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健军

　　囚鸡

　　这是我的祖母,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用过的一个词语。

　　第一次听见这个词语时,我只有五岁或者六岁。我至今记得祖母当时的样子,上身是黑夹袄,下身是竹布裤,脚下是一双黑布鞋,一身纯净的黑。只有头发不甘于黑色,这里一绺,那儿一缕,间间杂杂的白。她静立在门前的场地上,胳膊弯里是一只小撮箕,撮箕里是一把半秕的谷,或半瘪的黑豆,也有可能是生了粉虫的白薯丝。

　　那正是黄昏的时刻,夕阳西下,炊烟袅袅。她站在晚风的方向里,用一种近乎歌唱的声音唤着她的鸡们。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先是两声急促的呼唤,慢慢就舒缓了,拉长了,调儿却尖亢了。刚开始的声音是唤给近处的鸡听的,鸡们也很乖觉,她的声音刚落它们就飞着,赶着,眨眼拢了过来。像一群调皮的孩子一样,咯咯咯地绕着她转起了圈。为了让鸡们安静下来,她从撮箕里抓起一把秕谷,手一抖,划出一根漂亮的弧线,秕谷脱手而出,散成一面扇形,飞飞扬扬落了下去。接下来鸡们开始进食了,的的笃笃,像是落下了一阵密集的雨点。

　　那后面的一声两声高调,就像是一支乐曲的高潮部分,是唱给远处的鸡们听的。在祖母的印象中,有的鸡就像贪玩的孩子,在田野的某个角落留连忘返。如果她不提醒它们,它们就有可能露宿荒野,甚至葬身于某个野物之口。后来在山下读书的时候,我听见过祖母唤鸡的声音,一声,两声,有点像山里人为失魂的孩子叫魂的声音。就连偶尔在操场上遛达的鸡们,也闻声扑棱着翅膀,像有人追赶似的飞奔而去。

　　鸡们安静了,祖母就开始清点它们的数目。在我的记忆中,我家的鸡从来没少于三十只,多的时候有五六十只。这么多的鸡总有一两只落在后面的,它或它们回来得晚了,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缩头缩脑呆在一旁。她并没有责备它,而是朝它的身边丢了一把秕谷,让它独自享受。那鸡也就不再多话了,很快埋下头去专心啄食。

　　往后的时间就是鸡们入橱了。祖母守在鸡橱门口,每走过来一只鸡,她都要擒住它的翅膀,用手掂掂它是重了还是轻了,再用手摸一摸它的食囊,看看它是饱了还是瘪着。如果食囊是半瘪的,她会将它扔回场地,再添上一把黑豆什么的。如果是母鸡,那就要增加一道程序,用手指印印它的屁股。哪只鸡有蛋,哪只鸡没蛋,这一印就全明白了。有时候,她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这家伙,又是一个双黄蛋。那只鸡她不再丢到地上,而是小心地将它塞进鸡橱。

　　也有时候会发生一些意外。无论祖母怎么呼唤,有一只鸡就是没有出现。她先是跑到村口的稻田边,一边跑一边唤,整个村子都是她咕咕咕的唤鸡声,但鸡就是不出来。之后她又跑到屋后的竹林里,山脚下的薯地边。这会儿天色渐渐暗了,她以为它趁着她唤它的间隙偷偷溜回来了,用手电筒照了一遍自家的鸡橱,那只鸡仍然没有回来。后来她又以为鸡进错了橱,钻到邻居家里去了,免不了要将邻家的鸡橱再用手电筒照一遍。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那个晚上,祖母是无论如何难以入睡的,我总听见她在床上翻来覆去,还听到她自言自语的声音,这聋子,跑到哪儿去了呢。

　　一夜过后,惊喜又出现了。那鸡似乎有意同祖母开了一个玩笑,大清早的就在门前的场地上咯咯咯地叫个不停。碰上这样的淘气鬼,她也是无可奈何,只得又撒了一把秕谷,趁着它低头啄食的瞬间捉住它,摸摸它的食囊,察看一遍它的羽毛,没发现什么异常,才将它扔回地上。

　　更多的时候,鸡失踪了就回不来了。祖母寻它的时候,只能在田埂边或某条地沟里见到一摊血迹,或者是几片散乱的羽毛。不用说,那鸡肯定是被狐狸逮走了,或是被鹰叼走了。这种时候,祖母往往会骂上几句,这帮铳打的,怎么不灭个干净?!之后,连续几天,她都是一脸黯然,对待鸡们也就更小心了。

　　可这些远比不上孵小鸡的艰辛。我家从来不买雏鸡,所有的鸡崽都是自家孵出来的。春暖花开的时候,鸡们的爱情像花朵一样开遍了村子的角角落落,到处都是公鸡求爱的咯咯声。那时候,祖母就忙着收集受孕的鸡蛋了。她辨别蛋的本领让我感到惊奇,所有的鸡都将蛋下在一个窝里,可哪个蛋是哪只鸡下的,她一清二楚,绝对不会混淆。那些块头小的母鸡下的蛋,她一个都不留,将它们一一分拣出来。她将挑选好的蛋放在一只盛了碎糠的箩筐里,三十个就是一窝了,一个春天要收集三四窝受孕的鸡蛋。其实我家用不了这么多,两窝就足够了,另两窝蛋是帮邻居们收集的,她们会拿蛋来同祖母交换。

　　后来的时间就是孵小鸡了。像女人坐月子一样,抱窝的母鸡可以享受祖母的优待,每天早上她都要将米和水送到鸡窝边,只差没喂给它吃了。趁着母鸡吃食的机会,她还要翻动一下鸡蛋,好让它们均匀分享母鸡的温暖。半个月后的晚上,祖母会点上一盏灯,将鸡蛋对着灯火照上一遍,将那些体内发黑的鸡蛋拣出来。那是没有受孕的寡鸡蛋,一窝蛋里往往能挑出一两个。加上后来母鸡翻动鸡蛋时的磕磕碰碰,一窝蛋顶多能孵出二十来只小鸡。孵出来的小鸡还要当心老鼠咬,黄鼠狼偷,到最后两窝鸡崽能留下三十来只就相当幸运了。有一年碰上鸡瘟,两窝鸡崽一只也没能躲过去。后来祖母补抱了一窝,偏偏那只抱窝的母鸡不听话,经常溜出窝去。有段时间她不得不将蛋搂在怀里,在床上一坐就是大半天,直到那不安分的母鸡回来了,她才下得床来。

　　有了祖母的这份辛勤,我家从来不缺鸡和鸡蛋,逢年过节,请客送礼,都是鸡和蛋在撑着门面。甚至油盐酱醋,都是鸡蛋换来的。曾有人说,当时的农村是鸡屁股银行,这话真是形象极了。

　　临近年关的时候,为了将鸡养得更肥一点,别人家用上了鸡罩,将鸡囚了起来。可祖母从不这样做,她的鸡自始至终都是自由自在的,在田野上自由地奔跑,在竹林里自由地嬉戏。得了自由的鸡,比别的鸡长得更加阳光,一身羽毛油光水亮,打鸣的声音就像歌唱一样嘹亮。我曾问过她一次,怎么不像别人家一样将鸡囚起来养。祖母说,小孩子懂什么,囚鸡是一种罪。她的声音比平常多了一份严肃,我不敢再多话了。

　　或绵软,或隐痛

　　那时候正是秋天,祖母又开始缝补她的衣衫。她端坐在一把泛红的竹椅上,脚边放着一只圆形的笸箩,也许是用得久了,笸箩一身暗红,那些精致的竹篾还镀上了一层红亮的光。她的膝头摊着黑棉袄,或者白棉褂。她的指头上套着一枚戒指一样的黄铜顶针。她的背后是一堵灰色的土墙,以及靠着土墙堆放的柴草。有一只猫蜷缩在她的脚边,一副似睡非睡的懒样子。

　　这是祖母留在我记忆里的另一种影像。在每一个季节更迭的关口,她总会有这么几天坐在门前的场地上,为一个即将到来的季节缝缝补补。被岁月磨烂的衬衫,被突然的伤害划破的裤管,都要在她的手下缝合,结痂。我记得有一件衬衫,是祖父的,刚从裁缝铺里取回来,就被她在肩头的位置缝上了两块厚厚的棉布。一件还未来得及穿上一次的新衣,突然多了两块崭新的大补丁,我以为祖父该愤怒了,谁知他穿上衣服却什么话也没说。也许任何一个贫穷者都没有享受虚荣的习惯,后来我才在祖父的微笑中找到答案。

　　祖母的缝补是粗放的。她不会在衣物的伤口上绣上一朵花,也不会在显眼的位置走上几根好看的线条。如果偶尔有一块补丁极像一片树叶,那也是衣衫本来残破的样子。她只会在针脚上下功夫,让它们尽可能细密一点,流畅一点。她无法改变生活留在衣衫上的伤痕,一切的伤痕都是原本的模样,三角形的,长方形的,甚至还有像蛇一样扭曲的。而且她不知道掩饰,就让它们赤裸裸地露在那里,裸露在生活的风尘中。

　　对待自己的衣物,她也是如此。

　　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可能有整整十年,我没见祖母添制过其他衣服。她有两大捆白布,那种表面很粗糙的棉布,有上百斤重。她所有的衣服都是用那种白布做成的,只在颜色上做了些区分,裤子和罩褂一律染成了黑色,其他的服饰全是没有杂质的白。后来在她离开人世的时候,装殓入柩时穿的仍然是这种纯棉的衣衫,是她自己生前备下的,一直保存在箱子里。只有她脚上穿的那双棉纱袜子,才是我买给她的,她平常舍不得穿,最后才由旁人套在了她那双裹过的小脚上。

　　有关那两大捆白布,在我眼里始终是个谜。我曾经问过祖母,她说那是她织的布。我不相信。有一个雨天,闲着没事的时候,她从阁楼上搬了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下来,摆了大半个房间,有梭子,井字形的木架,还有很多东西我根本叫不上名字。那些东西都被烟火熏得漆黑,有的甚至吊满了烟尘。她又洗又擦,一个人摆弄了大半天。她想将织布机装起来给我看看,但损坏的零件实在太多,有的还丢失了,忙活大半天勉强能见到个雏型,但我怎么也不相信那是一架织布机。坏了,装不起来了。她不无遗憾地说。后来她只得拆了它,将它扔回了阁楼。

　　但我见过祖母纺线。那是在秋天的夜晚,祖母坐在昏黄的桐油灯下,一手摇着纺车,一手捏着棉花,刚收获的棉花还带着一种阳光的味道,从棉花里抽出来的细线也因此染上了一种特殊的香气,而且很快在房间里洇散开来。也许是经历了太久的年月,纺车有些松动了,转起来吱吱吖吖响。但一点也不妨碍转动的速度,很快祖母就摘下了一颗沉淀淀的穗子。一个晚上,祖母要摘下五六颗穗子,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它们就堆放在桌案上,像一堆白色的玉米,在晨曦中散发出一种柔和的白光。后来,那些纺出来的棉线大部分都用在了新弹的棉被里,也有一些被祖母搓成灯芯,燃成了灰烬。再往后,那破旧的纺车,连同早已散架的织布机都不知哪里去了。

　　还有一些棉线,被祖母搓成了棉绳,棉绳又被她纳进了鞋底。纳鞋底并不是一件轻松的活计,指头上的黄铜顶针又一次派上了用场。她的牙齿早掉光了,没法像其他的妇女一样用牙齿将针咬出来。每一次穿过鞋底,她都只能用顶针用力顶住针屁股,才能将针从鞋底的另一面拔出来。而且针尖钝得相当快,为了将针篦尖,她有一个习惯动作,就是不断将针放到头发上去磨擦,一双鞋底纳下来,她脑袋右侧的头发要掉一大把,严重时会出现一团光秃秃的白。虽然她纳的鞋底并不厚实,但针脚一定非常细密,棉绳扎得铁紧。这样的鞋子穿在脚上格外轻便,鞋底也不容易磨穿。

　　如果还有多余的棉线,祖母就会用来纳垫底。她有一根丝织的腰带,从它的样式看,可能叫飘带更恰当些。它足有两丈长,两根拇指宽,是用五彩的丝线织就的。每次纳垫底前,她都要花上大半天时间,从飘带里分解一束丝线出来。尔后再将丝线分颜色搓成线,这样她纳出来的垫底便有了五颜六色的花纹。其实花纹也很简单,非花非草,只是一些类似几何形状的图形。重叠的,对称的,主要集中在前足和后跟部位。因了这些花纹,一双垫底耗去的时间比纳两双鞋底还要长。我不理解,祖母外表的衣饰那么单调,甚至有点乏味,而对于一双垫在鞋底的垫底却用上了那么多的心思。

　　这些都是发生在我很小时候的事情。我一直都没有弄清楚,祖母的那根飘带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而且她怎么舍得将它一丝一缕地分解,拆散。我记得每年的端午节,她都会用丝线编织一只蛋袋,再挑枚特大的熟鸡蛋,染红了,装在蛋袋里,挂到我脖子上。那两三天里,鸡蛋就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最后鸡蛋还是被碰破了,我流着泪将它吃了。后来蛋袋也不知被我扔哪去了,它们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我的生活。就像那根五彩的飘带,久而久之,就不见了踪影。

　　最后的接近

　　祖母是一个刻在银子上的女人。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法改变自己对她的这种认定。其实我明白,对一个终老乡村的妇女来说,银子是多么遥远。

　　祖母有一条银链,由上百朵梅花链接而成,每一小节都是一朵精致的梅花。银链上链接着两条更细小的链子,更精巧的梅花,一条的末端吊了一根银牙签,另一条则悬着一只银耳勺。银链上还结了两只银铃,它们偶有碰撞,就会发出清脆的声响。如果在有月光的晚上,它们的声音就像月光一样洁净,像风一样四处弥漫。

　　这是我见过的,祖母一生中最昂贵也是最奢侈的饰物。听她说,那条银链花去了两枚银元,一枚银元打成了链子,另一枚银元给银匠当了工钱。那个时候,一枚银元可以买到一石稻子,两枚银元就是两石稻子。祖母的话里有着明显的炫耀。我不明白,一向节俭的她为何这么慷慨。

　　我在另外的老人身上也见过类似的银链。不过,她们的银链做工都没有祖母的精细,清一色的O形银环,像铁链一样环环相扣。但这并没有影响她们拥有银链的骄傲。她们习惯性地将它扣在胸部的左边,像束银色的麦穗一样低垂着。她们的身体只要稍有动作,银铃就会响个不停,声音里有了足够的张扬和显摆,不愁没人听见。但祖母悬挂的方式有些不同,虽然在胸部的左侧,可仅仅露了一个环扣,链子和银铃都深藏在衣服下面。无论她在缝补,还是纺纱,银铃始终沉默不语,似乎它根本不曾存在。只有换洗衣衫的时候,偶尔才能听见一两声短促的声响,等着凝神静听的时候它早就消失了。

　　除了银链,我还见过别的老人更多的银饰。有银手镯、银戒指、银耳环、银发簪。各式各样的形状,形形色色的花纹。

　　她们为何偏爱银饰呢?我暗自思酌。后来,我听过一个说法,一个女人逝去,如果没有银子陪葬,那她来世就不可能再生为女人,而会变成一只飞蛾。在老家的村庄,飞蛾就是蝴蝶的土名。这个说法是否是梁祝化蝶的翻版,我就无从知道了。可以肯定的是,蝴蝶虽然美丽,也许她们更渴望下一辈子还做一个女人,一个生儿育女儿孙绕膝的女人。

　　可是,对于祖母,我却不敢如此肯定。这根银链在她的眼里是一种希望,而更多的是一种隐痛。祖母是一个不曾生育过的女人。我的父亲,她的儿子,是从别人家过继来的。很难猜测,她是渴望下一辈子还做女人,还是愿意化为一只蝴蝶,在天地间自由自在。

　　其实,在见到银链之前,我还看见过祖母的另一件银饰,一枚银戒。准确来说那不是一枚银戒,而是一枚银子的印章,上面刻了一个名字——朱玉英。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祖母的名字,当时还傻傻地问过祖母,朱玉英是谁?祖母却不愠不恼,反问我,傻小子,你说呢?还能有谁?就是那一次,我才确认了祖母的名字。事实上,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弟弟妹妹,包括我的叔父,七姑八姨,连同整个村庄的乡亲,几乎没有人能准确说出祖母的名字。甚至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我的祖父叫喊过祖母的名字。

　　那枚银子印章祖母很少拿出来示人。她一直将它收藏在箱子里。有一回,祖父需要到大队上盖章领些什么东西,她才拿出来一次,但很快被退了回来,队上的人说,朱玉英是什么人?不认识。你要是随便用从哪里捡来的印章领一次,到时不承认,又来要一次,我拿什么给你?无可奈何,祖父只得另刻了一枚梨木的印章,才将东西领回来。从那以后,那枚银子印章很少有出现的机会了。

　　对于那枚银子印章,我有过许多的猜测。我猜想它一定先于银链而存在,只是我想不明白,它为什么没有成为一枚银戒,或者一对耳环。一枚看上去既没有银戒美观,又没有实用价值的银子印章,对一个女人来说,它有着什么意义。我始终没有找到答案。祖母是一个孤儿,也许在她成为孤儿之前,她的父亲或者母亲怕人忘记了她的名字,才给她刻了这枚银子印章。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从来没有证实过。

　　在我有了女人之后,年逾古稀的祖母将银子印章给了我,连同她珍藏的五枚银元。去给她打副银牙签吧,一个女人是不能离开银子的,祖母说。她说的“她”,就是她的孙媳,我的女人。后来,我的女人一直将银子印章和五枚银元携在身边,中间经历了许多次人生的辗转,银子印章还丢失过一次,但又在一片竹林中找了回来,现在仍然藏在我女人的身边。

　　祖母去世的那年刚好八十岁。我听到她病危的消息当即赶了回去,我到家的时候她已气若游丝,平静地卧在床铺之上,不能说话,双目紧闭,一点生动的气息也没有了。前来为她送行的人除了我的家人,还有左邻右舍的邻居。每一个人来到她的床前,我的细叔,一个中年的汉子都要向她通报一声,杏来看你了,雨来看你了。杏是我的大姑,雨是我的二姑。她们都是我叔公的女儿。到最后,该来的人都来过了,我的细叔说,都回来了,您可以安心去了。但我的祖母依旧没有离去。我的细叔遗漏了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我的儿子,祖母的第一个曾孙,一个年仅七岁的小男孩。后来,我让儿子靠在了床头,儿子挺懂事地叫了一声,曾奶奶,我回来了。半分钟后,祖母才长舒了一口气,离去了。

　　祖母入殓的时候我一直守在旁边。我看见那条银链仍然扣在她胸部的左侧,只有一个环扣露在外面。我将银链从她的衣服里摸出来,平整地放在她的胸脯之上。那条银链最后一次完整地裸露在我的眼前,上百朵梅花完美如初,没有一朵缺损。整个银链散发着一种如月的银光。它的坚硬、洁净、银亮,触手可摸。我还听见,我将银链摸出来的瞬间,银铃叫了一声,清脆的声音有如灵堂里清脆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