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宇

　　

1

　　吃晚饭时，传达室送来了电报。父亲打开来，盯着电报纸看了好一会儿，才轻轻说了一句：“老李不行了。”老李叫李安本，“他是我师傅，”父亲总是这样说。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和父亲曾在新四军皖中独立师第三团共过事。那是一段算是战友、又不是战友的奇特的经历。

　　接到电报第二天，我便随父亲去了青城。那是1985年，我还在上大学，正赶上寒假，便随父亲一起去了。我们赶到时，李安本已陷入昏迷，第二天上午便去世了。几天后举行了追悼会。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多是父亲的老上级、老战友，他们都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其中包括从南京前来的顾少宾将军。他是原新四军皖中独立师第三团团长，解放后曾在南京军区任职，是追悼会上职务最高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去世竟然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自然惊动了青城市的领导。追悼会开得很隆重，但父亲却感叹道，老李落实政策，没享几天清福就走了。言语中充满了惋惜之情。

　　李安本（我叫他李伯）生前我曾见过几次，有两次是随我父亲去的。后来，为了帮助父亲编写《新四军通信兵史料》，我又去找过李伯一次，向他请教有关电台方面的知识。那时，李伯尚未落实政策，还住在乡下。1983年前后，在我父亲等老战友的努力下，组织上恢复了他的抗战老兵待遇，这时他已患上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他对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了，包括他的子女，何况我的父亲？不过，尽管如此，我父亲每次去青城，还是要去看他，陪他坐一会儿，说一会儿话。当然，这种谈话毫无意义，完全是一种感情上的寄托。

　　就在他去世前一年，我还陪父亲去看过他一次。当时，李伯住在一家养老院里（这也是我父亲找当地民政部门设法解决的）。乍一看上去，他和以前并无太大的变化，除了胖了一些。他原先是个又黑又瘦的小老头，不知是用药的原因，还是失去了记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缘故，现在却胖了一圈，反倒比以前富态了不少。看得出来，他的子女对他照顾不错，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人也打理得干干净净，尽管满脸褶皱，身体却很硬朗，根本不像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他一见我们便伸手要烟。“他是个大烟鬼子！”父亲对我说过，“过去一天能抽两包烟。”父亲每次去看他都要带上几条好烟。不过，随着年龄增大，医生不让他多抽。因此，他的子女们便对他严格控制，定量供应，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发五支烟，绝不再多。可他没一会儿就抽完了，便四处找烟。但养老院的人事先都得到过交代，谁也不会给他，他便急得四处乱转。有一次，他在地上捡烟头被发现，家人便对他的看管更严了。

　　我们到来后，他便冲我们嘻嘻笑着，手里做着夹烟的动作，缺了门牙的口腔中发出哧哧的声音，那目光中充满了祈盼和渴望。父亲看着他那副可怜怜巴巴的样子，忍不住便掏了一支烟给他。他竟像孩子似的笑了，双手握住烟卷，点燃后，三口两口便抽完了。那个贪婪的劲儿让我惊叹不已，忍俊不禁。

　　据他儿子介绍，李伯除了不认人、不记事外，身体各项指标都很好，而且食欲旺盛，嘴特别馋。尤其是肥肉，吃起来没个完。只要看见别人吃东西，他就会眼巴巴地站在一边瞅，拉都拉不走。“那个馋劲，好像八百年没吃过东西，”他儿媳妇笑着说，“外人不了解，还以为我们怎么虐待他哩！”但医生交代了，不能让他多吃，否则消化不了，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家里人不得不把吃的东西藏起来，按照定量給他吃。据医生说，这种病就是这样，由于大脑部分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导致行为能力大大降低，包括生理机能也经常处于无意识状态，实在让人悲哀。

2

　　关于李伯的故事，我并不陌生，因为父亲不止一次和我讲过。当年，他参加革命的经历听起来也让人啼笑皆非，难以置信。“他们骗了我！”李安本曾经抱怨说，我父亲对此也不否认，如果说这也算“骗”的话。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皖中独立师也接到命令，立即冲破封锁线，向江北集结。3月初，部队开始行动，但在繁昌一带遭到日、伪军和国民党的重兵围追阻截。师长决定第三团掩护主力突围。团长顾少宾下令不惜流完最后一滴血，也要保证完成任务。战斗打得异常艰苦，五天后终于接到师部的电报，大部队已突破重围，令第三团迅速摆脱敌军，向芜湖方向突进，与大部队会合。但是，此时敌伪军一万多人已形成合围，敌众我寡，向东突进已无可能。于是，团长顾少宾下令向南迂回，带领残部三百余人进入白马山区，以保存实力，等待时机。“这个决定完全正确，”父亲对我说，“敌军十几倍于我们，硬拼肯定不是办法。”

　　团长顾少宾那时才三十出头，但已是身经百战。他是红小鬼出身，14岁时就随父兄参加了著名的六霍起义，之后又经历了五次反围剿，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他把部队带进白马山区，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易于隐藏，使部队暂时脱离了危险。但糟糕的是，在撤退中，我们的电台被打坏了，电报员也牺牲了。“这事麻烦大了！”父亲对我说，没有电台就等于是聋子、瞎子，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上级也没有我们的消息，以为我们团全部牺牲了。据后来师部电台的同志说，我们团失联后，新四军总部和师首长都非常焦急，下令各部电台没日没夜地连续呼叫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丝毫回音，这才做出了最坏的判断。

　　白马山区由许多山岭构成，地形复杂。往北、向西几百里，都是莽莽苍苍的大森林，人迹罕至；南边老爷岭、仙女峰一带是国民党的防区，而东边的丘陵地带，包括青城市在内，则由日军和伪军驻防。第三团进入白马山区后，顾团长多次派人下山寻找当地组织，都毫无头绪。“当时青城地下党全被破坏了，”父亲说，“就在我们退往白马山前不久，由于叛徒出卖，青城地下党遭到毁灭性打击，彻底瘫痪。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后来了解到的。”

　　据我父亲说，他们在白马山困了五个多月，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不过，虽然条件艰苦，但部队凭借山林的掩护，与敌巧妙周旋，生存下来。当地百姓听说新四军回来了，都很兴奋，暗中给我们送衣送粮，传递情报。敌伪军恼羞成怒，他们一边加紧清剿，一边对私下“通共”的百姓实施残酷的镇压。泥埠桥附近的上渡口村，由于村民卖粮给我们，竟然遭到了屠村的血腥报复。全村老少妇孺百余口无一幸免。他们还把死去的村民开膛破肚，吊在桥头两边的大道上示众，一连数日。当时正值夏季，腐烂的尸体臭味弥漫至几里开外。“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我父亲几十年后对我讲起这事还悲愤难抑。“这帮王八蛋，简直丧尽天良！”

　　当时，青城敌伪军中最嚣张的是赵九的部队。赵九外号九混子，原是青帮“万”字辈的头目，手下门徒众多，后因犯了案子上山当土匪，拉起队伍，成了当地一霸。清共时，他投靠国民党新编四十九师，积极剿共，后与师长闹翻，又带队投靠了日本人，被任命为青城保安旅旅长。上渡口村血案就是他一手炮制的。

　　“这个王八犊子！”顾团长听了报告，气得一拳砸在树上，手背上顿时鲜血淋漓。卫生员见了上前要替他包扎，却被他猛地推开了。“去，去把老杨找来！”他大声吼道。

　　老杨是团参谋长。部队突围时，政委和其他团干部都牺牲了，只剩下他和顾团长两人。“老杨啊，”团长一见他便说，“这个赵九太可恶了！你说怎么办？老百姓可是在看着咱们哩！”

　　老杨明白他的意思。他也早憋了一肚子火，二话没说便脱口而出。“打！”他说，“打这小狗日的！”

3

　　一个多月后，我们得到情报，赵九丈母娘过寿。这个丈母娘是赵九最宠爱的五姨太的母亲，家住赤沙镇，赵九要带五姨太前来贺寿。赤沙镇有一个伪军据点，平时驻扎着一个排的伪军。寿诞这一天，为了确保安全，保安旅又增派了一个连前来护卫。尽管如此，但赤沙镇远离青城市，一旦打起来，青城的敌人短时间很难增援。顾团长当即决定采取行动。按他的部署，一营从东边攻入镇子，二营在镇外负责实施包抄，三营作为预备队，负责接应。据我父亲说，第三团突围后虽然牺牲很大，但对外仍号称三个营的建制，实际上每营不过一百多号人，只能相当于过去的一个连。不过，这个兵力足以解决赤沙镇的伪军。“要么不打，要打就打个漂亮！”顾团长在出发前说，“决不能让赵九这个王八犊子跑了！”战士们躲在山林中，憋屈了小半年，早就窝了一肚子火，于是都嗷嗷叫地说等着瞧吧，这回非扒了赵九的皮。

　　当天晚上的战斗极为顺利。不到一个小时，一个连的伪军就被消灭了，炮楼也被端掉，但在清点战场时，却没有发现赵九的踪影，原来那天赵九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前来。大家虽有些遗憾，但这一仗却打出了我军的威风，老百姓欢欣鼓舞，见面时都暗中伸出四个手指示意，意思是新四军回来了，看怎么收拾这帮家伙。一些敌伪军闻讯也深感恐惧，不得不有所收敛，平时都龟缩在炮楼和军营里不敢露头。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一仗还从炮楼里缴获了一部电台。

　　缴获电台的是一营的老彭。他原是三连二班的班长，安徽阜南人，从小习武，做过刀客，平时身后总是背着一把大刀。“那刀长三尺、宽两寸，”我父亲用手比划了一下说，“足有十来斤重，别人拿着都费劲，可在老彭手里却是小菜一碟，使起来快如闪电，力大无比。”那天，他第一个冲进炮楼，挥起大刀，所到之处，血光闪烁，尸体躺倒一片。他第一个发现电台，知道这是个宝贝，便兴冲冲地抱了回来，老远就冲着团长喊看我找到了什么。团长正在窝棚前听取汇报，抬头一看也叫了起来：“我的天啦，这是什么？”参谋长老杨也跳了起来，一迭声地喊：“电台！嚯，电台啊，哪来的电台？”

　　老彭得意地说是他缴获来的，老杨说没坏吧，老彭说坏不坏不知道，不过，我可一样也没拉下，全搬来了。说着，一挥手，跟在他后边的几个战士，有的扛着干电池，有的抬着手摇发电機，忽啦啦摆下一大片。老彭过去曾在团部当过警卫员，团部的报务员和他是老乡，平时聒蛋时和他聒过一些关于电台的知识，因此对于这些嘀嘀哒哒的玩意儿略知一二。“好啊！”老杨当胸杵了他一拳，“你小子这回立了大功！”他兴奋地说。

　　团长也很高兴，看着地上的无线器材，说这下好了，马上可以和上级联系了。“人呢？”他看了老彭一眼，“把人带过来！”

　　“啥人啊？”

　　“电报员啊！”

　　这一问，老彭忽然叫了起来。“哎哟，糟了！”他一拍脑袋。当时光顾着搬机器了，把这茬儿给忘了。至于电报员哪儿去了？要么跑了，要么早成了刀下之鬼。众人听他这样一说，刚才的高兴劲儿顿时凉了半截。没有电报员，这东西就是一堆废铁，一钱不值。

　　不过，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第二天，团长和参谋长把侦察排长黄二虎找来商量，能否弄个舌头回来。“可这谈何容易？”我父亲说，“敌人报务员大多窝在家中，很少露头，而且电报室是机要重地，警卫森严。”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一个人开始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

　　他就是李安本。

4

　　发现李安本是我父亲的功劳。“这事得感谢你爹啊！”顾将军（即第三团原团长顾少宾）对我说，有一次我随父亲去南京看他，说起这事他便用手指着我父亲哈哈大笑，语气中满是赞扬。我父亲也甚是得意。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那天，团长和参谋长找黄二虎商量时，我父亲就在一边。我父亲参军前，曾在安徽省立大学（即今天的安徽大学前身）就读，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新四军，当时才21岁，在团里任文化教员。部队突围后，他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杜参谋筹集粮食。一天，他去油嘴坊筹粮，无意中得知邻村桃花坞有一个人在青城电报局供职，每两个月回来探家一次。我父亲一听便留了心，回来时路过桃花坞便顺便打听了一下，果然不错。“这人名叫李安本，而且就是干这个的！”我父亲说着做了一个拍电报的动作，嘴里还嘀嘀哒哒来了两下。他当即把自己的想法与老彭一说，老彭立马一拍大腿，叫了一声好。“你小子，到底是喝过墨水的，脑子就是快啊！ ”

　　说来也巧了，就在我父亲他们离村时，李安本回来了。据我父亲说，原本他们是想报告团长后再作决定，可现在来不及了。如果错过机会，说不定又得等上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干吧！”老彭说，没啥大不了的。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你别看这家伙，大字不识几个，”我父亲说，“但满脑子戏文，还一套一套的。”之后的事便变得简单了，用我父亲的话说是略施小计，但按李伯的讲法，则是我父亲骗了他。

　　李安本家住在村子东头。我父亲找到他时，他刚到家不久，正在树阴下休息。他长得很瘦，皮肤黑黑的，修顶，脑门光溜溜的，脑壳周围留了一圈稀拉拉的头发。乍看上去显得年纪不小，实际上才三十来岁。一双金鱼眼朝外鼓着，显得很突出。由于天气热，他脱了长衫，敞着怀，躺在凉椅上，跷着二郎腿，一边喝茶抽烟，一边摇着蒲扇。嘴里还轻轻地哼着戏文：

　　奴本是清白家婚姻早定，

　　十六岁结丝罗两下成亲。

　　在他身边的小板凳上，除了摆放着茶壶，还摆着一块象征身份的怀表，表链沿着板凳的边沿拖了下来。我父亲走过去叫了他一声，他撩起眼皮，鼓起金鱼眼瞟了我父亲一下，眼一闭又唱了起来：

　　我丈夫爱习武英雄情性，

　　他去到玉门关远远从军。

　　……

　　瞧他那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我父亲心里想，这家伙谱还不小！屁大的官不是，倒还拽得像根麻花似的。不过，当时只能忍着，直到他唱完了这段，端起茶壶喝茶时，我父亲才又叫了一声。

　　“什么事？”他显得颇不耐烦。我父亲按照事先想好的理由，正要向他说明来意，他却打断了我父亲的话。

　　“你小子哪来的？”

　　他一听就知道我父亲不是本地人。我父亲告诉他，他是油坊嘴孙六公家的侄子，从外地来投亲的。“这些都是事先想好的。”我父亲对我说。孙六公是村里的保长，他在当地是开油坊的，李安本一听态度略有好转。我父亲接着便说明来意，说是家父的收音机坏了，孙六公让我来请您帮着修一修。“六公说了，”我父亲忽悠道，“要说这收音机，方圆几十里也就是贺先生懂的。”李安本听了这话便面露得意之色，端起茶壶咕咕地吸了两口，又哼哼叽叽地磨蹭了一会儿，这才开口道：“哦，东西呢？拿我看看。”

　　“在家里哩，”我父亲说，“还要劳烦贺大哥辛苦跑一趟。”

　　“什么？”李安本一听脸就挂了下来。“什么狗屁玩意，我可没那闲工夫！”

　　我父亲连忙赔着笑脸说，这收音机是家父的宝贝疙瘩，一刻也不肯离手，实在没办法。我父亲这样说倒也合乎情理，因为收音机在当时极为金贵，除了有钱人家一般人买不起。为了说服他，我父亲掏出一块银元在石头上敲了敲，然后摆在他身边的小板凳上。可李安本连眼皮都没撩一下，便摆起手说：“去去去，你们爱修不修！大热天的我可不想找这个罪受。”说着，扔掉手中的烟头，随手又卷了一根烟点着了。我父亲注意他的手指头焦黄焦黄的，知道这家伙烟瘾不小，便从口袋里摸出一包拆开的三金牌香烟。“这烟是南洋兄弟烟厂生产的，” 父亲对我说，“是我们打赤沙镇炮楼时缴获的，属高档烟卷，带嘴的那种。”我父亲带了几包在身边，是买粮时用的。

　　“来来，抽根烟，”我父亲刚掏出烟卷，就发现李安本的眼睛一亮，随即口气便发生变化。

　　“什么牌子的？”

　　“三金牌。”

　　李安本咂了一下嘴：“我说的是收音机。”

　　我父亲答曰地球牌。

　　“哦哦，美国货，”他一边点着烟，一边很内行地说，“超外差式长短波的，这收音机不错啊。”说着，又朝烟卷盒努努嘴：“还有吗？”

　　我父亲又掏出一包。他脸上开始有了笑容。“你行啊，”说着站起来，说了声走吧，伸手便把两包烟揣进了裤兜里。

　　出了村不久，李安本便发现上当了，但想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想干什么？”他惊慌地叫起来。到了这时候，我父亲也明人不说暗话了，向他亮了底牌。“哎哟，是四老爷（指新四军）啊，”李安本哭唧唧地说，又是作揖，又是告饶。“天地良心，我可没干过坏事，在电报局也就是混口饭吃。”我父亲知道他误解了，便解释说，你别怕，我们不是抓你，就是请你帮个忙。“什么忙？”李安本说着，脸上堆起讨好的笑容，“只要我能帮的，我一定帮，这没的说的，你们放了我吧。”我父亲说，你跟我们走一趟，到时就知道了。可李安本一听说要上山，又担心起来，说什么也不肯走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我可是上有老下有小。老彭有些不耐烦了，掏出枪来顶住他的脑门子说，你啰嗦个啥？走不走？再不走可别怪我不客气了！说着一伸手把他拎了起来。

　　“这小子吓坏了，”许多年后，顾将军对我讲起那天的情景仍然忍俊不禁。“他被带到我面前，”顾将军说，“浑身上下一个劲地筛糠，就像打摆子似的。直到我向他说明了意图，他才稍稍放松下来。”

　　“我能抽根烟吗？”这之后他开口道，刚才一路上光顾着害怕了，他这个嗜烟如命的人居然连抽烟都忘了。“抽吧，”顾团长说，还掏出自己的烟递给他。李安本一连抽了两根，立即来了精神。“好了，”他说，“你们的电台在哪里？让我看看。”

　　杜参谋说：“军用的，你会吗？”

　　李安本的金鱼眼睛向上一鼓：

　　“你说呢？”

　　那神情颇为不屑。顾团长挥挥手，把他带进了团部——那是一个简易的茅草棚。电台就放在那里。李安本走过去掸了一眼，便说：“这是美国货，哈特莱线路，”他拨弄了几下发报机，嘴里咕哝了一句，“货色不错。”接着又看收报机，“这是三回路再生机，赫芝式天线——这东西哪来的？”

　　“缴来的。”

　　“保安旅的？”

　　“你怎么知道？”我父亲说。

　　“日本人不用这个，这是原先国民党的装备。”他显得很内行。我父亲一听有门，连忙问他会用吗？他的金鱼眼又是一鼓：

　　“你说呢？”

　　瞧他那模样，我父亲又好气又好笑。就在十几分钟前，他还像个受气的小媳妇似的，吓得差点没尿了，一转眼便又牛皮哄哄起来。“这小子就这德性！”我父亲笑着对我说。

5

　　不过，李安本的能力确实没话说，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想。不仅收发报样样娴熟，而且机务上也有一套。电台出个小毛病，他捣鼓几下就能捣鼓好。据我父亲说，后来他们团与江北联系上了，军部几个老报务员都說，你们哪来的这个高手，年轻点的报务员根本接不了他的招。据说，一般好的报务员每分钟发报120码，收报140码，但李安本每分钟发报达到180码，收报达到200码以上，而且手法娴熟，干巴利脆，点划清楚。像比较容易混淆的4和6，还有英文的L和C，都拍发得极为准确。总部报务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飞锤。年轻的报务员一听飞锤上机，都很紧张，因为稍微慢一点，他就要求换手。“他的手法太快了！”有个报务员后来对我父亲说，“每次收他的报都要收出一身汗。有些年轻的顶不住了，只好找老的来替换。”

　　李安本哪来这么好的技术，而且对军用电台也如此熟悉？起先大家并没在意，包括团长在内。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是尽快和上级取得联系。第三团从繁昌突围后，电台虽然被打坏了，但密码本却由杜参谋带了出来。当晚，顾团长便起草了一份致师部的电稿，由杜参谋转译加密后交由李安本发送。

　　“OK，”李安本当时便打保票说，“我保证发出去，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发出去后你们得放我回去。”

　　“这个当然，”我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当天夜里，第一次发报开始了。团长、参谋长、杜参谋和我父亲全都围在电台旁，看着李安本发报，大家的心情既兴奋又急迫。李安本戴上耳机，熟练地调试了一下发报机，接过杜参谋递上来的加密电码，说行了，把呼号给我吧。

　　“呼号？”杜参谋一愣，“啥呼号？”

　　李安本金鱼眼向上一鼓：“呼号就是呼号，你说啥呼号？”

　　杜参谋说，这个他还不清楚，报务员牺牲时也没说。“那就发不了了。”李安本把耳机一摘，转身出了窝棚。我父亲连忙追了出来，问他怎么了，他说你们不相信我，还找我来干什么？我父亲说没有啊，“那为何不把呼号给我？”他说。

　　原来，他是误解了。经过解释，他才明白呼号只有报务员掌握，而其他人确实不知道。李安本听了神情有所好转，但他告诉我父亲，发报必须有呼号。“就像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他解释说，“每部电台也有一个名字。它是用来识别身份的，这个名字就是呼号，而且这个呼号是不重复的，所以你才能在茫茫天际中数以万计的电磁波中找到它。”

　　“没有不行吗？”

　　“你说呢？”他的眼睛又是一鼓。

　　我父親把李安本带到团长面前，听了他的详述，顾团长问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李安本摇了摇头。

　　参谋长老杨有些泄气，说忙活了半天白忙了。顾团长显然也有些沮丧，但他并没有表露出来。他对李安本说，老乡，让你辛苦了，现在时间不早了，你抓紧休息一下，明天就派人送你下山。说着，把自己的休息的窝棚让给了李安本。老彭这时走过来，手里端着一个碗，碗里有两个煮鸡蛋。“你小子面子大了！”他说，“这是团长犒劳你的。”

　　李安本伸手抓过鸡蛋——那鸡蛋还热乎着——在地上一叩，便剥了蛋壳塞进嘴里。晚上的野菜粥难以下咽，他没吃几口，肚子早饿了，见到鸡蛋便狼吞虎咽起来。“好吃，”他连声说着，由于吃得太猛，一下噎住了，我父亲把水壶递过去让他慢慢吃，没人和他抢。他喝了两口水，脸憋得通红，等到一口气刚喘上来，又忙不迭地剥起第二个鸡蛋往嘴里塞。“你们怎不吃？”他一边吃，一边抬头来看着我父亲和老彭。“我们可没这个福分，”老彭说，“这可是山上剩下来的最后两个鸡蛋了，连伤病员都没捞到吃，倒便宜你了。”

　　李安本听了这话，愣了一下。他看着我父亲，那眼神似乎在求证。我父亲说，快吃吧，吃了好睡觉。

　　第二天一早，李安本起来后，对我父亲说，我想见团长。“什么事？”我父亲问。“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一试。”他说。

　　“什么办法？”

　　“盲发。”

　　“盲发？”

　　“是的。”

　　我父亲把他带到团长面前，李安本把盲发的原理向团长做了简要的说明。他说，这是一种特殊或紧急情况使用的通讯手段。“如果有呼号，”他进一步解释说，“电台与电台之间是点对点发送，而盲发则是把自己电码公开播送出去，所有的电台都可以收到，包括敌人。”

　　“你是说，这可能使我们暴露？”团长说。

　　“对，”李安本说。

　　“那我们的上级一定能收到吗？”

　　李安本说，这要看你们上级的电台是不是一直在监听。“如果是的话，”他说，“肯定会收到。”

　　团长听后沉吟了一下，李安本似乎看出了他的担忧。“虽然敌台也能收到，”他进一步解释说，“不过他们并不一定能破译电报的内容，除非他们掌握了你们的密码。”

　　“我明白了，”团长听后一挥手，令人马上找来参谋长。两人稍作商量便做出了决定。“发吧，”他说，“这个险可以冒一冒。”随后便重新拟了一个简单的电稿，内容大意是：“第三团呼叫师部，请回复。详情等恢复联系后再详报。”电稿用密码转译后，立即交由李安本发送。此后，整整一天，窝棚里“嘀嘀哒哒”的电报声此起彼伏，响个不停。大家都知道，这声音就是希望，就是盼头，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李安本显得很卖力，每隔一段时间就发送一次，并随时监听。连吃饭时都戴着耳机，生怕误了接收。团长看他辛苦，下令炊事班搞好伙食。当时山上条件艰苦，官兵们主要以野菜为主，每顿饭只放很少的粮食，而且一天只吃两顿饭，包括团领导在内。但炊事班按照团长的指示，保证李安本一日三餐顿顿净米饭，还有野兔或野鸡供其佐餐。这些野味都是团长让人打来的。团长还动员警卫员把他保存的一条烟也拿出来送给李安本。这烟是警卫员专为团长和参谋长留的。

　　从白天到深夜，十几个小时过去了，李安本一直不停地发报、监听，但却没有上级的半点回音。到了半夜，实在顶不住了，这才睡了过去。第二天醒来，他又继续拍发、监听。电池用完了，便用手摇发电机充电。在他的指导下，团里专门派了两个战士负责此事。应该说，李安本表现得相当卖力。当然，他这样做也有私心。“我想早点交差，早点回家。”李伯后来对我说。然而，一天又过去了，仍然没有上级的任何回音。李安本也有些泄气了，不知哪里出了问题。不过，他敢肯定，问题不是出在他这边。“这个我有把握，”他说。他还告诉我父亲他们，他在报头上加了三个A，表示万万火急，如果你们上级收到的话，会第一时间回复，决不可能耽搁。至于问题出在何处，他也闹不明白。

　　虽然与上级的联系没有成功，这令我父亲他们很感失望，但失望之余却有意外收获。那就是两天来李安本在监听中居然获得了不少敌伪军电台之间相互联络的信息。“这太重要了！”我父亲告诉我，当时敌人并未发现我们已有电台（赤沙镇之战后，炮楼被炸毁，敌人并未意识到电台已落入我军之手），通报相当大意，密码也简单，尤其是伪军，有时为了图省事干脆用明码联络。从敌伪军的通讯中，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那就是赤沙镇之战后，敌伪军调集了大批部队，从芜湖、繁昌增派了一个中队的日军和两个团的伪军，加上青城原有的兵力，总数达到九千余人，打算近期对白马山区进行清剿，彻底消灭第三团。更让人震惊的是，驻扎老爷岭、仙女峰的国民党驻军居然也与敌伪军有电报来往。这意味着我军将两边受敌。

　　获知这一情报后，团长立即采取应对措施。为了粉碎敌伪军的清剿计划，他决定把全团化整为零，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与此同时，让杜参谋和我父亲督促李安本继续与上级联络，并随时监听敌台的动向。

　　然而，就在这当口，李安本说什么也不干了。

6

　　“我得回去了，”第四天早上，他一起床就对我父亲说。“这连头带尾都五天了，我再不回去，家里该急死了！”

　　他说的倒是实情，但他如果一走，所有的一切都将前功尽弃了。团长让杜参谋和我父亲做做他工作。可谈话并不投机，不论我父亲他们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他说，我该干的都干了，你们也看到了，可联络不上，这也不能怪我。“没希望了，”他一边摇头一边说，“如果你们上级在监听，早就收到了。”

　　“这不可能！”杜参谋有些火了，“你少说丧气话！”

　　“我说的是事实，这都第五天了。”

　　“只要坚持，就一定能成功。”

　　李安本眼睛一鼓，叫了起来：“你们不能说话不算话！”

　　“我们说什么了？”杜参谋更恼火了，“找你来就是干这事的，任务没完成，你就休想走！”

　　杜参谋一发火，李安本也有些害怕了。他哭丧着脸说：“那要永远联络不上呢？”

　　“这不可能！”

　　眼看事情闹僵了，这时团长走了过来。他对杜参谋说：“老杜别发火，有话平心静气说。”接着，在李安本对面坐下来，和他拉起家常，问他今年多大了。李安本说他是民国二年生人，属牛。“那我大你三岁，”团长说，“我是属狗的，叫你一声老弟吧。老弟啊，小日本侵略咱中国，坏事干尽，上渡口杀了多少人？你都看到了。我们是抗日的队伍，咱们都是中国人，现在我们遇到了难处，被困在了白马山区，你不帮我们谁还帮我们？”李安本听着，苦着脸不吱声。团长接着说，我们不会让你白干，我们会付你报酬。说着，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卷法币摆在李安本面前。

　　“这不是钱的事，”李安本瞥了一眼那卷钱，嘴里咕哝着说。

　　“不是钱，那是什么？”杜参谋有些不耐烦了。这时，参谋长老杨走了进来，他双手捧着帽子，往团长面前一放，说：“就剩这么多了，我全搜罗来了。”我父亲伸头一看，帽子里装有五六盒香烟，有整包的，也有拆过包的，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烟卷。“喏，拿去抽吧，”团长把帽子往李安本面前一推。这是他下令从全团官兵那里收上来的。李安本有些感动，他说团长你留着抽吧。“不用，我有这个哩，”团长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干烟叶，撕下一块，捏巴了几下，又撕了一块旧烟盒的包装纸，三下两下便卷好一支烟。

　　“还有，这事我们欠考虑，”他一边点着火，一边对李安本说，“忘了通知你家里，我马上就派人下山去办这件事。”

　　李安本闷着头抽烟，抽完了一支烟，才抬起头来说：“那好，咱们说个天数吧，总不能没完没了。”

　　杜参谋在一边听不下去了：“你小子不识抬举，和我们团长，还讨价还价……”他的话没说完，团长便一抬手把他打断了。

　　“三天吧，”他想了一下说，“你再帮我们三天。”

　　“好，说话算话！”李安本脸上有了笑意，他站起身，瞅了一眼那卷法币：“那这钱……”

　　“这是给你的，拿去吧。”团长笑着说。

　　“那好，多谢长官！”他哈了哈腰，把钱揣进怀里。“我会好好干。”说完转身走向电台。杜参谋鄙夷地看着他的背影，嘴里小声骂道：“什么玩意！”

　　团长离开时，我父亲跟出来，说三天是不是太短了？要是还联络不上怎么办？团长说还能怎么办？我们不能强迫人家。这时，杜参谋也跟了过来，他说非常时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父亲也表示赞同，但团长手一摆：“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的軍队！”

　　当天下午，按照团长的指示，派老彭带着一名战士下山去给李安本家送信，事先编好理由，说是电报局有急务，李安本回青城了，让家里不要着急。老彭他们上午9点多钟就下山了，可直到晚饭时还没有回来。按照路程推算，他们早该回来了。团长有些担心，又派了几个人下山去查看。到了半夜，他们终于回来了，只见老彭浑身是血，和他一起下山的战士早已昏迷不醒，被他背了回来。原来，油坊嘴、桃花坞一带前几天已经驻满了敌伪军。老彭他们还没进村就被敌人发现了。他们边打边退。途中那名战士背部中枪，老彭把他背回来后，由于失血过多，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死去。

　　这位牺牲的战士也姓彭，由于年纪小，才17岁，大家都叫他小彭。小彭是安徽蒙城人，与老彭是皖北大老乡。他参军时才15岁，整天跟在老彭后边，老彭一直把他当作亲弟弟。小彭牺牲后，老彭很难过，看到李安本就一肚子气。“你给我记住，你小子欠我一条命！”吃早饭时他看见李安本便指着他鼻子骂。李安本那天早上起来也听说了这件事，心里本有些歉意，但他这人偏偏嘴■，眼睛一翻说：“这也不能怪我啊，又不是我要他去的。”他原意是想开脱自己，但这话听上去却太扎心了，老彭肚里的火陡地窜了上来，上前一把抓住李安本，右手呼啦一下从背上抽出大刀片子。我父亲恰好在旁边，一看不好，连忙上去抱住老彭。老彭一抖胳膊把我父亲撂在了一边，说我宰了这小兔崽子，就在这时平地响起一声雷：

　　“住手！”

　　我父亲扭头一看，原来是顾团长。“他瞪着眼睛，脸都气青了！”我父亲对我说。就在老彭愣神的当口，他几步迈了上去，把李安本拉到一边。“你想干什么？”他指着老彭说，“是我派你们去的，要砍你就冲我来！”老彭一听这话，手中的刀便■一声落了地，眼泪簌簌地往下滚。

　　顾团长神情和缓了一些，走过去，从地上捡起刀来插在老彭的身后。“好了，别像个娘们似的！”他拍了一下他肩膀，“昨天的事我也很难过，但我们是革命军人，牺牲是天经地义的。”他说。“可他不一样，”他用手指了指李安本，“他是老百姓，是我们请来帮助我们的。他做错什么了吗？没有！ 你给我记住这一点，人家没有对不住我们，是我们对不住人家。我现在就警告你，你要再敢乱来，我非毙了你！听见了没有？”

　　“是。”

　　“大点声！”

　　“是！”老彭双腿一并，高声答道。

7

　　三天转眼过去了，上级依然没有任何回音。李安本不知是因为拿了钱，还是因为有了盼头，抑或是团长的诚意打动了他，因此表现得特别卖力。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处理WC，整天都守在电台旁。就在这三天中，敌伪军电台之间的联络突然频繁起来，次数明显增加，有时一天高达十几次，甚至几十次之多，而且保密程度也加强了，很少出现使用明码的情况。这说明敌伪军可能要有什么大的行动。李安本把这个想法与我父亲说了，我父亲立即向团长报告。团长和参谋长都很重视，他们立即来到李安本面前，详细了解情况。李安本说，敌台频繁联络，一般只有在大规模的行动开始前才会出现，而且从联络的电台数量看，至少有四五十部电台都在呼叫联络，说明行动规模不小。这个分析言之有理，联想到前几天监听到的敌军将对白马山区进行清剿的情报，这次行动很可能就是针对第三团的。

　　“看来，敌人是要动手了！”团长立即做出布置，一边派出侦察哨，一边通知分散的各营做好应对准备。

　　傍晚时分，守在电台旁的李安本忽然叫起来：“快叫长官来！”“什么事？”我父亲问。“我有情况要报告！”他说。

　　不一会儿，团长赶来了。

　　“太阳山！”李安本一见团长便叫了起来。“是太阳山！”他没头没脑地上来就是这两句，倒把团长弄愣了。

　　“你想说什么？”

　　“敌人明天要到太阳山！”李安本显得有点激动。

　　“你怎么知道？”

　　原来，李安本刚才在监听时，有两部电台在通话结束后，突然用明码打起招呼，一个说，明天太阳山见。另一个说，OK。“这都是平常养成的坏毛病，”李安本说，按规定报务员上机严禁私聊，更不能随便使用明码。“一看这两个家伙就素质不高。”李安本评价说。在说这话时，他的表情显得十分得意。

　　根据李安本提供的这一情报，敌人明天清剿的地点很可能就是太阳山，而这一带正是第三团经常活动的区域。半夜，派出去的侦察兵陆续返回。他们报告，大队敌伪军正向太阳山附近集结，这与李安本截获的情报完全相符。团长立即派人通知各营连夜撤离。

　　第二天，敌伪军果然在太阳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但由于我军提前撤离，他们一无所获，精心炮制的清剿计划也随之泡汤。

　　这件事李安本立了大功，就连杜参谋对他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敌人的清剿行动先后持续了半个多月，第三团由太阳山转移后，撤向了狮子岭一带。这里山更高，林更密，敌军几次进山清剿不仅摸不到第三团的踪影，还常常受到袭击，损失不小。几次下来，他们改变了策略，将狮子岭团团围住，严密封锁，试图困死第三团。

　　那段时间，李安本唉声叹气。“他想走也走不了了，”我父亲对我说，由于敌人封死了下山的道路，李安本想回去几乎没有可能。狮子岭一带虽然山势险峻，易于隐藏，但下山的道路只有两条，四周全是悬崖峭壁，或原始森林。可李安本并不死心，他找过团长几次，缠着要回去。团长解释说，眼下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不是我们不让你走，而是你没法走。“那我也得走，”李安本说，“你们可是答应过我的。”团长说，我是答应过你，但现在下山很危险，我们是为你好。但李安本还是死活要试一试。

　　团长无奈，只得答应，派人试了几次，都没成功。敌人封锁很严，有一次护送李安本下山的同志还被敌人包围了，好不容易才突了出来。有两个战士负了伤。李安本的腿也摔断了。“这下好了，”我父亲说，“他不得不死心了。”杜参谋心中窃喜，他对我父亲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这叫人不留人天留人。这回咱们有时间了，还怕和上级联络不上啊？“那是啊，”我父亲说，心里也是这样想的。然而，这一来，李安本的情绪却坏透了，整天唉声叹气，愁眉苦脸，工作也明显懈怠起来，上机时间大为减少，即便上机也打不起精神。“完了，我让你们彻底毁了，”他抱怨说，“家里人不知我死活，着急不说，饭碗也砸了，今后还咋活啊？”

　　有一天，他正在发牢骚时，参谋长老杨走了过来。老杨蹲在一棵倒下的大树边，卷了一支煙递给李安本，自己也卷了一支。两人点着烟后，老杨便开口说，李老弟啊，我知道这事让你委屈了。想想对不住你，但你的损失我们会尽量弥补。你在山上这期间，算是为我们工作，我们会付你工钱。在这之前，我父亲已经了解过了，李安本每月在电报局的工钱是五十二块。“我们再给你加二十块，怎么样？”老杨说，“如嫌不够，还可以再加，这些都好说。”

　　这番话都是老杨事先和团长商量好的。那段时间，参谋长和顾团长多次向我父亲和杜参谋了解李安本的思想，从心里说，他们一方面寄希望于李安本，一方面也对他有歉意，但战争期间，有些事无法周全，也只能尽量对他做些弥补。

　　李安本听了老杨的话，心情似乎好了一点。他说，算了，你们也不容易。再说了，饭碗丢了，一点钱也弥补不来。老杨安慰他说，事已至此，补一点算一点。再说了，凭你的技术，还怕他们不要你啊？过了这段时间，等你回青城，编个理由，我想他们还是会用你。李安本摇摇头，意思是说那倒不一定，但说到技术，他又有了底气。“不是吹的，”他对老杨说，“要论技术，他们可差远了，全部加起来也不是个。”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了自得的神情。我父亲这时也顺毛捋了一把：“这我们早看出来了，你的技术可不是一般的厉害！”听我父亲这样说，李安本就更高兴了，嘴里连声说那是，那是。

　　这次谈话后，李安本情绪有了一定好转，也逐步安下心来。当时，部队从太阳山转移时，为了保护电台的安全，团里指定老彭带一个班担任护卫。全班共11人，其中4人专职运输设备和器材，其余7人加上老彭担任警卫。具体由我父亲负责。“要绝对保证电台的安全，更要保证老李的安全，”团长命令说，“哪怕你们全部牺牲，也不能有丝毫闪失！”到了狮子岭后，敌人几次进山清剿，为了确保电台安全，团里决定成立无线通讯班，直属团部，由我父亲兼任班长，老彭任副班长，下设电台组、警卫组和运输组，人员也增至15人，并配备了一挺轻机枪。其重视程度，不言而喻。不过，李安本对老彭当副班长起先还有些顾虑。自打挨了团长的训，老彭倒是没有再找老李的茬，可他见到李安本仍然绷着脸，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李安本就有些担心，悄悄和我父亲嘀咕说，能不能换个人？我父亲说，你一百个放心，老彭是什么人？别人不了解，我最了解。他还告诉李安本，老彭是他专门要来的，有他在我才放心。“可是，”李安本依然嘀咕说，“就怕这人靠不住，他可是对我有气。”我父亲说，有气归有气，但老彭是党员，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李安本听了将信将疑。

　　

8

　　无线通讯班成立后，杜参谋按照以前的规定，凭记忆拟定了几条纪律，并召集全班开了一次会进行宣布。这些纪律包括电台使用、运输和警卫的职责等等。会议结束后，杜参谋把我父亲拉到一边说，秀才啊（我父亲的外号），你想过没有？老李在这里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走。“这倒是的，”我父亲说。“他走了怎么办？”杜参谋说，“团长说了，咱们得培养自己人啊。”“这个主意好，”我父亲当即表示赞同。

　　“现在师傅倒是现成的。”

　　“你说老李啊？”我父亲看了一眼坐在远处的李安本。杜参谋点点头：“你看谁合适？”

　　“谁？”我父亲愣了一下，因为他从未想过这件事。杜参谋笑眯眯地看着我父亲，“你也别费脑子了，”他说，“我看这事非你莫属。”

　　“我……”

　　“是啊，”杜参谋说，全团就属于你文化高，上过大学，还懂洋文码子，最合适了。我父亲一听连忙推辞，说不行，不行，这玩意儿，我可是一窍不通。

　　“不通才要学嘛。”

　　“别，别……”我父亲连连摆手说，“你可别打我的主意。”

　　“那你找团长说去吧。”

　　“说也没用，”不知何时，团长走了过来。“这是命令。”他看着我父亲说。我父亲央求道，团长啊，我这人脑子还行，就是手笨，怕是学不来，还是换别人吧。“换谁啊？”团长眼一瞪，“就你了！不干也得干，不去就绑着去！”说完，转身就走。

　　“明天就拜师！”走了几步，他又转过头来说。

　　我父亲这下没辙了。杜参谋冲我父亲做了个鬼脸，说：“我的话你可以不听，团长的话你不能不听吧？好好干吧，老弟。”我父亲说：“你这不是害我吗？”杜参谋哈哈笑着说：“就算是吧。”

　　“没办法，我只好认了！”许多年后，我父亲对我说，“团长做了这个决定，我只好服从。”第二天，举行了拜师仪式。所谓仪式就是全班在一起吃了一餐饭。炊事班专门搞来了一点野味，烧了一大锅。团长也来参加了。我父亲当着大家的面给李安本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叫了一声师傅，又敬了一碗酒，这拜师仪式就算完成了。

　　“你小子赚大了，”李安本事后对我父亲说，“要搁平时，你不孝敬二十块大洋，想拜我的师，门都没有。”我父亲明白他的意思，便说：“谁叫咱俩有缘呢？”

　　“有缘个屁！”他说，“都是你害了我！”

　　我父亲问他学电报这事难不难？他金鱼眼一鼓，说难也难，不难也不难。一说到本行，他又神气起来。我父亲说多长时间能学会啊，他扬起脑袋，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说，这就要看你的资质了。如果速成的话，最少得半年。“我说的是入门，”他特别强调了一句，真要熟练了，没个两三年可不成。“不过嘛，”他又接着说，“碰上聪明的，一两个月也能拿下。”

　　我父親说那好，你尽快教我，争取两个月，教会了你也好走人。他一听，金鱼眼又翻了上来。“两个月，就你？”语气中满是不屑。

　　“怎么了，不成啊？”

　　“你能和我比？”

　　我父亲一听便明白了，“这么说，你是两个月就拿下了？”“可不是！”他金鱼眼一鼓，又得意起来，“我可告诉你，全班就我一个，就连史密斯都惊呆了。”

　　“史密斯？”

　　“他是我们的洋教员，美国人。”接着，他又对我父亲说，两个月他发报速度就达到130码，收报150码朝上。“Genius（奇才）！Genius（奇才）！ ”史密斯当着大家的面直竖大拇指。我父亲问他是在哪学的，李安本愣了一下，支吾道上海，随后便岔开了话题。

　　从10月份开始，我父亲就开始了紧张的学习。要学的东西可不少，主要是拍发和抄收，这其中需要掌握中、英文电码，常用英语及会话，通报英文缩语。此外，还有电学、机务常识、收发报机原理及维修等等。我父亲在大学学过英文，因而常用英语及会话，包括英文缩写等，都难不倒他。对于电学、收发机原理也一点就通。但收、发报对他来说就不那么容易。那嘀嘀哒哒的玩意儿，看似简单，实则难度很大。这需要手脑很好地配合，用李安本的话叫心到手到。刚开始练习时，我父亲根本摸不着头脑。“这差事太苦了！”他叫苦连天地说。团长说再苦再难也得给我拿下。那段时间，我父亲一有空就练。好在电台有一个备用键，我父亲就带在身边不停地练。有时在睡梦中也会下意识地“嘀嘀哒哒”几下。老彭开玩笑地说，班长，你别不是走火入魔了吧？

　　然而，尽管我父亲十分努力，李安本仍然很不满意。“你咋这么笨？”他经常训斥我父亲。只要我父亲一拍错，他手中的树枝便刷过来，在一边啪啪地敲着。

　　“错！错！”

　　啪啪！

　　“重来，重来！”

　　啪啪！

　　“笨蛋！又错了！……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班里的同志都看不下去了。有人提醒他说，老李啊，你别搞错了，他可是我们班长啊！“班长又怎样？”李安本眼一翻，班长归班长，徒弟归徒弟，平时他管我，练习我管他。“是不是这个理？”他朝我父亲说。

　　我父亲心里有气，但也不好发作，只好说：“老李说得对，严师出高徒嘛。”李安本倒也当仁不让，他说我是为你好，以后你会感谢我。事实正是如此，许多年后，我父亲参加豫东战役。那是1947年，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指挥围歼国民党整编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有一次，要求电台半个小时将作战计划通知下属各部。我父亲时任通讯参谋，不到半个小时发报八次，平均不到四分钟发完一份报，在指定时间将电报全部发出。事后，粟裕司令员亲自嘉奖，还给我父亲记功一次。“这都得感谢老李，”我父亲说，“我的那点功夫都是在白马山打下的底子。”

　　应该说，在李安本的指导下，我父亲进步很快。虽然老李脾气臭，说话苛刻，但训练方法确有一套。他对基础动作要求甚严，尤其是指法练习，不容半点含糊。一个动作不准确，就要求反复练习，直到精确为止。“习惯！”他总是强调说，从一开始就要养成好习惯，这比什么都重要。“一旦坏了手，就会害你一辈子！”他反复告诫我父亲。这使我父亲受益非浅。

　　那段时间，我父亲没日没夜地苦练。没事时，一天要练十来个小时以上，食指、中指的端部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一天下来，眼睛发涩，头昏脑涨，腰酸背痛，浑身僵麻，甚至于手脚抽筋。慢慢地，技术开始有所提高，挨骂的次数也大为减少。

　　1942年1月，第三团退入白马山区已经近十个月了，部队的处境愈加困难。这一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冷，还未进入腊月，就开始下雪了。由于敌军的封锁，我军的给养几乎中断，粮食告罄，御寒衣物更成了大问题。天寒地冻，饥寒交迫，官兵们冻得瑟瑟发抖。为了抵御严寒，战士们从山上找来干茅草，做成蓑衣状，披在身上，外边再扎上草绳；晚上睡觉时，则在窝棚内堆上干草，钻进去取暖。有时敌情不紧张时，还可生火取暖，可遇到敌人清剿，为了防止暴露，便严禁生火。碰上下雪，山上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战士们一个个冷得够呛。夜晚冻得睡不着，只好爬起来，不停地跑步、跺脚，直到身体发热了，才钻进窝棚的茅草堆中小睡片刻。“那段日子，真是苦极了！”我父亲说，“现在想想，都不知怎么熬过来的。”许多战士冻病了，饿坏了，一些伤病员因为缺医少药，不治身亡。

　　为了解决给养问题，团里想了不少办法，包括找到当地的猎户，从山后的悬崖峭壁处攀援下山，陆续筹来一些物品，但由于山势陡峭，运输困难，数量极为有限。进入冬季后，大雪封山，这条路也几乎断绝了。

　　李安本自从上山后，一直受到最好的礼遇。炊事班专门给他开小灶，有好的先尽他吃，有好烟也先尽他抽。尽管当时困难已极，团长还没忘了从山下购买牙粉、肥皂（这在当时都被视为奢侈品）供他使用。冬季来了，团里最好的棉被也给了他，包括团长的大衣。尽管如此，从未受过这般苦的李安本，还是叫苦连天。加上腿伤未愈，行动不便，更是牢骚不断。

　　就在这当口，一件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

9

　　部队退向狮子岭后，电台仍然每天向上级呼叫。团长认为，上级没有回电，肯定是有什么原因，但只要我们坚持，总有一天，上级会接到我们的信号。但是，为了减少暴露，发报的次数大幅减少，定为每天上、下午各两次。上午发报时间为8时和11时，下午为2时和5时。除此之外，无线通讯班的任务主要是监听，没有上级的指示，严禁发报。

　　自从敌人改变策略，以困代剿，试图困死我军后，很长时间没有再进山清剿，但进入11月后，敌军的清剿又开始频繁起来，而且每次清剿都来得十分突然。与其说是清剿，不如说是偷袭。狮子岭山峦众多，以往敌军清剿由于漫天撒网，收效甚微，但最近几次明显不同，往往是锁定目标，有备而来，使第三团措手不及。有一次，敌军突袭公主峰，到了近前我军才发现，仓猝之中，损失不小，就连电台也差点丢失。当时，李安本腿伤未愈，无法行走，战斗打响后，老彭指派两名战士轮流背他撤退。激战中，部队打散。我父亲带着运输组护送电台设备，由于器材笨重，落在后边，老彭发现后，一边令警卫组护送李安本，一边带着几个人回来接应。为了迅速摆脱敌人，他劝说我父亲把一些较重的设备，如充电机等就地隐藏，随身只携带电台和收发报机，这样轻装上阵，易于脱险。我父亲采纳了这一建议，让人把设备藏于密林中，做上记号，然后，边战边走，很快赶上前头部队。就在众人刚要松口气时，警卫组的张虎娃满头大汗地奔了过来，一见我父亲便大叫，说是不好了，老李他们不见了！“什么？”我父亲说，“上哪了？”张虎娃说不清楚。“找！”我父亲说，“马上找！一定要找到！”大家分散开来，四处寻找，没一会儿，有人发现了老李的拐棍，地点就在前边的一片山坡上。我父亲和老彭等人急忙赶去查看，发现山坡下边的一片树枝有的已被压断了，看样子有人从这里滑了下去。“我去看看，”老彭说，他让我父亲带着电台快走。“不行！”我父亲说，“找不到老李，我不能走！”

　　“有我在你还不放心吗？”老彭大喊道。这时，四周的枪声更加密集，子弹打得树叶簌簌往下落。“快走！”老彭又喊了一声，转身带着张虎娃滑下坡去。我父亲正踌躇间，杜参谋带着人从后边突了过来，他问明了情况，说电台要紧，赶紧撤。“走！”我父亲一挥手，带着运输组的战士跟了上去……

　　这次偷袭，第三团伤亡不小。事后统计，牺牲二十余人，受伤三十余人。打散的部队几天后才逐步收拢。当天晚上，团长便得知李安本走失的消息，他铁青着脸把我父亲狠训了一顿。“你的任务是什么？”他说，“我看你这个班长不称职！”我父亲想解释几句，可刚开口便被打断了。“闭嘴！”他吼道，“你少给我扯犊子，人不在了说什么都白搭！”我父亲被骂得狗头喷血，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这是团长骂我最狠的一次，”他后来对我说，“其实，团长平时骂人并不多，但那次他是真火了。”

　　一连三天，我父亲吃不下，睡不着，心里又是焦急，又是后悔。不久，打散的官兵陆续找了回来，但老彭他们一直没有消息。我父亲便带着人沿着那天撤退的路线原路搜寻，找到了李安本丢失拐棍的山坡，并顺着老彭他们滑下去的地方寻踪而去。一路上，处处可见激战的痕迹，树干上弹痕累累，被弹片炸倒的树枝倒伏于地。遗弃的枪支和军用物品随处可见。一些尸体早被野兽撕扯得七零八落，其残迹和衣服的碎片到处都是。其中也有我军战士的。到了第四天，有个战士发现了老彭的大刀，我父亲的心顿时收紧了。“完了！”他在心里叫了一声，立时感到凶多吉少。“我差不多绝望了，”父亲后来对我说，因为这把刀老彭從不离身。

　　然而，当他们沮丧地返回营地时，奇迹发生了。杜参谋兴冲冲地迎上来说，老彭他们回来了。我父亲一听，不顾疲劳，三步两步跑了过去，只见卫生员正在给老彭换药。我父亲高兴地冲过去，一把搂住他。“你还活着哩！”我父亲说。老彭痛得咧了咧嘴，我父亲意识到动作太猛，弄痛了他的伤口，便问他伤到哪里了，他摇摇头，意思是无大碍。“老李呢？”我父亲说，他朝窝棚努努嘴，我父亲走过去一看，只见李安本正在呼呼大睡哩。

　　事后，我父亲得知，那天转移时，背着李安本的战士在途中由于慌乱一脚踏空，滚下坡去。另一个战士见状，也跟着滑下去打算帮他们，可匆忙中迷失了方向，结果被敌人发现。两名战士先后牺牲，眼看李安本就要落入敌手时，老彭带着人及时赶到了，这才救了李安本。不过，张虎娃在战斗中牺牲了。老彭边打边走，把李安本背到一个山洞藏起来，然后引开敌人。“我以为他不会回来了，”李安本后来在我采访他时对我说，“他肯定自己跑了。”没想到，等敌人退去后，他又摸了回来。“我一见他，眼泪便落了下来。”老李说，“我太感动了，连声道谢。”可老彭说，你不用谢我，这是团长的命令。

　　“什么命令？”

　　“保护你的命令。团长说了，你是我们的盼头。我们可以死，你不能死。”

　　李安本听了这话，半天没吭声。我父亲注意到了，他的眼圈红红的。“我这辈子谁也不佩服，”李安本后来对我父亲说，“但老彭这家伙，我不能不服。”

　　敌人的连续偷袭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掌握了我们的动向，那么，他们的情报来自何处？经过分析，一种可能便是电台暴露了我们的位置。团长就此征询李安本，问他有无这种可能。“那是一定的，”李安本说，因为连续数月的呼叫不可能不引起敌人注意，如果他们加强侦听的话，不难找到我们的位置。“这就对了，”团长说。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团里决定：一是减少发报的次数（这才有了每天限定发报四次的规定）；二是发报时采取流动作业，即由无线小队远离营地，择地发报，发完即走，而且是发一次换一个地方，使敌人根本摸不着头脑。自此之后，敌人的清剿逐渐停止下来。

　　不过，那段时间，通讯班任务相当繁重。由于流动发报，每天须走几十里山路。为了迷惑敌人，常常走得很远，有时七八天才能返回营地一次。李安本的腿伤虽已好转，但仍然不能走长路，为了行动方便，班里专门做了一个滑竿，由班里的同志轮流抬着他走。即便如此，仍然相当辛苦，尤其是遇到雨雪天，又冷又饿。李安本的情绪又波动起来，常常是唉声叹气，抱怨不断。

　　进入腊月后，新年就快到了。那段时间，李安本的情绪显得格外低落。遇上稍不如意的事，就会发火骂人。有一次，有个战士抬滑竿时，脚下绊了一下，把他摔了下来，他便指着鼻子骂他蠢驴。

　　“蠢驴，”他说，“你他妈的没长眼啊？”

　　那战士解释说我又不是故意的。确实，入冬以来，由于缺衣少粮，饥寒交迫，战士们吃不饱，睡不好，身体极度虚弱。即便如此，每天还要抬滑竿，走几十里的山路，常常精疲力竭，脚下不稳，也是难免。可李安本不仅不理解，反倒不依不饶。那战士感到委屈，气得差点哭起来。有人看不下去，说你他妈的，别不知好歹，有本事你自己下来走。“这一下炸了锅！”我父亲对我说，战士们对老李的做派早就看不惯，憋了一肚气，这时便纷纷上前指责他。有人还把他从滑竿上扯了下来。多亏我父亲及时制止，才平息了风波。

　　事后，我父亲批评了那些战士，又对老李进行了安抚。李安本也挺委屈，他说又不是我要来的，也不是我想让他们抬，现在倒好都冲着我来了。“我他妈的倒霉透了，里外不是人。”他说，“这都是你害的，”他说着说着，又对我父亲抱怨起来。

　　这之后不久，那件不该发生的事便发生了。

10

　　腊月二十三，这是民间送灶的日子。要在平时，这天最热闹了，可在山上冻饿交加，大家早把这天给忘了。要不是老李后来提起，大家也不会想到。那天，通讯队正在远离营地的一处地方执行流动发报任务。上午的两次例行发报结束后，电台开始静默。除了警卫人员，部分战士上山找吃的去了。我父亲在周围巡查了一圈后，向一处隐蔽的山崖走去，咱们的电台就架设在那里，还没走近，便听见一阵嘀嘀哒哒的发报声。一听手法便知是老李。我父亲一愣，这个时间怎么发起报了？因为现在还不是发报时间。难道上级联系上了？我父亲加快了脚步，三步两步赶了过去。李安本大约是听见了脚步声，马上手忙脚乱地关了机，慌乱中把电键也碰到了地上。

　　“你在干什么？”我父亲问道。

　　“没，没啊……”

　　“你在发报？发什么报？”

　　“没有，没有啊……”李安本扭过脸去，支吾道，神情显得有些慌张。

　　我父亲说，我明明听见了发报声，你怎么不承认？说着，伸手摸了一下发报机，“这发报机还是热的。”我父亲说。李安本一看遮掩不过去，便含糊其辞道，我随便练练手。这显然是谎话！因为练手必须是在关机的状态，这以前他曾教过我父亲。“李安本，”我父亲严肃起来，“擅自发报，这是一个什么问题？你也知道。我是班长，你必须如实报告情况。”在说这话时，我父亲已经完全换了一副口气，语调变得严厉起来，可李安本仍然支吾其辞，不肯说实话。

　　“集合！”我父亲当机立断，决定中止任务，返回营地。大家都有些奇怪，因为发报任务还没结束，怎么突然就回去了？老彭悄悄向我父亲打探，我父亲什么也不说。“你给我看好了老李，不准出任何事。”他小声交代说。老彭更感诧异了。“出了啥事？”他说。我父亲摇了一下手，“回去再说。”

　　到了营地，我父亲马上向团长和参谋长作了报告。团长很重视，立即让参谋长老杨和杜参谋找李安本谈话，务必把此事弄清楚。可李安本一个劲地搪塞，什么也不肯说。“他心里肯定有鬼！”杜参谋认为。参谋长也感到这事很可疑。特别是这人的来历，我们一无所知。比如，他的经历是什么？发报技术在哪学的？作为一个民用电报人员，怎么会对军用电台如此熟悉？其实，这些疑惑我们过去也曾有过，但都没有深究。现在出现了这个情况，便不能不搞清楚了。尤其是他私自发报会不会与敌人的清剿有关？考虑到这一点，团长做了最坏的打算，下令部隊连夜转移。

　　到了新的驻地，李安本便被隔离了，不让他再接触电台。参谋长和杜参谋再次找他谈话，告诉他这件事的严重性，若不如实交待，后果会很严重。“那会怎么样？”李安本开始还满不在乎。我父亲对他说，如按通敌论处，就会枪毙。“枪毙？”李安本像被火烫了一下，叫起来。“啥？啥的？”他说，“你们怀疑我通敌？”我父亲说，不排除这种可能。“这可是天大的冤枉，”许多年后，我向他了解这件事时，他对我说，“我怎么会通敌？我可是中国人啊。”可是，他当时仍然有顾虑，不肯说实情。当天晚上，杜参谋又找了他一次。这次谈话——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是审讯——杜参谋铁青着脸，说话也毫不客气。谈到最后，竟掏出枪来往他面前一放，毫不客气地警告说，我们再给你一天时间，如果仍然抗拒，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你好好考虑一下吧。”说完，拂袖而去。

　　李安本这时也害怕了。第二天一早起来，便对我父亲说，他愿意交待，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我真是昏了头，”许多年后，他对我说，“怎么想起来的，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给鸭蛋发报。”

　　鸭蛋是李安本在电报局的徒弟。据李伯说，他在电报局有两个徒弟，一个是鸭蛋，一个叫小魏。小魏是电报局魏局长的侄儿，他是魏局长安排给李安本当学徒的。“这人爱仗势，”李伯说，“动不动就拿魏局长压人。”因此，李安本不大喜欢他，“要不是看在局长的面上，”他对我说，“我才不带他哩。”但鸭蛋这人很本分，他是平民出身，没有后台，也没有背景，但他是考进来的，县中毕业，考分第一。“人家凭的是真本事，”李伯说，加上这孩子手脚勤利，嘴巴也甜，李安本就比较喜欢他，暗地里给他吃小灶，教他一些真本事，这让小魏知道，心里就有些不快。心里不快就常常欺侮鸭蛋。李安本知道了，就要训斥他。小魏不服，去向局长告状。局长也很不高兴，但李安本技术好，局长不能不依靠他，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李安本上山后，转眼大半年过去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一直无法与家中取得联系，这让他心里极为惦记。入冬以来，敌人数次清剿，他死里逃生，身心俱疲。尽管新四军把他待若上宾，为了他牺牲了好几个战士，这个好他也看在眼里，感受在心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不过，感动归感动，这种苦日子，日復一日，何时是个头啊？一想到这里，他心里就极为苦闷，也更加想家。那次从滑竿上摔下后，他大动肝火，与战士们吵了一架，几乎没有一个人向着他，心里更不是滋味。“他们都拿我当外人，我这是图个啥呀？”他心里想，越想越委屈，越想越孤单。有时，晚上睡不着，听着外边风吹树林的呼啸声和不知什么野兽的嗥叫声，便心里酸酸的，直想掉泪。“这要是在家里，坐在火炉旁，”他对我说，“端一杯小酒，弄两个小菜，滋溜几下，那该多好啊！”

　　腊月二十三，这天是送灶的日子。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他思家的心情越发迫切。“这都大半年了，总得给家里报个信吧。”他心里这样想，便忍不住偷偷给鸭蛋发了一封电报。“我知道这样是犯纪律的，”他对杜参谋和我父亲说，“可我实在忍不住了。”从李安本交待的情况看，他的说法倒也符合情理。事后证明他没有说假话。杜参谋当时又问了他发报的内容，是否肯定是他徒弟鸭蛋收的电报。“这个没问题，”李安本说，我一呼叫他就知道是我，还问了一句，师傅你在哪？“你回他了吗？”杜参谋问。“没有。” 李安本说。

　　“电报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报个平安，什么都没说。”

　　杜参谋让他把电报内容复述了一遍，又问，你肯定没说别的？“没有。”李安本指天发誓说，“我就是告诉家里自己一切都好，让家里不要担心。”

　　“你徒弟没问你的情况？”

　　“没有，”李安本说，“根本来不及。电报刚发完，还没等到收据，就听见有人来了，我便关了机。”

　　杜参谋看着李安本，又详细问了一些情况，然后沉吟片刻，接着说，我希望你说的是实情。但是，你要让我们相信你，就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不能有丝毫隐瞒。比如，你的经历是什么，过去干过什么，在哪学的电报，有些什么社会关系，这些都得如实说明。

　　“好吧，”到了这时候，李安本也不想隐瞒什么了。他告诉杜参谋，他父亲是茶商，他自幼跟父亲在上海读书。九一八事变后，他和同学们怀抱爱国热情，报考了苏州无线电训练班。这训练班是商会举办的，聘请了一些美国教员。训练班结束后，同学们纷纷投身军旅。他因有个舅舅在川军一四五师当副官，他便投奔他而去。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广德，守卫广德的一四五师奋力抵抗，激战两日，部队伤亡惨重。广德失守后，师长自杀。“我舅舅也战死了，”李安本说，从广德退却后，部队被打散。他心灰意懒，便隐姓埋名，回到了老家。“我原姓贺，叫贺永明，”他说，“李安本是后来改的名。”这之后，他在电报局谋到差事，直到我们把他弄上山来。

　　杜参谋问他一四五师师长叫什么，他说饶国华。又问他广德战役时，该师隶属于何部，他说第二十三集团军。

　　“总司令是谁？”

　　“总司令是刘湘，代总司令潘文华。”

　　杜参谋又问了一些情况，李安本都回答得没有任何破绽。“看来，他说的是真话。”事后，杜参谋向团长、参谋长做了报告。他们也认为，李安本的话有很大的可信度，联系他上山后的表现，奸细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但团长强调说，这件事提醒了我们，今后发报必须有两人在场。对于李安本，要加强教育，绝不允许这类事情再发生。当天下午，看守李安本的岗哨便撤除了。我父亲也松了一口气，“毕竟相处了一段时间，”他对我说，“谁希望他出事啊，何况他还是我的师傅哩。”

　　这天晚饭后，团长专门来看望了李安本，说了一些安抚的话，还把自己省下来的仅有的一点烟叶全掏出来给了李安本。团长走后，我父亲也专门找老李谈心。“这是团长特别交代的，”他告诉我，主要是向他做一些解释工作，希望他不要产生别的想法。“这是非常时期，我们必须加强警惕。”我父亲对他说，他也表示理解。这之后，两人便聊起家常，聊了很久。聊着聊着，便聊到了他的两个徒弟。他说鸭蛋这孩子老实，可小魏有些邪性，肚里坏水不少。我就怕这事给他知道了，说不定就要闹出大事情。

　　“什么大事情？”

　　“日本人啊，”他说，“这事要给日本人知道了，那还得了？”

　　李安本这样一说，倒提醒了我父亲。日本占领青城后，实行战时管制，电报局早已被接管，一切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下。老李发报的事极有可能被他们获知。这么一想，问题便有些严重了。我父亲问老李如果敌人得知了这次发报，是否能够判断出你在哪里？“这个应该不难，”他说，“从呼号就可以查出。”

　　“这么说，敌人能够推断出你是从山上发报的？”我父亲又问了一句，似乎在进一步确认。

　　“糟了！”老李来不及回答，忽然一拍大腿，叫了起来，“完了，完了，全完了！”

　　其实，无需老李明说，我父亲已经想到了，如果敌人得知老李在山上，而且是在帮新四军工作，决不会轻意放过他。他的家人也会随之遭殃。

　　“你们得救救我啊，救救我全家啊……不然，他们可全完了……”老李拉着我父亲的手，连声央求。我父亲安慰他说，别着急，你徒弟不是很可靠吗？这事不一定就能传出去。可李安本哪里听得进去，他说不行，我得下山，我得救他们。他一边说，一边往上一站。由于用力过猛，伤腿痛得他一屁股歪到地上。“小心，你小心点，”我父亲上前扶住他，说，“别急，你别急……”

　　“我能不急吗？”李安本声音里带着哭腔说，“日本人可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可我父亲对他说，你急有什么用？“下山？就你这样能下山吗？”

　　“那可怎么办？”他说，“你快想想办法，你们得帮帮我啊！”说着，便呜呜地哭起来。一边哭还一边直骂自己：“我真昏了头啊！怎么干出这种事？……我真不该发这个电报……”

　　然而，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11

　　当天晚上，团长便做出决定，派人下山通知李安本家人转移。“我们要做最坏的考虑，”他对我父亲等人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要对得起老李，对得起他的家人。”当然，这个任务非常困难，一来敌人封锁，二来前几天刚下过雪，大雪封山，山路本来难行，况且还要从山后的峭壁处攀援而下，危险性相当大。参谋长感到担心，希望团长慎重考虑。杜参谋也说，不是我们见死不救，是代价太大。他还埋怨道，这家伙尽惹事！这回可是他自找的，怪不得别人。“好了，好了，”团长这时决心已定。他向来行事果断，干巴利脆。“都不要再说了，”他摆了一下手，“这事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一早，执行任务的人便派出了。一共是两个人。一个是老彭，他作战经验丰富，又随我父亲去过李安本的家，认得路；另一个是从侦察排抽的，他是岳西人。“外号小壁虎，姓童，”我父亲说，“名字叫什么，已经忘了。”不过，这人打小在山里长大，爬山是把好手，而且身手特别敏捷，再陡的山也难不住他，因此有了小壁虎的绰号。

　　临走前，我父亲反复叮嘱老彭注意安全。李安本更是千恩万谢，一再拜托。他还把身上的钱（参谋长付他的酬劳）全部掏出来，一把塞到老彭手中。“拿着，全拿着，”他说，“这些全归你了。”老彭气得眼一瞪，说你把我看成啥人了？你要这样，那我可甩手不管了。老李一听，连忙解释他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表达一下谢意。“得了吧，”老彭把他的手一推，“你少来这套！”他瞪起眼睛，显得有些生气。李安本面色愀然，我父亲明白他误解了老彭的意思，便说我们是革命队伍，不兴来这套。

　　“那好，那好，”老李连声说，“大恩不言谢，兄弟你的大恩大德，我永生牢记。今生今世如有机缘，定当报答。”

　　这时，团长走了过来。他说老彭，你把钱带上。老彭一愣，团长接着说，不是给你，是带给老李的家人。他们出门在外，肯定用得着。大家一听，都说团长想得周到。李安本看着团长，眼泪哗哗地说不出话来，随后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老彭他们出发后，第一步还算顺利，在猎户的帮助下，安全地下了山。按照事先的计划，他们下山后，先到桃花坞找到李安本的家人，把他们送至上渡口，他们从那里乘船前往繁昌。据李安本说，他有个过命的兄弟，一起从广德逃出来的，就住在繁昌荻港。他的家人可以在那里暂时落脚，等他以后去会合。至于从上渡口乘船也没有问题。“我爸有个义子就是船户，”老李说，“他会把我的家人送出青城。”按照这个计划，老彭他们只要把李安本的家人送至上渡口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一切顺利，只需两三天时间。

　　可谁也没想到，老彭他们走后，一连二十多天都没有消息。大家天天数着手指头盼着，心里非常焦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父亲每天都要到路口眺望，但每次都失望而归。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大家的心情越来越沉重，嘴上都往好里说，心里却感到凶多吉少。

　　一个多月后，终于传来了消息。说是我们的人在桃花坞遇上了敌人，发生了激战。“据说是九混子的人，他们是进村抓人的，”前来报信的猎户说，至于抓的是谁，抓着了没有，并不清楚。不过，新四军有同志牺牲了，牺牲了几个？说法不一。有说一个，也有说两个，还有说四五个的。消息虽有些混乱，但显然不是好消息。

　　大家心里更加焦虑不安了。李安本那段时间也愁眉不展，常常掯着头，一天不说一句话。有天晚上，我父亲查哨回来，听到有人哭，进前一看是老李，便安慰他说，眼下还没有最后的消息，你也别太难过了。李安本说，我不是难过，是恨我自己。“害了家人，也害了你们。”他说，“老彭现在也不知是死是活，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老彭啊。”说着说着，便放声大哭起来。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在清明前几天，我父亲带人外出发报。这天刚回到营地，就有人对他说小壁虎回来了。我父亲一听，顾不上劳累，连忙向团部跑去。老远见到杜参谋，便兴奋地问：“他们回来了？”杜参谋点点头，表情却显得有些凝重。

　　“怎么了？”

　　“老彭出事了！”

　　“什么？”我父亲一下叫起来。原来，老彭他们下山后，昼伏夜行，躲开敌人的关卡，第二天便到了桃花坞。摸到老李家后，把情况一说。老彭他们走时，老李给家里写了一个字条，可李嫂（老李的老婆）不识字，她想找村里识字的人来帮着读一读，却被老彭制止了。“别介，”他说，“这事可不能让外人知道。”说着，掏出老李的怀表以及他给家里带的钱，这下李嫂相信了，激动地大哭起来。老李一走大半年，生死不知，原以为早死了，没想到还活着，不禁悲喜交集。老彭他们好一阵劝说，她才慢慢平静下来。按老彭的想法，打算连夜动身，可李嫂是小脚，不能走长路，便提议等到天亮，雇辆车再走。“这倒也是，”小壁虎后来对我父亲说，“他和老彭一合计，这也是个办法，否则就她那小脚，走到猴年马月才能到上渡口啊。”于是，第二天一早，李嫂便出去找人雇車。七拖八拖，到了天光大亮才上路。为了不引起外人注意，老彭和小壁虎提前出村，躲在村外接应。李嫂借口去上渡口赶集，也未引起怀疑。“本来一切顺利，”我父亲对我说，“可车子刚出村，老李的大小子又来事了。”老李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老大是个男孩，已经十来岁了。“小名叫黑蛋，”我父亲说。我去青城看望李伯时也见过他，当时他已五十多岁，一直负责照顾李伯的生活。“这孩子蛮孝的，”我父亲常常夸奖他。谈起过去的往事，黑蛋还有点记忆。说是出村不久，他便闹起肚子。老彭让小壁虎护着大车先走，他留下来照顾黑蛋，随后赶上。就在这时候敌人进村了。他们在李家扑了空，随后便追了出来。

　　“快跑！”老彭对黑蛋说，“追上你妈！”

　　“叔叔你呢？”黑蛋说。

　　“别管我，叔叔没事的。记住，告诉你妈让她们快走，越快越好！”

　　黑蛋倒是挺懂事，拔腿就跑。据小壁虎说，他们在前边走了没一段路，便听见后边传来枪声。他知道不好了，连忙跳下车往回跑，老远看到了黑蛋，他已经跑不动了。这时，枪声响得更猛烈了。小壁虎知道情况紧急，背起黑蛋追上大车。事前老彭已有交代，不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要保证把人送到。“我本想回去帮帮老彭，”小壁虎说，可送人的事更要紧，他只好护着大车，先奔上渡口去了。一路上，枪声在他身后响个不停，直到走出好几里地后，才渐渐听不见了。

　　当天傍晚，小壁虎把李嫂和孩子送到目的地，通过李安本的义兄把人送出了青城，可老彭却不幸牺牲了。“他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我父亲说，“他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等敌人冲上来后，便拉响了手雷。”

　　全国解放后，青城文史工作者曾对当年第三团坚守白马山的战斗生活进行过调查和研究。其中有些史料就谈到了桃花坞的战斗。当时，敌人一个排前来村里抓人，他们已获知李安本通共的情报。新四军班长彭金才（即老彭）利用村口狭长的山道，阻击了敌人整整一个上午，为李安本家人的转移赢得了时间。据桃花坞的村民说，老彭死得很悲壮，身上多处中弹，连个囫囵尸体也没留下。

　　至于小壁虎的名字，青城文史资料上也有记载，说他叫童二宝。他在完成任务后，遇上敌人在上渡口一带严密的搜捕，无法脱身。后在老李义兄的帮助下，在地洞里窝了一个多月，等风声平息后才返回山上。

　　老彭牺牲的消息使我父亲非常难过。“老李更是紧张，”我父亲回忆说，在他与杜参谋谈话的时候，李安本一直在远处紧紧地盯着他们。他急切地想知道消息，又害怕知道消息，心里极为忐忑。后来，我父亲走到他面前。他看着我父亲，紧张得浑身发抖。我父亲理解他的心情，没等他开口问，便说别担心了，她们都安全了。老李听了这话，身子一软，倒在了地上。我父亲上前扶起他，简单把过程说了一下。“老彭呢？”老李这时问，“他怎么没回来？”我父亲扭过头去，眼眶里盈满了泪水。不用说，一切都明白了。“我有罪！”李安本掯下头去，半天说了一句，然后拄起拐棍，一瘸一拐地来到通讯班的住处，冲着老彭的大刀砰砰砰地磕了三个响头。当他抬起头来，脸上已流满了鲜血。

　　打这以后，通讯班的人都说李安本变了。他不再发牢骚讲怪话，也拒绝搞“特殊化”，坚持要与大家吃同样的伙食。早在年底，团里突围前带出来的经费已经告罄，而且日本占领军也开始禁止法币流通。团里再也拿不出钱支付李安本每月的酬劳。参谋长老杨来找李安本谈话，他说我们说过的话，全都认账。不过，现在确实没钱了。“这么着吧，”老杨说，“我们先给你打欠条，有了钱马上补上。”说着，掏出写好的欠条递给李安本。李安本的金鱼眼向上一翻，抓过欠条三把两把给撕了。“你这是骂我啊！”他说，“老彭的命值多少钱？张虎娃的命值多少钱？你给我算算。我这辈子也还不上。从今往后别再提钱的事。将心比心。以前我他妈的就是个王八蛋！”

12

　　清明节过后，天气逐渐转暖，山上的环境开始好转。食物也丰富起来。那段时间，我父亲的收发报技术已有不小的长进。在李安本的指导下，已经能够上机作业。我父亲心里十分高兴，可老李却泼冷水说你还早着哩，对我父亲的训练要求更加严了。他告诉我父亲，会发报和发好报这是两回事。后者不仅要用手，更要用脑。他还说，要提高发报速度必须增加乐感。“节奏！”他每每强调说，“你明白吗？”为了弄明这个问题，他常常带我父亲去山间的溪水旁，闭上眼睛静听潺潺的流水声。“听出来了吗？”他说，“这就是节奏。”他还在电键上演示给我父亲看。他的发报如同行云流水，让人叹为观止。“这都是因为有了节奏，”他说，“你必须找到你的节奏，”他还对我父亲说，这个太重要了，节奏对了，速度就上去了，节奏一乱就会出错。“这都是经验之谈，”我父亲对我说，不过，当时他并不完全理解，只是到了后来随着经验增多，才有切肤之感。

　　5月间，青城地下党组织与山上取得了联系。一天，常与第三团来往的猎户带来了一个陌生人。此人三十来岁，穿着十分破旧，看打扮像个采药的。他自称是青城地下党的交通员，叫小林，个头不高，操着当地口音。杜参谋担心他是奸细，对他严加盘问，可他什么也不肯说，非要见顾团长不可。杜参谋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们团长姓顾？那人说，我不仅知道他姓顾，还知道他叫顾少宾。杜参谋一听更感到意外了，知道这人有些来历。这时，顾团长和参谋长正在窝棚外边听着，于是便掀开草帘子走了进去。

　　“你是什么人？”顾团长说，“我就是顾少宾。”

　　那人抬眼打量了一下顾团长，然后点点头说：“看来没错，你就是顾团长。”据他后来说，上山前组织向他描述过顾团长的长相，因此他一下就认出来了。之后，他从身上掏出一个木制的烟斗，材质是核桃木的。“我一看，就激动起来。”许多年后，顾伯对我说，“这东西我太熟悉了！”那是他亲手刻的，有一次去师部开会，让师长瞧见了，说小顾子，你手艺不错嘛，给我了。团长当时还有些舍不得，说这个没刻好，烟斗咬口绷了一块，以后再给你刻个好的。“不用了，”师长说，“就它了！”

　　如今一见这烟斗，顾团长便叫起来：“师长！是他派你来的！”那人说，他是受青城地下黨负责人老汤委派前来与他们联络的。原来，青城地下党遭到破坏了，于1941年底恢复。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中共青城地区特工委书记，名叫汤维卓。我曾查过有关史料，汤维卓，51岁，在1941年和1943年间，一直领导青城地下党工作，代号鱼鹰，公开身份是文昌纸墨店老板。

　　据小林说，第三团发给江北的电报全都收到了，由于上级在突围后一直没有联系上第三团，以为他们已遭不测，按规定毁掉了全部密码。可第三团用的还是老密码，因此江北收到了电报却无法译出。但从电报的方位和密码看，这应该是第三团发出的。至于第三团怎么到了白马山区，现状如何，上级并不清楚。直到青城地下党恢复后，他们通过地下组织前来与第三团联系。

　　“太好了！”团长激动地握住小林的手说，“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当天晚上，他和参谋长、杜参谋一起来到通讯班，召集大家开会。会上，他表扬了大家，宣布要向师部报告，给通讯班集体立功。他还特别表扬了李安本，认为他做出了重要贡献。“我要奖励你十条烟！”他说。李安本一听，金鱼眼一下子鼓起来。他已好久没烟抽了，只能用山上的干树叶揉碎了解馋。“不过，”团长接着又说，“现在没有，等我有了，再给你。”李安本一听顿时泄了气，鼓起的金鱼眼又趴了下去。众人哈哈大笑。李安本吧唧着嘴说，团长你现在给我一支，那十条我都不要了。团长说，你想得美，别说十条了，就是一百条也换不来啊！大家又是一阵笑。

　　“我们真是高兴极了！”我父亲对我说，“你无法想象我们当时的感觉，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突然大人找来了！”

　　又过了几天，小林送来了新的密码和呼号。我们很快与上级取得了联系。第一次给师部发报时，团长、参谋长都站在边上看着。李安本亲自上机，他的发报速度飞快，师部的报务员应接不暇，几次中断。李安本火了，不停地要求换手。直到师部那边换了一个老手才勉强跟上。“我是压了键的，”李安本事后得意地说，“就他们那水平，根本不行啊。”半个小时后，师部电台终于给了收据。在这份电报中，第三团详细报告了他们突围之后，坚守白马山的情况。很快，师部回电了，对第三团的战斗精神高度赞扬，并传达了总部首长的指示，要求该团休整待命，俟时机成熟，即行归建。当天晚上，团长向全团官兵传达了这一精神。立时，群情振奋，最后团长亲自指挥大家高唱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

　　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每个人都热泪盈眶。李安本也站在队列中，跟着大家一起唱，虽然他不知道歌词，旋律也不熟悉，但同样情绪激动，高声唱着，仿佛他也是我们中的一员。

　　自从与上级电台取得联系后，通讯班的任务繁忙起来。除了与师部联系外，还与青城地下党电台定期联络。为了随时了解国际国内形势，团长还把我父亲找去，要求我们抄收新闻台的电讯。我父亲有畏难情绪，因为电台报务员少（就我父亲和李安本两人），新闻报一般较长，拍发速度快，抄收起来有难度。那时，我父亲已经能够上机，但毕竟还是新手，收发报都还不熟练。而对新闻抄收，李安本认为没啥意思，不大爱抄，大多推给我父亲。这下，我父亲可苦了。一上机，有时连WC都来不及处理。“其实，苦一点不算啥，”我父亲对我说，“问题是常常出错，漏抄、错抄，层出不穷，经常是收不完整。特别是山区雷雨多，每当信号不好，还有整段都收不下来。团长看了我父亲抄的新闻，便直皱眉头，说这样可不行，新闻台和联络台一样重要，马虎不得。“这是思想问题，”他不听我父亲解释，指着脑袋说，“你们首先要提高认识。”我父亲挨了批评，便找李安本谈话，敦促他上机，与此同时苦练收报技术。那段时间，我父亲的收发报技术都提高很快。“老李还教了我一手，”我父亲说，“那就是压码抄收。”所谓压码抄收，就是对方发第一个数码时，并不急于抄收，而是用心记忆，等对方发出第二个数码时才抄第一个码子，如此类推。优秀的报务员可压一组（四个数码），甚至更多。压码越多，水平越高。李安本收报时，有时可压三四组数码。“真是太厉害了！”我父亲说，“这样的水平，除了他，我再也没见过。”

　　压码最大的好处是提高抄报速度，提升抗干扰能力。在李安本的悉心指导下，我父亲的收报速度提高很快。离开白马山前，他的抄报速度已能达到了每分钟140码，这已是相当高的水平。

　　由于与组织取得了联系，第三团的生存状态有了很大改善。尤其是青城地下党组织给了我军很大的支持。在后勤供应上，他们不仅帮着秘密筹粮，还雪中送炭，送来山上紧缺的食盐、药品，包括无线电配件以及铅笔、纸张（这些都是收发报急需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耳目变得灵通了。山下敌伪军的动向可以随时掌握。地下党的同志还通过电台和交通员给我们送来大量的情报。利用这些情报，第三团趁敌人不备，发动突袭，敲掉了敌人的几个据点，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当地百姓深受鼓舞，一些青壮年纷纷上山投奔第三团，使部队进一步壮大，人数达到五百余人。

　　8月份，进入了炎热的夏季，这时第三团在白马山已坚持了一年多了。终于，有一天，师部来了电报，通知第三团时机成熟，总部已决定他们择机北上，与大部队会合，并附有详细的计划和行动路线。李安本收完电报后，立即OK，给了收条。杜参谋译完后，感到情况重大。“要不要再确认一下？”他对我父亲说。老李在一邊，马上不高兴了，他说你不相信我，我老李收的报还要确认？他感到受到侮辱。杜参谋说，不是不相信，是确保万无一失，尤其是行动计划和路线，不能有丝毫差错。“错不了，我敢保证，”李安本坚持说，“错一个字，你们杀我的头。”

　　这时，团长接到报告，走了过来。他看完电文，然后说杜参谋说得对，马上确认。李安本有些抹不开面子了，他说：“谁爱确认谁确认，我可没这个闲工夫。”说着，双手往胸前一抱，靠在了边上的石头上。

　　“李安本！”团长这时突然叫了一声。李安本吓了一跳，因为团长从没把他当作自己的兵，对他说话向来客客气气，也从没用过这个口气。他一下子从地上跳了起来，下意识地应了一声：“是！”

　　“马上确认，我命令！”

　　“是。”

　　李安本又应了一声，连忙上机呼叫。确认结果，准确无误。事后，参谋长说，这个老李像个兵了。团长一听便笑了，嗬，你瞧我，一急倒把这茬给忘了，还真把他当成自己的兵了。老李也挺高兴，他说本来嘛，我早已是你们的人了。

13

　　原定的北上计划是8月底。团长与青城地下党联系，打算在离开白马山之前，将李安本送走，让他与家人团聚。李安本得知这一消息，既高兴又有些恋恋不舍。临走前，我父亲组织全队举行了一个欢送会，团长也来参加了。炊事班烧了几个好菜，司务长还拿了两瓶当地产的青城老窖。大家边吃边喝，情绪都十分激动。团长说，老李是第三团的大功臣，我们永远都别忘了他。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好好报答他。众人都说是啊，纷纷念起李安本的好来。就连那些过去对他有意见的战士也动了真感情，紧紧和老李抱在一起。老李眼泪汪汪，一个劲地检讨，说自己脾气臭，得罪了大家，你们能多担待，我就放心了。他还举起酒杯，敬了老彭、张虎娃等牺牲的同志，说他今生报答不了他们，等来生结草衔环也要报答。说完，把酒洒在地上，大哭不止。

　　按照事先的安排，第二天早上，交通员小林来接李安本下山。当天夜里，为了让老李休息好，我父亲便自己值班。半夜里突然传来师部电台呼叫，此时天降大雨，雷电交加。我父亲按照正常操作办法，调试频道，按下电键，又试了馈线却没有出现火花，这说明信号没有传输出去。这是咋回事？我父亲急了，又连着试了几下，还是没有反应。这时，警卫员已通知杜参谋，因为密码由他保存，听说师部来电，而且是夜间，肯定很紧急，于是杜参谋立即赶了过来。我父亲急得满头大汗，开始手忙脚乱，杜参谋也急得团团转。“老李呢？快把老李找来！”他大声喊道。不一会儿，老李赶到了。他检查了发报机，没有发现异常。又检查手摇发电机，证明有电力输出。于是，怀疑发射管有问题。可换上备用管后，仍然没有信号输出。他马上抽出平时教我父亲时画的线路图和零件配置图，一边指给我父亲看，一边用万用表检查，最终发现输出一端的一根接线松开了，因此信号无法传至馈线上去。找到原因，故障很快排除。“好了，”他又试了一下发报机，示意我父亲，“收吧。”

　　然而，这时雨更大了。雷声隆隆直响，闪电不时照亮夜空。由于干扰太大，耳机里传来滋啦滋啦乱响，信号根本听不清，难以抄收。我父亲急得满头大汗，不断要求对方重复。对方也火了，要求换手。“飞锤，”师部报务员回电说，“让飞锤上！”他们说的“飞锤”就是李安本。我父亲连忙示意老李，让他上。李安本上机后，一边调试好收报机，一边从容不迫，全神贯注，刷刷刷，没一会儿就抄收完毕，然后给了收据。对方显得很高兴，连着给了两个“TKS”（thanks，谢谢），而后又来了个“GB”（good-bye，再见）。

　　这是一份重要的紧急电报。总部首长指示，第三团北上计划有所改变，具体指示由青城地下党传达。

　　第二天一早，小林就上山了，准备接李安本动身。但李安本突然决定不走了。“我还是等几天吧，”他对我父亲说，“一年多都过去，也不差这一天两天。”原来他是担心昨晚的事再发生。“在这节骨眼上，我还是留下来的好。”我父亲大喜过望，确实，紧急情况下再发生昨晚的事，岂不要误了大事？我父亲连忙把这事报告了团长。团长说好啊，这个老李觉悟提高了。杜参谋也说，有他在我们就放心了。我父亲把这话转告给了李安本。“什么呀，”李安本说，“啥的觉悟不觉悟？将心比心，我就是想再帮帮你们。”

　　又过了几天，眼看就要到白露了。山下地下党来人了。这一次是青城地区特工委书记老汤亲自出马，可见事情重大。汤维卓中等身材，微胖，戴着黑框眼镜，说话不紧不慢，举止沉稳，显得老成持重。那是我父亲第一次见到他。“从模样上看也没有什么特别，”我父亲对我说，“你一点也看不出来，他就是代号鱼鹰的传奇人物。”

　　汤维卓上山后，与团领导谈了整整一上午，中间几乎没有停顿。谈完之后，他就下山了。团长立即把我父亲找了去，布置任务。“你准备一下，马上跟老杨下山，”他吩咐道。原来，汤维卓带来了新的指示，青城伪军第一二二团已做好起义准备。上级要求第三团配合一二二团起义。起义后的一二二团与第三团建立东进独立旅，由顾少宾任旅长，原一二二团团长许江东任副旅长，向江北开进。总部指示，必须保证这次任务顺利完成。尤其是一二二团起义对敌伪势力是极大的震慑，更要确保他们安全地进入江北根据地，不容半点闪失。为了保证这次任务完成，总部更换了新的密码，由汤维卓带来。考虑到山上装备落后，易于被敌无线电侦察，总部还要求采取更严密的反无线电侦察手段，即每隔一个时段便通过密语变更波长和呼号。

　　团长交代完任务后，我父亲立即返回通讯班进行传达。根据团长的指示，电台和李安本留守山上，我父亲随杨参谋长下山，与山上联络时可用一二二团电台。

　　当天晚上，杨参谋长便带着我父亲下山了，随着参谋长一起下山的还有一个班的警卫，事先都换上了一二二团的服装。

　　一二二团驻地在长沟镇。团长许江东原是西北军的团长，毕业于陆军大学，河南信阳人。他与赵九一向不和。赵九出任保安旅长后，处处刁难他。上渡口惨案后，许江东对赵九的做法极度不满。赵九为此怀恨在心，诬告许江东通共，还以煽动学生闹事为由，把许的弟弟许江南（青城师范校长、进步人士）抓了起来，后许江南死于狱中。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

　　青城地下党利用许、赵矛盾，一直在做许江东的工作，希望他弃暗投明。许江南死后，赵九进一步罗织罪名，意欲置许江东于死地。在此情况下，许江东决意率部起义。

　　一二二团共三个营，其中第一、二营是许江東原在西北军的老班底，营长也是许的老部下，但第三营是后来招募的，营长蒋庭顺，外号蒋扁头，是赵九在青帮的门徒，极不可靠。此外，为了加强对许江东的监视，赵九还委派自己的一个把兄弟范鸣三到一二二团任副团长。范是师爷出身，爱抽大烟。他的护兵随时都携带烟具，以方便他食用。

　　参谋长带着我父亲等人进入长沟后，为了不引人注意，在许江东的安排下住进了他的私宅。“那是一个很大的宅院，”我父亲说，“前后有好几进。”我父亲他们住在后院，许宅原有一部电台，也交由我父亲使用。

　　起义时间就定在白露那一天。当日，赵九在长沟召集一二二团营、连长会议，布置新的清剿任务。各乡、镇长、区署主任、部分参议员等也参加了。可不巧的是，第三营营长蒋扁头偏偏身体不适，请假没来。许江东与杨参谋长商量，认为赵九来长沟只带了一个连的卫队，机会难得，决定执行原定计划。我父亲立即开机与山上联系，报告情况。很快，山上便来了回电。那熟悉的手法一听就是李安本的。而且他有意放慢了节奏，以便我父亲抄收。“这家伙好起来，倒是很能体贴人的。”我父亲对我说这话，语调里充满了感激。我父亲译完电后，交给参谋长。参谋长一边看着，一边说：“好，好，团长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当天下午，青城特委书记汤维卓也悄悄潜入了长沟镇。他在房间里与参谋长，还有许江东的副官（许由于参加赵九的会议，无法脱身）进行了一番密谈。谈话结束后，老杨让我父亲马上给山上发报，具体报告了实施方案。开机后，我父亲先发了一句密语，得到对方回复后，随即改变了波长和呼号。这是一种有效的反侦听手段，即使敌人能够破译我们的密码，由于波长和呼号的突然改变使他们无法及时跟踪侦听。等到他们重新捕捉到我们的电波，电报已经发完了。这个手法简单易行，是我军通信兵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

　　按照实施方案，第三团于夜间8时下山，派出一营在游击队的配合下于小杨岭一带设伏，防止第三营蒋扁头部增援长沟，其余主力则前往长沟，消灭赵九，确保一二二团起义成功。

　　凌晨1时，起义开始了。事前，许江东已做好工作，第一、二营营长都支持起义。他令驻扎长沟的第一营包围镇子，令驻三里店的第二营于夜里1时全部开抵长沟，配合第一营行动。行动开始后，許江东坐镇团部，带人首先抓捕了范鸣三，带到院中就地正法。这家伙还没反应过来便稀里糊涂送了命。与此同时，许江东的副官带人直奔镇上的董家祠堂。当天晚上散会后，当地士绅设宴款待赵九。他喝完酒后，天已太晚，便没有回城住在了这里。许江东的副官带人来到祠堂，谎称有事禀报，乘岗哨不备，便缴了他们的械，然后直扑卧房，将赵九从床上提溜了起来。赵九大喊大叫：“高达民，你想干什么？你敢背叛长官，我饶不了你！”高达民是许江东副官的名字，他被赵九这一通大喊大叫，猛地吓住了。这时，杨参谋长带着人从后边赶来了。他大喝一声：“赵九，你的死期到了，还敢耍横？”赵九看着来人眼生，便说：“你是何人？”

　　“我是新四军！”

　　赵九一愣，转身扑向床边想取枪，老杨抬手便是一枪，打在他的后背上。他往前一扑，倒在地上。老杨又跟上去，补了一枪。他肥胖的身体在地上挣扎了一下，便不动了。

14

　　起义顺利地取得了成功。东进独立旅也宣告成立。但一二二团驻三里店的第二营在向长沟开拔时，有一个连发生哗变，使消息走漏，青城敌伪军调集了大批军队前来围剿，这就打破了我军原先的计划。“我们原想抢占上渡口，从那里向繁昌进发，”我父亲告诉我，“但由于敌人事先觉察，迅速向上渡口增兵。部队开至半途，得知情报，只能退回。”江北指示，执行第二套预案。即退回白马山，由那里绕道南陵前往江北。当时往南陵的路有两条，一条向北，一条向南。“都是山路，”我父亲说，“向北走距离较近，向南走相对较远，而且道路险峻。”一般看来，我军会选择向北之路，这样可尽快抵达南陵。但实则不然。我军决定走南路，这样出奇不意。为了掩护南路大部队行动，独立旅和青城地下党制订了一个声东击西的方案。具体办法是，派一支小分队向北走以引诱敌军。“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顾团长，这时已是顾旅长，把杜参谋和我父亲找去。“你们带上电台，沿途不停地发报，造成大部队行动的假相。明白吗？”

　　“明白。”

　　“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吸引敌人。”旅长交代说，“要大量地发报，以假乱真，让敌人相信我们正在向北进发。”

　　“是。”

　　“你们只有吸引了敌军，大部队才有可能脱身。”他接着又强调说，“这次你们孤军作战，没有任何人接应。大部队到达南陵前也不会与你们联系。这个任务相当艰巨，也很危险。你们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是。”杜参谋和我父亲都说，“请旅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汤维卓这时插话说，我们会派熟悉地形的游击队同志配合你们行动。杜参谋说好，谢谢地方同志。

　　旅长走过来，握了握杜参谋和我父亲的手，“时间紧迫，快去准备吧。

　　“等等，”这时，一直没说话的许江东开口了，他说高副官有话说，接着向高副官示意了一下。高副官从一边走到顾少宾和汤维卓面前，轻声嘀咕了一会。顾少宾面有为难之色。“这个，怕不合适。”

　　“怎么了？”

　　“他不是我们的同志。”

　　高副官看了一下许江东，他们似乎有些不相信。“这怎么会？”许江东说。旅长一时也无法解释，他扭过头来，看了我父亲一眼，问：“老李走了吗？”

　　顾少宾突然这样一问，我父亲也不知道他的意思，便说已把他交给交通员了，他们会送他走。

　　许江东说，先不要让他走。

　　“这个，”我父亲一愣，因为早就说好了，在我们转移前送他走的。“我不明白。”

　　许江东这时解释说，敌军长期监听第三团的电台，对李安本的手法非常熟悉。“他是贵团电台的骨干，”许江东说，“刚才高副官提醒得好，如果敌人发现发报的不是他，很可能会引起怀疑，使我们的计划功亏一篑。”

　　应该说，这个考虑不无道理。敌人也不是傻子，极有可能会发现这个问题。一般骨干电报员肯定是跟着大部队，跟着首长的，这也是常识。“可是，这不现实，我父亲说，“他已经做得够多的了，不能再让他冒这个险。”

　　许江东坚持说，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关键在这个“明”字上。要想声东击西，不露破绽，必须事前思虑周全。否则，行动就失去了意义。他建议我们再考虑一下。汤维卓也认为许江东的意见有道理。“计划必须完美，”他说，“如果连我们都能轻易地发现的问题，敌人肯定也会发现。”但我父亲仍然坚持己见，认为这事无论如何开不了口，而且他也不会答应。双方为此几乎争执起来。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一声：

　　“报告！”

　　“进来。”顾少宾说。

　　门开处，李安本走了进来。众人一愣，顾旅长说你怎么还没走。“我是来告别的，”李安本说。“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停了一下，他又说。顾少宾走到他面前，说，老李，你既然都听到了，我们也不瞒你了。这次转移关系到全旅生死存亡，但我们决不会勉强你。“绍明说得对，”他看了看我父亲，“你为我们做得够多的了。我们不能再要求你。”在旅长说这番话时，李安本一声不吭，静静地听着。等到旅长说完了，他忽然来了一句：“我没问题。”

　　顾少宾一愣，仿佛没明白他的意思。“我是说，”李安本这时补充道，“我可以去。”

　　我父亲大感意外。“老李……”他叫了一声，李安本鼓起金鱼眼，朝我父亲翻了一下，说：“送佛送到西，帮人帮到底嘛。”

　　旅长说这很危险，李安本说我知道。他的表情显得很郑重，似乎早已深思熟虑。“什么都不用说了，”许多年后，顾伯回忆说，“他站在我面前，像个真正的战士。”他走过去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句：“好样的！”

　　

15

　　行动开始了。

　　我父亲原定走北路，担任掩护，由于李安本出马，结果被调至南路，随大部队行动。“要不是老李，”我父亲后来常说，“我说不定早就见马克思了。”开始，我父亲坚决要求和老李他们一起走，但旅长这边需要一个报务员，不得不留下。

　　大部队一路向南猛突，但电台始终保持静默。相反，北路小队频繁发报，他們把平时抄收的新闻稿都拿出来，反复发送。这是事先计划好的。果然，敌人上当了，开始调集兵力向北围追堵截。“我们向南走了一天后，就发现计划成功了。”我父亲回忆说，因为除了地方守卫部队，并没发现大股敌人。旅长下令全速前进，争取时间。他说北路一定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我们越快到达，他们的压力便会越快解除。部队昼夜兼程，每天只有四五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一二二团是原来西北军的班底，也相当能吃苦。路上打了几个小仗，但并没引起敌人的重视。据事后得知的消息，驻青城日军指挥官藤田五郎大佐曾多次接到南路发现我军大部队的报告，但他并不相信，以为这是新四军的调虎离山之计。因为日军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跟踪监听，并随时向他报告，证明新四军的电台就在北路。这一错误的判断使他坐失良机，打好的算盘完全落空。

　　白露过后第七天，我军终于突破重围，来到了江边，与江北前来接应的部队胜利会师。部队到达时，已是深夜。旅长顾不上休息，下令立即架设电台，与北路联系。“那是一个十分炎热的夜晚，”我父亲清楚地记得，他们来不及找地方，就在江边一个渔棚边架起了电线。虽然由于急行军，部队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许多战士在等待渡船时便倒头便睡。“我也困得要命，”我父亲说，“但心情更加急迫，架好电台后马上就开始呼叫。在等待回复时，我的心一直在发抖。”旅长和参谋长都站在我父亲边上，等候消息。我父亲连续呼叫，一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回音。大家浑身是汗，心都焦烂了。“他们也许在行动中，没有架设天线。”我父亲这样说，与其是安慰首长，不如说是在安慰自己。这时，渡船已经陆续到了，有人来向旅长报告。旅长指示我父亲继续不停地呼叫，一刻也不要停。“一有消息，马上向我报告。”吩咐完了，他便和参谋长一起到江边指挥部队渡江。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天渐渐亮，东方泛起一抹淡淡的晨光。我父亲又累又饿，差点睡着了，这时突然耳机里传来声音。我父亲兴奋地大叫：

　　“来了！来了！”

　　有人立即前去报告旅长。不一会儿，旅长和参谋长都小跑着过来了。“怎么样，怎么样了？”旅长连声问道。

　　可耳机里忽然出现了长时间的静默。我父亲一边调整波长，一边连续呼叫。“怎么回事？是他们吗？”旅长问道。我父亲说是的，肯定是的。“他们情况如何？”团长又问，我父亲摇头道：“不知怎么突然断了……”

　　“呼叫，给我呼叫！”

　　我父亲连续不断地敲击着电键，也不知敲了多久，时间漫长得令人窒息。终于，嘀嘀哒哒，嘀嘀哒哒，耳机里传来熟悉的电波声。“老李！是老李！”我父亲叫了起来。众人一片欢呼。“嘘——”我父亲做了噤声的手势。大家随即安静下来。我父亲急忙开始抄报。抄一句，参谋长就迫不及待地拿过去照着密码本翻译，可一句也翻不出来。“这不对啊，”他对我父亲说。我父亲抄完报后，接过来一看，头脑顿时嗡了一下。

　　“这是脑记密码！”

　　“什么意思？”参谋长问。

　　我父亲解释说，这说明他们已经销毁了密码，因为脑记密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用。“看来他们已非常危险，否则不会销毁密码。”我父亲说。

　　旅长问能翻出来吗？我父亲点点头。好在李安本教过他脑记密码的方法，凭着这种方法，他把电文翻译了出来。大意是，他们已身陷重围，弹尽粮绝，密码已毁，电台也即将销毁。

　　旅长说：“告诉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回来，我们等着他们！”我父亲把电报发出后，对方一下子没了声音。按照李安本的操作惯例，他每收完电报，都要给收据。可这次却是例外。

　　“收到没有？”旅长问。

　　我父亲摇摇头。

　　“呼叫，给我呼叫！”旅长大声命令，声音都有些变调了。

　　我父亲不停地呼叫，身上大汗淋漓。也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几分钟，也许十几分钟，忽然收报机又有了声音。我父亲扶了一下耳机，连忙抄收，没想到抄下来的却是一组明码：

　　再见，战友……

　　“坏了！”我父亲心里一沉。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没容他多想，耳机里又跳出一串明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随后，耳机里的声音戛然而止。“我一下子呆在了那里，”我父亲说，“就像瞬间失去了意识。”旅长接过抄报，半天没有说话。他默默地摘下帽子。我父亲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在场的人也都慢慢地摘下了帽子。周围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有江风划过长空，发出尖厉的呼啸……

16

　　部队顺利地撤到了江北。此后，我父亲调到军部电台工作，由于技术好，一直跟随军部首长，参加了一系列的重大战役。直到全国解放后，转业到地方。调回省里工作后，他曾去白马山旧地重游。特别了解了一下当年北路诱敌之事。可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当地百姓只记得1942年秋，日伪军调集重兵沿着白马山北侧一路追杀新四军，在大龙山一带发生激战。被围的新四军和游击队全部阵亡，无一幸免。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查阅过由青城市政协编撰的一套文史资料选辑。上边有不少关于新四军坚守白马山并突围的记载。其中部分文章也提到过北路诱敌，掩护大部队转移之事，但都非常简略，更别说提到李安本了。“其实，我以为他早死了。”我父亲曾经对我说。直到“四人帮”粉碎后，青城市有人来找我父亲。我父亲那时已官复原职。“李安本？”我父亲又惊又喜，“他还活着？”来找我父亲的就是李安本的大儿子黑蛋。他那时已经四十多岁，我父亲对他并无印象。“不过，错不了，”我父亲说，“瞧他那长相，尤其是那双金鱼眼，活脱和老李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原来，李安本是从报上得知我父亲的消息，便让他儿子来找我父亲。“文革”中，老李由于历史问题（曾参加过国民党部队），被打成“四类分子”。他要求平反，因为他曾帮助过新四军，但空口无凭。黑蛋来找我父亲，就是想请我父亲写证明，帮他证明这件事。“这没问题，”我父亲说，“你爸不仅帮过我们，而且立过大功。”

　　过了几个月，我父亲去青城出差，便顺道去看了李安本。这是他们分别三十多年后第一次见面。两人都激动不已。“没想到，你老兄还活着！”我父亲一下子和他抱在了一起，久久不愿松开。那时，李安本的家已安在小杨岭。1950年，修建白马山水库，桃花坞、油嘴坊一带的村庄都沉入水底，村民也都整体迁出。“难怪我没找到你哩！”我父亲说。谈到那次北路诱敌，李安本说，他们三十多人，包括部分游击队，利用山路掩护，边走边发报，后来敌人越集越多，最后他们被围在大龙山，全部战死，只有他一人活了下来。“这多亏了杜参谋！”李安本说，当时接到我父亲呼叫时，只剩下他和杜参谋了。在这之前，杜参谋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不仅销毁了密码，还下令砸掉电台，恰在这时你的呼叫到了。“由于密码已毁，我只能使用脑记密码，”李安本回忆说，“天亮时分，敌人又开始进攻了。杜参谋口授了最后一份电文，然后令我砸掉电台。”据李安本说，在敌人冲上来之前，杜参谋用绳子将他放下悬崖，然后砍断了绳索。“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我，”李安本说到这里，闭上眼睛，好像在缓和一下情绪。“他对我说，下去后别管我，赶紧走。我说你呢？他说，我答应过团长，要保证你的安全，就一定要做到。”李安本说到这里，声音哽咽了，他埋下头狠狠地抽着烟。尽管过去三十多年了，他依然激动不已。“你们全是好样的，”他说，“老彭是的，杜参谋也是的。”

　　“我算服了，”停了停，他又说，“我也不瞒你， 我原来挺讨厌他的。”他指的是杜参谋，“平时总是绷着脸，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可到了节骨眼上，却顶天立地，是个了不起的汉子！”

　　我父亲说，你也很了不起，没有你，也许就没有我们成功的突围。后来，我父亲为了帮助李安本落实政策，多次和有关方面说过这个话。

　　1985年，接到李安本病危的电报后，我第二天便随父亲赶去看他。当时，李伯老年痴呆已好几年了，什么人都不认识，很多事也不记得。我和父亲赶到后，已是黄昏时分。李安本已陷入弥留。我父亲拉着他的手，连声叫着老李，老李，我来看你了。李安本微微地睁开眼睛看着我父亲。“我是绍明，是你的徒弟，你还记得吗？”我父亲大声说，“白马山……电报……”说着，用手指在桌子上嘀嘀哒哒敲了几下。

　　李安本的眼睛慢慢地亮了起来。他费力地挣扎着，让黑蛋把他扶了起来，接着，伸出枯瘦的手指在桌上轻声敲击起来：嘀嘀哒哒，嘀嘀哒哒……“我仿佛在梦中，那熟悉的手法又回來了，”我父亲说，但他听着听着，眼泪再也止不住，簌簌地滚落下来。因为他听出来了，老李敲的是：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选自《人民文学》2018年第7期

　　原刊责编 文苏皖