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寅

　　看《什么都没有发生》（春风文艺出版社陈冠中著）时，因为回忆录式的叙述手法，当看见“我”叫“张得志”时差点没反应过来——作者不叫陈冠中吗？此时方才明白并非作者的回忆录，而是一本第一人称的小说。只不过这个“我”的经历太煞有介事，其中又掺杂着不少史实，让我一度以为这就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当然，作者有没有亲身经历过并不重要，自己没体验过的事却能说得绘声绘色是作家的本事，关键是，作者是有可能成为这个虚构的自己的，因为他住在香港。《什么》的卷头有一句话，“古代读书人为朝廷服务，是官本位；而我们寄生在资本里，是商本位。”香港人视做生意挣大钱为正道，纯粹的知识分子生存空间非常小，一座香港大学掩盖不住香港的铜臭味和市侩气。看着陈冠中先生把生意和生意人写得绘声绘色，我们了解了香港人的“生意经”是融入到香港人的骨血里的，不管这个人做不做生意。对陈冠中先生了解不多，所以说不清书中的事的真假虚实。N年前曾看过陈冠中编剧的电影《等待黎明》，算是陈先生给我留下的唯一一点印象。说起来这片子已经很早了，那时叶童还不是许仙，发哥还没演小马，万梓良倒是比日后的角色有英气。剧情正如标题，三个年轻人面对日据时期香港黑暗的环境，找不到未来的出路，唯有忍耐到黎明的来临……而将两部作品放在一起，能发现陈冠中对香港的状况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尽管《什么》中的香港处于高度繁荣的时期，尽管“我”生活优渥——“我”是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从小父母离异，父亲又炒股失败，使“我”早早就要自食其力，在远洋轮渡上工作的经历为他的生活定了调，在轮船上他学会了做会计、写报告、与外国人打交道，而且生活方式也逐步西化，他甚至变成这艘船，在国外漂来漂去，哪儿有人雇他就去哪里，自己不做老板，而是依附在别人身边为他打工。一个很明显的隐喻。香港也是如此。“古代读书人，包括绍兴师爷，都是为朝廷服务，是官本位，而我们是寄生在资本里，是商本位，但本身不是商人，是帮商人的忙。我们都是第二把手。”“我”曾用绍兴师爷的例子说明自己的身份——自己不做生意，而是跟在生意人身后，为他能更好地做生意提供帮助。不过“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自己适合当“师爷”，而是阐述自己的处世哲学——加入游戏，遵守规则，但不深入，赚钱适可而止，退出摸准时机，总之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平安舒心。这套理论其实是和古代知识分子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一脉相承，只不过“我”只学会了知识分子的“油滑”，因此他不停地换老板。“我”曾经服务过的人中，托图是英国人，雪茄黎和黑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雪茄黎在尼日利亚倒买倒卖，而黑豹则是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二人都是胆子大，出手狠，为了挣钱能豁出一切，但是性格固执、品味低俗，做事不知进退，“我”为他们干活只是为了钱。而托图同为经理人，性格沉稳，手段多样，品味高雅，最重要的是掌握了最佳的退出时机。“我”是将托图当作自己的榜样来模仿的。“我”只爱自己，安心当一个匆匆过客。及时行乐，无牵无挂最重要，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还是一个隐喻。香港也是如此。问题是，无论是作为“二把手”还是殖民地，最大的问题是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渴望自由的人却没有自己做主的权力，这是莫大的讽刺。“我”最后是被人用枪打死的。因为马董。马董是谁不重要，不过是“我”的又一个老板。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后，马董就此没了踪影，而赔了钱的人找不着马董，就决定拿二把手出气……之前“我”在跟雪茄黎干活的时候也挨过一枪，只不过打中的是手背。打死二把手警告一把手的伎俩“我”以前就遇到过一次，而且不会每次都有好运气。中枪的那天，是1998年7月1日。再明显不过的隐喻，无须解释。故事在“我”中枪后结束，“我”生命的结束也象征着“我”的人生哲学的失败。“我”死了，香港因为回归而翻开了新的一页。香港是否获得了第二春？陈冠中没有写，吾等只在影视作品里接触香港的人更没资格评判。不过，陈冠中在附录中写下这么一句话：“如果要说香港将来的出路，最终还得回到香港人的教育，构建较丰满的文化价值——但不要以我这代的主流为榜样。”一件有趣的事是，“我”在中枪前几天发现自己竟有一个儿子，英洁，一个只有几天露水情缘的女人生的。当然“我”对她有感情。总体看来，“我”的生活一直很优渥，即便是金融危机也没受到影响。当“我”知道儿子的存在，尽管还只是个小孩，却兴致勃勃地谋划起了一个供他出国上大学的计划。所以说，尽管“我”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但还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读书求上进。至于香港的未来这件事，回归只是名义上的革新的契机，金融危机才是真正的警告。“我”因金融危机而死，香港也因金融危机而衰落，“我”发现儿子和“我”中枪虽构不成因果，却是个隐喻：旧时代的香港已失败，未来确实需要下一代的崛起。依靠教育是老生常谈，不过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个人的自立自强永远是生存的第一大要素。无法选择的人生味道《八百万种死法》（新星出版社（美）劳伦斯·布洛克著，潘源、王默译。）的八百万其实是指纽约市里八百万市民。“八百万种死法”的意思是每一个人都有他们死的方法———没有人可以逃避。与其说是侦探小说不如说是写侦探的小说。《八百万种死法》将近一半的篇幅是在写侦探马修的戒酒记——计算戒酒的时间、参加戒酒互助会、喝免费咖啡、听人们的戒酒心得、破戒、酒精中毒、再次戒酒……总之写了很多与案情没什么关系的事。估计读过的人很难记住凶手那一长串拉丁名字，他的面貌也是模糊不清。当然了，他不是主角，这个系列的主角永远是马修·斯卡德，以及纽约这座扭曲的城市。拜第一人称视角和大量与案情无关的叙述所赐，破案的戏码不再是第一位，而马修的形象深入人心：前警察，无照侦探，住旅馆，独来独往，爱喝酒，爱女人，常去教堂，却不信上帝，喜怒不形于色，但有一套自己的行动准则……从他的爱好是酒和女人能看出，他本质还是一个世俗的人。他在警察系统混饭的时候，既办案，也收钱，日子过得还算滋润。而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干时，他总会说：“有年夏天晚上我下了班，跑到华盛顿海茨山庄一处酒吧，那儿警察喝酒免费。有两个孩子来打劫，出门前一枪打中酒保心脏。我追到街上，打死其中一个，打中另一个的大腿。有一枪失误，反弹出去，击中一个七岁小女孩的眼睛。都是软绵绵的东西，自然就捣进脑子里。他们告诉我，她当场毙命。事实上，我还得到局里嘉奖。然后我递上辞呈。我不想再当警察。”说到这里就没了。他不再说事后自己的心情，也不会说自己得到什么教训，事实上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八百万种死法》中，他第一次坦承事后的想法：“我不知道迫使我离开警察局的是对这一事件的负罪感还是别的，但这确实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所以，我不想当警察了。也不想当丈夫、父亲或继续在长岛生活。”“马修·斯卡德”系列每一册的卷头都会有一句话“我叫马修，我是个侦探。今天，我无话可说。”在《八》中，戒酒互助会有个环节是戒酒者交流自己的心得，每次轮到马修的时候，他都说“我叫马修，今天我没什么可说的。”马修总是在生活中扮演着“失语者”的角色，而且不同于得不到说话权利的弱势群体，马修是主动放弃这个权利的。为什么这么做？马修自己不明白，我们也不清楚，也许成为边缘人有助于清醒地认识世界，也许觉得语言不如行动实在，也许是认为在这个扭曲的世界无论扮演什么角色都会犯错，甚至是马修觉得寻找意义的行为本质上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能得出唯一的确凿无疑的结论是：马修很酷，他是个有性格的男人。也许有这个结论就够了，对这个故事而言。说到《八百万种死法》这个故事，想起一件与故事无关的小事：当时把书买来之后随手放在书桌上，大概是和我室友的《十宗罪》放在一起，书名又挺惊悚，第二天室友遂问我这书吓不吓人。我：“不吓人，破案的，不是恐怖小说。”室友：“那怎么起这么吓人的名？”我：“不是，标题的意思是对于死亡人做不了主。”其实仔细想想，恐怖题材也有着世事无常，人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死这一主题，只不过大多数都被感官刺激淹没了。《八百万种死法》的副标题是“纽约，有八百万人，八百万个故事，八百万种死法”。马修每天透过报纸都能看见关于死亡的新闻，死亡原因虽千奇百怪：车祸、抢劫、邻里纠纷、连环杀人魔，甚至是天上掉下来的电视……死亡对于这座城市而言已习以为常。而马修经办的这桩杀人案，如果不是他置身其中，对他而言不过是报纸上的一篇几百字短讯，没什么稀奇。马修是侦探，他能找出凶手，保护钱斯手里那几个妓女的生命，但是，类似的凶杀案依然在不断地发生。故事的最后，马修再一次参加戒酒互助会，当他终于准备说点什么时，眼泪却代替了他的话语，他趴在桌上哭了起来。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又一次。很难说马修是为何而哭，唯一能确定的是，马修终究是个凡人，他无论做了什么努力，纽约依旧是纽约。习惯了像福尔摩斯一类“无所不能”的侦探后，回头看这个被酒瘾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中年汉子时，会觉得他更富于人情味。侦探小说早就不单是消闲解闷的迷宫游戏。侦探的双脚落在地上，为了破案，一边强忍着酒瘾，一边却要走遍大大小小的酒吧，闻着满屋的酒香却只能喝可乐，还要跟那些根本不想搭上关系的人套近乎，虽然一大半跟案子没干系却还要查，最起码自己的调查能迫使真凶有所行动……如此辛苦的破案，以及大段叙述他如何戒酒，都是作者传达给读者的信息：马修在这座城市只是普通的人，他和我们一样。《八百万种死法》是部大量细节淹没了主线的小说，这些细节的确丰富了人物形象和所处环境，不过更重要的是，就像刚才说过的那样：如果不是马修介入，这事不过是报纸上的又一篇短讯。也许是作者刻意的漠视吧。不过作为读者，除了哀叹社会的黑暗和人的无力，故事却也变得“平易近人”了——虽然这种“平易近人”是毛骨悚然的。不过，有了马修这个真实可信的形象，“侦探”不再是一个神秘的职业，他们以破案为名，用自己的方式与黑暗和不公抗争。乖僻、执拗，却从不说放弃。侦探身上常常有着异于常人的味道，而这味道正是源自于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