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世明

　　四十多年前，我还在读初中。学校一放寒假，我就和四姨家的小哥结伴，坐火车一路向北。到了城市，再转到县里的舅舅家住上一夜。第二天，坐上从县里开往镇上的长途汽车，再到大姨家。大姨家离镇上还有二十里地的土路，因为不通长途车，我和小哥只好冒着零下近三十度的低温，踏着厚厚的积雪，走着去大姨家。那时候，天冷风大雪也大，特别在空旷田野上，肆虐的狂风夹杂着雪粒抽打到脸颊上，那个疼哦——好在我们从家出来的时候就有准备。我俩的头上都戴着一顶长毛狗皮棉帽子，手上戴着厚得回不过弯的棉手闷子，脚上穿着棉靰鞡。可是，那个年代的小孩子都没有内衣内裤，几乎清一色地穿着空心棉袄棉裤。冷风就从裤腿钻进裤筒，立马浑身就打寒战。我们俩把棉帽子系紧，连跑带颠迎着寒风往前赶，不大一会儿就把全身走热了。捂在棉帽子里的脑袋出了一层细汗，嘴里呼出的哈气，不仅使帽耳朵挂了一层白霜，就连眉毛和嘴角上刚刚长出的绒胡须也挂了一层白霜。

　　远处看去，我们俩像两个白胡子老翁。

　　我和小哥走到大姨家时，正是傍晚雀蒙眼的时候，我俩刚走进院子，一条拴着的大黄狗就冲我们俩汪汪地叫。大黄狗的吠叫声，把正在灶台前忙活晚饭的大姨叫出来。铁锅里袅袅的雾气飘散出房门，大姨探头看到两个浑身挂着白霜的毛小子进院，她迎出来时还使劲揉眼睛。当大姨看清我们时，她既高兴又心痛，一边拍打我们身上的白霜，一边唠叨着你们两个傻小子，怎么不打声招呼，好让你大姨父赶马车去镇上接你们。大姨连推带拉，把我们哥俩弄到热烘烘的炕头上取暖。

　　大姨家是典型的东北农村，坐北朝南的泥土房子。正房的前面有一个大仓房和一个小狗窝，柴草垛堆放在房山头，房山头还有一垛木柈子。一脚迈进正房是灶间，灶台上一口十二刃的大铁锅正冒着热气。北地的墙边堆放着柴火和柈子，潮气扑脸。东屋是南北两铺大炕，南炕上摞着被子，炕中间摆着一个用黄泥烧制的火盘，天冷的时候把灶坑里余烬的炭火收到火盘中，没事儿就围坐火盘边烤火取暖。“蛤蟆头”烟叶盛在一个用纸糊的笸箩里，一支长杆子的烟袋锅躺在炕上，烟袋锅被烟油熏得黑乎乎的。炕中间，摆着一排漆着鲜艳牡丹花的大木柜子，柜子上摆着一个铁皮暖瓶，和装着八个玻璃水杯的搪瓷茶盘，正面墙的中央挂着一幅伟大领袖毛在主席的画像，四个镶满照片的镜框分别挂在主席像的下边。西屋平时不怎么住人，堆放着粮食和几口渍酸菜的大缸，还有装咸菜的坛坛罐罐。一些平时不用的杂物，也横七竖八地堆放在西屋。

　　“饿了，快吃饭吧。”大姨端进来一盆大馇子粥，一大盘焦黄焦黄的粘豆包，还有两大碗炖酸菜，一盘咸菜。然后她又转回厨房煎了几个鸡蛋，说是专门为我们俩做的。大姨高兴得忘记了吃饭，坐在我们俩对面。她生怕我们吃不饱，一边不住手地往碗里夹菜，一边不停嘴地询问各自家里的情况，尤其我们妈妈的情况。我们俩顾不上大姨的问话，囫囵地回答大姨的提问。给肚子垫了底，我俩才抬起头看着大姨嘿嘿地笑两声……

　　冬天天短，到了晚上，温度比白天要低很多。大姨怕我们这两个城市娃，晚上睡觉冻着，就从柴草垛抱来一大捆苞米秫秸秆，用来烧炕。不大一会儿，土炕就烧得滚热。吃饱喝足，我们两个躺在炕头上。大姨把家里最厚的棉被和棉褥子，给我们铺盖上。炕烧得实在太热了，身下铺着厚褥子还烫得慌。大姨抚摸着我的脑袋，嘀咕着说城里的娃不禁冻。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身下的炕热，可屋子里温度却低，露在被窝外的脑袋还是觉得凉，都能看见嘴里哈出的白气。我发现东大山墙的棚顶上，有一大片白霜，在黝黯的燈光下闪着晶晶的亮儿。我痴痴地瞅着，没一会儿上眼皮和下眼皮就打起了架。寒冷，没能挡住我酣然入梦。

　　第二天早晨，我睁开眼才发现棉被头，结了一层白森森的霜……

　　傍年根儿，大姨和大姨父开始忙乎年了。大姨父连续好几天，天还没亮就起大早赶着马车出去。头一天，拉两麻袋麦子和一麻袋糜子，到公社的面粉厂磨面；第二天，又拉上一麻袋黄豆到油厂换上几十斤豆油。回来的时候，顺便在粉房买上一捆粉条；再过几天，大姨父又到商店买了冻梨冻柿子糖球鞭炮以及盐、酱油、醋、花椒、大料等过年用的东西。虽然每样东西买的都不多，但是在我们小孩子的眼里，已经很了不起了。大姨的活儿更多了，她起早贪晚，给家里老老小小每人缝上一件新衣服，把炕上铺的盖的都拆洗干净，把新买的“白花旗布”用浆糊糊浆洗，使其更加结实耐用。扫房子、发面蒸馒头，蒸粘豆包，炒瓜子，还用甜菜疙瘩熬上几坛子糖稀……还有许多活计，我都记不大清了。就记得大姨忙得手脚不得闲。

　　腊月二十二的中午，大姨和了一盆白面，说是擀面条。我心里想，明天过小年，今天吃面条是什么意思呢？正当我纳闷时，大姨说她今天过生日。唉，怎么这样巧，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大姨知道我和她是同一天的生日，又往锅里打了两个荷包蛋……

　　腊月二十四这天，大姨家要年杀猪了。

　　一大早，大姨就乐呵呵地把我们几个孩子从热乎乎的被窝中叫醒，说一会儿吃烀肉。我们几个一听要吃猪肉了，都一骨碌爬起来，一个个馋得直咽口水。我们隔着玻璃窗发现，院子里已经来了好几个帮忙的叔叔。只见他们三下五除二地捆了那头白胖猪的四条腿，两个叔叔用一个粗木杠子抬着一杆台秤，这头肥猪毛称足足有二百三十多斤。被捆得结结实实的肥猪，痛苦地躺在案板上嗷嗷地叫着。一个叔叔一手拿着锋利的杀猪刀，一手抓住猪嘴巴往后一背，顺势就将刀从猪脖子那刺入胸口，然后将刀转了个圈，杀猪刀一拔出，鲜红色的血就像箭一样窜出来……一个叔叔端着一个大盆，边接血边用高粱秆在盆里搅拌，防止猪血凝固。血流尽了，挣扎的猪也不动弹了。为了将猪毛褪净，叔叔又在猪腿上割了一个口，然后嘴对着那个口用力往里吹气，他脸都憋红了，直到把猪全身都吹鼓起来才停下。这时，几个叔叔将肥猪抬到锅台上，十二刃大铁锅里的水翻着银白色的花。叔叔拿着水瓢往猪身上浇开水，不大功夫，猪身上的毛就褪得干干净净。杀猪的叔叔手脚十分麻利，唰唰几刀，就把猪分解了。叔叔们谁也不闲着，有的灌血肠；有的把猪肉切割成一大块一大块的，切好的猪肉放到秸秆编的盖帘上，一遍一遍地往上浇水，沾了水的猪肉，没一会儿就结冰了。有个叔叔还抄起刀切酸菜，把烀好的方肉切成手指厚的肉片，做了一大锅酸菜炖粉条儿。香喷喷的肉味夹杂着过年的喜庆，从屋里面飘出来，我们几个孩子围着一大盆烀好的猪肉直转磨儿……

　　再次回想起杀年猪的场景，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那种溢满亲情的温馨伴着猪肉的香气，也再一次涌上心头。那些逝去的人，那些远去的事，翻滚着浪花奔涌而来，不由得让我泪湿双眼……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