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宾宾

　　一九七九年夏季的一天,我父母的一个朋友来我家串门。他兴致很高地讲述了当时电影院里正在放映的一部彩色宽银幕日本故事片《生死恋》。他说:“这片子不错,去看看吧!”

　　“那你说说怎么‘不错?”我父亲问他。

　　他简单地介绍过剧情后,评论道:“‘生与死,‘爱与恨。影片中就三个人物!三个人的心理活动被描述得细致入微……另外,服饰漂亮,风景漂亮,故事漂亮,人也漂亮。”

　　不要说在当时,就是现在听到这样的影评,也会令人心驰神往。

　　“爱情”是人类特有的情感,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它美好的文化内涵不言而喻。然而中华民族命途多舛,“文化”一度遭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毁灭。傅雷家中的一景可谓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庭院中的玫瑰花还是开了,而家中的收音机里传来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声……厄运在8月30日那一天降临。园中的玫瑰花被连根拔起,长达四天三夜的大抄家和批斗,使一向安静高雅的傅家书斋,成了大革文化命的战场。

　　那是六十年代中期,我们的年龄很小,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炮火纷飞的战场,却不可避免地置身于文化革命的浪潮中。在这种境遇里成长起来的我们,对“爱情”的理解处于一种模糊状态。缺少了文化的滋养,日后的“青春期”也是名存实亡。

　　《生死恋》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内乱而封闭的状态中,“傅雷们”的悲剧还在继续,“爱情”远不属于个人意志支配的范畴,人们以故意冷漠的态度回避着这个实际上每个人都躲不开的问题。而《生死恋》在中国出现,正是社会发生新变化、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最直接最微妙的改变,就是我们看电影的地点已经由露天广场转移到了电影院。人们开始谈“情”说“爱”,试着接纳“外面的世界”,珍惜着当下每一个细微的变化,这些变化预示着一个广阔的、从未有过的前景即将到来。人们伸开双臂,敞开心扉,大口地呼吸着由那些遥远国度飘来的神秘气息。因此也难怪,每上映一部新片,人们就不约而同地来到电影院,沉下心来,屏息静坐,像参加一个神圣的仪式,两只眼睛不敢怠慢,一丝不苟地凝视着黑暗中的银幕。

　　一个沉稳、清晰、慢条斯理的声音在影院中回响:“日本松竹影片公司出品,《生死恋》,原名《爱与死》,编剧:山田太一,根据武者小路矢祖的小说《友情》和《爱与死》改编。导演:中村?登,摄影:竹村?博。主要演员:栗原小卷、新克利、横内正。”

　　那一刻电影院里安静极了,静得甚至有点人,人们等待着银幕上将要发生的一切。

　　电影《生死恋》是当时中国引进的一部经典爱情片。剧中人物一个是在制药公司研究药理学的科学家,一个是在海角研究所研究鱼类的生物学学者,另一个是娱乐片的导演,这三位靓男俊女,讲述了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

　　这故事带给我们的是青春的躁动和梦想,而更重要的还是为我们固守已久的思想观念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影片中穿插着数不清的独白,这不仅是中村?登导演的特色,仿佛也成为这部“散文化”电影的必须。它以自然而然的方式为影片拉开了一个全新的序幕:“我叫大宫,在水产研究所工作。不知怎么的,我从小就爱上了海洋。大学毕业以后,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干着我所喜爱的工作,专门从事研究鱼的生活。最近,我调到离东京不远的海角研究所工作,这使我和我的高中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野岛又见面了。他现在已经是拍摄广告影片的导演了。这天,野岛带我来到网球场,也就是从这天起,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掉进了爱情的漩涡,在以后这短短的几个月里,爱情的痛苦,欢乐,不幸,都一个接着一个地闯进我的生活中来。我第一次见到夏子的时候,她正在打球,打得很好。她那厉害的球啊,好像故意刁难似的,尽打对方的空当。说起来,那一天是我一切的开始,她改变了我。”

　　电影被拍摄得极其美丽。幽深的庭院,深邃的海洋,潺潺的溪水,静谧的森林。而在这悠然的背后却是心潮的澎湃。

　　夏子在野岛的陪伴下于网球场上和大宫相识。故事展开二十三分钟后,夏子的态度趋于明朗,她拒绝了与野岛的继续交往。此时野岛也预感到了他与大宫之间的距离,以及相关的情感危机正在自己身上悄然发生。于是他迫不及待地连夜冒雨赶到了大宫的住所,想从他那里证实心中的疑惑。

　　连夜冒雨开车赶赴大宫的住所,可见野岛在这个时候坐卧不安的心情。场景的安排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此时,用不着更多的语言便揭示出了野岛焦躁、痛苦的心情。

　　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大宫要做的,就是帮助野岛弥合与夏子之间的情感裂痕,为了对夏子说明野岛比自己优秀,大宫有意识地表述道:“我跟野岛是高中时的朋友,后来到大学也没遇到像他这么好的人。我老家在邱田是种地的,我在城里的伯父说,要想进好的大学就得在东京念高中。我这位伯父现在也回到邱田了,总之从乡下出来,上了东京附近的高中,在那遇到了野岛,我很幸运,我们没有相似的地方,可是好像为了要赶上他,我就学了很多东西。”

　　然而“应该说的都说了,应该劝的都劝了”,大宫的努力不仅没能使夏子回心转意,倒听到了她对自己的表白:“也许无论怎么说都会被认为是在为自己辩解,但回想起来总觉得并不是什么对爱情冷了,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有爱情(对野岛)。在我的周围,确实,野岛是最能吸引我的,所以我才把对野岛的感情误认为是爱了。但是从心底里,怀着‘这就是爱这样明确的感情和野岛相会,可以说,一次都没有过。难道这就是爱吗?难道这一点点心潮就算是爱吗?我心里始终这样怀疑着。现在也许你会认为我轻佻。讥笑我吧,蔑视我吧,说我是轻浮的女人吧(实际上她对自己的行为也产生着质疑,这情感是否合乎道德规范,是否纯洁,能否端得上台面),我自己也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这么说,但是,我心里……有了你。”

　　为了逃避这场情感是非,星期天大宫没有再去打网球,他主动承担了假日里的海港调查工作,到横滨港口去了。

　　此时,三个人同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这尴尬伴随着不同的心境:矛盾与惊喜,自责与彷徨,愧疚与失落,幸福与悲伤,几种情绪以最快的速度相撞,使得三个人的命运在短暂的时空内发生了戏剧性的突变。

　　事情的发展远不像大宫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夏子对这份感情的坚持让大宫束手无策,他想找一个既不接触夏子也不接触野岛的世界去。于是便申请去八户,完成为时两个月的技术合作项目,进行人造岩礁实验,想以此逃避难以面对的情感局面。而夏子对爱情的执着终于让大宫的心理防线土崩瓦解。经过了一番含蓄、自相矛盾、激情澎湃的痛苦挣扎之后,大宫承认了他对夏子的爱情。当他决定接受这份感情时,去八户的申请也被批准了。

　　一个富家的小姐,一个农民的儿子,出身门第悬殊的两个年轻人获得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爱情。门第的悬殊在这里并不是症结所在,而在于这对恋人在感情上的态度和心理抉择。他们在获得爱情的同时,饱受了心灵的责难——大宫失去了与野岛的友情,正如他日后所说:“爱情就是这样难以驾驭啊!就这样,我和夏子常常见面,没有多久,我们已经是难舍难分了。我们俩沉浸在幸福之中。可是,我总觉得有一种难言的内疚搅痛着我的心,在我的幸福中留下了阴影……爱情也许本来就是丑恶的,它不管别人的不幸,只要自己幸福就行了。”

　　爱情的确难以预料,如夏子的一句名言:“爱情是怎么来临的?是像灿烂的阳光,是像缤纷的花瓣,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爱情试图告诉人们,恋爱不在于时间,不在于门第,甚至不在于阶级、种族和年龄。

　　它不仅让当事者迷茫,也给了观众一个措手不及。让处于直线思维状态下的我们重新认识了爱情的本真面目乃至意义。原来爱情并不像我们以往所理解的那么单纯,更不像现实灌输给我们那样的循规蹈矩。爱情的本质生动而流畅,它充满了诱惑与活力。以至让我们伸出束缚已久的左臂,还试图认识右臂的潜能。这样的细究之下,剧情的发展必在情理之中。

　　当历史渐远,人们再回过头去遥望这故事的时候,日本影评人黑井和男却不记得有这么一部电影;饰演大宫的演员新克利在接受中方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他不把这部影片视为自己的代表作,所以就没什么可谈的;野岛的扮演者横内正同样拒谈《生死恋》,就连本片的副导演田中康义也说,要重看影片才能够回忆起其中的情节。可是《生死恋》曾经影响过中国一代人的恋爱观,由于时空的错位和诸多的不同,影片的创作者们不会理解中国观众热衷于它的原因。

　　审美总是和高尚和悲剧紧密相连。在大宫身处八户进行技术合作的两个月当中,往返于大宫和夏子之间那些字短情长的书信至今还洋溢着爱情的力量:

　　“从现在起,还有一个月十三天,时间过得多慢呐!”(夏子)

　　“还有一个月十天。”(大宫)

　　“还有一个月八天。”(夏子)

　　“还有一个月六天了。”(大宫)

　　“啊,怎么这么长啊。还有一个月零两天,那么多日子简直要昏过去了,恨不得马上飞到你那儿去。真的不能去吗?”(夏子)

　　“恨不能马上飞过去,离结婚的日子还有三十一天,无论走到哪里,你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我的眼前。”(大宫)

　　“终于只剩两天了。这是最后一封信,我再也不愿意写信了,真的不愿意。我等待着有声音、有眼睛、有脚有手的你早些回来。一个骄傲的小姑娘变得温顺了,我不想破坏现在的幸福,不敢得罪上天,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你的归来。”(夏子)

　　几乎同时,大宫收到了一封电报,电文是:“今晨10时,夏子死于爆炸事故。”

　　为了发展Q202,引入氯原子合成衍生物,在这个改良九号实验就要完成的时候。由于同事的不当心,引起了实验室的爆炸事故。

　　无疑,这消息对所有的人都是个晴天霹雳。

　　接下来的情节不难想象——镜头在网球场上左右摇动,雨中传来了有节奏的击打网球的声音,还有夏子的画外音:“对不起,太高了,太高了……”

　　野岛打着一把黑色雨伞走到大宫身边:“我找你半天了……”

　　故事以悲剧的形式宣告结束。编导者为影片设置了一个意外的结局,这结局不带有任何因果关系,更不具宗教色彩,因此就不必大惊小怪。影片的开始和结束都设在网球场上,不同的是,开始是三个人,结束时只剩下大宫、野岛两个人。他们最终消失在六月里的蒙蒙细雨中,那渐行渐远的背影给人以苍凉之感。

　　只有饰演夏子的演员栗原小卷记得这部影片,也深知她对于中国观众的意义。如今她虽然容颜渐老,但风韵犹存,“夏子式的微笑”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我认为她的这部作品带给中国观众的审美享受不仅仅是富有浪漫激情的异国情调,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景、服饰以及人物丰富的思想内涵。剧情表现得既不是固守传统观念的恋爱模式,也不是千金之诺被轻易打破、逢场作戏的卖弄,而是一次情感头绪的梳理与回归。

　　然而,在那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我们却又不得不逃避这敏感的话题,一些人甚至将它置于不齿的境地,真性情的流露则不可避免地成为反其道而行之的范例。

　　当下的时代,重新定位爱情甚至移情别恋已是司空见惯、无可厚非的事了。我不知道当今的年轻人是否看好这样的爱情故事,但我相信,他们已不再用唯一的传统方式看待婚姻和爱情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国人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情感模式经历了三十年的洗礼与完善,已远不是当初的状态。故事的创造者们似乎没有必要记住它,这影片对他们来说或许真的不具备特殊意义,而实际上它的文化内涵对当时的中国观众却是意义匪浅。它引导人们重新定位道德底线和恋爱观,并颠覆了我们这代人心目中对爱情这种美好事物的认知,让人重新审视以往对传统爱情观的期许,疏通了更深层次的思维路径。从那时起,年轻人开始对爱情有了新的理解,也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文化的发展,在许多时候是伴随着颠覆及重建的意识跳跃着前进的,这颠覆、重建和跳跃,通常来自于域外的影响。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就不难发现迅猛的跳跃、理性的回归,还有循规蹈矩、原地踏步的足迹。那么《生死恋》属于哪一类范畴呢?对于国人来说,它既是迅猛跳跃也是理性回归的翻版,所以,曾引起当时一些人对这似乎违背东方伦理道德和价值观的影片施予奚落和非议,也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