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尔

　　院墙、樱桃树、石板路、红油漆写在院墙上的“路口”、空荡的驴圈……肉香弥漫在这些乡村物件之间。赶着驴子下河，我沉浸在各家各户煮肉的香气中，想着铁锅里翻滚的猪脑壳、坐凳儿、肋巴骨、轩底子和心舌肚，直咽口水。过年啦，准备了一个腊月的好东西都拿出来了，腊肉、花生、核桃、果木子，还有头道面蒸的大馍馍(揪了花尖儿，点了红膏子)。家家户户都翻了房子，捡了亮瓦，打了扬尘，收拾了房前屋后的树叶垃圾，沤起了火灰(满村子的肉香里，多了烟火味)。

　　驴子在河坝觅草吃，我心不在焉。驴子没有年过，河坎下枯干的扁谷草和石缝里常绿的锁眉草是它的随便饭。想到哥哥妹妹在家围着锅边转，动不动撕一坨肉、啃一块骨头，我就有些怨恨，怨恨驴子，怨恨父亲。天有时灰蒙蒙的，还飘着小雪，有时也晴朗得很，石头上枯草上均匀地铺着霜，河边的浅水处结着冰，太阳再明媚，只要吹着霜风，感觉依然是凛冽。

　　没有到吃团年饭的时辰，我就赶着驴子回家了。父亲见了，也不责问，难得地温和了。关好圈门，进到厨房，登峰造极的肉香已经过去，肉已经煮好，捞在筲箕里，肥是肥瘦是瘦，婆婆正立在案板前面剔骨头。我吃力地揭开锅盖，看见一锅肉汤，下了萝卜干、干豇豆正煮着，浮澜澜的油泡在锅边赛跑。我去案板上抓骨头，婆婆不但没有像往常啪地朝我脑壳上就是一巴掌，反倒要帮我选块肉多的。我发现，过年了，人都变善良了。

　　我一直对在灶房偷嘴有不减的兴趣。刚刚起锅的腊肉，切在红松菜凳上，半肥半瘦，红艳艳的，抓一片塞在嘴里，嚼着，油水从嘴角淌出来。哎呀，那般的感觉，在我看来只有燕尔新婚可以比拟。只有过年才允许犯错误，所以我们不住地偷嘴，开头是一根骨头，接着是两片肥肉，最后没准还有几片肝子腰子舌舔肚子。婆婆不但不阻拦，反倒说“随便你们吃，看吃得到好多!”婆婆筲箕里的肉可是准备到正月初七甚至大年十五的。

　　肉端上桌子了，酒摆好了，我们跑出去看父亲放雷管。一大把洁白的导火绳和铜黄的雷管，让我们既兴奋又害怕。父亲点燃导火绳，扔到拔了萝卜的空地里。一颗接一颗。响声震天，火花四溅，把地崩出一个个大坑。等我们长大些了，父亲就把放雷管的事交给我们代劳。点燃导火绳，拿在手里不急于扔，估算着雷管爆炸的时候，扔得恰到好处才是胆略和本事。二哥的胆略和本事最大，看着手里的导火绳哧哧地燃，连眼也不眨。“丢得啦，丢得啦!”我们在旁边捂着耳朵喊，二哥哪里肯听。他总是扔在最佳时刻，雷管着地就爆。

　　回来正式坐上桌子，看着一碗一碗的肉，我没了食欲，每个碗里盘子里碟子里叉几筷子，就下桌了。摸摸肚子，我们在灶房偷嘴都偷饱了。多年来我的感受是，偷嘴是没有结婚的偷偷摸摸，是名不正言不顺的“野合”，当然激情澎湃，而上桌子是结婚过后的生活，自然会乏味得很。

　　吃过团年饭，我不再下河放驴了，也不用准备驴草，我们获得了绝对的自由，可以为所欲为。平常都锁在“海底”的花生核桃都拿出来摆在了神龛下的大桌上，任由我们往包里装。我们打扑克，或者串门。我爱翻到石墙那边找林犬、玉儿玩，下象棋、军棋、和尚棋，或者叫上他们去晒坝里“逮猫儿猫儿”(我们四川的儿化音比北京还多)。犬娃子、小猫儿、地杯杯家都在晒坝旁边。有时也有女生。丽华子很斯文，总是当“猫儿猫儿”；小英发育了，扎着粉红的纱巾，我最喜欢跟着她屁股，好闻她身上的香味。我们“逮猫儿”，逮忘了时间，也没有大人喊，要是平常，早有大人跑出来，站在路口半死的樱桃树下扯起嗓子喊了，没准背后还藏着根黄荆条子。直到累极了，天也黑了，我们才散伙，抱着棉袄淌着汗水往各自家里走。过年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脑壳总是在冒烟。

　　剩下的就是除夕之夜。解放了一下午，回到家婆婆已经把晚饭煮好。鸡蛋醪糟、汤圆和抄手。我们跑饿了，还有干饭和肉。吃了，喝了，夜也深了，一家人围着火炉(我们叫火暖)，说着话，锤着核桃剥着花生，其乐融融。火炉里燃烧着巨大的疙瘩柴(大树兜)，烤得我们不得不一点点连板凳带人往后退。婆婆说疙瘩柴要越大越好，越大，来年看的猪才大(猪的一身都是宝呀)。父亲肯定要说话，学习啊，品德啊，什么的，语气比平常要婉转得多，我们也会容易接受得多。我从不守岁，烤着火，听着大人说正事或摆闲条，瞌睡来了，就睡了，直到凌晨被远远近近的鞭炮声吵醒(其实放的都是雷管)。在我懵懂的睡眠中，我感觉整夜外面都在放炮，此起彼伏，大人也像是都没有睡，一直在放炮，一直在说话。

　　从床上爬起来早已是大年初一。新衣裳都有，虽然只是几毛钱一尺的蓝咔叽或青丹布缝的，但穿在身上感觉真是不同，像我们这样的地主子女，是很需要新衣裳来带给我们一点点自信的。

　　进县城赶场是我们过新年的惟一节目。大人不去，大人在田边地角转转或做做园子，赶场是我们小孩的乐事。说白了，就是再解放我们一天。

　　赶场自然有盘缠，但少得可怜，大哥二哥每人一元，我和妹妹每人五毛。“赶场就是看热闹，不是买东西吃!”父亲有言在先。没有车坐，公路上没有汽车，清一色的“甩火腿”，连骑自行车的也罕见。好在不太远，15里。公路上全是赶场的人，小孩居多，熟人居多。我们进了城第一件事就是买一根甘蔗，不剁断，扛在肩上，边走边吃。街上的人太密，甘蔗打着谁了也不知晓，直到被人一把逮住，夺了甘蔗，在地上摔得稀烂，才知道自己惹了祸。“还我一毛钱，还我一毛钱!”每每那时，我们总是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叫。呛锅面是我们必吃的，就摆在街边的大铁锅里，一口锅煮着臊子，一口锅煮着面。臊子里全是猪下水，特别的香，两毛五一碗。碗是钵钵碗，大得很。

　　我们在街上逛，口袋里还有一毛五分，想吃的东西还多着呢，呛锅面旁边的烂肉粉条、红烧蹄花、东门外白胡子张老头做的糖人人……可是，我们是想也不敢想了。去报恩寺吧，不收钱。石狮子、千手观音、古柏我们都看了几百回了，星辰车也推了几百回了，但推星辰车好玩，推转了，人可以站上去，跟着转。我喜欢在报恩寺把脑壳转晕，分不清东南西北，记不得自己口袋里剩下的可怜的钱。见有人在报恩寺门外的华表旁卖糖葫芦，都跑过去看，大枣的模样，糖凝结在外面，亮晶晶的，五分一个。都买了，惟独我不买，我看上了百货公司的笔记本，活页的，刚好一毛五一个。有一年，我和妹妹也得到了一元钱，可惜妹妹没走拢城就把钱弄丢了，哭得泪人似的，我们只好每人匀给她两毛。晚上回去给大人报账，妹妹编了很多名目，吃了这样吃了那样，弄得父亲很不高兴，当场捶了她的肉，骂她吃“叼千儿”。“吃叼千儿!”我们从此就这样嘲笑妹妹。我们知道，她编的那些名目她是压根儿就没有吃过。

　　回到家，我们都累惨了，东倒西歪地坐着，等婆婆的饭。听得大河里嘭咚嘭咚的炮声，突然又来了精神。“有人炸鱼!是龙嘴子!”二哥跑得最快，我和大哥紧跟其后。跑到山羊盖，二哥已经脱了裤子，跳到了河里。“看鱼，快看鱼!”我指着碧蓝的河水里翻滚的鱼喊道。不是一条，是好多条，粉白的肚皮，黄生生的脊背，太激动人心了。转眼大哥也到了河心，嘴里衔着一条，手里抓着两条。我要脱裤子，被大哥呵斥住了。大哥二哥把鱼丢上岸，要我捡到一块，掉头又去追别的。在碧蓝的水里，大哥二哥的身子冻得像根红萝卜。

　　鱼是额外的收获，婆婆的忙碌也是额外的，大哥二哥得到的夸赞也是额外的。等婆婆剖了鱼，剁好，拌上鸡蛋清，裹上芡粉，炸熟，我们已经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