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皓

　　对于那些童年在姥姥家长大的孩子来说，姥姥家是他们童年的王国。那些无法无天的记忆刻骨铭心，信手拈来，都有无与伦比的美好。

　　姥姥家的后花园

　　一到春天，我就想起姥姥家的后花园。

　　那其实是个袖珍果园，在姥姥家后院和房西侧的山坡上，面积不算太大，一两亩地的样子。果园里有毛樱桃树、桃树、李子树、杏树、苹果梨树、山楂树、苹果树，等等，可以说，当时辽南乡下该有的果树，这里基本都有，堪比孙悟空的花果山了。

　　这里的果树属那棵大杏树最为年长，童年的我，一个人是抱不过来树身的，需要跟小伙伴俩人合抱方可。而在姥姥家果园的上方，大姥爷家的后院还有一棵这样的大杏树。我的姥爷排行老二，分家的时候与大姥爷各分得一棵大杏树，中间用篱笆隔开，虽各有所属，但一看就是两棵姊妹树。这杏子不是什么名贵品种，乡下叫做“羊粑粑蛋杏”，大小比羊粪蛋稍微大一些，杏仁极苦，但果肉味道十分鲜美，颜色是那种地道的橘黄色，可谓色香味俱全。那巨大的树冠遮天蔽日，在夏天是很好的乘凉去处。我和姨姨舅舅们常常带着床单、被单，铺在树下小憩，为了争得最佳的位置，年幼的我常常向他们“大打出手”，如果打不赢，就向姥姥姥爷哭诉。姥姥姥爷就骂他们没大没小，怎么跟“外甥狗”争呢？这样我多半是胜利了的，但难免姨姨舅舅们用树上掉下来的毛毛虫吓唬我，但乡下孩子，对毛毛虫是见怪不怪的，守住地盘才是当务之急。

　　其他那些果树倒是后来陆陆续续栽种的，想来姥爷是有意识把各种果树都栽全了，免得大人孩子吃不到应时水果，亏嘴。那时的果园大都是集体的，到秋天能不能分到苹果不好说，因为基本上都卖到果品公司了。姥爷能有这样的意识，大概是因为他在果品公司上班的缘故吧。对于果树的侍弄，姥爷带着子女们也是下大气力的。

　　春暖花开，姥姥家的后花园就热闹起来了：粉的桃花，白的梨花，白里透红的樱桃花，各种花次第绽放，好一派山村美景。只是当时人们还只是为了温饱奔忙，无心欣赏这上好的美景罢了。

　　对于一个乡下顽童来说，我也没有审美意识，我只是觉得花开了，天就暖和了，我就可以脱下沉重的棉袄了，就可以上山采蘑，下河摸鱼了。更重要的，果园里各种果树陆陆续续要坐果了，我需要天天盯着，唯恐哪一天熟了，被姨姨舅舅率先得手，或者被邻家的坏小子偷偷采摘。哪一棵果树上，大概有多少果实，我都基本上能做到心里有数，那些品相好的果子，我暗中是做了标记的。我每天都要在果园里逡巡几遍，从这棵树钻到那棵树下，有时被一种会蜇人的毛毛虫蜇了，也在所不惜。

　　就这样走来走去，我的童年结束了。

　　后来，我只能享受到每年姨姨舅舅送来的樱桃、杏子、李子、桃子，却无法享受姥姥家那一个个花团锦簇的春天。后来，姥爷去世了。后来，姨姨舅舅们一个个成家立业。后来，年邁的姥姥来到镇上，跟舅舅一起生活，后花园已无人打理，一切只能归于记忆——

　　我的童年很美好，因为我比别人多一个后花园。

　　姥姥的豆腐泡

　　姥姥办置“嚼谷”的手艺，在普兰店乡下那个名叫大杨屯的小山村有口皆碑。

　　饥馑的年代，只有过年才能吃到“嚼谷”。在姥姥变戏法一般做出的令我眼花缭乱的美味当中，我视豆腐泡为佳肴，为上品。

　　姥姥做菜并不需要太多的帮手，有时甚至只需要一个拉风匣烧火的人即可。豆腐泡是在“走油”的时候烹炸而成的，姥姥将切成菱形的豆腐放进油锅里，在沸腾的豆油里焯一下，随即用笊篱捞出来。火候的把握，大概是豆腐的表皮已经硬化，但绝不过火，只轻轻地“染”上一层颜色就是了。捞早了，豆腐里会“包油”；捞晚了，二次加工炖排骨的时候，汤是进入不了的，味道也就停留在表面了。

　　姥姥做的豆腐泡炖排骨，豆腐泡形状完整，咬一口，类似灌汤包的那样，一股鲜美的汤汁从内中溢出。入口即化，味道好极了。

　　这种味道，在我看来就是过年的味道，许多年也挥之不去。它可以轻易地驱除鞭炮的味道、饺子的味道，让我的味蕾直达混在的排骨中间的豆腐泡，迅速向童年和故乡缴械投降。

　　而作为长女的妈妈，似乎并没有继承姥姥的这般“武艺”。妈妈炸出来的豆腐泡颜色很深，好看倒是好看，可炖起排骨来，汤汁总是游离在豆腐泡的外围。粗粝的表面，内里结实的豆腐，与姥姥的豆腐泡相去甚远。

　　这让我对“年”产生了怀疑：姥姥家的年，与我们自己家的年，味道何其不同！

　　妈妈姊妹八个，妈妈是长女。也就是说，我有五个姨姨，两个舅舅，姥姥家人丁兴旺。相比之下，我们家这个小家，当时已经与爷爷奶奶分家另过。在鞍钢工作的爸爸，常常为了节省路费，春节也不回家，把工资寄回来，再写一封家信就罢了。剩下妈妈、妹妹和我，这个年是冷清的，稀汤寡水的。不像姥姥家人来人往，其乐融融。许多年后，我真正理解什么叫相依为命。一个大人，两个小孩子，这样的春节注定没有任何生气，有时候我家连猪都不杀，走油、做豆腐等等，所有的环节都省略了。像那时的小草鞭，嘎巴嘎巴地，只在时光之水中轻轻一点，瞬时就回复到平静。况且，妈妈炸的豆腐泡，总是不能令我满意。我嘟哝几句，或许能招来妈妈的巴掌和笤帚。想一想，妈妈难道不想让我和妹妹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大年吗？生活的窘境，会让人的心理起变化的，但爱的成分丝毫没有缺失。

　　乡下的规矩，嫁出去的女儿是不能在娘家过年的。读私塾出身的姥爷，对此是极为讲究的。而我，对于豆腐泡的极端依恋，导致我扔下妈妈和妹妹，跑到姥姥家乐不思蜀去了。

　　前些年，在我父母现在居住的城子坦小镇那个名叫君乐的小饭店，我吃过一回地道的、像极了姥姥做的豆腐泡炖排骨。今年春节，高中同学在小镇聚会，我开始建议选择君乐饭店，但由于那里没有大包间，我们只好改去另外一个叫水泵餐厅的饭店。

　　我再次与姥姥的豆腐泡失之交臂，个中遗憾，相见甚欢的同学们是体会不到的。

　　生活的细节，岂不是那咸淡恰切的汤汁？停留在了食物乃至事物的表面，生命的意味就耽于寡淡；若入味、入心，那便是温暖、甜蜜、从容、自然的无限况味。

　　可惜姥姥年事已高，而我的味觉也已渐渐麻木……

　　外甥狗

　　我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一个道理：吃什么，补什么。

　　没有人刻意教给我这个道理，是妈妈每每过年都把猪心留给患心脏病的姥爷吃，我自个儿悟出来这个理儿。

　　1978年1月，也就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个寒假，我做出了人生第一个大胆的设想：独自一人去姥姥家过年。此前七八年我几乎年年都是在姥姥家过年。不为别的，只因为姥姥家人多，热闹，有意思，当然姥姥的厨艺对我也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鞍钢工作的爸爸为了省路费，常常不回来过年了。

　　拗不过我，妈妈把猪肘子猪心装进一个筐里，上面用一块花布蒙上，就含着眼泪打发我上路。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步，对于我个人而言，在接下来的生命体验当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自是欢天喜地，完全不顾及妈妈是否放心，拐着筐就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家门。

　　姥姥家在临近的另外一个公社（现在叫乡镇），与我家隔着三四十里的山路。那时我还不会骑自行车，只有徒步行走。道路我是熟悉的，从一个村屯到另一个村屯，我都熟记在心。只是在两个公社交界处的山梁，灌木丛生，行人稀少，似乎藏着不为人知的凶险。但为了到姥姥家过年，我的凛然，我的义无反顾，早已将这些置之度外。走在无人的山间，我大声唱着无名的歌曲，给自己壮胆、打气，我有一种战争电影里孤胆英雄的感觉。我的脑门儿上有一种麻沙沙的感觉，但额头冒着男子汉的热气。偶尔有牧羊人走过，我不动声色地紧紧跟在那些绒山羊和绵羊的屁股后面，我闻到一股好闻的干草的味道，还有羊身上特有的膻味儿……

　　筐越来越沉，我不断地更换胳膊。当两只胳膊都无法承受猪肘子猪心之重，我就停在路边歇息一会儿。这时不断会有路人打趣地问我：“小孩儿，上哪儿去啊？”我就瓮声瓮气地回答：“上俺姥家！”当人家表示要帮我拐筐的时候，我是坚辞婉拒的。虽然那时尚没有人贩子这个行当，但我有着与生俱来的警觉。从家走的时候，妈妈嘱咐我，遇到陌生人，视年龄称呼大爷大娘大叔大姑，嘴一定要甜。那一刻，我全忘了……

　　当我怯生生地走进姥姥家的院子，大黄狗率先认出了我，朝我直摇尾巴；然后是灶台前忙碌的姥姥喜出望外地喊道：“哎哟妈呀，这不是外甥狗吗？！”之后就开始数落：“喃妈也真放心，这么小一个孩子，走丢了可怎么办啊！”不苟言笑的姥爷则露出难得的笑容：“期末考了多少分？”我说：“双百！”姥爷点点头：“这个小熊儿，将来是块料儿。”

　　这时候，我不再矜持，脱掉套在棉袄外面的新衣服，迅速跑到前街后街找那些童年的玩伴儿去了。其时的乡下，新衣服是要等到过年才穿的，好鱼好肉也是要等到过年来客人才吃的。记得有一首古诗里有“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句子，大概也有这个意思。

　　年三十到来之前，姥爷是最忙的：写对联。念过私塾的姥爷是屯子里为数不多会写墨笔字（毛笔字）的，我给姥爷打下手：裁红纸，按照字数多少折叠红纸。这里有着小小的数学学问，几次折叠叠出多少字，字间距又大致相当，我在8岁的时候已经掌握。我在10岁的时候不自量力地帮助姥爷写对联，因为姥爷的心臟病一犯，就没力气写了。这时候，我几乎可以以假乱真，但明眼人是不难看出来的。因为我的字里缺少一种东西：风骨。

　　等我上初中的时候，姥爷英年早逝。这时，已略知世事沧桑的我痛悔不迭：姥爷那么多精辟的对联，我只记得一两句，诸如“劝告世人三件事，戒酒除烟莫赌钱”“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而已。其他的，我几乎都没有记下来，它们像姥姥家的炊烟一样，飘上屋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故乡有一句谚语：外甥狗，外甥狗，吃完了就走。

　　如今，姥姥已年迈。又要过年了，我能否再次沿着童年的山路走到姥姥家，吃饱喝足，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就像外甥狗一样没心没肺呢？

　　知 青

　　作为特殊年代的一个特殊群体，知青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打我懂事时起，我就觉得小伙伴巧朋的妈妈有些不一样，小全会的妈妈爸爸也不一样，小王毅那一大家子人就更不一样了。不一样在那里呢？他们说话都“偏”，跟我们屯子里的大多数人说话不一样，他们常常发出很好听的翘舌音节，不像我们的土话那样基本都是平舌；再就是他们的打扮，倒不一定洋气到哪里去，但跟乡下人的打扮总是有区别的；他们走路的姿势也有些拽，他们的脸都很白……

　　后来妈妈告诉我：巧朋他妈是知青，看到回城无望，就嫁给了巧朋他爸；小全会的爸爸妈妈都是知青，他们结婚以后就不住在青年点了；小王毅的爷爷是个走资派，全家人都跟着他受牵连，下放到屯子里改造。

　　知青多少有些比较好理解，妈妈的解释就是城里的年轻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到农村帮助农民们干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至于走资派，小孩子不懂，就是在城里犯了错误，被罚到农村受苦、改造。小王毅他爷爷每天总是弓着腰，把锄头横在腰上，两只胳膊挎着锄把。想来，那就是低头认罪吧。

　　后来我家搬到大队青年点附近，每天看着几十个男男女女进进出出，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欢欣鼓舞，我也有了最初的梦想：我长大一定要做个城里人，像他们一样干干净净，潇洒漂亮。特别是生产队收工以后，他们在青年点肆无忌惮地唱歌、吹口琴、吹笛子、拉手风琴、拉小提琴，他们太有才了，他们的生活太令人着迷了。更让我羡慕的是，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一男一女在乡间小路或者河边散步，据大人说那是搞对象。但乡下人搞对象可不像他们，一个个偷偷摸摸地，像做贼似的。我觉得他们不卑琐，敞亮。

　　几十里地之外的姥姥家东屋间住了四个女知青，我到姥姥家时没事就愿意往她们屋里钻，我喜欢听她们说城里话，她们也喜欢我这个懂事、不淘气的孩子。后来，大舅要结婚了，她们必须搬出姥姥家。搬家那天，四个女知青都哭了。那一刻，我恨死大舅了：你就不能再晚一点结婚啊！

　　这些知青里我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我们家旁边青年点的王志强，另一个是在姥姥家所在大队下乡的知青李吉生。

　　王志强据说会武术，我没见过他展示武功，不过青年点的男男女女都把他当作老大。他不是点长，但在青年点大家有个摩擦，都要他出来主持正义。青年点的伙食不好，王志强不知道从哪里整来一些白面，跟几个哥们儿姐们儿偷偷到我家擀面条，就算改善生活了。当然，我和妹妹沾了光。

　　李吉生会画画，会写美术字，他在写黑板报的时候，我就蹲在旁边看。许多年后，我在学校、在部队办黑板报，这门手艺是不是来自他的潜移默化呢？我想一定是的。后来，他回城时，带走了姥姥屯子里最漂亮的女孩。

　　不久前，小王毅的叔叔辗转找到我的单位，与我叙谈了很久，他依然记得我的乳名叫“秋生”。然而他或许不知道，当年知青们的一言一行，几乎影响了一个乡下孩子的整个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