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萌萌

　　芝头——这个乡土气息浓郁的名字让我想起河流环绕、树木横斜的深处，那些裹覆着绿色云翳的村庄，单个儿的村庄，众多的村庄，广阔而单薄的村庄，年复一年，被风吹过，雨淋过的土地上，出没无数叫做芝头和不叫做芝头的年轻或不再年轻的姑娘。一口气写下这个略为拗口的长句，我仿佛觉察到耐心的微小流失。我知道，再曲折的繁复句式，也远远无法与复杂冗长的人生相提并论。要一个人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漫长人生中时刻都能先知般信心十足地活下去，那该有多么的难！1982年是一个多么青春的年份啊，1982年的芝头还是一个不满三十岁的鲜活姑娘（她自己和她的村人们可不这样看），穿着杏黄色碎花连衣裙，站在我家初夏的院子里和母亲喋喋不休地说话、低头微笑，低矮的花墙恰到好处剪辑出她裙子上的几朵蓝花花，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之间那些细碎的花朵就波澜起伏就春风暗涌了，整个人看上去就像在风里微微抖动翅膀的蝴蝶，随时有可能翩然飞去。这番美妙的图景只有我一个人看到。隔了三十年的时光往回看，我看到的是一个刚刚放学回来的一年级小学生，单薄的脊背上晃荡一只硕大的书包，眼睛里蓄满黑白分明的惊讶。母亲一看到我，连忙大声招呼，过来过来，见过你芝头姑姑！我一定是叫了她的，我叫的那声姑姑多么虚幻多么空洞啊，我实在想不出一夜之间究竟从哪个角落里冒出这样一位陌生的应该叫做姑姑的年轻女人。芝头姑姑弯下腰，笑眯眯地从肩上的黑色背包里掏出一把糖果，不由分说哗啦啦塞进我的衣兜，捏捏我的脸蛋儿，拍拍我的头，正八经儿像鉴定一件艺术品那样，歪着头，略一沉吟，语气肯定地说，“嗯，一看就是个聪颖的小姑娘，将来一定有出息！”我是在很久以后，才猛然洞察到童年的邪恶。小小年纪，我怎么就看穿了芝头姑姑的虚弱与无助？她讨好的近乎荒唐的溢美，让一个小孩子既不喜欢也不感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害怕看到身边那些轻易献出赞美的人，我本能感到他们身后拖着一截可疑的也是悲伤的暗影。芝头姑姑一直粘附在母亲身边，两个人压低了嗓音说话，叽叽咕咕，像两只专注觅食的母鸡。低着头说话的芝头姑姑，不再像蝴蝶了。她忽然有了人类的沉重身体，一副讨好的礼下于人的表情。芝头姑姑当天中午就匆匆离开了我们的小镇，回到了属于她的村庄。芝头姑姑一步三回头地和我们作别，她看着母亲的眼神，始终闪耀一种希望的光亮，仿佛母亲和她的人生有着某种紧密的关联，又或者，母亲是掌有生杀予夺权利的神灵，高高在上。这一切都让我费解和茫然。直到父亲从外地回来，母亲要他介绍单位里一位年轻小伙给芝头姑姑的时候，我才忽然彻底明白芝头姑姑的来意。芝头姑姑原是爸妈下乡时所在村庄里的一位代课老师。因为比别人多识些字，芝头姑姑不甘心像村里的那些姑娘一样，随随便便把自己嫁给一个当地农民了事，婚后和许多家庭里的农民夫妻一般，在那片土地上继续周而复始的劳作耕耘。她不辞辛苦地跑到镇上来，就是为了让母亲介绍一位年轻的工人小伙子给她，继而进入城镇，成为一名城镇人口。啊，说到乡村，我实在记忆无多。我唯一能记起的，是我们进城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那个昔日的乡村里还留有我们的口粮。那年，我只有六岁，父亲推着独轮车和坐在车上的我，去那个我完全没有什么印象的村庄里领回我们的粮食。这一路上经过的景色与扬起的尘土我早已忘记，只记得到达目的地后，父亲叮嘱我，站在原地不要动，等他回来。他要去另一处更加具体的地点推粮。我诺诺地答应着，心里无比害怕。我眼前排布着的，只有一座座干枯的稻草堆，在午后的日光里，泛着金子般的光泽。但是，这里多么空荡啊，没有一个人，偶尔经过一个两个路人，也是完全陌生的。那副陌生的面孔，和我们生活的小镇上的人们，仿佛有着某种令人吃惊和害怕的不同。等待永远都是漫长的，漫长得让人绝望。太阳越来越快地从西天上滑落下去，我又急又怕就要哭出来。我担心父亲只是编造一个理由，把我丢在这里，一个人推着车回到遥远的小镇上去。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父亲没有忘记我，更没打算丢弃我。在我放声号啕之前，他推着粮食，满脸汗水，心急如焚地及时赶来，接上他胆小怕黑的女儿。这突兀而孤旷的一幕，成为我乡村记忆永恒的图景。我隐隐感到，村庄是可怕的，是每个人急着赶着想要快速逃离的地方。比照黯淡的乡村，八十年代，以城镇为生活背景的工人师傅多么红火，炙手可热啊。我还能记得那时候五元面额的人民币上，是一名年轻的炼钢工人头顶前进帽，眼戴护目镜，专心生产的威武模样。那时候，一个姑娘家能嫁给一名工厂里的小伙子，怎么说都是一件体面风光的事，人们说起时，脸上流露万分艳羡，“大工人啊！”工人未必都是身形魁梧，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工人都是“大”的，了不得，那可是在国家的工厂里工作的有地位的人哪。要将一位工人小伙子铺垫在自己的后半生里，又是谈何容易！尤其芝头姑姑当时已经29岁，这样的年龄，在乡村，已经是资深“剩女”，在我们这座小镇上的未婚人口中，那也算十足“高龄”了。那阵子，母亲像没头苍蝇一样，在车间里到处探询、挖掘哪个是还没有成家的大龄小伙子，又要找一位什么样的姑娘做妻子。这中间的曲折繁复，是难以想象的。双方的家庭经济状况，兄弟姐妹几何，对方的工作、年龄、容貌、脾性……总而言之，种种琐碎细节，听来让人头痛，像一笔乱糟糟的经济账，账簿还牵涉到双方的老子娘，甚至祖上家业，未来发展的机遇。一番寻觅，母亲最终从她所在工厂的人群里无功而返，现在，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父亲身上。母亲对父亲说，你们单位里男工多，应该能遇到合适的吧？父亲内向讷言，与人少有往来。让他到人堆里去打探哪一个还未婚配，是否中意他手中握有的这枚做农村代课教师的大龄女青年？哎哟，他怎么开得了口！父亲只是一味地笑，端坐床头，笑嘻嘻地看着母亲，逼急了，就只有一脸苦笑，“你让我去哪里找那么一个合适的小伙子给她哟，花盆里又种不出大活人！”芝头姑姑已经成为母亲生活中最为挠头的大问题。那年夏天似乎格外漫长，这位大龄女青年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跑到镇子上来，穿着好看的花裙子。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向她诉说种种为难的情状，总之，她还没有能为她挑选到一位适合做丈夫的青年男工人。这样的说辞，在芝头姑姑听来，一定是沉重而且备受打击的。我是隔了三十年的时光，才体会到她当年近乎绝望的失望。上帝造了那么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谁能保证，他们之中必有一个为你的理想而设？一段时间里，母亲气急败坏地威胁父亲说，“你再找不到合适的人给芝头，我就把你送给她！”话音落地，我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作为一名“思无邪”的小学生，那阵子，我很鄙夷芝头姑姑——为什么要那样急巴巴找一个男人嫁？作为一名未婚姑娘，她怎么好意思向我的母亲，这个对她来说，一个从不曾有过亲密过往的外人提这件事，多么没有出息的表现啊！漫长难耐的夏天远去了。母亲一直也没能给芝头姑姑介绍一位工人小伙儿，而芝头姑姑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直至绝迹。那时候没有座机没有手机，我们很少再能听到关于她的消息。几年以后，我们终于在一位亲戚那里，辗转得到关于芝头姑姑的一些后续消息：她实在是一位心意决绝的姑娘，发誓说，不找到一位工人作为结婚对象，她决不结婚。后来，后来的后来，她竟然真的找到一位铁路工人，短暂的相处后，两人迅速结婚。那位工人有过一位死去的老婆，还给他扔下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姑娘。但我的芝头姑姑总算兑现了她一早许下的人生诺言，村子里的人，也终于可以松开一口气，不再对她的背影窃窃私语，指指点点了。还是很久以后（我们大多数人喜欢把这个时间状语挂在回忆的唇边），我才对这位当年的芝头姑姑真正产生接近和了解的欲望，我想，我终于成熟到足够理解她的年纪了。作为待字闺中的年轻姑娘，一名乡村代课女教师，游走于蒙昧与文明的一线裂隙之间，芝头姑姑的内心怎么可能没有过对于纯洁爱情的渴求？尽管她让人更多感觉到的，是某种功利性质的追求，但是，寻找一个真正爱她的工人小伙子，谁敢说这里面就没有爱情的天然？只是有时候，我会为过去的事情担着隐隐悬念：芝头姑姑和那位铁路工人的婚姻里，有过形而上的纯洁爱情吗？哪怕很少，哪怕仅仅是闪念之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