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夫

　　庸常生活最容易让人忽略它的过程的存在，但它实实在在是一种存在。写小说，从另一方面讲，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游戏，我喜欢做些难活儿，做别人做不了的活儿在我来说是一种对自己的安慰。写无事的小说是从很早就开始的事情，《五张犁》这篇小说就没有多少事，那么一个老农民，呆滞地坐在那里，不会引起什么人的注意，小说在他呆滞的过程中就那么过去了。许多读者看了都说这篇小说让他们心里很难受，我说那就好，人不怕难受就怕麻木，人生活在世上是不应该麻木的，尤其是作家。这篇小说的内在层次多一些，意韵也丰富一些，告知了人们一种惨酷的现状，所要表现的是时代的困境，而不是个人困境。我的小说，可以说天性的东西多一点，我是那种可以靠直觉直达事物本质的人之一，而不是靠理论分析和对政治经济学的耐心剥离而得出真相的人。《五张犁》这篇小说是写民间质朴的对土地的情感被击垮的整个过程。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中，只是我们有时候不愿意承认。

　　写短篇一如老农种庄稼，既希望玉米丰收也希望谷子高产。但想是想，事实上写下去往往不由你。像《河南街》这样的小说，实际上是一个试验，对庸常小说的一种试验，看它会不会有情感的东西在里边，这种题材一如一盘散沙，想把它们收拢成型比较困难，但我努力做到。这篇小说看上去平平常常，但有波澜在里边涌动，我写的时候是小心翼翼，就像手里拿了件国宝瓷，唯恐有什么闪失。写小说有时候是会出错的，开头的语调不对，下边就很难继续，开头的气息不对也更不行。语调、语气好像是没那么重要，但其实重要极了，太重要了。一篇小说写好写不好，全要跟着它来。王安忆最懂这个，庆邦也是。另外，我是个散文心态的人，生活状态也一如散文，不喜欢太紧张的东西，更喜欢随意一些的东西。有时候，提高到艺术这个高度，散漫也是一种美，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境界。我写小说是随类赋形。是“随类赋形”而不是“随形敷意”。我的书法也体现这一点，绘画也同样。

　　人类的情绪在当今社会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种东西，人们的注意力往往会被重大的事件或情节吸引，而情緒往往会被轻轻忽略掉。我的短篇《河南街》以及我近期的一系列小说主要是写人的情绪，可以说是“情绪小说”，这包括《音乐》《房客》《为什么不去跳舞》，我想要表现的是那种微妙的，不可与人道知的情绪。人类的情感生活其实是建立在情绪之上，许多好的小说也都要于此扎根。人心最难以深入的地方其实就是情绪。雷蒙德这个美国人，我宁肯说他是情绪大师。《上海文学》发表的我那个短篇小说《看戏》确实是东方元素在起作用，但它没有《五张犁》《河南街》这样的情绪深度。《上海文学》把奖颁给它是因为它对现实的关注，钱与权在今天的地位交替是微妙的。这篇小说我个人也喜欢，瓜棚的那一节我每读一次都会笑，那是在写青年人的性，既挑逗而又不露骨，这样的结尾不那么太正经但每个人都像是很喜欢，作家有时候是需要挑逗一下读者的。

　　写短篇小说如果说有秘诀的话，那就是一不可把要讲的直接告知读者;二必须引诱读者去想;三要有十分棒的文字;四是短篇小说的文字和中篇长篇的文字绝对不一样;五我以为最重要，那就是小说要讲给读者的东西不在文面而是在文外，海明威的“冰山”之说甚是精彩。好的短篇最要命的是可遇而不可求。不是你说要写好就好，而是它忽然来了，让你措手不及，一下子就搞得十分快乐，连你自己都被感动了，而不是按计划行事。中篇小说与短篇小说最最重要的区别是，中篇是“写什么”，而短篇却是“怎么写”。

　　好的短篇小说要有丰富的层次，思想、情感、人物、故事、社会意韵，美学状态，精神指向，一层一层在那里丰富着，而且要发人之未发。技术好的小说有时候未必是好小说，但好的小说却一定要有好的技术来完成。更重要的一点还要看你的小说里有没有“道”，也许你只有“术”，语言与叙述都十分好，技术十分好，但要找别的，却让人竹篮子打水。我个人，是不喜欢这样的小说的，博尔赫斯告诉我们的是小说可以有种种写法，而卡夫卡却不是这样简单，卡夫卡的小说有个“道”字在里边，相比便立见高下。就小说而言，把话说明白不好，把话不说明白也不好，太明白与太不明白都未臻大境。好的小说，在明白与不明白之间，而最最重要的是，小说不能沦为语言与叙述的杂耍，不能是一场语言与事件的狂欢，花的颜色或红或黄并不重要，第一要义是要有香。小说在写法上孰好孰坏也不重要，“道”是第一要义。是要有“道”，要有“社会意韵”在里边，而非只是在那里摆弄“术”。

　　多少年过去了，《五张犁》和《河南街》离最初发表已经有一段时间，我不是说我的小说好，我只是说，想请大家再看一看这两篇小说，《长江文艺·好小说》给了我这种可能，那么，喜欢我的读者不妨再感动一次，但肯定是那种小小的感动。虽然是小小的感动，我却以为比没有什么感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