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搭起来的宿舍里,住着大哥和他的同事,共八个人,通铺。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拥挤来,若在晚上休息,一定是被子挨着被子,鼾声挨着鼾声。甚至,这一排房子因为过于低矮,石棉瓦顶棚会在他们的鼾声中,像胸脯一样起伏。他们没有一个不打鼾的,只有这样,说明他们这一天工作得很踏实。这一群人,心里装着远在农村老家的老婆娃娃和几亩薄田,踏踏实实地干上一天活。心里计算着每天的收入,就能枕着家乡安稳入睡。
这是一片集中开发的商品楼,几百亩曾经绽放着油菜花的良田,很快淹没在钢筋混凝土之下。大哥不善言谈,很少说起工程队的事情,但他说起过那块地,当时,他的神情宛若麦田丰收在望时遭到雷雨袭击:“可惜得很。”我们都觉得可惜,但谁也阻挡不了城镇化的步伐。大哥几乎常年生活在外,据说,他的管道工手艺是他所在的工队里最出色的。我所居住的房间里,每年冬季供暖时,摸着那些发热的管道,我就会想起他。当供水管有了毛病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他。近几年,电视上播放的不是安全生产事故,就是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些事情牵动着父母的心。我很少出远门,偶尔到市里去,因为担心花费大,总是来去匆匆。这次,要去的地方正好是大哥施工的城市。父母求我似的,说,你顺便看一看你大哥吧。
拉煤的车跋涉近200公里,在进入市区的路口甩下了我。这时节,已经过了中午12点。我匆匆吃了一点东西,赶紧去找那家名称带有“政”字的单位。我竟然不知道大哥是给哪家单位施工。尽管临行前,父母一再转述大哥说给他们的地理特征,但我还是搞错了。在城市,许多建筑和路口孪生兄弟似的,十分相像,加之建设单位名称不详,使父母的转述失去了参照性。找吧,政府,市政局,邮政局,挨齐儿找过去,怎么会找不到呢。
这是一个还算大的行政单位,镀锌钢管做成的栅栏围墙和穿制服的保安给人一种森严、庄重的感觉。我告诉门口的保安,我要找工程处,因去得太早,保安告诉我说:“他们两点半上班,准时得很。”是啊,这是一个正规单位,上班准时还用得着说嘛。我在门卫那儿写下我的名字和要找的单位名称后,在大院里晃荡,可没有发现我要找的工地。这家单位大楼的门庭两侧,摆放着龙舌兰和夹竹桃,它们的长势很好,高高大大的,差不多能遮挡住低矮的我。心里正想着这东西能值多少钱时,发现一间侧屋的玻璃后面有一张半老的面孔警惕地看着我,似乎待我折下一个枝丫时勇敢地冲出来,然后理直气壮地把我扭送到保卫科或公安局。有了这样一个判断,为了不招惹事非,我装作没有看见他的样子,马上离开了。我知道自己找错了地方。走出单位的大门时,保安喊住了我,要我在登记表上再填写离开的时间。他顺便问:“不等了?”我说:“这里没有施工的民工?”他一愣,立即一脸恼怒,说:“这么大的单位,你以为是建筑市场啊?”他的口音像是我老家一带的,我边解释边问:“你是Xx地人?”他不屑地“哼”了一声。我逃离。
我断定大哥必定在工地上,或许,他刚下班呢。再说,他不是个一有空闲就爱上街逛荡的人,他胆小,不敢上街。因此,他对于他施工的这座城市,除了工地,其他地方都是陌生的,缺少更多的描述和理解。这一点,几乎和我一样。比如我去过几次市里,但对它的标志性建筑、交通要道的名称,都不大记得住。即便是现在我居住的这座小城,多少年了,也没有走遍每块地方,几乎也是陌生的。后来我明白,这完全缘于城市对我的陌生和拒绝。1984年第一次进入小城,我16岁,手里攥着五角钱,在百货大楼的糖果柜台前,想买一颗我从来没有吃过的牛奶糖,糖拿了出来,一颗要八毛钱,我在那些女售货员的笑声中逃离了现场。从此后,我很少进入百货大楼,并且,没有一点儿逛商场的欲望。找到工作后,我身穿黄色上衣,走在街上,好多城市人的眼睛打量着我,以致那些平整的柏油路,被我走得坑坑洼洼。
我坚信我和大哥一样,是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去年的一天,老家捎来两袋土豆,我借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运回家后,在归还三轮车的路上,听见有女声在身后“喂,喂”喊叫,但我不知道她是在叫我。有路人说有人喊你呢,这才停了下来。我见她一脸的恼怒,内心慌恐不解——那么一位打扮入时的女人怎么会喊我呢。终于弄清楚,她是要我去家具市场为她运送一件柜子。我犹豫不决问,她不高兴地说:“不想去?一样给你工钱!”虽然从她的着装上看不出她是从乡下进城的新市民,但她浓重的方言总无法遮掩农村人的痕迹。事实上,这么多年,我已经学会了从一个人的走路姿势上判断他(她)的来路。对于她的责备,我内心是愉快的,用乡亲们的话说:“这娃娃还没有变。”
是的,没有变,百里之外的老家还有我们的自留地。麦黄六月,阳光硬了起来,空气里传递着收割前的不安。嗅着这个熟悉的气息,我不安了,大哥也不安了。那些小麦,是大哥亲手种下去的,他要在这个时节,经常打听村庄开镰的消息,并且要恰好赶在我家的小麦七成黄的时候请假回家,用很短的时间准备好镰刀、绳子、架子车,再用三四天的速度,将粮食收割归场。虽然因为请假,工程队年终要少发给他奖金或者福利,但看着码起来的麦垛,大哥还是满心欢喜。我不擅农事,尽管能做多少算多少,可看着太阳把大哥烘烤得又黑又瘦,内心就多了几分愧疚。
在小城里混了二十多年,总想着总有一天还会回到老家,跟着大哥去种地。这个想法,不是没有道理,我先后去过三家工厂,第一家、第二家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倒闭,现在的这家,或许存在的时间也不会长久。我在一篇文字里记述过我从事的工作和2008年发生的事情。我从事的是文秘工作,除了按时回家,大多数时间里,我几乎像一只胆小的老鼠,蜷缩在一间小屋里,偶尔伸长耳朵听听外面的动静。东西两个窗户上的红绒窗帘将光线分解得稀疏、昏暗,那些拥挤在一起的档案柜以及堆放在外面的乱七八糟的文件、纸张,极像落满灰尘的画布上的静物。我常常躺在一张有些年代的圈椅上,阳光从门户上方的一眼玻璃中透进来,将我左侧的脸面照亮,这时我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空虚的梦境之中。
2008年4月,办公楼北侧的一间房子里,住进一位从外地来的刘姓技术人员,从他勤奋的程度来看,他真的在帮我们解决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偶尔,他会在走廊里堵住我问这问那。他来公司才一个月,可却对职工人数、产品质量、市场份额等情况了如指掌,这一点叫我惊讶不已。余震不断的日子里,我经常在院子里晃悠。终于知道,企业要出售给外地客商。我对这条信息半信半疑时,有两个渠道证实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个来自于上级透露目前正在和外地客商洽谈企业出售事宜,另一个来自于刘技术员的言行。据说,他已经有了公司出让后的人事变更计划和裁员计划,而我,或许就在裁员计划当中。那几天里,他站在大门口,不时地对进出的人员点着头,询问着
每一个人的姓名和所在岗位,俨然一副新主人的样子。后来,大家都知道他正是该外地客商团中的一员。终于,在利益冲突面前,导致职工罢工上访,最后停止出售。那些天里,我着实像受到惊吓的鸟,不知道最终栖息在哪里。
这些事情,远在他乡的大哥可能不知道,我在找他的时候,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是否告诉他去年发生的事情!
中午两点多,我坐出租车找遍了所有带“政”字的单位,仍然没有看到大哥的影子。我在街上茫然地走着。忽然,我听见了一片笑声,从临街的墙那边传了过来。我先是看见墙上的一句话,然后看见了竖起的塔吊。墙上刷着醒目的红字:“我们的施工给您带来不便,请予谅解。”这话明显是说给城市居民的,谦恭得几乎没有道理,让人觉得是在反复告诉城里人:我们是农民工。可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文明的体现。无奈。
这是一处正在建设中的工地,我猛地觉得,该不是大哥也就在其中吧?是的,他就在这里。他的宿舍墙临着大街道,我就是通过这堵墙才找到他的。我走了进去。他和他的同事坐在地上,每人手里抓着一个硕大的馒头,眼前摆着个盛满烩菜的大缸子,烩菜还散着缕缕热气。中间的空地上画着个棋盘,上面摆着几个石子儿和土块儿,他们正在玩一种我十分熟悉的叫“捉鳖”的游戏。中午的太阳高高地照着,被高低不平的楼房分成了不少阴影,但正午的燥热仍然不减。工地上的塔吊的手臂刚强有力地伸向街道,直指蓝天。他们似乎觉得这世界上只有他们存在,只顾认真地下着棋,互相指点着,开心地笑着。他们的愉快就这么简单,简单得充满幸福。
我叫了一声:“哥。”他们都听见了,抬头朝我看着,先是惊讶,后是脸上绽放出了笑容。大哥站了起来,样子有些慌乱,手里还抓着那个白白的大馒头,傻傻地笑着,额头上细细的皱纹也似乎在笑着。他不抽烟,脸黑,牙却白。大哥的第一句话是:“你咋来了?还上班吧?听说你那公司出售了?”语气里透着隐忧。我没有想到,我所在的公司出售的事,连一向不闻不问任何消息的大哥也知道了。我明白,他惦记着我。我说,一切平稳了,没有啥事,我就是来看看你。大哥把手中的馒头伸了过来,我虽然已经吃过,可此时却有饥饿的感觉,赶紧接过馒头,咬了一口。看着大哥温和平静的神情,觉得离家很近。
赞(0)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