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武

　　父亲总是说，他这辈子没有干成许多事，包括去远方走走。事实上，70岁后，父亲的腿脚就不行了。拄上了一根龙头拐，父亲说，唉，腿像树根，老了，就不得劲，稳不了身子。这拐是他自己在集市上买的，枣红色，不知道是啥质地。那红色是刷上去的，应该是红漆。父亲挺满意，说，这拐一拄上，身子骨就有了些劲了，迈腿也不用担心再滑倒。失去重心，是他的一种心病。自从第一次趔趄摔倒后，他对光滑的地面总是有一种惊惧，顾虑自己的脚是否能够牢牢站稳。我曾经劝他，胆子放大些，鞋底不是那种易打滑的塑料，而是带粗横纹的橡胶底。但他还是小心谨慎，走得战战兢兢，仿佛脚底下处处是地雷。父亲打拄上拐后，就更放心地出门了。他喜欢没目的地瞎逛，过程总体是：走走，看看，歇歇。在街上，很少有像他这般年纪的人拄着拐杖。父亲却把拐杖杵得地面笃笃响，这是他的内心展示，高低不平的地面，不再是一种障碍了。

　　但是，父亲，依然没有机会去远方。他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杭州。那还是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的父亲身体还康健着呢，能挑得动一担枇杷。那个春夏之交，在我的学校，出现了他的身影，质朴得像一个在乡下土路上走着的农人。枇杷滋味让我的同学感到莫名的兴奋。他们甚至羡慕我有这样的父亲。不远千里，坐了一天一夜火车，挑着一担枇杷给儿子吃。那时候的火车可没现在这么舒坦宽敞，绿皮火车，还燒着煤炭，一路上呜呜呜叫，拉着汽笛，喷着浓厚的蒸汽，穿山越岭。车里拥挤着，像沙丁鱼罐头。父亲下车时，满脸污渍，那是煤灰的印儿，父亲头一回坐火车，兴奋得一路上开着车窗看风景，甚至到了夜里，他还舍不得睡一觉。恐怕错过了一段地，错过一些风景。父亲笑了，憨憨的笑容让我感动。父亲的衣领自然跟他的脸一样污黑。一路上，他护着那担枇杷，唯恐有闪失。他甚至忍着不上厕所，不喝水，不洗把脸。那一天，父亲累了，睡得很香，直睡到第二天天大亮。我去送早餐的时候，父亲正坐在旅社大堂等我。看到我来，就着急说，枇杷该送人了，处理处理，要不就闷烂了。那天，我们处理了枇杷。也到了晌午。父亲去了趟我的宿舍。但他不会讲普通话，拘谨地坐在那里，朝我的同学微笑，也不知道从哪开始说话。他有些局促不安。搓着那双粗糙的手。同学们开心地跟他聊，可是父亲只能说老家话，东一搭西一搭，不知所云。我在一旁当翻译。父亲感觉到了大家的友好和真诚，但他反而更加紧张了。于是，他只匆匆待了一天，就急急忙忙回家了。他说，家里的农活正紧张着，不好多耽搁时日。

　　从那次后，直到我大学毕业，父亲再没去我的学校。毕业那年夏天，父亲坐了3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到福州站，帮我挑那几大箱行李回家，其实，那就是几箱书而已，而衣服等就一箱，正是盛夏，在火炉一般的车站广场上。我跟父亲各自吃了一碗汤面，然后买了一瓶汽水。父亲说，汤已经喝饱了，汽水让我喝。一路上，父亲满脸的期待和成就感。儿子毕业了，要工作了，他的好日子似乎开始了。而我却分配到了离家几百公里外的一个山区小城里，在一家大化工厂上班。直到后来成家。父亲很少去那里，那时候的交通不方便，长途车得坐十几个小时，在崇山峻岭里转来转去，上上下下。到天擦黑才到终点站，人累得不行，晕车晕得死去活来。父亲说，那滋味太难受了。父亲的脸因一路上晕车呕吐得苍白失色。

　　父亲说，出远门，真是件累人的活。于是，父亲从此不再出远门。父亲在他后来的岁月里一直安住在老家。那个我熟悉的老屋和乡村，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切。他和同龄的老人一起聊天，打牌，在乡村里没头没脑地瞎逛。村庄的大戏台成为他除了烧火做饭和睡觉之外的主要活动场所。偶尔，有戏班来，村庄里就热闹了几日，然后复归静寂。岁月在父亲的眼里，就是一些人坐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地闲侃，吸着劣质的烟卷，喝着又苦又涩的浓茶，甩一把纸牌。或者，跟着戏班的乐师，吹拉弹唱，虽然学得走样，跑音走调十万里。但父亲觉得，那种生活挺好的。父亲的拐杖换了几把，那几把被他敲断了。因为生气，或者别的什么原因，父亲把拐杖砸断后，很快就后悔了。于是，着急着再买了一把新的。可是过了不久，还是断了。后来父亲买了根不锈钢的，这回不容易断了。可是，父亲总感觉不如木头或者竹子的趁手。可是，铁的拐杖不再折断。父亲也只好无奈地接受了这样的拐杖。我后来给他买了根笀竹根拐杖，像南极寿星老儿手里的那根模样。父亲嫌拐高了，拄着走不太好看。但父亲一直珍藏着，偶尔在我回来的时候，拿出来用几天。竹皮已经让他摩挲得发亮，我知道，他私下里，还拿着，这或许是父亲内心矛盾的一个显露。父亲的性格有点倔，一根筋，还爱吹牛八扯，父亲一向自视甚高，虽然他只读了一年速成班，但认的字比村里的同龄人多许多，他还会打一手好算盘。于是，他成了村里的识字先生，还当了生产队的文书，专门管记账算账。父亲的脑子好使，这一点我可以佐证。他对文字有过目不忘的神奇本事。对数字有特殊的兴趣和计算能力。父亲觉得村里的那些老人都不如他聪明，傻里傻气的，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父亲偶尔讥讽他们笨得像牛，于是，不少老人觉得父亲令人讨厌，不跟他一起侃大天。父亲不屑了几天，就忍不住去讨好他们，给他们递烟端茶。让他们脸色稍稍好看些。父亲于是跟他们保持着一些距离，不尴不尬。父亲偶尔显得落落寡欢。

　　我也劝父亲，学点有用的，比如学拉二胡或者敲个点鼓什么的，总比整天跟他们无聊地吹牛有意义。父亲说，你懂个啥？是，我不懂父亲的生活，他有他的考虑，或者，他的考虑更符合乡村的实际情况。我给父亲买过一把二胡，但父亲显然从来就没摸过它。它在老屋的墙上一直挂着，落着厚厚的尘灰。那把二胡在老屋拆迁后就不知所终。父亲的妹妹，我大姑，却喜欢唱戏，但父亲舍不得把那二胡送我大姑，这是一件憾事。父亲丢失的东西很多，这把二胡只是其一。乡村大拆迁，父亲说，那是丢先人的事情，把家都拆光了，把村子毁了，以后先人就认不得路，回不了家了。父亲对拆迁这件事耿耿于怀，他甚至还拦下原来村庄的村长，破口大骂，父亲甚至差点抡拐杖砸人家。父亲的愤怒无济于事，村庄没了。父亲也无可奈何。在工地一片忙碌着盖高楼的时候，父亲，总是出现在工地附近，心情焦躁地转悠着，似乎想交待他们房子该怎么盖才好。可是，没人理睬他，父亲显得无助，他喃喃自语道，这还是房子么？能让人安心住的房子么？房楼高过天际，把天空几乎遮去一半，没有阳光，一间间房子高度相似，毫无特色。难怪父亲老是担心先人回家会迷路。他也开始迷路了，在小区里转了半天，也走不回来。父亲不爱出门，一个人在堂屋闷坐，看着电视。他失去了跟村里的老人交流的机会。父亲沉默了，他沉默的时候，有些茫然，父亲的脑子越来越忘性了，东西刚过手，就忘记搁哪儿了。后来，看电视的时候，看着看着，就垂下脑袋，他打起盹。我知道，父亲的生活越来越糟糕了，但我也毫无办法。

　　70年代末，刚包产到户那阵子，父亲兴奋得像重生了一般。这苦日子终于结束了。他说的苦日子就是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时代。我们家分到了几块散水田。西山边坡上还有一些旱地，村里人称园地。没水浇灌，是吃天水的苦地，种些耐旱的甘蔗、红薯、花生什么的。对解决口粮并没多大帮助，但是父亲重新有了些想法。那地方可以搭蘑菇棚，可以种蘑菇。父亲早年在山里当学徒时，跟东家学会了种蘑菇的手艺。山上风大，搭个棚子也不容易。好在山坡上多的是杂树细竹。随地取材，搭棚子的时候，是秋天的时节。天开始见蓝，一年中最好的时光终于来了。经过春夏的风雨洗礼，台风季刮断的树枝和打折的竹子，此时都成了父亲眼里的宝贝了。棚子搭得密实。在棚子里，几乎感觉不到外边的动静。蘑菇架也搭好了。材料就是秋后满地的稻草，还有无人理睬的牛粪，还需要一些松散的土疙瘩。那是干涸的塘泥，得从泥塘里掏，木掀挖出一块块污黑油亮的泥块，在太阳底下晒过半干后，捣成疙瘩，铺上蘑菇床，搭一层稻草，再喷足水，让稻草和泥块在棚子里充分发酵成熟。棚子里外满是稻草腐烂的气息。蘑菇种子是从农机站买回来的。像种豆子一样，父亲在潮湿的棚子里种下了他的希望。

　　在牛粪和细菌的作用下，不久，蘑菇星星点点破土而出。父亲彻夜守在那里，他的眼睛熬得通红，但脸上满是喜悦和兴奋。蘑菇给我们带来了新生活。那年我才上初中，我和一头牛经常在蘑菇棚旁边徜徉。天空已经变得洁净，蓝天上满是乡村秋天的幸福风景。父亲累的时候，坐在土坎上吸着烟卷，再悠悠吐出一团团白烟，仿佛天上的白云也由此产生。在马灯昏暗的灯光下，蘑菇洁白如星星。不久，父亲将换回来的一些钞票悄悄塞到我手里，让我去买些喜欢看的书。那时候的书不多，多是小人书。偶尔碰到一本心仪的书，也高兴得彻夜不眠。书搁在床边，父亲问，啥内容？我说，是故事。父亲笑了，我也笑了。父亲不读我的书，他觉得他不能碰我的书，他手脏，总是跟泥土和牛粪接触，不能碰孩子的书。于是，书在那儿，父亲在另一边。这或者像一个果农，打量着树上的果子一样。

　　父亲小心翼翼地经营着他的蘑菇事业，但好光景不太久，一场不知名的病菌让父亲一夜失去了他的所有希望。蘑菇突然染上病毒，一枚枚变黑变烂，腐成臭水。祸不单行。一天，父亲的烟头点燃了棚子。于是，一切化为乌有。父亲的眼睛又熬得通红。他一咬牙，戒了多年的烟瘾。后来，父亲，重新搭了一个棚子，可是，市场已经不行了。父亲终于认输，他的创业梦断了。父亲沮丧了许久，也没能重新振作起来。后来，他跟母亲在村头开了个面铺，做包子馒头什么的。他叫了他外甥，我表哥来搭把手。我表哥脑子不好使，笨得厉害。怎么教也教不会。这包子馅咸一阵淡一阵，生意也始终好不起来。面铺子不久就关张了，剩下两大缸白砂糖，父亲愁了半天，想出一个法子，熬糖饼给我们吃，结果，那糖没掌握好火候，熬锈了，焦味带苦，味道真不咋地。于是，那些糖饼搁了许多年，也没吃完。家里的老鼠却多了起来。父亲带着那些糖饼去村头跟老头们分享，不知不觉，终于吃完了。父亲对闹起来的老鼠一筹莫展。养了两只猫，一黄一黑，黄的是母猫，黑的是公猫。父亲说，养猫好，得养双的，才不闹猫。黄猫性格温驯，身上的虎斑纹也美，还有一个白鼻头和白肚皮。我喜欢黄猫，时常抱着它睡觉。黑猫却神叨叨的，不近人，怕人接近，总是远远地瞅着人，眼睛绿得瘆人。母亲也不喜欢黑猫，总想撵走它，可是，黑猫撵了好几回，却总是按时回来。它与黄猫耳鬓厮磨，缠绵亲昵。父亲说，黑猫才能逮耗子。果然，黑猫总是逮着恼人的耗子，耗子开始消退而去。黑猫成了家里的新麻烦。它老是偷吃鱼肉。母亲刚煎好的鱼，一转眼就不见了。好不容易买了一块肉，红烧了等我回来吃，也让它叨走了。母亲终于难忍怒火，拿着火钳子追着黑猫，撵出几里地。父亲沉默了，他虽然不喜欢黑猫的馋嘴和偷窃行为，但认为，作为一个猫丈夫，它为养育一窝猫崽，以及妻子，也不容易。于是他选择了沉默。黑猫于是躲着家里人，白天不出现，晚上才出来。也不知道大白天，它躲在哪儿。我见过一回，就在母亲屋里的大衣橱上。这猫贼着哩，它知道，母亲唯独不会在她的屋里防着它。后来，又是一场悲剧。不知道哪家下耗子药了，黑猫中鼠药一命呜呼了。母亲看到横死的黑猫，不免心有悻悻。父亲抱着黑猫尸体到村口刨个坑埋了。于是黄猫独立承担了养育孩子的重任。猫崽送人了。因为黄猫也学会了黑猫的臭毛病，偷鱼摸肉。黄猫失子，神情郁郁，终日叫唤，其声甚是凄凉。我们都有些后悔。但送出去的猫崽，没有再要回来的道理。否则会惹人说道的。碍于面子，我们只能听任黄猫痛苦地叫唤。再后来，黄猫的毛突然一块块地掉，露出粉红的肉体，它还狂躁地抓挠自己的身体。似乎有一种虫子在啃噬着它似的。黄猫终于也失踪了。父亲叹了口气，唉，连养个猫都不成。

　　这些年，父亲的精神頭越发不济了。1991年冬，母亲去世，对父亲的打击巨大。他的头发一夜白了，仿佛霜打了一头。1995年，祖母也去世了。父亲瘦了一圈。就是那年后不久，父亲的腿开始不行了。我开始担心父亲的身体了。父亲终于孑然一身，一个人在老屋里。我让他多出来走走，他不太愿意走出门。时常，他一个人坐在竹凳上垂着脑袋，在屋檐边的太阳底下幸福地打着盹。父亲一定忘记了他早先的梦想，现在，他只想幸福地打着盹，让鼾声如雨后的残雷一般动听。父亲终于走了。在这个不太冷的冬天。我上回回来，还跟他唠嗑，鼓励他多说话，他说不了多少，就不说了，眼神木讷呆滞。父亲喜欢打盹，在浅睡里继续着他的梦想。他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守在他身边，父亲在睡梦里走的。脸上没有异样的变化。父亲，会带着他的梦想，在那边继续他的人生么？

　　我想，是的，他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