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明

　　看电影《归来》已多日，脑子里一直是陈道明的眼神。我对友人说，陈道明为我们贡献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的名字叫什么？我一时还没想好。

　　我的脑子里走来很多人。顾准来了，在全国人民都不准思考的年代，顾准还在思考。他可能属于右派分子里最早的一拨。第一次读写他的书，我感到自己太可笑。不思考，要肩上的那六斤四两干吗？他痛苦的是，所有的子女都与他“划清界限”了，对于亲人的感情，他只能偷偷地塞在门缝里。穆旦来了。穆旦天生一张阳光的脸，可后来越来越暗淡了，及至化为灰烬——他是“九叶诗人”里最早辞世的一位。穆旦的诗我读得不多，我喜欢看他的阳光灿烂的笑容。明眸皓齿谁复见？如此生气勃勃的生命被摧残，我无法平静。可是，我的前辈老乡，同是“九叶诗人”的袁可嘉教我不要愤青。袁可嘉的一团和气也许是爹妈给的，但渐渐觉得是学养垫的底。在劳动改造的岁月，住在一个贫农的家里，天寒地冻，我们这位西南联大西语系毕业的学者兼诗人，取出牛津版《彭斯诗钞》，就着一豆油灯，一字一句译成汉字的诗行。从来不埋怨，这是我们这位老乡的性格。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油灯”这个细节，是因为我觉得，油灯映照于墙上的剪影，是一代知识人精神的投射。

　　来得早了，便在影城附近的书店闲逛，遇见杨绛的小说《洗澡》。《洗澡》写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杨绛的语调是——从容——的，即使是记述这样苦涩的日子。《归来》两个小时的叙述也是从容的。没有仇恨，没有控诉，却还是让人流泪。流泪有三种，一种是喜极而泣，现在中国电影从剧本到导演到演员，还没有这个能力。第二种叫伤心的眼泪，就像母亲辈看的《苦菜花》，特别惨的那种。还有一种叫愈合，明知道这个东西坏了，一点一点粘接它，愈合它。这种会产生感动，也是眼泪。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需要这个。

　　有一场戏，在小屋里，女儿跟爸说：爸，是我告发的你。按通常的表演，这里可以很丰富，女儿终于说我有罪了，是我出卖你了。可是电影里只有陈道明的侧后背，陈道明稍稍一扭头，说了一句，这事我知道，很平淡。这大概就是一个右派知识分子对于历史的大度。

　　陈道明演这个角色是一种契合。陈道明说，我演陆焉识，从小处说，是纪念我的父亲；往大里讲，是致敬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陈道明因演《围城》而与钱钟书先生有过交往。陈记得，那时去钱先生家，他家里没有电视机，没有录像机，没有电话，唯一响的东西是煎药的药锅。陈道明说，你可以在他家里闻到书香，在他们家可以感到安静，你在他们家也同样可以看到从容，真实。你突然感到，你在文化人面前，狗屁不是。你突然发现自己特可怜，在学问面前，你特别可怜。

　　我不知道钱钟书是不是右派分子。翻阅历史，那么多的右派，他们的名字，我数都数不过来。就举几个大右派吧：章伯钧、罗隆基、费孝通、钱伟长，都是。我们的乡贤，语言学家林汉达也是。文艺界的右派，皆大名鼎鼎：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宋云彬、艾青、萧乾、孙大雨、傅雷、姚雪垠、刘绍棠、流沙河、王蒙、钟敬文、穆木天、吴祖光……

　　不举了。就说近的吧。他是和我们几个年轻人一起点校《溪上诗丛》的胡洪老。我曾在一篇短文里写道：他是个有骨气的书生。十八岁，正是青春飞扬的年龄，他多想凭藉自己的学识为国家做点事情，却因为文字被打成右派，刚起航的人生之舟驶入了茫茫黑夜。二十多年黄金岁月在压抑中捱过来。但他终究没有被击垮，也没有因为受打击而放弃独立思考。在“批海瑞”的狂潮中，他又提笔写出自己的观点。如果说第一次因讽刺诗被划为右派是他意料不到的，后一次却是主动撞的南墙。他坚守着一个书生的良知。

　　写到这里，我想说，《归来》塑造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的形象。他们的名字可以叫做右派知识分子。

　　近读余英时教授大著《士与中国文化》，余先生关于知识分子的一段话，抄录于下，可参照着读：

　　本书所刻划的“士”的性格是偏重在理想典型的一面。也许中国史上没有任何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完全符合“士”的理想典型，但是这一理想典型的存在终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它曾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无数真实的“士”发生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鞭策作用。通过他们的“心向往之”，它确曾以不同的程度实现于各个历史阶段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