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国华

　　

　　“请进”。

　　“哎呀，真是小钟啊……”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笑容可掬的向我奔来，热烈而亲切，很自然就把我的笑容勾了出来，办公室里顿时充满了温暖。因为我立即就认出来这是当年连队指导员的妻子——刘姐，尽管我们已经有许多年不见了。

　　“刘姐，你变化不大。”刘姐拘谨地坐在沙发的边缘，好像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手里捏着已经叠得整整齐齐的布口袋，放在膝盖上一遍又一遍的摩挲着，似乎能从那口袋里挤出什么合适的词句。我想消除她的局促开玩笑说：“听说您和指导员也搞活开放啦？”因为我听到了不少关于他们的传说。

　　她稍显尴尬的笑了笑，没有责备我的意思。脸一红说：“小钟啊，处长——”我打断了她的话，真诚的说：“都是老连队的人，千万别客气。什么处长，我还是当年的小电工，副连长。”我知道敲我的门都是麻烦事。

　　“那刘姐就不怕你笑话了，可能你早就听说了，我们九二年离了婚，现在算起事都快四年了。这不孩子们天天闹，天天打电话让我们复婚，弄得人没办法呀……”她好像并不甘心，无奈的叹了口气。

　　“我怎么听说离婚后你们又各自成家了呢？”我知道他们都曾尝试过另一种生活。“别提了，又都离了。两边的孩子都闹腾那日子也没法过。”刘姐可能从我的表情中看出对她有点埋怨，坦白地说：“是我先提出离婚的。小钟啊，你是知道我在连队过的是什么日子吧？他一天脏的跟猪似的，什么事也不帮我，这群孩子没把我拖死呀……”往事不堪回首，刘姐眼里含着委屈的晶莹。我安慰她先喝点茶什么事慢慢说。我转过身伫立在七楼的窗前向远处眺望，在那遥远的大路尽头，在那绿海一样的林带的树尖上，眼前仿佛渐渐升起一个灰色村庄，那九百多人的连队里藏着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和秘密……

　　当时的连队里既有城里下乡的知青也有坐地户，坐地户就是当地人，我本来在工业连队当电工，不知哪根筋出了毛病，一再要求到艰苦地方锻炼，自愿报名来到了这个以农牧业为主的连队。到这儿的第一天接触的就是指导员。“好啊，好啊，年轻人有理想有抱负还是要来最艰苦的地方……”他热情洋溢的一番话让我感到亲切友好一见如故。指导员姓左，说我是年轻人其实他的年龄并不大，顶多比我大八九岁，只不过他长的黧黑清瘦有点显老。他中等身材嘴唇稍薄，牙齿凌乱但白净，一只受过外伤的右眼半睁着，但左眼却异常明亮，看人时目光集中像在瞄准，有一定的威慑力。按照这里的惯例指导员自然也有一个被夸张的绰号——左瞎子。

　　但刘姐却与指导员截然相反，虽然已是一群孩子的母亲仍风韵犹存。个子不高但白皙光洁的脸上镶嵌着一双明亮的眼晴，两条柳叶眉像描画上去的那样清朗，唇红齿白走路轻盈，剪裁合体的蓝衣裤褂总保持整洁干净，给人一种勤劳大方的印象。这两口子站在一起，一个黑一个白，一个利索一个邋遢，的确有点不般配。那怎么成了一家人呢？这不得不从他们风华正茂时说起。

　　那时还没有知青下乡，这里是农场的一个生产队，指导员凭着能说会道和吃苦精神已经是队里不脱产的团支书。收工后农闲时团支书就组织年轻人搞文艺活动，在那时没有电更没有什么电视，一年到头也看不上两场电影，二人转成了主要娱乐项目。团支书因陋就简组织年轻人演出，在明亮的气灯下刘姐这个小巧玲珑的漂亮女子随着团书记在土台上转来转去，颇受乡亲待见，于是转的更加起劲，终于把刘姐转晕了头假戏真做嫁给了团支书。等刘姐醒过腔来生米已成了熟饭，年轻韶华的好姑娘变成了七个丫头的母亲。知青下乡时这里已经通了电，灯光下破破烂烂的土房里就像“拔萝卜”故事里那一串——依次渐矮排列着一个比一个小的七个女孩，被人们戏称为七仙女。

　　“七仙女”并没有给这个家带来什么福音，她们都太小还没有什么神力。所以指导员家的生活比别人更显窘迫，好在大家都一样穷，没大的差距心里也就平衡了。那时虽然生活不富裕，但人们脸上显得比现在平静。尤其他们两口子永远怀着二人转演员的乐观风趣的心态，笑起来依然是那么灿烂。

　　当人们还没把追求物质利益当成生活目标，周围的人生存条件基本相似时，人与人之间似乎更容易沟通和亲近，精神上甚至是高尚和愉快的。

　　指导员不是口头革命派，他能吃苦，性情火暴，干起活来不管不顾，而且专捡最脏最累的活干。冬天积肥时他第一个跳到厕所的粪坑里，也不戴口罩举镐便刨，粪渣溅到脸上脖子里他用袖子一抹；送粮扛麻袋，肩上压上一百七十多斤的小麦，走在三十公分宽的跳板上向上攀登，能一袋接一袋的扛。所以他总是浑身泥土一脸汗渍，皱皱巴巴的衣服上总是沾满草屑，鞋子裤腿上总是蹭满泥点和牛屎。指导员对自已都那么狠，要求别人严点真是情有可原。

　　连长和指导员对我很照顾，我提出的要求总是想法设法的满足。指导员指着一间破烂不堪连个窗户都没有的小仓库说：“这就算你的电工小屋吧，放工具和材料，让木工房给你钉个案子能看书也能干活怎么样？这里的条件有限和上面的工业连队没法比。”我只好点点头，在周围环境都很恶劣的情况下你的要求就会自然降低。

　　我喜欢静，因为我喜欢看书，除了电工方面的业务书也喜欢看古诗词和小说。当我把这里打扫干净把门一关，在这通亮的小屋里竟有点世外桃园的感觉。

　　电工划归机务排管理，但干什么活都是自己说了算，属于相对自由的人。人们对有技术的人很尊敬，特别像我这样既可以为大家修电灯电线又会修收音机的人，加上我勤快人缘又好所以很快被选为连队团支部书记。这不免让人嫉妒。一次驾驶胶轮拖拉机的机务排副排长在我给他修收音机时发现桌子上的两本古诗词，跑到指导员那儿告了密，但指导员不以为然的说：“电工不看书，不钻研怎么行？”指導员对书不反感。这事是在连部当会计的朋友小王听到后告诉我的，让我对指导员充满了敬意。

　　麦收时节永远是让种田人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这段时间我突然对麦场发生了兴趣，没事就往那里跑，自由职业的优势这时就显示出来了。电动扬场机的传送带上流淌着一条由麦粒组成的小溪，这条金色的小溪从下向上流动，到了顶端被射出去，在空中画出一道灿灿的虹，煞是壮观。那少量的草籽和麦芒瘪粒被风刮落到堆外，而落点下魔术般的长出一座金山。在这美丽的画面下有两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最脏最累，一个是填料的顶风面，一个是落点的顺风面，因为麦收正处盛夏，这两个地儿一会就会让你浑身落满灰尘和草屑。我检查完电机高兴了就会在这里劳动一会，却从来不站在这样的倒霉地儿。

　　其实我到这里来不但是为了感受丰收的喜悦，我心中有一个天大的秘密——因为我喜欢上了这里的一个姑娘。她那双深邃明亮的眼晴，健康活泼的身姿和那两条乌黑漂亮的长辫子把我的心栓住了。

　　指导员站在顶风面，小眼晴眯成一条缝，木锨上下翻动正向转动的料板上撮着麦粒，须臾，在机器的轰鸣声中他变成了满身灰土、一脸麦芒的土人。只有说话和大笑时露出不整齐的牙，让人感动。而这时的下风口处农业排长老张乐呵呵的拿着扫帚，在轻轻的划拉着落在大堆上没被风吹走的瘪粒和草籽，形象和指导员差不多。

　　来暗送秋波的我本想干一会就走，这时也不忍离开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小车不倒只管推”，谁也不好意思偷懒。金山在变大，而我已经汗流浃背。不知道是指导员早就看透了我的小把戏来个欲擒故纵，还是对我偏爱，用欣赏和鼓励的目光瞄我一眼说：“看咱们电工多能干。”凭这句话就会让我累个半死。当然这也不全都是指导员的功劳，因为长辫子不时飞过来的眼神儿就像给我传来能量，身上有使不完的卡路里。她那娇嗔的一瞥和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让我忘记了苦累而感到由衷的幸福。

　　别人是在为革命出力流汗，我是为见一面心上人而出力流汗，流这种目的不纯的汗还能受表扬真让人愉悦。那时的麦场啊就像一块磁石，我就像螺丝钉一样被牢牢的吸引着。这才叫一箭双雕，名利双收。不，不对，那时没什么利，应该叫“名情双收”。

　　中午休息时，指导员把大家集中到场院边那棵大杨树的蔭凉里开会。他拍打着身上的灰土，揉了揉眼晴。

　　“无产阶级就要有无产阶级的形象——”指导员讲话开门见山，很少铺垫直奔主题。“谁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张排长，还有咱们电工小钟和大多数在坐的同志。穿得破点、脏点是无产阶级本色，是美！”他为美这个词确定了概念。“而有个女同志太出格，是来劳动呀，还是来演戏？穿的红红绿绿、干干净净的像个资产阶级的娇小姐。是美吗？能劳动吗？……”

　　大辫子向我伸了下舌头撇嘴似地笑话我，但大家的眼晴正落在一个叫小凤的姑娘身上，因为只有她今天穿了一件红艳艳的新衣裳，在一片蓝灰黑的装束中十分扎眼。这是职工老叶的独生女，任性又厉害。她的脸涨得像要渗出血了，呼的一下从地上站起来，冲着指导员大喊：“怎么啦？我穿件新衣服耽误干活了吗？我怎么成资产阶级小姐了？干啥批判我？……”说着哭出了声。

　　张排长跑到小凤面前让她先坐下，会场一时很静，不知下步如何发展。指导员懒得理她，哭声反而激活了他身上固有的二人转文化基因，精神抖擞的说下去：“别来这一套，革命群众是王母娘娘洗衣服见过的大棒槌。报纸上说了，贫下中农身上的牛屎最美！怎么着？资本主义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算什么批判，老鼠拉木掀——大头在后边呢……”他时常把上级文件和自己的歇后语、俏皮嗑混合在一起说出来，理论联系实际，让人分不清哪个是上级精神哪个是他的观点。他的语言犀利，妙语连珠，嫉恶如仇，滔滔不绝，让人叹为观止。

　　情节发展的有些扑朔迷离，上纲上线的批判让人们的认识发生了飞跃。穿新衣服事小，资本主义复辟事大。小凤可能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哭声憋了回去。我看到她向排长嘀咕了句什么，悄悄离开了会场。工夫不大，她瘦小的身上罩着一件极肥大的、她爸爸劳动时穿的黑褂子，逛逛荡荡的走了回来，还故意在指导员面前挑战似的晃了两下。由于袖子太长根本露不出手，那动作就像古装戏中的甩袖，我们看着想笑，但谁敢笑呢。

　　我像看戏一样美滋滋的坐在地上，用电工刀割下裤子膝盖处残破的布条，这破裤子开始露肉了。我是鞋有洞、裤子上有口、衣服上有汗，一副破衣喽嗖的样子，就像后来电视剧中的济公，却符合当时的审美观，接近贫下中农的形象。

　　但这次表扬却引起了大辫子的不满，她反对我的革命化形象。收工往回走时，我帮她抬一摞土筐往仓库送，因为她是班长，收摊子的事都她管。我正兴奋的说着刚才的事，她辫子向后一甩嗔道：“表扬你一句还挺美呀？我才不信衣服脏破是美呢。你明天把这条裤子换下来给我，我给你洗一洗补一补，看你脏的那样！”没等我答应她又说：“你以后少上这儿来凑热闹，又脏又累的干啥呀？”我反问道：“你说为啥？”她脸上飞起一层红云，跺了一下脚佯嗔道，“你真坏，看指导员知道了批判你！”

　　指导员是抓方针路线的，哪有工夫管我们的闲事。上级派来了工作组，他们的任务是“割尾巴”。文件先在党团员和干部中传达，这是惯例也叫政治生活，层层发动骨干带头。

　　那天我穿着膝盖处已经补两块和她裤子一样颜色补丁的裤子，从电线杆上下来时，正好碰到指导员。他瞄了一眼我裤子上的两块新补丁问：“小钟，你们团支部讨论的怎么样？”团支部书记有向党汇报的义务。我对他说我们这儿经过这么多年的运动，已经没啥尾巴了。他叹了口气，我俩为难的伫立在村口，望着眼前低矮破烂的土房，各家房前屋后没有一棵树一根苗一朵花，没有谁家超过规定饲养鸡鸭。坍塌的院落，下沉的山墙，到处残垣断壁，资本主义就像草原上的大灰狼早就消失了，上哪去找它的尾巴呢？

　　第二天晚上，指导员兴冲冲的告诉我，副排长又立一功，他发现了一条尾巴，让我快去敲钟开会。工作队的人听说终于找到了尾巴一个个笑逐颜开。

　　批判会在土食堂里举行，告密者幸灾乐祸的坐在头一排，紧靠着工作组的同志，借用当时时髦的说法是“靠近组织”。从他那志得意满的表情上能看出他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许多同志对运动产生了厌倦情绪，说什么我们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尾巴可割了，耗子尾巴上长疖子没大脓水了。错！昨天接到群众举报东边坝下出现了一片小开荒，今天我到那儿一看，呵，种的胡萝卜，资本主义的小苗长得挺旺盛，这不是尾巴是什么？……”指导员侃侃而谈。

　　从他兴奋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其实他挺感谢这个尾巴，不然割什么？难道让指导员交白卷吗？

　　“我要给这个长尾巴的人一次机会，自己把它割了吧，明天如果自己不铲除就开现场会，让革命群众帮你铲，但是要收劳务费的……”指导员对自己既坚持原则又体现人性化的决定很满意，工作组的人对指导员的做法很欣赏，不断地点着头。指导员没忘记前排就坐的他，冲他点了一下头，算是对告密者的犒赏。

　　第二天那片可怜的小苗都铲除了。大辫子告诉我原来那是他爸偷偷种的，那天夜里他爸像贼一样又偷偷把尾巴割了。自己种出的小苗，自己毁了，心疼得落了泪。我听后不知道如何表态，到底是谁错了呢？

　　几天以后指导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严肃的问我对这次割尾巴的看法。又问我知不知道是谁种的，我把脑袋摇成拨浪鼓，我不知道自己的眼晴是不是已经把自己出卖了，他狡黠地笑了笑，让我回去了。

　　傍晚，我把这事告诉了大辫子，她眨着聪明的大眼晴咯咯地笑着说：“真逗，指导员可能看出咱俩好了，可得小心。今天早晨他也问我了，我也说不知道，你说多有意思……”

　　这次割尾巴其实群众挺反感，多数人不认为种点小开荒资本主义就能复辟。针对这种思想指导员在大会上说：“有人说我是宁左不右，这就对了，我就是要宁左不右。左是革命，右是反革命，我希望大家都要宁左不右。”他向全连发出了号召。

　　我小心翼翼的说话做事，生怕他把我和大辫子一起撒谎的事拿到会上公开。后来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入夏铲玉米地时，男女劳力虽然在一个地号劳动却相距很远，这主要是为解手方便。小苗不足半尺高，无法遮蔽住人，广袤的田野让人一览无余，枯燥的重复动作让在阳光下无处躲藏的人们昏昏欲睡。

　　指导员检查完男劳力工作质量后由张排长陪着检查妇女干活的情况。张排长穿着大裤衩子，光着脚用他惯用的涉黄语言对女人们的工作进行了戏谑的批评。这说不清是批评还是挑逗的语言一下激起了女人們的兴致，就像电压不足的灯泡暗淡昏黄而电压突然升高就明亮放光一样来了精神。这时连队的会计小王骑着自行车来到地里让指导员到工作组开会。指导员刚走，几个大嫂像打了鸡血似的精神振奋地把张排长围上，七嘴八舌地说：“我们长满野草，你自已铲干净了吗？大家说应不应该检查他一下啊？”还没等排长醒过腔来，亢奋的女人们七手八脚把排长放倒在地，大裤衩子被扒了下来，里面竟然没穿内裤，全场轰然大笑。场面像宣传队到地头慰问演出，又像谁在铲地时刨出了什么宝贝大家都争先过目，结果可想而知。她们大惊小怪地尖叫着、嬉闹着，扭腰转腚奔走相告。大辫子做为班长本想上前制止，又羞于自已姑娘身份，躲在远处既生气又想笑。而那些保守一点的媳妇则在外围好奇和羞涩地议论，场面像西班牙的斗牛节一样狂疯，简直是翻身农奴把歌唱！

　　这事我是第二天晚上知道的，副排长咬着嘴唇，脸色娇红的把大辫子往身后一甩，羞涩的叙述了整个过程。最后做了结论：“这些妇女一解放，比男人还野！”我没听懂她的观点，不明白妇女到底该不该解放。

　　张排长找指导员告状，也许是法不责众，也许这事本来就不必大惊小怪，指导员一直瞅着他笑。排长无奈只好阿Q式的自我安慰恶狠狠地说：“谁看了谁闹眼晴。”他把自已的家伙当成镁光灯了，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我看到那些大嫂们没有一个闹眼晴的，倒是比以前更加亮闪闪了。

　　指导员言简意赅地说：“女人也有好奇心，谁叫你撩骚她们。”老乡们把这种事当娱乐，不然生活多无聊，但请不要搞什么推理，不要认为反之亦行，可不敢开这样的玩笑。

　　指导员对与政治不相干的事有虚怀若谷的大度。他甚至也拿这事和张排长开玩笑，或者说我们那儿的水土让人们早就具备了开放的元素。有的知青要求指导员批判这不文明的行为，可他却不以为然地说：“群众找乐批判啥？谁还没见过……”我知道带头的大嫂里面就有刘姐，你让指导员怎么办？

　　两年后我在连队结了婚并当上了负责后勤的副连长。一天管理员找我想用玉米换小麦给知青食堂改善一下生活，他说三连四连都这么干，人家可是先进连队。我同意但应请示指导员。我指着场院里堆成山的小麦刚说完，指导员的眉头就皱了起来，左眼瞄着我绷着脸问：“这是谁的主意？嗯？”

　　从他那惋惜的目光中让我蓦然记起人们说过的一段住事。农场要变兵团时他也是个副职，在参加团里三级干部会议的五天时间里，开饭时他回回迟到，顿顿吃大家剩下的碎馒头和菜汤。这事引起了小小的震动，被军代表树为永不忘本的干部典型。

　　人啊，越穷越革命，指导员家可以用赤贫来形容。门前的院子连土堆成的围墙都没有，还不如电影《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家还有一个树枝扎成的小院。前段时间刚刚搞完的“公物还家”运动，全连几乎家家都进行了登记，不是用了公家的一条麻袋、一块木板、一个土筐，就是一把铁锹、几块红砖……连我这个连队干部都用过公家的焊条为自己家焊过一个铁炉子，补交了一元钱。全连只有指导员拍着胸脯说家里连半块砖头都没有，这种廉洁不仅让人肃然起敬而且也让你瞠目结舌，他把廉政推到了顶峰。

　　我把思想收回来据理力争：“现在打倒‘四人帮了，让大家吃点自己种出来的麦子也没啥。还是用玉米换……”我的论据还没说完，他严肃地打断了我，“哎呀，还一套一套的呐，我咋没看出来呢？你是海瑞啊……”他怀疑地望着我这个才提拔不久的副连长。

　　他谆谆地说：“你知道这个思想多危险吗？这叫瞒产私分。不，叫瞒产私吃偷梁换柱，太幼稚了，你以为文化革命结束了就可以讲享受？要知道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水深火热呀我的同志！”指导员对我不仅失望而且痛心。“谁再发牢骚讲怪话就组织吃忆苦饭！”他脖子一歪执拗地说。

　　我低着头没走多远碰到了她，她拽着辫梢还没听完就说：“生啥气啊，你是不是馋了？干脆让我妈给咱们做点好吃的吧，我爸昨天还说弄点鱼改善生活呢……”她咯咯的笑声冲淡了我心头的郁闷。

　　被割过“尾巴”的那个人如今成了我的岳父，我发现这个老中农运动了十年发财致富的心也没泯灭。他早忘了小开荒割尾巴的痛苦，昨天竟胆大包天的把屋后的荒地翻起来。听到这消息我立即去制止，但他却振振有词地说：“你还当干部呢看不出变化吗？越穷越光荣的时代就要过去了……”不得不承认他天天听中央电台的广播，上面的政策不比我知道的少，说到底他还是有颗不认穷的心啊。

　　星期六晚上是例行的排以上干部学习会，指导员读完报纸让大家开始讨论，累了一天的人们无精打采。虽然打倒“四人帮”已经过了一年多，报纸上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结束，但在我们这儿看不出什么变化，历史的惯性让我们还是按“既定方针办”。那个副排长阴阳怪气的要求发言，打破了这里的沉闷。“指导员，您注意到没有，这里有的干部家属正明目张胆的在家门口搞资本主义，竟然把房前屋后的荒地开垦起来……影响很坏……”说完叫板似的斜了我一眼。

　　他的发言像一潭死水中丢下了一枚石子荡起涟漪，大家都精神起来，目光集中到我身上，看来我不得不上台表演了。

　　谁都知道我当副连长他嫉妒的要命，所以一有机会他就向我挑战。

　　如果说我和指导员有善缘，那么副排长就和我有厌缘。我发现这世上有的两人一见面就有好感，而有的初相识就互有反感。在我刚来不久参加“批林批孔”的讨论会上，我们进行了第一次交锋。当时全排人散乱地坐在修理间闷着头，不知道对二千多年前的“孔老二”（孔子）如何批判，遥远的历史让人们敬畏。我有些卖弄的带头发言，背诵了几段“子曰”后，给大家又做古文翻译。副排长警惕地盯着我忍无可忍的爆发了：“你是批判呢还是放毒？你怎么把孔老二美化的跟圣人一样呢？”我笑了，不耐烦地说：“你让我发言又打断我，不了解怎么批判？比如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话就应该批判！大家都知道小人讨厌烦人难养，但妇女能顶半边天，把妇女和小人混在一起说就很反动，你说对不对？”他张着嘴愣怔地看着我。

　　——掌声起，我的发言被四十多人的掌声打断。我被大家一致推举代表机务排到连队大会上发言，一举取代了副排长长期以来代表排里发言的地位。他气得涨红着脸狠狠地一摔门走了。

　　今非昔比，我对他的挑衅早已胸有成竹。我矜持地站起来，用与己无关的口气说：“刚才副排长的话有一定道理，谁搞资本主义我们就和谁斗！我们就要按既定方针办，让大好形势……”大家奇怪地望着我，以为我要做自我批判。会场上很静，指导员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这时如果谁站起来呼口号效果一定不错。

　　他正仰着头带着冷笑瞅着我，我用鄙夷的目光看着他，顿了顿说：“不过前几天我岳父在家房后开出一片荒地而且种上了蓖麻。大家知道蓖麻是油料作物但人不能吃，它有毒却是飞机上的润滑油。一些中学的学农基地就种它，这属于国防战备物资。有的人整天惦记割尾巴，而忘记了反帝反修的战备需要，这是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如果大家认为国防事业不用关心，回去我就把种子刨出来，而且我将引咎辞职！”

　　我不明白自己没学过逻辑学怎么会给他出了一道二难推理题。那时有个罪名叫“打着红旗反红旗”，我是打着割尾巴去长尾巴。大家被我俩的发言绕晕了，指导员像玉皇大帝遇到了真假猴王，一时亦难下结论。他脸上呈现出复杂的微笑，在做会议总结时指导员说：“今天讨论的挺好，打倒四人帮后出现了许多新事物，关于刚才副连长的观点和做法我向团里汇报后再说，散会。”

　　几天后，只是几天以后，人们看到我平安无事才如梦方醒般的行动起来。像当年南泥湾大生产运动——闲置多年房前屋后的土地被翻了起来并且一律种上了蓖麻。榜样的力量之所以无穷，那是因为得人心。那年夏天蓖麻的绿叶子覆盖了全村，秋收后岳父家把两麻袋蓖麻籽交到粮库换回二十多斤豆油和六十多元人民币。在每人只供应半斤油的年代，该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吧。

　　凡事都有例外，全连俨然成了蓖麻专业村时，指导员和副排长家屋后仍然荒草碧连天，他们有自己的坚守。

　　人要是气不顺喝凉水都塞牙。开了二十多年车的副排长前几天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平地翻车，原因就是大胶轮在转弯时忘了刹车减速。万幸的是拖斗里没有人，副排长只是被甩了出去受了点轻伤。

　　形势确实发生了变化，多年来一直鼓动人们批判这个打倒那个的报纸竟然刊登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习惯于不用思考过日子的人们有些无所适从。一天我们从报纸看到南方有的地方居然把地包产到户，胳膊包着纱布的副排长脖子一歪惊叫道：“这叫什么事啊！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今后的日子咋过呀——”指导员默默不语，好像也转不过来这个弯子。

　　不久指导员调離了这里，去一个偏远的小连队当副连长了，我被调回了工业单位当了那小厂的厂长，和指导员见面的机会更少了。偶尔只言片语的听说指导员好像突然老了，连那些脱口而出的歇后语都忘了。接着听说刘姐跟他离了婚，我心里有点为指导员鸣不平，可不久又听说指导员也找了一个女人结了婚，他们好像扯平了。屈指算来我已经有十多年没见到他了。

　　这些年我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时间过的飞快，好像每天不够二十四小时，眨眼一天，转瞬一年，物质越来越丰富内心却越来越空虚，我们这是怎么啦？

　　“小钟，你想啥呢？刘姐是不是耽误你工作了？”刘姐抹了一下眼晴看着我办公桌上的卷宗说。“没想啥，过去我们在连队多有意思。您喝水，慢慢说。”看着韶华不再的刘姐，我从连队的泥泞中回到现实。但现实仍让她愤愤不平：“我跟别人结婚啥都没办，这么大岁数了，怕磕碜呢，可那个死不要脸的找了一个农村女人还大办一场呢！听说摆了七八桌，你说一个二婚显摆啥？多不要脸！”从她义愤填膺的表情上能看出她对大操大办的痛恨。说实话，我是没接到信不然我肯定会参加那个不要脸的宴席。但我搞不明白刘姐来气是因为自已二婚没办后悔，还是指导员大办浪费钱心疼，可能都有一点吧。

　　我问起七仙女的情况，刘姐脸上荡起幸福的神彩。她告诉我姑娘们都出嫁了，工作生活都很好，自已已经当姥姥了。哎，孩子们都大了，也不用操心了，这人啊图个啥，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啦——她的不惑年龄比别人晚。

　　她给我讲了当年连队一些人的近况，那个爱美的小凤姑娘现在更美了，她当了小学校的音乐老师；被妇女们欺负过的张排长和他老伴成了养牛专业户，发了财；副排长开的那台老掉牙的破车报废了，后来也包了地……

　　深秋的阳光从宽大的玻璃窗投射进来，照在身上暖融融的。刘姐的眼晴里像秋天的湖水一样平静。我奇怪地问：“办复婚应该两个人的事，指导员怎么没来呢？”“就为这个我才找你么，他在楼外不敢进来，怕见你，怕见楼里的熟人儿。这老不要脸的，现在也知道磕碜了。”我坏笑了一下，刘姐脸一红解释说：“我也是豁出这张脸上来的。你看，我俩以前的离婚证都带来了，你还信不过你刘姐吗？”“相信，这是好事。我马上让他们给你办，复婚后就安定团结吧，开放到此为止。”我坚决地说。她脸一红低着头说：“看你说的，都多大岁数了还开放？”

　　我随后跑到楼下，看看我那既辛辛苦苦又过于叫真的指导员，但找了半天也没看见他的人影，他躲哪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