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宅
去年夏天，在巴塞罗那，靠近巴利阿里海边，偶遇一家叫“海边小镇”的露天餐厅。木桌竹椅和到处盛开的紫色小花，伴着摇曳烛光，在星空下透着诱人的魅力。落座后，歌声悄然响起：“当我开始流浪，耳边经常听到家乡的松涛声和鸟鸣。当我回到年少时熟悉的景物，我是否能重过梦幻般的日子？”好让人走心的爱尔兰民歌，一下勾起我对老宅的回忆——杨柳青运河边的一座四合院。
青砖灰瓦的外表，显得端庄古朴，而满园花、树，又平添许多生机与灵动。阳光吻过花儿，穿过树的缝隙，投影在堂屋里的年画上，画中人仿佛在光影中复活，给人一种神秘错觉和无限遐想。小时候听爷爷讲画上的故事，最为赏心悦目。还有就是，夏夜暗香浮动，坐在石凳上吃西瓜纳凉，听大人们说奇闻轶事；下雨天，把玩条案上摆放的各种泥人，问爷爷他们都是干嘛的？如今想来，对民俗的喜爱，跟童年有很大关系。
老宅里住人最多的时候，除我们家外，还有爷爷奶奶和大伯一家。按说有六七个孩子的院落应该不乏热闹，但由于爷爷好静，大多时候我们总是在河边玩儿。每有船只经过，都会莫名激动一阵子，对它们的来处和归途充满好奇。估计快吃饭了，才回家。当时我有个习惯，得先去厨房一趟，因为门后有一口水缸，上面方方正正贴着“连年有余”，红鲤鱼一条，配着绿叶粉莲，正好倒映在缸里，可谓缸儿大大，鱼儿肥肥。再回故乡，我要用水舀子拨弄几下，看它们在水里游来荡去，是否如昨。
最难忘的要属过年。一场大雪飘然而至，纷纷扬扬如童话里的雪国，衬着红彤彤的灯笼、吊钱儿、春联和地上零星的鞭炮碎屑。与屋外相比，屋里充满烟火气，墙上贴着新买的年画，案上摆着炖好的鱼肉和各种吃食，还有盆栽的腊梅刚好花开。年夜饭后，爸爸妈妈和大伯他们围着炉火包饺子，我們吃着零食听爷爷说“西游”。第二天，穿着新衣服跟着去拜年，亲朋邻里你来我往，说笑不断，糖果更是一路随行。这就是故乡的年，带着泥土的淳朴。
但，终究还是离开了。7岁那年，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家迁到了静海镇。从此老宅成了第二个家，只有在寒暑假或过年的时候，才回去住上一段时间。那是怎样一份心境呵，像游子归来，又像从未离去，只是季节变了，少了春秋，唯有冬夏的轮回。成家后，随着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叠加，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尽管如此，却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失去它，直到35岁那年的夏天，大伯家的哥哥来访，和父亲商量老宅的事。父亲同意翻盖，并把我们家的那份房产赠予他。
最后一次面对老宅，可以说是五味杂陈。在岁月的淘洗下，门窗墙壁变得斑驳皴黑，苦苦支撑着垂垂老矣的躯体。那一刻，我意识到重盖与否，消亡是早晚的事，纵有千万个舍不得，也枉然。临别前，我在老宅仪式般地住了几天，由着性子拍照、记录。当老式缝纫机、帽筒、瓷枕、鸡毛掸子、旧家具以及院子里的蜀葵和石榴树，被相机一一定格成像后，流年似水般在心底潮起潮落。特别是晚上，坐在当年的石凳上，看月光如水，听天籁蛙鸣，真想就此终老。
后来我再没回去过，只知道哥哥为了生计，把它变成前店后屋的模样。再后来小镇开发旅游，运河两边的房子全部被收购，改建为“明清建筑”，老宅彻底消失。这样的结局，在今天这个时代司空见惯，但我依然无法抑制内心的波澜，从此乡愁无寄，唯有梦矣。而此刻在异国他乡，此情此景，连同这爱尔兰民歌《回到阿尔斯特》，也将和老宅一样，成为我记忆里永恒的图景。
枣园情思
枣树开花的季节，我在小镇张家窝与一片枣园相遇。它隐居在一个偌大的葡萄园里。这个葡萄园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九百禾，放眼望去绿绿的，看不到边际，反衬出枣园的静谧与幽深。别看园子不大，但远近闻名，每棵枣树至少都有二三百年的历史，有的甚至更长，在斗转星移中演绎无数故事，让人望叹弗如。与之相比，我们的人生太短暂，看似金风玉露的相逢，其实注定过客一枚。尽管如此，心里还是欢喜的。
这欢喜并非偶然。记得小时候，从杨柳青迁到静海的那天起，我们家的院子里就有两棵枣树，分别在两间正房的窗前。一到夏天，茂盛的枝叶给屋里带来如春的凉爽；秋风起时，红红的枣子缀满枝头，让平凡的日子多了一份甘甜，也让篱笆院里多了一份热闹。到了冬天，枣香犹在。特别是下雪天，在树下堆个雪人，瞎玩一通，然后乏了跑回屋里，坐在窗前吃着醉枣看雪花飞舞，发现穿了“雪衣”的枣树格外好看，而醉枣的余香，又分明让我闻到夏日阳光的味道。
于是朝朝暮暮间，寒来暑往中，枣树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虽然几年前它们因平房改造而迁徙他处。从此看似普通的枣树，无论胡同街道还是院落或旷野，每一次的相遇，于我都是一次美丽重逢，何况在这样的枣园，何况是百年的等待？不禁流连畅想。此刻每有风儿吹过，便有零星细小的花瓣飘落，绿莹莹的，落在头发上、衣领上或衣襟上，羞涩而热烈，仿佛久别重逢，又仿佛依依不舍，更似前世今生地娓娓道来，而我的思绪亦如枣花般，在风中细细密密地舒展开来。
原来枣树是大地上的智者。你看漫漫寒冬过后，许多花树都忙着打开春天，争奇斗艳，而枣树不争不抢，静如处子，即使不经意探出一两片嫩叶，也是安静的，安静到可以忽略不计。待百花开尽，再怒放成春，继而果实累累红遍枝头。它深谙慢生活，一分一秒地过日子，若等它“成材”会把你等老的。它长得极慢，一长就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根本不在乎是否成材。如果有一天你懂了，会心生敬畏，因为它的存在，让你看到了时光的宽阔和蕴藏其中的爱与温情。
记得鲁迅在《秋夜》一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那是1924年的一个夜晚。想必鲁迅心中是愁苦的，院外有北洋军阀的统治，院内兄弟失和、婚姻不幸，只能到后园寻一份暂时的安宁，而这份安宁的背景是两棵枣树。巧合还是天意？还有萧红，19岁那年，离家出走到北平求学。在此期间，给朋友的信中也提到枣树：“这院里，有一棵大枣树，现在正是枣儿成熟的季节，枣儿又甜又脆，可惜不能与你同尝。秋天到了！潇洒的秋风，好自玩味！”多美的时光！对乱世中的萧红该是怎样的一份抚慰！
我知道这样的“花絮”在世间随时上演，不足为奇，只是鲁迅和萧红把它们写下了，又恰巧让我读到。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与枣树曾彼此印证过，有过这样的一份缘。写到这，我突然想到三毛，她说如果有来生，她要做一棵树，至于是哪一种树，她没说，我也就无从知道了。但，真的有来生吗？如果有，就让我做一棵枣树吧！别无他求，只愿一生一世站在爱人的窗前，陪着他，一起生，一起死，一起轮回。
光明影院
在一个爱好摄影的朋友那儿，看到一组“民国影院”的照片，其中一张是天津的光明影院。从照片上看，或许因为下雨的缘故，影院显得古旧、寂寥，透着旧时光特有的味道。也或许正是因了这味道，才让如此突兀的相逢变得温情款款，如早有约定一般，让曾经属于它的、我的、我们的岁月，以一种令人迷醉的朦胧之美和温暖之意再现脑海。
它的前身是光明社，由英籍印度人巴厘1919年创办。最初坐落在和平路与滨江道交叉口，白色平房，房前遍布紫藤萝。后来迁至滨江道，改为西式洋楼，设1500个席位。装修极尽奢华，吸引大量影迷和社会名流，成为天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引领时尚的大本营，被誉为“国片之宫”。走进中国電影史，其华丽背影清晰可见：蝴蝶主演的《姊妹花》在此首映，转年蔡楚生编导的《渔光曲》再上银屏，均创连映百天满座的票房记录。随后影星周璇携《四季歌》等流行歌曲上场，惊艳全城，盛极一时……这就是光明影院，我生命里的第一个影院，让我一窥世界的辽阔与多彩。
从小一直生活在小镇上的我，只看过或者说只知道露天电影，直到8岁那年。那年冬天，我第一次去市里，跟父亲到大姑家串门。当天下午，便进了光明影院。看的什么片子不记得了，只记得当时比打谷场还大的放映厅，带给我无与伦比的震撼，原来还有这样放电影的地方！那光洁的台阶、华美的栏杆、舒适的座椅，还有墙上的壁画、高大的穹顶和清晰的声音与画面，无不让我恍入梦中。至于影院的建筑之美，远在我的想象之外，无法形容。当然了，对于今天的我，它的美也是无法言尽的，不要说整体了，单说塔亭、女儿墙、透窗、浮雕和琉璃砖组成的细节之美，就足以令人玩味再三了。
从那天起，光明影院成为我的最爱。因了这份爱，每年的寒暑假，只要有机会，我就赖在位于赤峰道上的大姑家。那离光明影院很近，成就了我们之间长达十年的光影情缘。我们从童真中走来，在“长亭外、古道边”结识英子，听她讲《城南旧事》；我们用月光点亮《闪闪的红星》，和潘冬子一起坐上小竹排，乘风破浪去找红军；我们和《小兵张嘎》在碧波荡漾的白洋淀里摸鱼，跟憨厚的胖墩比赛摔跤；我们手舞足蹈，和着踢踏舞的节拍走近《百老汇小姐》，和秀兰·邓波一起唱：我们应该在一起，就像鸟儿和树木……
不知不觉，我们步入人生花季。真是花季，像《五朵金花》飘逸俊美，如蝴蝶泉边的浪漫浓情。我们唱着《芦笙恋歌》走进七彩云南，听着《柳堡的故事》，欢呼着《青春万岁》，在青山绿水间《庐山恋》《生死恋》。美与善通过屏幕传递心间。我们为叶塞尼亚和奥斯瓦尔多祈祷，祈祷他们永不分离；祝福《流浪者》和《望乡》的阿崎婆，愿他们的苦难《一江春水向东流》；花开的时候，我们想起《卖花姑娘》，她为了给妈妈治病，天天上山采花。那一束束、一朵朵的鲜花如果铺展开来，能把整个村庄淹没；但最刻骨铭心的，还是《魂断蓝桥》的那一刻，那仿佛是个预言，预示着美好时光的终结。
事事仿佛都有定数。也许是我与城市缺少交集，也许是我不够多情，也许是生活无情，总之从那以后，一路兜兜转转，我却再也没有走到光明影院的岔路口，直到人到中年以这种方式重逢。这就是人生，只有久别才会怀念。也只有在久别与怀念中，曾经的爱恋才会显得格外浓烈。朋友说这就是怀旧。是啊，怀旧让人别有情怀——有泪而流，却不是痛彻心扉；有酒在手，亦不是借酒浇愁；一切的一切，只为光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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