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和平

　　记得是在我大约12岁时的一个周末，那时一周只休息一天，所以这一天对于上班工作的人来说，就显得尤为珍贵。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每个周六的傍晚都是无比温馨的，因为父亲就要从地处北京西郊的工作单位回来了，但因离家距离较远，所以他一周只回来一天，周日下午就要返回工作单位。而我和妹妹这一天下午都早早放学，并及时把老师留的作业做完了。病休在家的母亲提前几天就开始采买，准备周六的晚餐。每个周六的晚餐，都像是家里的一个重要仪式，洋溢着无尽的温暖与幸福。

　　当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要吃饭时，父亲从家里小柜中拿出一瓶当年非常稀罕的山西特产的汾酒来，这是我姑姑托人从晋东南给捎来的，父亲一生最爱喝的还是自己家乡产的酒。他满满地倒了一小盅，有滋有味地喝起来。突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拿起一根筷子，蘸了蘸杯中的酒，对我说：“你也尝尝！”我伸出舌头尝了尝，舌头上顿时像着了火，一股辛辣的味道立刻燃烧起来。母亲这时立刻板着脸对父亲说：“你自己喝也就算了，他这么小的孩子你也让他喝，不是害他吗！”父亲听后立刻赔着笑对母亲说：“我只是让他咂一咂滋味儿，男孩子嘛！”

　　从此以后，每到周末晚餐时，父亲从让我咂一咂滋味，后来发展到在我面前也摆一个小酒盅，在里面倒上一点点酒。我们父子俩俨然一副对饮的样子，其实我只是摆摆样子，微微抿一下，母亲对此一直颇有微词，但看到我并没有真喝，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父亲的酒量其实并不大，也就二三两酒的样子。但他爱喝，一小盅酒下肚，他的话便多起来，面色也慢慢红了。他平时是个话不多的人，这时竟然变得滔滔不绝。每到这时，母亲便对我使眼色，催他快吃饭，并偷偷把酒瓶藏起来，直到看他把一大碗拉面吃完，倒在床上便鼾声大作……

　　父亲是个非常质朴的人，十几岁便去太原求学，并接受了进步思想。后来毅然参加了抗日决死队，与日寇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曾被投入日本人的监狱，整口牙都被打掉，腿上遍布被狼狗咬过的伤疤。但他从未对我说过这些，我只是通过生活中的观察和母亲的述说才了解的。父亲在喝酒过程中对我说的最多的是让我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1971年，父亲因腿部的“闭塞性脉管炎”日趋严重，回京治疗。我回家探亲时，见到了须发皆白、判若两人的父亲，他烟抽得很凶，酒也越喝越多。当我们父子相对坐在餐桌前时，父亲看我的眼中潮湿了，我望着他沧桑且有些酱色的脸庞，更是心痛不已。我不愿让他多喝，也不忍心没人陪他喝，我在久违的小酒盅中倒了满满一杯，一仰脖子喝了下去，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饮。

　　父亲因为满口假牙，咀嚼困难，在吃下半碗面后，又继续喝酒。我实在看不下去，不想让他这样喝下去，怕他压抑的心境再雪上加霜，便劝他多吃菜少喝酒，否則对身体不好。父亲笑了，但笑容中满是苦涩。不一会儿，那半瓶汾酒说没就没了。看着父亲日渐佝偻和硬朗程度大不如前的身躯，我说：“爸，你就不能少喝点儿吗？你已经喝到了极限，会出麻烦的！”父亲说：“我是见到了你高兴啊，放心吧，没事的！”

　　父亲在京养病的日子是苦闷的，所以酒就成了他生活中的必需品。但他从不喝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这种时候，头脑要时刻保持清醒”。有一天下午父亲说他要去看望王伯伯（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父亲对他极其敬重）。结果到了晚上八点还未回来，我很焦急，因为他腿有病、身体也不好。一直到了晚上近十点钟，他才醉醺醺地由王伯伯的儿子护送回来了。我问他怎么搞的，他说在王伯伯家遇到一位他几年未见的老战友，几个人一起开怀畅饮，所以才回来晚了。我这时才深深感到：父亲的内心是多么落寞与悲凉，而作为他的儿子，我的每步前行都始终是他最大的安慰，哪怕是陪他喝上一杯酒，他的内心也会感觉特别温暖。望着已沉沉睡去的父亲，我不由自主地流泪了……

　　小小的一盅酒，让我们的骨肉亲情得以尽情释放。如今，父亲已辞世四十多年了，我把对他的思念都深深地埋藏在心里，我们父子间对饮的场景仍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中。父亲那独特的凝望我时总喜欢闭起一只眼，然后睁开另一只眼的神态，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并定格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