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原

　　我出生的小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

　　小村名字叫赛里，我一直不明白为何村庄的名字叫“赛里”，东边的村子叫杨村，西边的村子叫王村，西北的村子叫王家庄，其村名都很俗常，都是以人的姓氏为名，单单“赛里”一名独特。

　　我一直以为“赛里”的名字来自于一种外族的语言，莫非村子的先祖是少数民族？待长大后，在县文化馆无意查到了“赛里”的本意：赛里—赛过一里。当时只顾兴奋了，忘了起名的年代，只知很早很早的当年，当地政府整理地名，那时还在实行里长制，几个小村为一里。我们的小村人口多，赛过一里，由此便留下了“赛里”一名。

　　由此看来，我的小村很古老。说起古老，我又想起村里原有一座古庙，村里人称之为大寺。有庙便有庙会。听老人们讲，当年我们村的舞龙远近有名，有一位同学的父亲年轻时是一位舞龙高手，身有武功。我们小时候凑到同学家玩，还呼吁着同学的父亲来过几式拳脚动作，令我们几个小孩齐声叫好。

　　不过，当我们记事时，庙早在破“四旧”中被拆除了，只余一座空空的大殿和周边几间房子，成了我们的小学校。那据说非常漂亮的“龙”，我们这些小孩从没见过。

　　据老人们讲，当年拆大寺时，村人一般不肯动手，只有几个愣头青不信邪。但大殿佛像怎么也不倒，到后来才发现佛像是塑在一根老树桩上。拆佛像时还拆出几大箩筐蛇，吓人得很。据说，几个拆大寺的愣头青均不得好死，得了各种怪病。

　　我上小学时曾在那空荡荡的大殿里上过课，晚上是不敢去的。后来，我高中毕业后曾回母校当过民办教师，那大殿早已被拆除了。小学校已经有了初中，我教初中语文，还做过班主任，送过一个半毕业生。第二个班半截时，我便考学离开村子了。似我这样一个没有真正上过几天学，整天停课闹革命，只在“修教路线回潮”中认真学了两年（初中一年，高中一年）的中学生，何况当时还是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去当人家的老师，自然不够格。不过，因为当时“文革”结束，恢复了高考，教育抓得很紧，学生也卖力，我的学生中考上大学、中专的还真不少。

　　在我们村里，早年曾流行一句话：杨家的房子，安家的地。安家是大地主，村里的地大都是安家的，安家还出了个军阀，曾做过阎锡山手下的军长。不过这位军阀在村里口碑不错。据说这军阀回家时，离我们村北面八里有个四合庄，到四合庄便下马步行，见到人便问好。有一次，军阀兵败，败兵经过西边几个村庄，一路掠劫。事后军阀亲自带人到村里一一赔偿。而其兄仗着有个军长的弟弟，又加是本村的大地主，横行乡里极为霸道。

　　而杨家自然就是我的祖上了。

　　我的祖上是个远近闻名的医生。每年要去如今仍称为中药材之都的安国拉药。一年，途中遇一户人家，这家兄弟二人只一根独苗，被兄弟俩奉为掌上明珠。叔叔早逝，婶婶也对这男孩视为己出，极其呵护。不料这男孩背上生了毒疮，称搭背疮，久医不好，日益严重，命悬一线。见路过拉药的祖上，便有病乱投医，拦住求教。祖上诊后便停止拉药，回赛里调药制膏药送来。一连三副膏药加其他疗治，治好了男孩。这男孩的叔叔生前能干，治下了一份不菲的家业。这小男孩的婶婶倾其家业报答祖上，银子不说，还送来一马车东西。自此，祖上不但家业更丰，名声也更盛。

　　自赛里往西六七里，有个回民村，回民村里出了个姓马的武进士，家业颇丰。马进士特意来拜访祖上，两人相见甚欢，约好祖上每月去看望马进士一次，陪马进士下棋。平时马进士有个大病小灾，随叫随到，马进士每月付纹银若干。

　　渐渐的，祖上的医业家业越来越大，盖下了一排三进三出的大瓦房。四个儿子一人一套，四套房子相连，形成一道杨家街。如今，几经变迁，当年的大瓦房早已不见了，当年的四兄弟也分成了杨家四大股，逐渐分散于村里四处。但我老家门前那条路，依然被村民俗称为杨家街。

　　我们的村子南面有条河名叫沙河。据称我们这一带的村民都是明代从山西老聒窝集体移民过来的。我们中华祖先大都是缘河而居。想那时村民们浩浩荡荡而来，沿着沙河两岸落下脚来，东一群、西一群成为村庄，繁衍至今。

　　沙河的名字很好解，满河滩都是细细的白沙，白沙有八里之阔。

　　沙河是一条季节河，源自太行山。夏天河水焕焕，冬天一片白沙。八里白沙河滩，是日复一日的河水冲刷而成的。

　　据村里老人们讲，当年河滩没这么阔，村南沿河的土地非常肥沃，是村民的衣食所靠。肥沃的土地被河水冲了於、於了冲，最后留下八里白沙。

　　记得一个小笑话。那日，大家在田里锄地时，中间休息。其中的郑家叔侄突然抬起杠来。叔叔嘴笨抬不过侄子，急了道，就你懂，你懂！民国六年发大水你见过吗？一句话呛得侄子一脸苦笑，民国六年侄子还没出生呢。

　　民国六年发大水，我当然更没见过，但1963年的大水我是经历过的。三天三夜大雨，下得村里一片汪洋，我们小孩不知愁，淌水在院里蹦跳。

　　沙河冲毁了堤岸，粮食不收，村民陷入饥饿。这次水灾不只沙河沿岸，全国都遭灾害，史称三年自然灾害。

　　在我的儿时的记忆中，先些年抗洪，后些年抗旱。抗洪的年代我还小，悠忽记得河堤上摆满了土堆、沙袋，各村都组织了抗洪先遣队，日夜沿堤巡逻，时常听到哪个村子决堤的消息。待我长大，记忆清楚了，但却是满耳的抗旱口号。村南的沃土被大水冲掉了，村民只好把目光移到了村北临近四合庄的盐碱地。于是我们每个冬天的活便是从沙河里往村北拉沙子，以改造盐碱地的土壤。

　　从抗洪到抗旱，经历了我的童年。气候的改变、环境的改变，就来得那么快，快得令人不知所措。是天灾还是人祸？我至今想起不知所以。不知所以是不敢细究。其实，从五八年的“大跃进”，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带血的。尤其我们这一代，被蒙昧的童年、被偷走的青年、被追赶的中年，难忘、悲伤、无奈。我们经历过太多的贫穷，背诵过太多的口号，曾牢固地认为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长大去拯救。到真正长大后，发现自己就在那三分之二之中。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怀念那个时代，歌颂那个时代。

　　那天，坐出租车，司机是我的同龄人，比我小几岁，对那个时代极为赞誉，对当今社会愤愤不平。那个时代人人平等，那个时代没有腐败，那个时代没有贫富。我说，那个时代集体贫穷，那个时代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文化大革命莫名打倒了多少人……司机依然愤愤不平地说，人家打下的江山，你想篡权就应该打倒你。看来，这位司机满脑子皇民思想，又加当年的首都娇子如今没落，自然不愤愤不平。还有一些人是当年的红后代，当年享尽了风光，如今似乎被遗忘，更加愤愤不平。每个人的现实思想，来自于每个人的现实和历史，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不把思想打开，永远是一个守株待兔者。

　　我们这一代，在“大跃进”的口号中出生，在“大革文化命”的搏击中成长，中年时代真正清醒，方才气喘吁吁地追赶世界动向，至今仍感饥馑难当。

　　刚上小学，就来了文化大革命，刚认几个字开始写大字报。看到校园里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兴奋莫名又惶惑莫名。那时，我们小学生要到村口去站岗放哨，学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查路条”，即见到一个人便让人家背毛主席语录，不背不让过去。我父亲在外工作，给我带回一个铝铸的语录牌，吊起一根绳，又请美术老师用红漆写上毛主席语录，跨在肩上神气十足。因为小朋友的语录牌精致些的不过是块木头牌牌，大多是块硬纸牌牌。我的牌牌赢来不少羡慕的目光。

　　我们老师别出心裁，带我们班学军队拉练，有的背着木头枪，没木头枪的背一根木棍，在大沙河的积水里行走，在那些矮小的树丛中穿行，回来后每人写一篇《大沙河巨变》。

　　大沙河确实巨变了。那年回老家过年，特意去沙河走了一趟。只见当年在我们小孩眼里气势恢弘的为抗洪修建的沙坝，已是残破不堪。沿着沙坝往河心里走，望着沙坝两边的沙滩，想起儿时的记忆，不由感慨。沙坝东面，沿岸的沙滩已经被改造成花生地。花生地的里边已是村民们的墓地。当年河堤北面的坟墓都迁到了这里，形成了一处墓园，坟头、石碑林立。由于众人对先人的呵护，杨柳榆槐也丰盛起来，成为一片树林，在八里沙滩上有些个壮观。再往里走，仍是白沙茫茫。待到沙坝尽头，如今的河道中心显露出来。河心处，没水，但细细的白沙中留下了水的痕迹，弯弯曲曲向东游去，如画儿一般。水纹中有一行小鸟的个字脚印，令我心中顿时生出诸多感慨，眼泪也不由流了出来。

　　历史上的大村“赛里”，如今已经不大了。两条省道，东由杨村穿过，西由王村穿过，夹在中间的大村赛里，名声已经莫如以前。过去，打听路向，都以赛里为坐标，而现在却以杨村、王村为坐标了。

　　历史上的大村赛里，现如今的小村赛里，是我的老家。现在，我母亲仍在，由我妹妹照顾。妹妹早已是县城户口，正在正踅麽着为儿子在城里买房子。母亲一旦离世，妹妹进城，大村赛里或者小村赛里，便会离我越来越远。亲情不在了，记忆会越来越模糊。何况年老冉冉将至，那个历史上的大村“赛里”当会离我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