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

　　多年前，当有人问我小说和散文、诗歌的关系时，我曾经说：小说是我说的世界，散文和诗歌是说我的世界。我这样讲，似乎把这三种文体的外延给框定住了。对我的这个观点，绝大多数写作者最初听到都持肯定的态度，有相当多的人在各种场合也多次引用过。我为此也在较长的时间里为自己的创造得意过。应该说，我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尤其在传统的叙述性小说创作上，是无可厚非的。

　　也就是说，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确定的。具体说，小说是可以被确定的，散文和诗歌也是可以被确定的。按这个逻辑，何谓小说、散文、诗歌，是应该可以给个明确的定义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小说”一词的解释为：一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通过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环境的描述来概括地表现社会生活。“散文”一词的解释为：1指不讲韵律的文章；2指除诗歌、戏剧、小说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随笔、特写等。“诗歌”一词的解释为：泛指各种体裁的诗。“诗”的解释则为：文学体裁的一种，通过有节奏、韵律的语言集中地反映生活、抒发感情。很显然，以上对三种文学体裁的解释都十分勉强，其确定性并不明显，而且三种解释之间互相融合，这就给创作者提供了多种可能的尝试。对于研究者，文学的爱好者，在确定某个文体的确定性时，出现了模糊不清的感觉。

　　长期以来，对于文学，我们往往像对待政治一样，总爱给它以一个确定性的说法。而在艺术创作中，也总爱以一种形式、一种权威的标准来引导整体的创作，特别是在各种评奖中，也会出现以一种形式或几种形式来总领整个的创作形式。于是，我们会看到，在已经发表和出版的大量的作品中，不论在题材还是在创作手法上几乎都是雷同的。正因为如此，有人公开站出来说，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审美疲劳，即使面对莫言、王蒙、贾平凹、张炜等众多的名家。

　　那么，我们的文学创作有没有出现过百花齐放的时期呢？当然有。一是上世纪“五四”时期，另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这两次的文化变革，其意义不仅改变了我们长期固有的文风，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政治进程。究其个中原因有很多，很重要的一条是当时的作家、艺术家大都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如果没有外来思想的跟进，光凭国内一些文化精英的呼唤是很难成功的。

　　进入新世纪已经十四年了，改革开放也已经三十余年了。今天的文学显然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景象了，有人认为现在才是文学的正常样子。而过去一篇小说、一首诗动不动就轰动全国，无论如何是一场全民的精神病态。对此，我不完全苟同。我以为，一个时期自有一个时期的精神诉求，轰动是正常的，不轰动也是正常的。八十年代初，形成两大阵营，一种是写实主义的，强调小说的故事、情节与塑造人物；另一种则提出淡化故事情节，消解人物，两条路数都有成功的作品。显然，就大多数读者而言，前者更容易被接受。而对于后者，更容易接受的几乎是大多数校园学生和有探索精神的作家、学者。这种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有作家提出“向内转”——即远离现实，关注自我，写人的内心世界，很快得到一大批学院式写作者的支持。也就是从那时起，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如火如荼，文学逐渐被边缘化，图书、报刊出版市场出现了极大的滑坡，以至有相当多的文学期刊被迫停刊。

　　如何看待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具体说，如何看待就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在理论界一直是个复杂的问题。几年前，我曾提出好小说的三个标准：一，对推动民族的思想文化进程是否构成影响；二，是否塑造出了典型人物，如阿Q、骆驼祥子那样经典；三，是否形成了独特的作家地域语言。在这里，我没涉及小说的技巧、形式创新问题。即使这样，有很多的作家也觉得我提得太高了。说如果按照我的这三条标准，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一个小说家能做到。我说好啊，既然没有一个作家能做到，那就说明小说界出了问题。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些年来，文学界除了热闹了一些作家的名字，作品本身并没有走入读者的内心。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的命运大致如此。

　　一个小说家写了一辈子，如果没有一个笔下的人物被读者记住，这个作家肯定是不幸的。这就如同一个歌唱家，唱了一辈子没有自己的成名曲，其歌唱家的称呼就值得怀疑。面对这样的困窘，我相信有很多作家一直在内心焦急。于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人们在不断地寻找出路，寻找症结的所在。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散文创作中，有一大批画家，如吴冠中、黄永玉、范曾、韩美林、于志学、伲萍、陈丹青、崔自默、陈奕纯等人先后写出了大量的作品，这些散文以其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和对事物的独到描写已经越来越被读者所青睐。以我的个人感受，作家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多向美术、音乐、戏剧、舞蹈、雕塑、宗教、建筑等其他艺术门类学习，同时也要向国外的艺术家学习，学习他们的思维方法、文字的表达形式和创作的技巧。倘不如此，只是一味地关起门来，盲目地写，做重复的劳动，即使再过二十年，也很难改变中国文学的现状。我们决不能因为有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以为中国文学怎样了。那只是几个评委的标准，而不是文学的标准。

　　我所以写了以上的话，缘于我最近看了一组张瑜娟的小说。包括本期杂志重点推出的《所有的相逢都是重逢》。张瑜娟是陕西的一位青年女作家，她毕业于西安美院，长期从事文化创意产业。近几年，在绘画的同时，开始从事散文和小说的创作。由于长期做报纸副刊编辑，我接触过一些非职业化写作的作家，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大多从事其他艺术门类，也有的经商或从事政府机关工作。几厢比较起来，我更喜爱画家写的作品。因为，他们的作品从创作开始到结束，给人的感觉是常常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以张瑜娟的《所有的相逢都是重逢》为例。这篇小说有别于当下文学报刊的小说路数，她不是在叙述故事，或者说根本没有故事，也没有完整的情节，它完全是作者思想的流动，我姑且把它看作是一部意识流小说，也可以叫心理小说。在这里，梦是非具体的，梦中的女人也是非具体的，甚至梦中的城市建筑、画水的画都是非具体的，但在所有的非具体的叠加在一起后，小说给你传递的又似乎是非常具体的，确定的，它让你更加地接近真实、接近现实、接近自己。特别是读完结尾，让你不由拍案叫绝。说实话，这种现代超现实的写作我已经多年没有见到过了，过去偶尔见到，但总觉得夹生。但张瑜娟不同，她已经很熟练地掌握，让你看不到模仿的痕迹。endprint

　　心理小说的写作是需要才气的。这其中既包括对通篇作品的布局，更包括思想的丰富与精辟，而且这种思想是跳跃的，是灵性的，是你在丝毫未经准备的情况下随着自身意识的流动而闪现的。其创作的原则是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正反都成立。在这篇一万两千多的文字里面，你在阅读时会随时被作者灵性的思想所吸引，如果要是在文字下划重点线，至少要划三四十处，尽管它会使你的阅读节奏慢下来。如：“虚幻其实是个大的整体，让人不会纠缠在细节里，像眯起眼睛看一件刚开始上调子的素描，意义在于朦胧、不确定，又其实早已暗含了架构，逃也逃不掉地在不必追究里，模糊了知觉。”又如：“我每日都活得差不多，甚至于极其相似。我每日穿行于一段繁华的街道，也许那繁华是曾经的繁华，因它曾是繁华的，于是在城市不繁华的各处得到建设以后，这段曾经的繁华便呈现出颓然，甚至于败落，破败不堪地承受地下排水系统的整修以及人行道的改建，修了几次，改了几回，仍在修，在改，每一次都无法彻底，仿佛在为一个衰老的病人做内脏手术，没法彻底去摘除或修补，于是总在反复，治不好也死不掉。”再如：“最初我是计划着怎么过的，从不认为自己会像机器运转，我若是机器，谁还能是真的自己？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至诚至真的人，与太多人相比，我相信是这样，可是这是经不住审视的，起码经不住自己的审视。岁月，不长的岁月也有力量改变最初自己以为既定的那些。”面对如此多对生活深刻思考的语言，我相信读者绝不会嫌它是累赘而放弃，相反，读者一定会引起强烈的思想和感情的共鸣。

　　我注意到，在这篇小说中，作者还恰当地运用了象征手法，将半条灰色的丝巾、画水的画、女人的模糊印象等，反复地出现，从而增加了小说的意象，使读者读来更有艺术的质地，也极大地增加了小说的艺术魅力。这种手法，过去有人运用过，但在当代的青年作家中，几乎很少有人运用。不是他们不知道，是他们缺少这种艺术的自信与自觉。

　　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是自我的。是从我出发的。但从我出发，并不是以我结束，而应该是以我们结束。如果人生是一条直线，作家攫取的生活无非是直线中的一个线段。作家写作时，对这个线段的描写是确定的，但它所呈现给读者的一定是对线段两端无限的延长，否则，这个作家的写作就没有多大意义。从我到我们是艺术美学的接受过程，也是一个哲学过程。

　　所有的相遇都是重逢。这不仅是这篇小说的一次思想传递，也是在创作技巧上的让我们有一次很好的回望。如是，我十分看好张瑜娟的这种画家式写作。

　　责任编辑：王政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