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是的。上世纪80年代不仅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整个汉语诗歌的黄金时代。中国人从文革的桎梏中走出来，需要一种自由的表达，诗歌成为精神层面的至高领地。此外，当时没有网络，甚至连影视也不普及，文学，尤其是诗歌便呈现出一种可能永远也不会再有的热火朝天的发展势态。
大學生本是最激进，最与时俱进的群体，因而大学生诗歌也在那个时代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一种空前绝后的文学现象和社会现象。当时，校校有诗社，有诗刊，有的学校还不只一个诗社，一种诗刊。只要你热爱诗歌，你就能在校园里找到志同道合的诗友。甚至，那个时候的征婚启事上，也不忘了特别注明自己喜欢文学，喜欢诗歌。
从今天的角度遥望80年代，那更像是一个寓言。中国人在被商业和利益洗脑之前，最后一次展示了自身对精神世界的苦苦依恋。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大学期间创作、发表、获奖及其他情况）
答：事实上，我是90年上的大学，所以在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这个浪潮中，我只赶上了它的尾巴。我是迟到的。
我开始诗歌写作是在中学时代，高中二年级时在当时有着巨大影响的《中学生文学》发表的处女作就是一组诗，后来其中一首被评论家黄邦君先生收入到了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少男少女抒情诗——当代中学生诗选》中。
进入大学校园时，我已经在大大小小的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东西，有诗歌，也有散文。大二时，我的一组诗被《诗刊》编辑、后来非常知名的文化人和金牌编剧邹静之先生选中，发在了《诗刊》的“大学生诗页”栏目。那组诗，要算我在校园写作期间的最高峰。
此外，山西大学的张华夏主编过一本很厚的《中国当代大学生百家抒情诗》，在很靠前的位置选了我六、七首诗。《读者文摘》（即后来的《读者》也在大二时选过我的一篇类似于散文诗的作品。比较有趣的是，三年后我想跳槽到某家报社，负责招聘的一个负责人，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面试时她告诉我，她当年曾经把这首散文诗抄在笔记本上。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是如何积极参加并狂热表现的？
答：我老家所在的那个县，叫富顺，历史上多出文人，向来有富顺才子的说法。老一辈的，像刘光第，陈铨，郑必坚，当代诗人，像张新泉，白渔，朱先树，李加建，郑单衣，以及更年轻的郭敬明等人，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有着浓厚的文学氛围，尤其是三十年前。
我开始参加县文协的文学活动时还是中学生。我记得有一年，著名作家郑义（他的母亲好像是富顺人？或者其父母与富顺有某种缘源，记不清了）回来讲课，坐了满满一屋子人，室内坐不下了，外面的台阶上也挤了不少人。我中午喝了几口酒，听着听着就打起了瞌睡，后来被一个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大学时，我开始参加自贡市文联的一些文学活动。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有一年自贡文联在一所盐商的老宅子里开了五天笔会，参会者多达百余人，其中写诗的最多，分成两个组。大家六个人住一间屋子，吃得很一般，但天天讨论诗歌，为诗歌争得面红耳赤，几乎就要老拳相向。
这种笔会是要收费的，其他人都可以回原单位报销，但我没单位，我还是学生嘛。正在无奈之际，富顺文化馆一个姓李的老师得知后，连夜赶回富顺向文化馆长报告，意思是说聂作平有才华有前途，这个人毕业以后，可以把他要到我们文化馆做文学辅导，他现在开会的这个费用，能否由文化馆给他报销？馆长也很开明，马上就同意了。
当时，因为我会写诗写文章，已经有其它两家更大的单位要我，但我还是决定回老家去文化馆编那张四开四版的《富顺文艺》。不巧的是，在我毕业之前几个月，县上一位领导的哥哥从外地调回来，把这个位置抢先占去了，我只得怏怏地去一家待遇其实更好的企业作秘书。
问：当年，您创作的那首《每一道篱门都将走出一位表妹》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这是一首乡土诗，参加一个表妹的婚礼有感而写。诗写好后，连同另外两首一起，胡乱寄给了《诗刊》。几个月后，就在几乎忘记时，收到一封从《诗刊》寄来的信，用手一捏，信很薄，便知道不是退稿。有点激动地打开，是邹静之写的，告诉我这首诗和另两首一起，发在了下一个月的《诗刊》上。当时的兴奋可想而知，恨不得告诉迎面而过的每一个路人：我上《诗刊》了。
三个月后，我收到一笔稿费：185元。当时我已经毕业到工厂实习了，实习时的工资是119元。所以，二三十年前写诗还是能挣点小钱的。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啊？
答：非常郁闷的是，我就读的是一所地方大学，叫自贡职业大学，相当于现在的职业技术学院，开办的专业几乎都是理工科或应用型的，没有任何一个专业与文化、文学和诗歌有半毛钱的关系。这是当年我最难过的事情，高考时，我报的志愿除了军校外，就是川大中文系了。不过，学习成绩差，数学只考了38分，只能上这所藉藉无名的地方大学，去读一个毫无兴趣的会计与统计专业。顺便说，大学期间，我大概有将近十门功课是靠补考过关的。
在职大，我想组建一个诗社。其实早在高中时，我就和外校的文学青年一起组建过诗社，还出版过油印刊物。很遗憾的是，这所大学里，我缺少同伙，没人助一臂之力，诗社一直没能成立。
那时候，同城有一所师专和一所教育学院，这两所学校都有中文系，也都有诗社或文学社。所以，很多时候，我都去师专和教育学院，那里有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当然，还有我们那所理工科院校非常稀缺的长发飘飘的文学美女，我们那所学校女生稀有，既便有，也都跟科学家似的，戴着瓶底厚的眼镜；而钱仲书先生教育过我们：男人从不调戏戴眼镜的女人。
大学时候的诗歌活动，除了在师专和教院参加过一些讲座外（其中有一回我也是主要嘉宾，坐在台上向同龄人介绍写作经验。无知者无畏，现在再也不敢干这样的事了）；此外，就是参加市上和县上的一些诗歌活动。我老家富顺县有个传统，大概从8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那就是每年端午前后，都要举办端午诗会。清茶一杯，各人诵读作品；诵毕，结伴到饭店大吃一顿，家家扶得醉人归，精神和物质都得到了满足，不亦快哉。
问：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您参与创办过诗歌报纸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答：高二那年，我和本县另一所中学的两个高三学生，（其中一个是我的小学初中同学，一个与我们家是世交），一起创办了一本诗刊，叫《三原色》。自己刻钢板，自己油印，自已装订，用一个通宵加一个白天，弄出了一本大概有40来页的32开的小册子。
《三原色》只出一期就夭折了，主要是家长反对，家长认为中学生嘛就该好好念书，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才是硬道理，弄什么诗歌什么文学都是不务正业。
我们把《三原色》寄给了国内一些诗人和刊物，后来，《中学生文学》从上面选了我两首诗，发表在《中学生文学》诗歌特大号上，那就是我的处女作。这两首诗，后来收到了三十元稿费，稿费之高吓了我一大跳，那时候我们老师的月工资也就五六十元。拿到这笔稿费，我和一起办诗刊的那位世家兄弟一起，在小镇上找了一家餐馆，恶狠狠地点了四五盘菜，喝了瓶白酒，一结账，也就几块钱。
《三原色》还有段插曲。一起办刊物的那个小学初中同学，有一天大概酒喝大了，竟然在厕所里写了一条反动标语，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这个同学很快被查出来，为了调查他，县公安局的两个警察到学校找到我，查问前前后后的事情。
非常滑稽的是，其中一个警察严肃地问我：你说说，《三原色》的色是什么意思？我给他解释，《三原色》这个刊名，是我们从车前子的一首诗化过来的。警察于是又问，车前子是谁？我只得给他说是一个诗人，写朦胧诗的。那朦胧诗又是什么？等等，相当于给这位敬业的警察同志上了一堂诗歌课。
问：当年各大高校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诗会是哪几次？
答：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去自贡师专，参加中文系的诗歌朗诵会，一个长发飘飘的女生在台上，用很好听的普通话念一首其实写得不怎么样的诗。灯光朦胧，音乐舒缓，女生身材修长，黑头发像瀑布一样。
朗诵会间隙，我们站在走廊边上，看着楼下稀落的灯火聊天，她歪着头，眼睛扑闪扑闪的，让我有一种想拥抱她的冲动。后来我们有过一段时间的来往，但随着毕业，各奔前程，便失去了联系。算起来，她现在也是四十好几岁了，从热爱诗歌的青春少女，到为生计为家人奔波的中年妇女，狗日的时间就是这么残酷无情呀。
问：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最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吗？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最后成为好兄弟啊？
答：我只去过我所在的那座城市和城郊的另外三所高校，一所是前面说过的自贡师专，一所是自贡教育学院，一所是四川轻化工学院。很有趣的是，现在这三所高校和我就读的职大一起，大杂烩似地乱炖在一起，改名四川理工学院，学院也跟放羊似的，学生多达两万人了。
去师专和教院，有時候是为了参加诗歌活动，更多时候是为了找写诗的朋友喝酒。师专和教院毗邻，有一条上百年历史的宽不盈丈的小街，街两旁有许多小餐馆，我们就坐在幽深的店堂里就着花生米和猪耳朵喝一块多钱一瓶的盐都高粱酒。兴之所至，也会念几句诗。这是我们和旁桌那些光着膀子的工人最大的区别。
四川轻化工学院在城郊，我去过两次，都不是为了诗歌，是为了帮人打架。中学时代，我就喜欢拉帮结派，听说打架比过年还高兴。帮谁打架也忘记了，只记得打了架下来，被帮的人摆了一桌子酒菜请我们大吃大喝，那种成就感，就给写了一组牛逼的诗一个样。
我在这三所学校认识了一些写诗的学生，他们大多数后来都不写诗了，有做生意发了财的，有走仕途当了官的，也有穷困潦倒的，更多的不知所终，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当然也有少数人一直在写，但几乎没写出大名堂，只是作为一种爱好坚持下来。这种坚持尤其难能可贵。
说句不客气的大实话，我大概要算当年那批一起写诗的朋友里走得最远的了，写作竟然成了我终生的事业和混饭吃的本领。
问：当年的大学生诗人们最喜欢书信往来，形成一种很深的“信关系”，您和哪些诗人书信比较频繁啊？
答：有书信来往的大学生诗人，我现在还记得的是山西大学的张华夏，如今在北京搞得风生水起，还是书法家，但诗好像没怎么写了。当年，张华夏编一本大学生诗选，因而和他接上了头，通了好多年的信，直到毕业之后都还有联系。后来联系中断了，前两年有了微信，又勾搭上了。
另外还有一个南京政治学院的诗人，叫杨冰，我们中学时就开始有联系的，上了大学，也都一直还在通信。这些年也不知所终了。青春终场，大家都作鸟兽散。
问：在您印象中，您认为当年影响比较大、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学生诗人有哪些？哪些诗人的诗歌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答：印象不深了，好像有邱华栋，李浔，景旭峰，赵红尘，洪烛这些人吧，这里面，好像邱华栋和我年龄相仿，在中学时就曾在一个刊物上发过东西，其余几位要大些。
问：当年，大学生诗人们喜欢交换各种学生诗歌刊物、诗歌报纸、油印诗集，对此，您还有印象吗？
答：是的，当时经常收到从外校寄来的油印诗集或诗歌刊物。这些东西大多印制得很粗糙，但能感觉到它的主人对它的重视，我也从不因为它的粗糙而忽视它。收到的每一种读物，我都从头到尾认真阅读，并热情地给寄诗集或诗刊的人回信。
高三那个暑假，在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周其荣的帮助下，我也油印了一本诗集，叫《野魂的骚动》。我记得好像还把它寄给了包括艾青在内的一些诗坛大腕。尽管我在信里很卖萌地称艾青为爷爷，可这个爷爷根本没理我。给我热情回信，认真点评的人有两个，一个是著名诗人张新泉先生，一个是《中学生文学》主编赵建功先生。他们的信件我至今还保存着。其中和张新泉先生的通信最多，那时候他是四川文艺出版社诗歌室主任；赵建功先生的信都是用毛笔竖写的，非常风雅。见贤思齐，后来我也用毛笔竖写的方式给诗友回信。
问：您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答：它使大部分人与诗歌有了亲密接触，它使少部分人把诗歌当作了相伴多年的爱好，它使极少部分人成为了诗人。
问：回顾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答：最大的收获无疑是因为热爱写作，并在一些报刊发表了几十篇作品，因而早在毕业前一年，就已经有三家单位向我抛出橄榄枝。我们那所学校原则上是不包分配的，顶多就是比较优秀的学生，学校出面推荐一下，其它学生需要自己和用人单位协商。所以，因为诗歌，因为文学，我在好些同学还在联系工作单位时，就早早地进了当地一家不错的企业。
最美好的回忆应该是每次从收发室老大爷那里领到一张张从天南海北飞过来的汇款单，有了这些诗歌赚来的稿费，我就有条件坐在校门外的小餐馆里，和朋友们要上几个菜，几瓶酒，慢慢地消磨一个荷尔蒙过剩的夜晚。
问：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答：这个可能要留待时间来检验。
问：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的得失是什么？有什么感想吗？
答：谈不上什么得失。在那个年代热爱文学，热爱诗歌，似乎是一种水到渠成的事情。换句话说，如果我不去写诗，可能我會去画画或是搞音乐。青春年代的血气和艺术最能相通，我们借助艺术打发青春时光。如果后来能把青春时的个人爱好发展成终生职业，我想，这也是一种幸运吧。
问：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我已经47了。多年来，一直坚持写作，诗歌写得较少，但还是在写。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一家企业作秘书，后来漂流到成都，先后做过几家媒体。目前从事职业写作。也就是说，我的每一分钱，都必须依靠敲击键盘来获取。
迄今为止，我出版了近三十本书，但没有出版过诗集。在这个年头，除了一些特别有名或特别有市场的诗人外，其它诗人出版诗集是要自费的。自费的钱虽然不算多，但我觉得自费出诗集是对我和诗歌的羞辱，我宁愿不出。
最近，南方一家出版社正在和我接洽商谈出版我的第一部诗集的事，不是自费，谢天谢地。所以，看来作为一个曾经的校园诗人，我很可能在知天命之前出版自己的处女诗集。哈哈。
聂作平，男，1969年生于四川富顺。现居成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著作30余部，主要有长篇小说《自由落体》《长大不成人》，随笔《历史的B面》《历史的耻部》《1644：帝国的疼痛》《皇帝不可爱，国家怎么办》《画布上的声音》《天朝1793-1901》《一路钟情》《纸上城堡》，文学批评《审判余秋雨》等，主编有《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其中《历史的耻部》被新浪、当当评为2003年度最有价值图书。部分作品被译成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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