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回到村庄的第一天，在村庄口的幼松坳歇脚时，就遇到不少赶乡场的村庄老人，他们见了我，朝我特别惊讶地问：红鼻孔回来了？我起身笑着说，回来了，这不清明了嘛，回来给父亲母亲挂青。他们就夸我是个孝子，走很远了，都还听得见他们夸奖我的话声。
村子里，满叔六斤，每每见了我，咧嘴笑着喊“痨鼻壳”。六斤满叔年纪大了，说话间，便有口水从两瓣被叶子烟熏得金黄的虎牙中落出来。六斤满叔卷起衣袖，往嘴角抹了抹，就下地干活去了。
30多年了，我的二娘一直是喊我“河星”。这是我众多乳名中，最“正规”的一个。家族里，与我同辈分的兄弟，乳名里都带有“星”字，姊妹们则带“姜”字，老人们说这是家族里的一个传统。母亲在世时，也只喊我的这个乳名，但即便这样，也只被母亲喊了16年，就再也不喊了。母亲去世前，没有多说一句话，她用尽全力，将她的5个儿女的乳名，都喊了一遍。我们见到母亲欲言又止的样子，就哭着说，妈妈您想说什么呢？您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告诉我们。母亲病了10年，她原来粉红漂亮的脸庞，最后被病痛折磨得皮包骨。母亲年轻时有一头乌黑漂亮的长发，去世时，就只剩落得一小揪辫子了，而且其间的一大半是白发，那年母亲刚刚46岁。
“活河”这个乳名，我的三娘和父亲喊得最多。幼时在山间放牛，因为贪玩，直到天黑了才上坡寻找牛群，这个时候，就听得父亲洪亮的喊声从老屋门口传来：活河，活河！从父亲的喊声里，我們就可以判断出他的喜怒。找不到牛是没有胆子回家的，因为父亲知道了是要吃棍子的。待到夜深，偷偷走下坡，却发现牛自己回了木圈。可是即便这样，也只敢悄悄从后门溜进屋。我上大学后，喊我书名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父亲在向别人介绍自己时，偶尔也会把我的书名挂在嘴边。父亲有时甚至是露出对别人不屑一顾的样子，斜眼对人家说：我就是刘燕成的老者啦。我知道此时此刻父亲以我为荣，可我曾仿佛是很懂事的样子，厉声警告父亲要低调。2007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凌晨，父亲最后一次喊我的乳名，可能是因为他实在太舍不得丢下我们。见父亲病况不好，二叔让我们五个女儿把父亲抬到木楼堂屋，只一会儿，父亲就去了。
剩下的亲人中，有大姑和满姑常常是把我的众多乳名混合着喊。一阵子是喊“河星”，一阵子又是喊“活河”，偶尔遇得别人喊红鼻孔、痨鼻壳便也就跟着那样喊。
其实，每一个乳名都有它自己的疼痛。尤其是那种因某一项缺陷、疾病、天生的不足等原因而得来的乳名，疼痛感便就越发地剧烈。我幼时身体虚弱，一出生就被村里人唤作“观音虫”的病菌啃食着整张脸，特别是鼻子，红彤彤的，血肉模糊，结满了鼻涕壳，特别的丑。直到我8岁那年的春天，与村庄接壤的湘西那边的一位老奶奶，见了跟在父亲铁犁后放牛的我，满脸通红，觉得造孽、可怜，便劝着父亲购买一种叫“花露水”的药来给我喷洒试试。一个月时间而已，红鼻孔就不见了。父亲后来还高兴地骂道：早晓得这般，就不会折腾这么多年了。据说在历经无数次求医失败后，父亲差点把我丢弃在路上了的。母亲说，这不还有口气么，抱回家养去吧。
寨子里的人们，有各种各样的乳名，比如我的父亲，出生时是一个8斤重的胖娃娃，所以他的长辈们一辈子都喊他“八斤”。论斤而得的乳名，从“五斤”到“十斤”，都是人的乳名，但“十斤”这个人不叫“十斤”，多加了一个字，叫“十斤棒”，苗语的“棒”，就是肉的意思。从1到10的这些数字，也被人捡了来做乳名，尤其是数字5，不知为何特别惹人喜欢，所以寨子里乳名为“阿五”的人，就有数个，且老少都有。所有的畜牲名，也都用在了人身上。村庄里，人们都觉得，小孩乳名越贱，就越是易养成人，因而甚至身体的某部分，也指的是某一个人，如“屁股”。“屁股”从小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而且特别会做农活，小小年纪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是我儿时特别要好的玩伴。割猪草、骑木马、打金箍棒和纸牌，都是“屁股”教会我的，只可惜他不喜欢上学，好像15岁那年就跟着大人外出打工去了，初中都没毕业。
在城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乳名，只有回到村庄，那多年没有人喊的乳名，才又被人提起。而且，那些喊乳名的人，多是自己的长辈，他们甚至不知道我的书名叫什么。在村庄，被人喊起乳名时，我就总觉得自己依然是个孩子，就觉得村庄到处都是乳香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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