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现代社会的人们与传统的亲亲关系若即若离之时,你——我关系就显得尤其重要。物质财富的增长,技术知识的积累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以人的审美生成作为对象的诗歌就应运而生,若把爱松的新作《旧时庭院》(组诗)放在这一层面加以评述,那么,关涉生命、生存、历史、命运、超越等富有活力的诗歌“镜象”也将一一呈现。
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渐渐被雇佣化了,整个世界普遍出现了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现象,这一切都要求诗人去呼救。于是,不管是诗的本体论也好,还是本体论的诗也好,最终都是为了解决经验与超验、现实与理想、有限与无限、历史与本源的普遍分裂,渴望人向诗性的生成、人生向诗境的生成而迈进,爱松用现实的“重置”与神话的“再版”就是其中“生成”的路径之一:“我能成为一动不动的金色/和锈蚀已久的阴影吗/在世界遗漏的角落/装入这个小小身躯/被晚归路灯/照亮着的/被清早空气吹动着的/原来尽是些砖块,水泥,钢筋,土粒…… /它们被金色的阴影/捏着揉着搓着……放在/小手心里,一个父亲的/谵妄,才有活着的/重量和人形”——爱松《示儿》
在这里,“一动不动的金色”与“锈蚀已久的阴影”;“世界遗漏的角落”与“这个小小身躯”;“砖块,水泥,钢筋,土粒”与“金色的阴影”;“一个父亲的谵妄”与“活着的重量和人形”。历史与现实的纠集,庞大与细小的对峙,尘俗与神性的互设,它们交替碰撞、磨擦、挤压,蜕变,都是以现实的“重置”与神话的“再版”这一中介求得“终极式”的明觉。
的确,有历史就有沉沦,有对象化也就有异化,当今社会正是处于这种历史的异化的沉沦之中,感性和现实社会都被历史的异化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这些,日益陈旧的爱/一个抒情词,无限放大的/想象力,现在只剩/现实主义,肉欲臃肿/横行的身体”(《我的爱所剩无多》)。这种驳杂、恍惚、迷失、漫溢的“镜象”近几年来在爱松的许多作品里(含小说)频频出现,似乎在告知读者,他正在找寻着解决人与自己的创造物普遍离析和异化的根本途径,这一途径在爱松看来至少有二点。其一,诗歌创作有其“效能奥秘”,即只有回归到现实的“重置”与神话的“再版”之中,才能回归到“神性的共享”;其二,他对现实的“重置”,并非只是对历史“异化”的简单纠偏,也不是对历史“异化”的线性反制;同样,他对神话的“再版”,也不是把人带入想入非非,遁入幻想或梦境,相反,他的神话“再版”意在把人引入大地恬然悦乐地栖居。“一蓬竹子中/藏着秘密/每逢秋高气爽/里面会跑出/几只小鸡”——爱松《旧时庭院》
是的,诗成为人的生存方式,人生态度,并非不可能。爱松的诗,不管是现实的“重置”,还是神话的“再版”,大多是以“人活着”作为背景、依靠和根据的。他崇尚“有情宇宙观”,这类似于儒学的情感态度。他的诗妙就妙在“重置”的现实像“一蓬竹子中/藏着秘密”,“再版”的神话“每逢秋高气爽/里面会跑出/几只小鸡”,这种现实与神话的“交感”作用而派生出的给人安慰、温暖的诗篇,往往引人飘逸、超迈,拔出尘俗,殚精理道,炤然灵明。不错,诗历来就是人类心灵状态的反映,是人类情感的晴雨表,它预示即将来临的事变、公众感情的震荡,思想和向往的升降沉浮,若以这样的“晴雨表”来检测爱松的诗就显得十分有效:“这里的水不纯/有苔藓/有小虫/还有小镇的灰尘/和影子”(《老井》)。在爱松看来,静思、凝神、明觉;温柔、安慰、寄怀;天意、仁德、化境,这是他的诗歌赐人的有限生命以最需要的东西。他一直坚持把抽象的认知主体改造为关涉宿命、境遇、生存的生命哲学:“去不了大海边/就在彼此手心/顺着纹路的细微/找一找/人间的温度”(《姓和名》)。不错,中国人讲:先尽人道,才尽天道。而爱松在《姓和名》讲的正是澄清内心生活,使内在日益深邃,笃厚充实;温柔敦厚,炤然灵明,这样才能“参天地、赞化育”。
在爱松看来,现实的“重置”与神话的“再版”就是一种特定的意义的揭示,即以现实的“重置”来回溯历史,以神话的“再版”来融渗现实。在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少不了历史(既往)意识,它强调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历史领悟,即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因此,爱松诗歌对现实的“重置”与神话的“再版”就是一个价值名辞。“噪音带不走耳朵/灰尘卷不去眼睛/高楼和机器卸不下手脚/生活向骨头买不走魂灵/剩下的,还抵抗吗”——爱松《我的爱所剩无多》
在我们的生活范围越来越多地陷入了自动化程序的强迫形式之中,人的精神客观化了,人已越来越认识不到自己,认识不到自己的精神本身了。面对这样的窘境,爱松的诗歌就具有颤动的活力,它是神话性的。《我的爱所剩无多》诗中出现的许多原型表明,神话仍然为诗提供了在敌对的科学入侵时的一个不可侵犯的“魂灵”避难所,这里的神话“再版”把人类面前的历史现实上升为一种文化理念的需要,为人类提供一个可以在其中居住的有意义的环境,为人的生活设立了一种价值观念:“抵抗一朵浪花/一尾鱼/合成金属制造的/邮轮和舰艇/向蓝色心脏/射进的炮弹”(《我的爱所剩无多》)。从这个神话的“再版”的意义上来讲,随着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技术化、工具化、实用化,随着人的孤独感、无家感的增长,人与人之间的审美关系问题就突显出来。比如,在主体的彼岸,客体的此岸,在我与你的接触中,应该有一种审美的“同一”世界的出现。“还能爱什么?/热闹的四合院/缓慢的条石街/甸永的稻田/象山的鸟叫……”——爱松《我的爱所剩无多》
的确,爱松通过现实的“重置”与神话的“再版”这个绝对的中介,以人类共同拥有的“情感法则”赋予你和我两颗心靈能在其中一起颤动的心境与境界,这就是人的关系的诗化、审美化。因此,爱松这组《旧时庭院》诗歌,从你我关系中所引出的对现实的“重置”与神话的“再版”,不是在杜撰上帝,也不是在推崇一个绝对的实体化的神话,而是在寻访一种审美的同一心境,从而获得一种交融感、归属感。在我看来,爱松通过现实的“重置”与神话的“再版”,既是对人类“生存张力”的最好挽留,也是对“异化”了的历史的神圣干预,这便是我力推这组诗歌的动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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