临整体拆迁，估计比较难。听我这么一说，二舅说，你是文化人，用你的笔杆子在报上写篇文章，给我们呼吁呼吁。如果需要花钱，我可以出一点，不会让你白忙活。二舅的话让我无地自容。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

　　中午时分，母亲在厨房好一通忙乎，为二舅做了五六个菜。我不善喝酒，还是陪二舅喝了几杯。二舅走的时候，我在床上已经睡了一个多小时。等我醒来，母亲对我说，你别忘了，你答应你二舅的事。我问母亲我答应什么了，母亲说，在报上写文章啊。我听后，脑子不由嗡地一下，心说，好端端的休息日，從哪冒出来一个二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