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

　　芦花绿，芦花白

　　我是在渭水南岸的一角看到这芦苇荡的。一块块、一丛丛的芦苇，在宽阔的水面上，在薄凉的深秋里，摇曳，妩媚。秋风把它的味道吹过来，轻轻痒痒的，却又熟稔的，让人想伸出舌头，舔几口。

　　关于芦苇，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是报社麻雪编辑两年前于盛夏时分的一篇约稿。这是市报的一个陈仓新美版块，旨在宣传美丽的小城宝鸡。记得当时我极尽赞美之词，一蹴而就。之后却再无和它产生交集。

　　时隔两年，我又站在这里。我的眼眸间，芦苇的叶子开始发黄，穗子开始泛白。阳光下，一根根羽毛般柔曼的芦花漫天飞舞着。

　　这是芦苇最美的季节，也是曾年少轻狂的我和芦苇初相遇的时节。

　　那一年，我如很多想跳出农门的农村孩子一样，艰难挣扎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苦读岁月里。由于体弱，初三的秋天，我跟随叔父去了离家十几里的长命寺初中就读。每个周末下午，背着干粮，骑着家里那辆二八的破旧自行车去学校。期间，须路过长命寺村子边上一片面积很大的水域。那片水域，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其实是地壳运动造成的，长命寺的老辈们却认为是上天赐予他们的神水，敬畏得不得了。他们在水边修建了寺庙，逢初一十五烧香拜佛，一点都不马虎。有好几回，适逢周末，我骑着自行车路过这里时，一片片诵经声和香炉里飘出的味道，远远近近传过来。

　　那个时候，秋收未尽，田里的玉米秆横七竖八散落着，一片狼藉。倒是这水边，一杆杆丰润挺拔的芦苇，绿汪汪、翠生生，很是养眼。风来荡荡不止，似招摇着生命繁盛的底气。在瞥见的一瞬间，一身碎花布衫、蓝布长裤的我，喜欢上了它们。

　　在乡下，秋天似乎很短暂，尤其是一阵疾风劲草后，天陡然冷了，芦苇荡日渐枯萎萧瑟，待深冬时，这里已是白茫茫一片。一个周末，我再次经过那片孤零零的芦苇荡，我的眼前，高高低低、参差不齐的芦苇顶着被寒霜染过的花絮，轻飘飘地直往人的怀里钻。那洁白的花絮，衬着瓦蓝的天空，如绵如丝，如梦如幻。我静静站在水边，看它们或贴水，或横斜，或直立；也看它们在天寒地冻和西风怒吼中轻盈如雪。一瞬间，竟有一些纳闷和恍惚：这瘦弱的身子何以将残败的生命诗意般的托起来，给黑白分明的乡野缔造出这一抹“晚霞红如血，芦花白似霜”的温暖和静美？

　　很快，冬天过后是春天，春天过后是夏天，芦苇荡开始热闹起来。远远望去，密密匝匝的芦苇，葱葱郁郁，壮实繁茂。风儿一吹，哗啦啦响。而我离中考的日子越来越近，自然不敢过多沉溺和贪恋其中。

　　我很羡慕芦苇荡边长大的娃娃们。他们一有空，就成群结队到这水边玩耍。其中男娃娃摸鸟蛋，摸鱼，游泳，扎猛子；女娃娃绕着青青的芦苇捉迷藏，听鸟鸣，用苇叶编好看的饰品戴在头上、脖子和手指上。他们身体里有芦苇青涩的味道，亦有芦花，雪白的，足以敞亮乡下孩子那扇简单粗粝，天真无邪的童年心窗。那一年，我十五岁。我的童年没有水，只有褪不掉的日光和尘埃。不过，我经常在晚自习前溜出去，跑到芦苇荡边吹风，纳凉。

　　乡下的月亮，薄薄的，隐隐的，将芦塘调成孩子们快乐的天堂。水塘旁边的长命寺村罩在一片夕阳晚照里，从家家户户烟筒里飘出的缕缕炊烟里，有玉米秆呛人的味道，亦有玉米粥清甜的香气。队长的小儿子七八岁，一枚硕大的荷叶盖在脸上，光着上身，下身着宽大的裤衩，仰面躺在芦苇遮蔽的空地上。乡野的日光晒，风头吹，这小家伙浑身上下结实而黝黑。而且，他胆子蛮大的，睡够了，敢捉草丛里扭动的细草蛇，捉住后缠在脖子或者胳膊上，大声炫耀，呼朋唤友，一幅孩子王非他莫属的架势。草蛇当然是北方的蛇，吐着红红的信子，没有毒汁。

　　在芦塘边，我竟然学会了笨拙地画几笔。一张青白的纸上，差不多全是芦苇的身影，或丰腴，或苗条，像是站在云彩里的女子。后来，这水塘边边果然有了一群女人，是长命寺村子干完了地里的农活、喂饱了自家男人和孩子、喂饱了后院的猪和鸡，暂时清闲下来的妇女们。她们在水塘边编苇席。苇席可以铺炕，可以做房顶子，可以编制成粮囤等。苇席除了自家用以外，还能在周围的集市上卖一些。长命寺村子里出来的苇席柔韧，绵软又结实耐用，方圆二十里，很受欢迎的。

　　编苇席的妇女多数围城一圈，腿脚麻利，手法娴熟。苇席的编法似乎不难，只需将粗壮些、长势好一点的老苇条，割下来，劈成条子，晾干。编的时候，用剪刀顺着苇条的纹路刮光捋顺溜后，稍微蘸点水，拍几下，就可以编了。做到熟练后，她们几乎可以不看苇席，十个手指只顾上下摆弄，里挑外收，不一会儿，席面上便呈现出那种田字格，或者带波浪线的图案，纵横交错，排布整齐。

　　编苇席的间隙，也能看出长命寺村子的三六九等来。比如，那个头梳得油光、抹着雪花膏，身体富态的，一定是队长家的媳妇。她坐在人堆里，高声长调，东家长西家短，不是笑话张三男人没本事，就是骂李四的媳妇是个狐狸精，光想勾引他男人，唾沫四溅，喋喋不休。那些想巴结队长的，就使劲点着头，随声附和，讨好献媚。队长媳妇累了，就停下來，敞开衣襟，袒胸露乳，嘴里侃着撩拨人的、男人和女人的床第之事，粗糙得让年轻的媳妇们脸红到耳根，还得乖乖把茶水端过去，以解她的口干舌燥。

　　我同桌的母亲，便是诸多编苇席的妇女中的一个。多数时候，她总是一个人坐在一边，沉默着，只顾编席。可队长媳妇总看不惯她，经常话里赶话羞辱她。比如，讥笑我同桌的父亲是个药罐子，驾不了车辕，拉不了牛犁，上不了炕头，中看不中用，是个摆设。这些话，随后也会传到我同桌嘴里，他两只拳头握成一团，脸涨得通红。一日，终于爆发了，扑上去和队长家大儿子扭在一起厮打。急了，操起地上的砖头块砸了下去。队长儿子的头上顿时一道血口子，白花花的肉朝外翻，学校自然将我同桌开除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在芦苇荡见过我同桌的母亲，我同桌也去了南方打工了。几年后，他发财了，回到村里，三下五除二扒掉破旧低矮的土坯老屋，原地盖起一座三层小洋楼，红砖青瓦，飞檐高翘，鎏金四射。乔迁日，满村子放鞭炮，唱大戏，摆家宴，一直闹腾到掌灯时分。这是后话。

　　那年九月，我如愿跳出农门，那片芦苇荡再未触及。之后几年，芦苇荡的水域面积逐年减少。没有了水，塘里的芦苇自然慢慢枯萎死掉了，编苇席的女人纷纷回了家，塘边一片冷寂。享誉四乡八邻的长命寺苇席，也只成为人们闲暇时挂在嘴边的念叨和回忆了，连我村子里的父辈们也总在说，换了几茬席子了，还是长命寺的好啊！

　　苜蓿、父亲和牛

　　印象里，父亲很少笑。即便我手捧红艳艳的奖状从学校一路狂奔回家，他也只是淡淡看几眼。然后，又兀自忙自己的事情了。

　　父亲生于解放前，只念了几天完小，他识的字很有限。在父亲眼里，念书上学是我的事情，种地打粮是他的事情，互不相干。

　　父亲要忙的事情很多。比如每天早起第一件事情便是拾掇牛圈和猪圈，其中以清理牛粪和猪的屎尿为主。每当这个时候，父亲板着脸，一边用扫帚清扫，一边用铁锨铲，嘴里骂骂咧咧，骂的话粗糙又难听。偶尔还会生气，用扫帚在牛脊背或者猪屁股抽几下，以示对牲畜没有将排泄物拉到指定角落的一种严厉警告。当然，那动作不会太大，最多意思一下。

　　父亲的右手背打糠机伤了之后，在生产队的菜地和饲养室里都干过。菜地比较远，加之父亲忠厚善良，担心我去了，即便没有摘吃黄瓜和西红柿，也要落人闲话和口舌。所以，村里的菜地，父亲坚决不允许我们姊妹俩去的。倒是饲养室，可以尽管去转转。毕竟，那里除了牛马和骡子，就是一堆又一堆的青草。

　　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饲养室的牛从村子南边的坡地或者西边那一大片低洼处犁地回来，父亲亲昵地为牛梳理尾巴，清扫尘土，从头到脚，一丝不苟。完了，赶紧张罗着给牛喂清清的水，吃干净的草。夏日里，担心牛被晒着，他牵着牛绳子到处找树荫凉。有一次，他蹲下身子给牛剔除蹄子上磨出的老茧时，牛一双温和的、受用的眼神盯着父亲。父亲当然感知到了，他笑着拍拍牛脑袋，和牛说着稀奇古怪的话。而我从学会走路，学会吃饭，父亲从来没有管过我的吃喝。对于这一点，我很有意见。还有一回，那头黑色的骡子去二十里铺拉砖时不小心滑进路边的水渠里蹭破了腿关节的一块肉，父亲很细心地用盐水擦洗、上药、包扎，连续几日，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一幅焦灼疼惜的样子让我对饲养室里那几只牛马和骡子真的是羡慕又嫉妒。

　　除此之外，父亲喂饲养室的这些牲畜很有一套经验。他知道苜蓿、打碗花、冉冉草，咪咪毛等牛马和骡子喜欢吃的草什么时候最柔绵，什么时候最茂盛，沾了太多的露水怎么处理，甚至天凉了，储备的干草须用铡刀将枝节铡得越短越细碎，牛吃了不会嗝在胃里消化不良。总而言之，父亲像这几头牲畜的衣食父母一样，经管它们的吃喝拉撒睡，一丝不苟，任劳任怨。

　　喂牲畜，苜蓿是最佳饲料。村里的苜蓿地最远，在靠近河湾的半坡上。通常父亲会起个大早，驾着马车去割草。他出饲养室院子的时候，隔壁四娘家后院的大红公鸡正准备将脖子伸出栅栏打鸣，静静的村庄还在沉睡着。偶尔，勤快人家的烟筒里冒出几缕淡蓝色的炊烟。父亲的背影落在一片晨光里，牛蹄子的踢踏声回响在疙里疙瘩的土路上，衬着天边缓缓升起的太阳，像极了一幅水墨油画。

　　父亲和他的牛车出了村子往河湾方向去了。一路上，一串串晶莹剔透的露珠在绿油油的玉米叶子上打着滚儿，车前草被深深地压在车辙下，绿色的汁水被挤出来，沾满了车轱辘。下了两架坡，老远看见半坡上的苜蓿地罩在一层薄雾里，风儿吹来，感觉那云雾在半坡上飘来荡去，连坐在马车上的父亲也像坐在云雾里似的，他的发梢湿了，鞋子也湿了，陈旧的衣裳也濕了，可他顾不上，他的眼睛落在翠绿的苜蓿地，那汪洋一般的绿色，多少会抹去父亲被贫瘠日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沉重和愁苦。

　　清晨的苜蓿地一片静谧。没有风，只有层层的清雾若隐若现。父亲蹲下去，拿出镰刀割苜蓿。牛儿自己在一边吃着苜蓿，它的嘴角抽动着，咀嚼的声音清晰可见。那牛儿吃饱了，很是惬意地从鼻翼间冒出哞——哞一哞——的几声。这声音拉得老长，长得像乡村深处的咏叹调。

　　父亲割苜蓿的动作也很轻。他左手轻轻将一撮苜蓿揽到身子跟前，右手用镰刀从根部轻轻割下来，绝对不会胡乱使劲乱砍或者随意乱拽。割过的新茬口，也是整整齐齐，平平展展。因为父亲知道，这一片苜蓿地在半坡上，灌溉渠里的水浇不上，只能靠天生长，长成目前的态势实属不易，更不能在他手里被毁掉。何况，春天里，地里的麦子刚起身，菜刚下种，家家户户还要分得一些苜蓿菜，用以度过青黄不接的困苦时期，怎能不小心翼翼呢？

　　偶尔，下午放学后，庄子里淘气的狗蛋准要带着一帮男孩子窜到这一片苜蓿地里玩耍。他们跑着，躺着，打斗嬉闹，甚至驴打滚似的胡乱踢腾，只要他们出没的地方，准会有一大片的苜蓿被糟蹋。父亲又急又气，大声吼着，撵着。孩子们东躲西藏，搞得父亲精疲力尽。不过，孩子们毕竟小，他们终究跑不过的父亲的长腿宽身子，不一会儿，便被父亲捉住。父亲横眉竖眼，扬起巴掌，却最终没有落在孩子们身上。他瞪着眼睛，嘴里骂道，狗日的，还不快走，下次让我逮住了，绝对不饶恕你们。父亲骂完，弯下腰，将孩子们匍匐倒的苜蓿割下来，若有被踩松动的苜蓿根，父亲用新的土填平压夯实，方才罢手。

　　暮色四合时，父亲驾着他的牛车走出苜蓿地。牛车上，高高一摞子苜蓿被码得齐整有序。半坡尽头，天边火红的夕阳、父亲长长的影子、以及他脸上满意的微笑，被瞬间凝固。

　　蒲公英的春天

　　乡下的春天来得晚。已经是三月天了，村子里的槐树和梧桐树上，才慢腾腾地钻出一寸一寸的绿色，倒是那些鸡呀，狗呀，羊呀，什么的，迫不及待地从围得结实的圈里探出脑袋，尽情舒展着整个冬天里蜷缩得有些僵硬的腿脚。当然，还有一些人家的屋檐下，燕子欣然归来，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村头的老柳树上，饱满膨胀的柳芽嫩绿绿的，只待一场春雨，自会垂下万千条翠绿的帘子；果园里，粉的桃花，白的梨花，热热闹闹地挤在枝头，绽开笑脸；几棵钻天杨树，也缀满了一指长的、毛茸茸的叶桃，在春风里悠然荡着秋千。

　　哦，春天来了，和风习习，阳光煦暖，村庄在经历了一个荒芜冗长的冬季之后，渐渐苏醒了。和村庄一起苏醒的，是被青青麦苗覆盖的田野，一望无际地绵延着，起伏着，将春风大把大把地揽进怀里，像极了我的父辈们敞开胸膛，侍弄庄稼时流淌出来的那份虔诚与敦厚。

　　写下上面一段话的时候，我正身居繁华喧嚣的城市，人生已过不惑，乡下离我越来越远，但我依然想起，那些贫瘠窘迫的童年时光里，我和伙伴们在广袤的田园里，煞费苦心地寻找粗粝简单的童趣。比如说春天来了，顺着长满野草的土坡打滚；夏天来了，摸到沟底小韦河凫水；待冬天时，又一群群围在落雪的柴禾堆里打雪仗，捉迷藏，直到炊烟四起，母亲和婶子们倚着门楣，声声唤归。

　　其实，在春天里，我最喜欢的莫过于埋没在一簇簇顺地攀爬的蒲公英里。曾经，那一朵朵黄灿灿的花瓣，启蒙过我对数字最初的概念。慢慢长大时，却更贪恋暮春时分在田野深处随着风儿到处轻扬的蒲公英。你瞧，一顶细细的杆，托着圆球状的、洁白的花絮，在春风里摇啊摇。我小心翼翼把它们摘下来，掬在手心里，对着太阳，对着蓝天，对着云朵，对着清风，用力吹，吹成无数个甜美的梦想，飘向空中，飘向远方。这蒲公英一般的梦想，成为我后来挑灯苦读，拼命努力，想早点走出去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的无穷动力。

　　后来，我果真从那片村庄走出来了。我走过很多地方，在“一枕暗香听橹声，寻梦无痕到江南”的水乡，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都会见到一株株随风飘摇的蒲公英赢弱而细碎的身影。那一瞬，我总在想，是不是当年的我在小村庄里吹落的那一朵飞絮飘落至此？

　　每年春天，在我校园，草坪里，花坛里，青石板的缝隙里，亦会见到蒲公英的身影。它们来自何方？我在询问，询问南来的、北往的风儿。风儿告诉我，河东河西，山南水北，云里云外，都有。于是，我明白了，原来，这蒲公英一如我，某日，扯断了故乡的衣襟，便有了散落天涯的梦，倾我一生，去怀恋，去追逐。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当我在春天里回到乡下的时候。麦子即将起身，绿汪汪的，却不见了燕麦，不见了荠菜，不见了胖娃草，不见了车前子，更不见了拔草的乡亲们漾起的歌声，吼起的秦腔。父亲说，除草剂真的管用，家里的锄头、铲子再也用不上了，人闲得不踏实，连在前街上住的玉秀婶子想寻一些蒲公英给仓叔看病下药，都得去韩家湾的山岭，或者下到马超岭的沟壕里，才能挖几株回来。

　　“仓叔怎么了？”我问。

　　“白血病，没钱治，活不了多久了”父亲淡淡说。

　　“你仓叔的两个儿子在建筑工地干土工，靠力气吃饭，这两年刚盖了新房，又分别供着一个大学生，挣回来的钱像长了腿似的，进来一个，出去两个。再说了，这富贵病，哪里是咱乡下一般百姓人家生得起、看得起的呢？”

　　“难不成仓叔就这样等死，他自己知道吗？”我又问父亲。

　　父亲说，开始不知道，玉秀婶子瞒着。后来，仓叔自己可能觉得难受，不停吆喝，让带他到西安的大医院瞅瞅到底咋了，脾气也越来越坏，动不动在家里摔碗摔碟子。一日，玉秀婶子终于熬不住了，索性扯开嗓子说明白了。仓叔先是愣了几下，然后一个人蹲在墙角，抱着头，抽了几杆闷烟，之后再也不提看病的事了。

　　父亲又说，人真奇怪，面对大病大灾，反倒想开了。就拿你仓叔来说，以前之所以穷，也是因为懒散，可自从知道自己患了绝症后，一下子变得勤快了，从早到晚在两个儿子的果园里忙活着，除草，打药，套果袋，一点都不马虎。而且，隔三差五去镇上吃碗羊肉泡馍，听戏，喝茶，日子过得有条不紊呢！

　　这个春天，我再次回到乡里，仓叔除白血病之外，又患上了淋巴癌，瘦弱嶙峋，一点人形都没有了，给人感觉来一场风都能把他刮倒。玉秀婶子讨来一个中药方子，和蒲公英有關。我不懂那方子，只听说是用蒲公英作药引子，得与蒲公英大凉的药性。平日里，玉秀婶子做凉拌蒲公英，蒲公英红豆糯米粥，蒲公英猪肝汤等，不厌其烦地做，希望多少可以缓解仓叔的病痛。

　　那日，我随母亲去了地里，老远看见玉秀婶子一个人在村子南边的坟地里。母亲说，准是在寻找蒲公英。如今，家家户户都在用除草剂，杂草很少，蒲公英也不多见。为了寻到更多的蒲公英，玉秀婶子几乎踏遍了周围几个村子所有的坟地，沟壕，坡坡岭岭，那些旮旯角落里，除草剂够不到，蒲公英一簇簇，长得喜人。她家院子里，窗台上，任何时候进去，都有几撮干瘪的蒲公英晾晒着，连她从人身旁走过时，一股蒲公英的味道，在风中散落。

　　母亲话一落，我朝坟地望过去。阳光下，玉秀婶子正蹲在荒芜孤寂的坟前，用铲子挖一株蒲公英。她的动作很轻，唯恐伤了蒲公英的叶子，花絮或者根茎。因为下单子的中医大夫交代过，蒲公英对仓叔的病来说，全身都是宝，都能用上的。玉秀婶子牢记大夫的话，一点都不敢马虎。她几乎匍匐在地上，脸上，一行行细密的汗珠滚落下来，连那一撮湿漉漉的刘海，把她的额头一直遮蔽到眼睛，似乎要将仓叔的痛苦遮挡到尘世之外。我再朝她的笼子望去，几株蒲公英安静睡着，叶子翠绿厚实，茎秆粗壮清透。显然，那形如伞一般洁白素净的花团，与平地里的蒲公英相比，更是开得肥硕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