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

　　她说，你……现在……有空吗？

　　我说，还好。有什么事情吗？

　　她沉默了会儿，说，你方便来趟静园吗？

　　我想了想说，好的。

　　她说，那我等你哦。能听得出，她的声音这才轻松起来。我记得她是苏州人。

　　我看了看窗外，雨丝在路灯的照拂下似乎还很密集。下一整天了。这个夏天雨水格外勤，极像南方的梅雨季。或许是冬天太燥了。整个冬天只下了两场小雪，薄薄一层，灰麻雀蹦跶几下就没了。那个冬天，一种新型感冒病毒席卷了这里，我发烧持续了整整六天。听说很多病人再也没有醒过来。

　　她说的静园，离我的住处很近。花圃里种着月季。月季开得比婴儿的脸庞还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妖艳这么疯狂的花。园丁说这些珍贵的品种来自美国的圣·佛朗西斯科。我不知道圣·佛朗西斯科是哪里，查了查，原来就是常提起的旧金山，硅谷和斯坦福大学的所在地。我没去过那里，不过倒真的想去看看。资料里说，那里有条狭长的弧形海岸线，蜿蜒三百公里，最后消失在大西洋，在黑色礁石间，都长着这种圣·佛朗西斯科月季。喜欢盐的圣·佛朗西斯科月季。

　　我在这里呢！她朝我招手。她的身形在模糊的光线里有些矮小。在我的印象中，她个儿挺高的，也许黑暗会将一切都缩小，就像阳光总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细长。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微弱的惊喜，仿佛饥饿的旅人终于在沙漠里看到了骆驼。我走过去，想了想，将伞遮在她头上。她竟然没有带雨伞，也没穿雨披，头发上全是雨珠，裙子也湿了。

　　我是去年初夏搬到这所大学的。房子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专门为苏联专家建的，很旧了，隔音效果也不好，楼上咳嗽一声楼下都能听得很清楚。房顶也低，我老感觉把自己折叠一下可能会更安全些。这让我怀疑那些专家根本不是苏联人，而是日本人。即便如此，租金每月也三千块钱。以前是学校的教职工宿舍，后来变成了博士生公寓。有的博士嫌房子不好，干脆搬到校外，将这里私下出租。来这里租房的大都是要考本校研究生的外地学生，毕竟离食堂和图书馆近，吃饭读书都很便利。

　　跟我合租的是班里的同学，陕西人，大嗓门。我怀疑他小时候可能在黄土高原上放过羊。他混得好，每晚都有酒局，常常我刚迷糊住，才听到钥匙开门的声响。在一团酒气中我侧耳听他脱掉那双老也不换的皮靴，将被子紧紧捂住鼻翼。当他的鼾声如重雷从头顶滚过来时，我就再也睡不着了。经常是晨曦将窗台上的那盆微型桂花笼住，我才在万念俱灰中沉睡过去。庆幸的是，室友最近极少回来，据他自己说有个导演朋友在安河桥有间工作室，晚上就在那里歇脚。不过听旁人偷偷讲，他最近勾上个制片人的老婆，怕是做了对野鸳鸯。我一直很纳闷，什么样的女人会喜欢从来不换鞋子的男人。或许是他的腰比较好？他毕竟还年轻，经常打篮球也是真的。

　　这里，这里！看到没有？女孩指着地上说，你认识吗？什么鸟？

　　我跟她站在两棵松树中间。松树很高，大概是那种伞松。雨滴得越来越密，顺着松针滑下来，我们就在伞下，看着脚边的那只鸟。那只鸟比喜鹊略小，比麻雀要大，即便光线不好，也能看出羽毛灰黑相间，肚皮泛白，但有些细碎的黑色波纹。

　　这是隼吗？女孩说，我在电视里看到过隼，跟它长得很像呢。

　　她说的有点道理。不过，学校不是草原也不是荒野，怎么会有隼？我将伞递给她，蹲下身仔细观瞧。它的爪子是鹅黄色的，看上去并不锋利，喙黑色，短小，并非鹰隼那般是弯曲的。不是隼，我站起来说，你在哪儿发现它的？

　　哦，女孩的眼睛闪了闪，说，我本来点了外卖，不过送货员说他摔了一跤，饺子滚了一地。他说再送份，可这么大的雨，我没让他来。走到这儿，便看它卧在草丛里，碰它它就蹿两下，也蹿不远，估计受伤了。她说话时眼睛盯着那只鸟，并没有看着我，仿佛她是在跟那只鸟讲话。

　　这是我第几次见到她？说不清。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那天我跟陕西人在宿舍闲聊，陕西人喝蒙了，正喷着吐沫给我讲述晚上的盛宴。他说那个导演的豪宅在机场附近，四层楼，光阳台就百十平米，餐前大家都优雅地坐在阳台的沙发上小口地喝着马提尼酒。他也调了杯，还抽了支烟，抽着抽着才察觉身边有人，侧头一看，是赵薇。赵薇说，哥们，能给我支香烟吗？“她长得可真美啊，”他说，“抽烟的姿势让我误以为她是奥黛丽·赫本，”他无疑深谙如何赞美女人。我说，后来呢？后来？他摇摇头说，后来我们就吃饭，他家光厨师就四个，分别负责做淮扬菜、上海本邦菜、杭州菜和云南菜。还有个日本厨师，要是从北海道空运新鲜的三文鱼过来，他就做刺身。妈的，我们喝了六瓶拉菲。当他把大拇指和小拇指伸出來朝我不停晃时，我们的门开了。有位老太太闯进来，劈头盖脸地喊道，你们能讲点公德心不？这么晚了还吵吵嚷嚷，再这样我叫警察了！她的声音沙哑尖锐，像极寒冬腊月里老鸹的鸣叫。

　　我和陕西人看着面目模糊的老太太，不晓得如何应答。老太太又说，你们咳嗽、挪凳子、沏水、冲马桶、洗衣服的时候，别再出那么大动静！死人都被你们吵醒了！孩子们还怎么复习功课！说完她就走了，转身的时候，我才发现她身后还尾随个女孩。女孩穿着条纹睡衣，头发马鬃般披散着。一匹安静的斑马。

　　把你叫出来真是有些冒昧，女孩仍然盯着脚边的那只鸟，慢慢悠悠地说，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来，还能请谁帮忙呢。

　　我没吭声，径自把那只鸟拎起来。鸟咕咕叫着，扭动着翅膀妄图用喙啄我。它的叫声很古怪。我想除了夜莺、黄鹂、云雀这样歌声婉转美妙的鸟，更多的鸟都是这样的叫声吧。

　　你别把它弄疼了！女孩吮吸着手指说，它肯定受伤了。

　　我又细致地翻了翻鸟的羽毛，昏黑的雨中根本什么都看不出。我猛地把它甩出去，鸟扑腾了几下摔落在雨水中，慌里慌张缩成一团。女孩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它肯定受伤了。

　　我们把它放在树上吧，能从枝干上逮虫子吃，饿不着。

　　好啊，女孩说，就放在这棵松树上吧，不过，松枝上都是松针，会不会把它扎伤？

　　那边有棵楸树，你觉得怎么样？

　　那棵楸树真美，春天的时候枝头挤满了花儿，不过，女孩说，那棵楸树很高，三米之下都没有枝桠，她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说，你怎么把这只鸟放到树冠上？我们又没有梯子。

　　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只野鸟而已。我的衬衣已经被雨淋湿了，贴在皮肤上很不舒服。把它放在花圃里吧，我指着不远处的圣·佛朗西斯科月季说，渴了喝雨水、露水，饿了吃花瓣、蚯蚓，困了看月光，一只鸟的小资生活。

　　女孩瞥我一眼，说，花圃里野猫很多的，要是把鸟吃了怎么办？

　　她说的倒没错。这所大学以喜鹊和野猫闻名，隔壁那所大学则盛产乌鸦跟黑头蚁。那些流浪猫不晓得从哪里聚拢来的，无论白日还是黑夜，都旁若无人地在小径上悠闲地散步。一只只排着队，倒像是巡逻的士兵。很多地方都有闲置的空碗，一些情侣把猫粮小心翼翼地倒进去。我见过一只野猫攻击一只受伤的花喜鹊，叼着喜鹊的翅膀蹿上了一株合欢树。

　　你有什么好建议？我点着一支香烟，看着她。香烟燃烧得很快。我喜欢烟雾消散在雨水中的味道。

　　我们不如去校医院看看。要是有医生，给它伤口上抹点紫药水，包扎好，在宿舍里养几天，就能放飞了。

　　我看了看手表，晚上十点二十六分。校医院晚上有值班医生吗？

　　有的，女孩说，有次深夜我坏肚子，买到药了呢。

　　我们就朝校医院方向走。其实也不远，只要穿过纳兰容若墓地、游泳馆和伊兰清真小馆，就到了。我尽量将雨伞往女孩那边移。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何纳兰容若的墓地会在这里，除了两匹站立的石马和两具躺在地上的石雕侍从，完全看不出这里埋葬着清朝最有名望的词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所有诞生过的都会死亡。如果留下点痕迹，也算是意外了。

　　你冷吗？女孩说，你为什么老哆嗦？

　　我不冷，我掐掉香烟，你确定医院会有医生值班吗？

　　女孩停住了，说，不如这样，我看看附近有没有野生动物收养中心。我们把这只鸟送到专业机构，它还能得到更好的医治，你说呢？

　　我当然没有意见。她开始用手机搜索。我问她，那个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吗？

　　什么老太太？她盯着手机，似乎在飞速地浏览页面。

　　我说，我记得你们三个女孩住在一起，有个老太太负责给你们洗衣、做饭、打扫卫生。

　　她头也没抬地说，你记错了吧？

　　我说我怎么会记错呢。老太太找过我们好几次，每次都警告我们千万别出噪音。她说这里的派出所所长是她外甥，会把我们赶走的。

　　女孩说，喏，附近真的有家动物收养中心呢！很近，不过五公里。你别着急，我先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夜班人员。

　　我说好吧。我们已经走到伊兰清真小馆了。我看到不远处的校医院黑魆魆的，没有一盏灯火，在雨中，在沉默的雨中，它更像是条鲸鱼的嘴巴。我听到女孩湿润的声音，她在跟人说话，她的声音很甜，是这个年岁的女孩该有的甜，如果你再仔细听，是那种沙瓤宽甸西瓜的甜。后来我听到她近乎兴奋地喊道，那里的工作人员说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值班，我们打个出租车过去吧。她乜斜了眼我手中的鸟，用手指蹭了蹭它头顶上的羽毛。鸟又叫了几声。它似乎已经习惯了我左手的温度。

　　我向来对雨天的夜晚打出租车不抱什么奢望，不过，我们的运气似乎不错。当我们钻进车厢时，司机问道，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我说，不是东西，是一只鸟。

　　司机问，是鹦鹉吗？金刚鹦鹉？他疲惫的语气旋尔兴奋起来，会说话吗？会说恭喜发财吗？

　　会说话的是八哥，女孩说，难道你连鹦鹉都没见过吗？

　　司机不言语，也许他听出了她语气中的鄙夷。我也没吭声。车里静下来，连那只鸟儿也没有再叫唤。我跟女孩并排坐在后座上，中间有一个拳头的距离。我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道，被雨淋湿的香水的味道。她似乎有点累了，将头后仰在座位上，我不晓得她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其实我最熟悉的是她的背影。本来我还以为她是个挺爱讲话的女孩，看来并非如此。我还记得有次我正在房间里洗衣服，有人咚咚咚地敲门，打开，是她。她还是穿着那件横条纹的睡衣，看上去就像医院里的病人。她说，我能看看你们俩的身份证吗？我一愣，她声音骤然大起来，我能看看你们俩的身份证吗？！我当时肯定是有些发蒙，不然也不会乖乖地取出身份证递给她。她把身份证捏在手上左看右看，后来皱着眉头问，他的呢？我连忙说，室友好几天没回来了，你放心，我们都是在职编剧班的，不是坏人，既没有杀过人也没有放过火。她这才勉强笑了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說，我们这些天在房间里都不敢穿拖鞋，全光着脚走路，接电话的声音也不会超过10分贝，为了防止洗衣机发出轰隆隆的声响，我已经改用手洗，你看，我甩了甩手上的肥皂泡沫，手指都搓白了。她嗯了声，眼睛巡视着我们的房间说，你能提醒下你那个打呼噜的室友，让他去医院检查检查鼻腔吗？他深夜的呼噜声，一会儿小号，一会儿竖琴，一会儿唢呐 ，简直是场室内交响乐了。我连忙点头说，是是是，我也怕他半夜憋死，听说他正踅摸着买一台美国进口的呼吸机，戴上就好了。她又嗯了声，把你电话号码给我，如果我还是被他的鼾声弄醒，就打你电话，你负责把他叫醒。

　　她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她睡觉也有鼾声。手上的鸟扑棱了下翅膀，她哆嗦一下醒过来，默默地瞅着前方。前方什么都没有，她只能看到司机葫芦般的后脑勺。

　　你，多大岁数了？她漫不经心地问道，哪里人？

　　我说，我女儿要是活着，年龄应该跟你差不多了。

　　她叹息了声，又问道，你都这么老了，干吗还要来上学？

　　我说，美国有个女人，一直在家里哄孩子，偶尔给报纸写点镇上的新闻。她五十三岁那年，有个农场主邀请她去写一本报告文学，结果，她写了本短篇小说集，《近距离：怀俄明故事》，得了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后来还写了《船讯》，得了全美图书奖和普利策小说奖。她叫安妮·普鲁。

　　女孩摇摇头，打了个哈欠，问司机，该到了吗？

　　司机说，瞧见没美女，过了四通桥，再过了双榆树邮局，就是你们要找的宠物医院了。

　　女孩歪头看了看我说，你楼上就住着我自己，哪里有什么老太太和别的女孩？

　　我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是老太太带着你到的我们宿舍。

　　女孩说，你太老了，记忆肯定出了问题。你该多出去跑步、练太极剑、跳广场舞，而不是老闷在屋子里写什么剧本。我怀疑这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

　　我说，我确实经常忘记自己是谁，干吗又跑到雾霾这么严重的地方学编剧。不过一切都不重要，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发现，意义本身就是最值得怀疑的伪命题。我很赞同拉康的说法，连宇宙都是“纯净的无中的一个缺陷”。

　　女孩撇撇嘴，跟我一起下了出租车。我们看到马路边上有块闪亮的绿色广告牌，上面写着“24小时动物医院”。它马上就能得救了，女孩笑着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她的眼睛像月牙。她俏皮地用手指捅了捅鸟的嘴巴，鳥咕咕着叫起来。谢谢你，她看着我说，谢谢你大叔。我说有什么好谢的？她仍旧笑了笑，没说话。我们就慢慢地顺着楼梯往上走，雨滴打在伞上，急切而嘈杂。

　　急诊室明亮如白天，我们看到有个穿睡裙的女人坐在宽阔的急诊室里，怀里抱着只蝴蝶犬，一位穿白大褂的女人蹲在蝴蝶犬的边上，不停地絮叨着什么，她说话的声音很小，不时被女人嘹亮的嗓门遮压住。你确定它只是肠胃炎吗？要是它有个三长两短，我可轻饶不了你们！这时过来个穿白大褂的男孩，热忱地将我们引进屋内。他戴着黑框眼镜，留着浓密的小胡子。也许这能让他看起来显得更成熟稳重吧。他问道，咦，这只鸟怎么了？

　　女孩忙说，大夫，这只鸟是我们在路上捡的，它受伤了，就把它送到你们这儿来了。说完她笑眯眯地盯着男孩。

　　男孩摇摇头。女孩说，你们这里不是野生动物收养中心吗？男孩一愣，指了指门口上挂着的牌子。牌子上面写着“北京爱牧家动物医院”。你不会不识字吧？他皱着眉头说，我们这里是宠物医院，不是救助中心。

　　我跟女孩互相看了一眼，于是我说，我们把这只鸟送给你们吧。不跟你们要钱。

　　男孩嘟囔道，这么瘦的鸟，炖汤的话……

　　女孩一把抓住他的手，说，你们是医生，就该救死扶伤。你能给它看看病吗？它是被蛇咬伤了爪子，还是被野猫抓伤了翅膀？

　　男孩说，好啊，这很简单，你们先挂号吧。

　　女孩说，你给瞅一眼就好了啊，我们买点药水，给它敷上就行。

　　男孩说，看病必须先挂号，这你不会不懂吧？

　　我们就到了挂号处。负责挂号的是位脸色蜡黄的老太太。她拉着长音说，先交押金吧。

　　女孩嘟着嘴巴问，多少钱？

　　老太太说，五百。

　　什么？女孩叫起来，你们这是抢钱吗？我们不过是……

　　老太太扫她一眼，女孩就闭了嘴。她看看我，我看看她。她说，大叔，我没带现金呢。我说，我也没带钱。然后我门的目光都停留在那只鸟的身上。刚才我把它放在了诊所的窗台上。它靠着玻璃动也不动，犹如鸟类博物馆里的标本。它一点都不漂亮，它的歌声也不美妙。它只是一只普通的野鸟。我们甚至连它是否真的受了伤也拿不准。那边传来蝴蝶犬的汪汪声，医生正在给它打针。狗的主人不时叱喝着，不晓得是在骂狗，还是在骂人。

　　我对女孩说，我们走吧。女孩说，去哪儿？我说很晚了，明天我还要开会。女孩说，你再等一等，你再等一等，我搜搜附近还有没有别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半晌她喃喃着说，哦，真的有一家，不过在顺义，而且只是白天接待。

　　我说，我们回去吧。还是把鸟放在松树上吧。每只鸟都有每只鸟的命。人也一样。

　　女孩依旧站在那里。

　　我说，那我先走了。

　　女孩说，等等我。

　　我们推开门，顺着楼梯往下走。她把那只鸟搂在怀里。雨已经停了，我收了伞。空气里都是植物和花朵的香气。我喜欢下雨天。雨把一切洗得都很干净。我喜欢一切都很干净。

　　我累了，想歇会儿，路过一张绿色的长椅时，女孩低声说道。她掏出纸巾，擦掉上面的雨水，一屁股坐在上面。夜晚的马路很安静，没有车，没有人，马路伸向远方，像一条亮晶晶的隧道。我听到了池塘里青蛙的叫声，草丛里蟋蟀的叫声和居民楼里偶尔传来的孩子的哭闹声。女孩坐在长椅上，怀里仍抱着那只鸟。她不停地用手抚摸着鸟的羽毛，好像在抚摸着宠物。以前的时候，女孩说，我爸爸也养了一只鸟，不是鹦鹉，不是八哥，是他从公园里捡回来的。我们没有给它准备笼子，它整天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我喂它蚯蚓，面包虫，毛毛虫。它喜欢吃肉。它也长着这样灰色的羽毛。

　　后来呢？

　　后来……女孩说，我到这里来考研，考了两年都没有考上，你也知道，这个学校的金融系比北大的分数还要高。

　　那只鸟呢？

　　我爸去年死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肺癌。打杜冷丁也不管事。以前喜欢唱戏，马派，擅长《甘露寺》和《定军山》。从楼上跳下去了。穿着戏服。把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

　　那只……鸟呢？

　　鸟？失踪了。我怀疑我妈把它送给了别人，估计别人也不会要吧？长那么丑，也不会叫。

　　一辆出租车飞驰而过，溅起的雨水洒落在我们身上，她也没介意。后来，她说，我妈改嫁了，找了个比她大十几岁的老男人。她还让我管他叫爸，这，这怎么可能呢？她把脸转向我，我以为她可能哭了，可是没有，她的脸被路灯映射得很光洁。你呢，你怎么回事？你女儿到底怎么了？

　　我抽烟，咳嗽，哆嗦，但是我没有说话。我什么话都不想说。一句话都不想说。我喜欢这样下雨的夜晚，世界如墓园般沉默。宇宙在大爆炸之前，可能也如此。如果有一天，宇宙开始收缩，最后坍塌成一个比原子还要小的点，我也没什么意见。远藤周作的《沉默》里，那个到日本传教的葡萄牙牧师一直在期待圣灵，可上帝一直沉默。上帝惟有沉默。

　　我们走吧，女孩说，我打了辆滴滴快车，马上就到了。

　　我坐着没动。女孩说，如果你难过，就哭吧。我见过男人哭，也见过老人哭。

　　我朝她笑了笑。

　　她说，你的牙齿还挺白。抽烟的男人，牙齿都是黑的。

　　我说，你喜欢静园的圣·佛朗西斯科月季吗？

　　女孩满脸狐疑地凝望着我。我能看清她脸上橘红色的浅淡绒毛。

　　那天晚上，我和女孩都没有把野鸟带回寝室，也没有把鸟放在塔松的枝干上——我们把它放进了一个粉红色、曾经盛放香奈儿包的盒子，再把精美的盒子放进圣·佛朗西斯科月季花圃。每日都会有帮老头老太太在那里晨练，好奇的他们肯定会发现那只盒子里的鸟。他们会给它治病，会给它喂水，会把它喂养得又胖又有气力。也许吧。谁知道呢。

　　不久我的室友也彻底搬走了，他跟那个制片人的老婆同居了。据说制片人的老婆给他介绍了几个影视大鳄，卖掉了三个剧本和几个小说，稿费足以在通州或燕郊买套大房子了。这样的人混不好是没有天理的。我想过不几年，他也能在机场附近买四层楼的别墅了，然后在阳台上懒洋洋地喝马提尼。我从来没喝过马提尼。我只喝过朗姆酒和威士忌。当然，他可能不会请四个厨师，毕竟他是个挺节俭的人，一年四季只穿一双鞋子。

　　我呢，仍然每天在教室、寝室和食堂间跑来跑去。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的。如果你是个单身的老男人，就会发觉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浪费大把大把的时间。这个世界不仅庞大，而且漏洞百出，只有在浪费时间的过程里才能感觉到……些许的幸福。那天，我照例站在窗前发呆，然后俯瞰到了一个背影。毫无疑问，是那个女孩，我想了想，已经很久没有遇到她了。说实话，我对她的背影比对她的脸庞更加熟悉。多少个雾气弥漫的黄昏，不同的男人开着不同的豪车，停在楼下不远处的静园。女孩连同她的影子一同闪进去，然后慢慢地消失在夜幕里。直到深夜，楼梯上才会传来高跟鞋小心翼翼的声响，不久，楼上会有人用钥匙扭动锁芯。锁芯大概上锈了，要开好久。

　　还好，夏天很快就要过去了，我仿佛听到了信鸽清亮的哨音。

　　原刊责辑 李春风

　　本刊责编 朱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